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在12月6日中日两军交战后，竹添进一郎对金玉均、洪英植说：“日本公使保卫主上，反而累及主上，不如暂为退兵，似为善后之策。”金玉均大惊，用日语说：“你退兵后，我们怎么办?”竹添说：“中国先发无礼无理之举，污辱你我两国，我国当以兵从事，你们应跟从我国之后，请立即决定。”洪英植心想，自己与袁世凯素有交情，或许能保安全，便说：“我当随大驾。”金玉均对洪英植说：“你保护大驾，我放心了。你在内，我们在外，将有回复之日。”
金玉均等去向国王告辞，国王说：“今当如此危乱之时，卿将弃我到何处去呢?”金玉均含泪说：“臣等蒙国厚恩，何敢违背?今日不随殿下而死，则异日为国为君有更睹青天白日之时，权且告别。”于是金玉均等随竹添而行，出宫门至北山，金玉均对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说：“今随竹添而去，我们生死不知，不如各自分飞，其中或有一两人保命。”众人正在讨论之间，竹添派浅山来说：“我兵回公使馆，各位勿疑，速来。”金玉均等4人便改装混入日本兵的队伍。
时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村上中队长召集各处士兵，点名完毕。竹添对村上说：“速回公使馆。”村上带队下山，幸而中国军已经收兵，没有受阻。此时城中各处火光烛天，日本兵沿山背出翠云亭，见公使馆的旗杆隐约于火光之间，知道馆舍还存在。行入市街，遇有从路旁或屋内发枪或投掷瓦砾的，至馆已是晚上8点钟了。当晚，竹添起草机密电报，向本国政府报告。7日晨，公馆使后门频遭枪击，又有数十群人来鼓噪，抛石掷瓦，三次要想攻入大门。竹添连忙写信给金宏集转致清营。
日本公使馆有馆员30余人，职工70余人，士兵140余人，加上来京城避难的30余日本人，一天吃米一石以上。中午会计向竹添报告：“存米不多，城内外都难买到。从今日中饭起，文官、妇女都吃粥，只有士兵吃饭。”竹添心想，与其饿死敌围之中，不如暂退仁川，以待政府命令，便与村上中队长商量。村上说：“听从公使命令。”于是竹添传令说：“昨日用枪还击是保护国王，今韩国军民反来攻我，而韩政府又不加制止，只有退往仁川，报告我政府定夺。”其后将机密文件烧掉，并将房屋点一把火，全体轻装出馆。安藤少尉为先锋，大西少尉随后，面高、小谷两中尉殿后，书记官及馆员皆佩刀携枪随从；职工数十人，有的抬担架和弹药，有的携斧头卫护妇孺。朝鲜兵民或放枪，或射箭，或掷石头，四面八方迫近而来，但均被日兵击退。至西门，城门紧锁，职工用斧将锁砍掉，开门闯出。朝鲜兵随尾追赶，被殿后日兵击退。他们行至麻浦，回顾京城，内有一处黑烟冲天，从方向来看，公使馆已被烧毁无疑。众人在这里渡汉江，又有数十人追来，又被殿后部队击退。渡江毕，已是日薄西山了。他们冒着严寒，连夜步行，8日上午7时抵达济物浦领事馆。金玉均等4人则剃发改装，潜逃日本。
前述6日夜，竹添从宫廷逃回公使馆后立即发电给本国政府，此电于13日始达政府。过了数天，竹添所派外务一等秘书木下真弘回国面禀，政府方明悉事件始末，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命特派全权大使井上馨赴朝鲜交涉。
据日本驻华公使夏本扬武来电说，中国使臣不带护卫兵，所以井上馨赴朝也不带护卫兵，只带书记官近藤真锄、陆军中将高岛丙之助、海军大辅桦山资纪及其僚属数名，12月22日从东京出发，24日抵达下关。此时日本驻天津领事原敬发来电报：“清国使臣吴大率兵500名赴朝鲜。”同时书记官栗野从朝鲜回来说，清国之威力足以左右朝鲜政府。因此井上馨去电东京，要求带兵两个大队。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来电同意，并传达政府政策——以独立国对待朝鲜。28日，井上馨带兵1000余人从下关出发，30日抵仁川港，入日本领事馆。
1885年1月3日，井上馨率领全体卫兵由仁川出发，晚上8时抵达京畿警营宿舍，立即由竹添公使通知朝鲜政府。6日井上馨带领高岛、桦山等数名文武官员及200名卫兵进宫，于乐善堂谒见国王李熙，呈递国书。7日至9日，井上馨与朝鲜全权大臣左议政金宏集在议政府会谈。不料8日上午日、朝两国正会谈时，中国钦差大臣突然闯入。井上馨见其唐突而来，心中颇为不快，勉强站起来握手说：“本日系与朝鲜大臣议办案件之时，因此不便晤谈。”
吴大取出笔来写道：“贵大使来朝数日，渴欲一晤，以遂仰慕之怀，况且贵国与朝鲜议事，本大臣也应知其大略，因非贵大使与金相国两人之事。”井上馨也用笔写道：“今天据《日韩条约》与朝鲜大员晤商大事，与贵使交涉恐非所宜，约期他日相晤。”吴大又写道：“两国纷事，第三国居间调处，各国皆有此例。既未许可，不再勉强，那末日、朝所议之事是否公平妥善，拭日以待。”写毕，将纸递给井上馨，旋即离开会常
1月9日下午1时，日、朝拟定在议政府签字盖印，互相换约。根据这个约定，朝鲜政府出钱重建日本公使馆，书面向日本政府道歉，赔款11万元。
约两个月以后的3月14日，日本特派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副使西乡从道抵达天津，与中国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三天前，军机处奉上谕：“日本使臣计将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本日已有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著该督与日使在津商议事务，毋庸令其来京。”
伊藤博文抵津后，即宴请李鸿章。席间，李鸿章要求在津会谈。伊藤说：“我系头等使节，代君而行，执有国书，须先赴京亲递后方能办事。其间不拜客，不议会事，此乃国际通例。”李鸿章说：“我已奉旨派为全权，与你会商，因有防务不能赴京，只可权宜在津商办。”伊藤说：“国书未递之前，尚未证明你任使职，碍难奉商。”李鸿章见伊藤貌似和平，内甚狡黠，当晚便写信给总理衙门说：“据称伊藤带来数款：索赔、撤朝鲜防军、了结琉球案、新开口岸、重订商约，虽不全都确实，而乘我与法人战争，所欲必奢。特此先告，销患无形，是所切盼!”
3月21日，驻华公使夏本武扬随伊藤博文赴京。23日夏本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伊藤大使要亲递国书。庆亲王拒绝说：“皇帝幼冲，未亲政，可由总署转递。”夏本又提出在京谈判，庆亲王又拒绝说：“李鸿章已受全权之委任，故将于天津开谈。”后来夏本公使又到总理衙门说：“伊藤要总署出示李鸿章的全权证书，否则不予谈判。”总理衙门诸大臣经反复讨论，最后同意开具证明全权之照会。于是伊藤4月2日从北京回到天津，致书李鸿章，约定3日开谈。谈判在直隶总督衙门、水师营务处及天津日本领事馆进行，自3日至15日凡六次。
中日双方经过激烈辩论，最后于4月18日就以下三款达成协议：一、自签约日起的四个月以内，中日军队全部撤出朝鲜，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兵由仁川港撤去；二、中日两国都可派员教练朝鲜士兵，若朝鲜选雇其他外国人为教练以后，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三、将来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就应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能留防。根据这个《中日天津条约》，日本虽然撤走了驻朝军队，但却获得了随时可派兵到朝鲜的特权，为后来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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