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让上峰看到不好办，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不动，刊出的结果是，"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问题亟待革除"。当然，这也就成了给我添堵的语病。
当时，我批评的"弊政"有三条，一是"工程热"（我叫"知识分子修长城"），二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广大教师（不包括头上戴着很多帽子的人），他们的待遇太低。
此外，我还讽刺过学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孙相继"，咱们中国统治术特别擅长的"二桃杀三士"（汉代画像石的流行主题之一），以及当代的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在这种境遇下的人格扭曲。杂志摘了我的一段话。
印在题目下面。我说，"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与其这样花钱打水飘，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因为在我看来，生活保障，安定团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回想起来，话是一点都没错，但也一点都没用。我猜，那时《生活》刚办，远不如现在这么火，读过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现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还记得8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哭穷。我记得我们的一位校长（已故）跟国家领导（已去职）吵架，问他"自谋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时，国家还顾不上学校，基本上是像对农村和个体户那样），领导扔下四个字，叫"大势所趋"，让他自己掂量。
那时，正是"电子一条街"走火中关村，举国皆言经商，世人争说下海，掀起阵阵狂潮的时候（现在那里盖了很多高楼，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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