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家所谓的"旅游"就是父亲一次离家两三个星期。不难理解，他不在家时母亲非常孤独不安。我嘴上不说，但内心很同情母亲。我和母亲喜欢玩拼字比赛游戏，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一起坐下来看沃尔特·克朗凯主播的《CBS晚间新闻》。我与母亲一样很关心时事，每天早晨读保守的《圣路易环球民主报》，下午读开明的《圣路易邮电报》。当时新闻里充斥着关于越南战争、反战运动、民权、林登·约翰逊总统陷入困境、理查德·尼克松重返政坛等消息，当然还有圣路易红雀队的赛况。我和母亲在政治上观点一致，这些时刻是我和她关系最融洽的时候。不幸的是，那些日子我似乎不由自主地为父亲所做的一切辩护，父母的关系日益僵化时，我和母亲的关系也随之僵化了。让我难受的是，我发现自己夹在越来越大的家庭裂缝中。我是中间的孩子，随时都可能被拉到任何一方，在这样的挣扎中我学会了"穿梭外交"、谈判以及与逆境做斗争的本领。这样的本领让我在后来的生意场和生活中受益不少。
一是因为身体发育，二是因为总是永不满足地尝试新式食物（享受吃的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到12岁时我变胖了。我记得，母亲带我去买衣服，还是在所谓的"高人、胖人区"买的。母亲越来越担心我的饭量太大。但是被要求注意饮食感觉像是接受惩罚，只会刺激我吃得更多。那个年代人们节食通常是计算摄入的卡路里，于是外祖父欧文给了我一本节食书，几乎列举了天下所有食物的卡路里数值。他答应我，减掉一磅重量就给我一美元，鼓励我将每天吸收的卡路里详细地制成图表。母亲开始给我做"无盖"三明治，用的是超薄的"佩珀里奇农场"白面包切片。
可是到了星期天早上，我和弟弟汤米（经常是我偷食的同谋）会在6点钟爬起床，蹑手蹑脚地打开冰箱，翻腾着吃剩的食物。我们用烤焙炊具做美式奶酪三明治（把三明治在锅里煎一下，黄油发出的浓浓香味足以把全家人从睡梦中弄醒）。还有，不用撕坏包肉纸上的封条，我就能熟练地打开熏肝香肠--它是我们家厨房的主料之一--的包装，然后刮掉一片肉，小心翼翼地将包装恢复原样。即便是无所不知的母亲也从来没有觉察过我们的行动。
尽管在我十几岁时，母亲对"吃"这个话题很敏感很紧张，但是最终没有人比她为我在餐饮业的成功而更开心--或许除了一个人，外祖父欧文。他起初劝我远离这种"烂生意"，但后来却表现得非常自豪，直到他2004年去世的那一天--享年94岁。有趣的是，是这一对父女让我清楚地记住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也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坚定了我对美食的喜爱与热情：不但喜欢它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价值、它传递的爱的真谛。
在威斯康星州北部，我曾度过6个美好的夏天，也就是在那里，我参加内巴加蒙野营时学会了用明火烹调。这是清一色的男人野营团，参加者都是家族的男丁，我父亲、叔叔、姨夫、舅父、堂兄弟、表兄弟。内巴加蒙野营强化了我在家被教育的伦理道德准则。周日晚上的营火会，我们称之为议事营火会，是每周的例行仪式，鼓励露营者以"道德规范"为主题表演滑稽短剧。通过这样的短剧我学会了如何在精神上更亲近大自然及周围的环境。
周五晚上则是野外烹饪聚会之夜，我们学习劈柴，找引火用的木柴，准备烹饪的配料，用荷兰烘箱荷兰烘箱：一种开口在侧面，装有隔层的置于明火前烧烤食物的金属器具。--编者注或在煤堆里挖个小坑放个金属片做炉子，在上面烧肉、熏肉、烤肉。我们还学习用铝制的"反射炉"烤蛋糕，反射炉支在火坑边上，原理就是让它将明火的热量反射到平锅上来烘焙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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