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梁漱溟省悟毛主席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也。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之举，梁漱溟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告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二十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4天，毛主席即约梁谈话，派车从颐和园接梁到中南海，还是在颐年堂。梁进门时，正遇章乃器与主席告辞。章走后，毛主席即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还是先开饭吧。"仍然是素食，只有毛、梁两个人共餐。饭后毛主席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梁说到此，毛主席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毛主席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在1953年9月之前，毛主席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以上不过是较为重要的几次。正由于梁漱溟与毛主席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就梁漱溟这一方而论，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主席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如对待老朋友争论般拍案而起，做出犯颜抗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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