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窗前小桌子后面坐下，望着蓝湛湛的天边片片浮云移动，我浮想连翩。送走了浮云，迎来了上弦月，没有李白的雅兴，"举杯邀明月"，现在只能吃点粗茶淡饭，聊以糊口，哪儿有酒呢?失去了自由的人，独处临时牢房，怎么有资格"邀明月"呢?真是"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杜甫：《江溪》)。病了，被押到隆福医院去看病，受到那个挂号处的人白眼和侮辱，有什么办法呢?我深深体会到杜甫的诗句："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我没有弟弟，只有一个哥哥，受到"文革""造反派"的冲击，身遭迫害，无以为计，寻了短见。也可以说"分散"了，一在九泉之下，一在"动乱"人间。我倒是有个"家"，并且就在北京西城区，可是我病了，是活着，还是死了?谁来"问"呢?但是我吞下难咽的耻辱和冷酷，并不悲观，更不失望，"四人帮"不过是"跳梁小丑"，窃取的政治权力不可能长期掌握在手里，来日无多，他们的喽们也不会永远跳梁下去的。曹操说得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当然，我不是"老骥"，也不"伏枥"，而是身陷囹圄--在临时牢房里被"监护"，但只能"监护"我的身体，不能"监护"我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奋斗终生的"志"。我要想法跳出囹圄。 向对外文委留守处催促，我要求尽快做出政治结论，恢复自由，其中当然包括推翻一切诬陷不实之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留守处回答，你的问题属于中央专案组，我们管不了，但你的要求可以代你向上反映。 中央专案组分三个大组：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第一组大概是大案要案，审查对象大半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中央负责同志，把我列在第三组，划为周扬的"文艺黑线"人物之一，后来听说，又转到第二组(原来主要审查军事负责干部)，确实情况，不甚了了。因中央专案组审问我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稍微壮实一点儿，一个瘦而高，前者稍微客气些，讲话比较注意听取我的意见；后者态度凶狠，动辄对我训斥。他们两人也许如旧小说戏剧上所说的那样，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唱腔不同，手法各异，目的是一样的。他们的姓名一直对我保密到现在。我请教过他的尊姓大名，对方避而不谈，认为没有必要知道他们的姓名。留守处还设立了我的专案组，我问他们和她们中央专案组工作人员的姓名，也说不知道，顶多说个姓，叫老李。姓李，名什么?没人说了。虽然在反革命"四人帮"继续横行的时候，负责审查列为"专政对象"的人也不敢说自己姓名，可见理亏心虚，怕承担责任，留下抵赖和逃避责任的后路，使被害者没有地方去找他查问，以便法外逍遥。当然，他们是受"四人帮"指使而行动的。不讲事实，不讲道理，没有证据，或者迫使他(她)人出具假证，违反法律，为所欲为，效忠主子，以售其奸。看来，中央专案组奉命办事，不会听取"专政对象"的意见和要求的。 "诸葛大名垂宇宙"，周恩来同志名扬世界，大大超过诸葛亮，特别是"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挺身而出，砥柱中流，"长淮横溃祸非轻，坐见中流砥柱倾。"(丁鹤年《自咏》)为了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他足智多谋、千方百计管工作，抓生产，保护和援救将被或者已被打倒的革命干部和重要民主人士。我从"小道消息"中知道，许多老干部由于恩来同志过问，才从狱中、干校或者什么地方出来，回到北京。每次中央召开重要会议，往往在会议前夕释放一批被打倒的革命干部。从《人民日报》的消息报道中，我知道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要召开了。 这是绝妙的良好的机会。 写了一封扼要陈述将近七年失去自由的遭遇和情况的信，我托人转给周总理。1938年在武汉第一次见到恩来同志，曾经直接或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屈指算来，35个寒暑已经过去了。我的情况，他是了解的。1944年冬天找我谈调到重庆工作的时候，他事先还看过我的档案哩。 1973年8月中旬，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对外文委留守处的一位负责人通知我，准备一下，你可以回家了。我马上问他：我的政治结论呢?他说，等专案组以后通知再说吧。 我心里明白恩来同志收到信以后过问了。先恢复失去的自由也好，在家里比在"临时牢房"里等候"政治结论"要强得多，何况我的"政治结论"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早就做了。饥不择食。失去自由的人，多么盼望得到人们不可缺少的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的自由啊! 我自由自在地走出南小街对外文委留守处的大门，深深呼吸了一口空气，随着熙来攘往的人群走去，时不时不自觉地回过头去向身后望望--七年来，每次出去，都有"造反派"在身后押赴医院和劳动场所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已经养成了习惯，一旦身后没人"押"着，反而不知道怎么走了。所以，习惯地回头看看已经不"押"着我的"造反派"的身影。我搭上公共汽车到了火车站附近下来，换乘1路公共汽车，向天安门驶去。 回到已经不完全是我的"家"里，一般从异乡归来常有物是人非之感，我呢?早已"人非"，"物"也"非"了。原来五间一套住房，我被关在北京"牛棚"以后，又押赴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她看到我被打翻在地，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全国批判"大毒草"《上海的早晨》，押到干校监督劳动，这一辈子肯定完蛋了。她主动退掉一套住房中的三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收，告诉她：高级干部的问题未做结论以前，待遇不变，不要退，你现在退房容易，将来再要房子就困难了。她坚决退掉。退房子，公家给我配备的书桌、沙发、椅子、地毯等等就搁不下了，怎么办?一个字："退"!我的衣物和书籍，她藏在剩下的两间房子里，准备离开我。出于她的意料之外，我从河南息县干校回到北京，更没料到又从"临时牢房"回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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