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纽约客》在美国知识界权威地位己经基本奠定。它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少数几份印数保持稳定的杂志。自从刊出麦克基来稿扭转刊物销售颓势以后,刊物销量就直线上升,到1935年,《纽约客》销量己达12.5万份。这对于一份文学杂志来说确实不同寻常。《纽约客》的大名己经家喻户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样一份刊物上,艾米丽写作热情为之一振。她赶紧又寄了几篇写纽约公寓生活的文章过去。《纽约客》七月号和九月号连续发表了其中两篇。分别是《室友》和《陌生人》。与第一篇一样,故事都在两位女子的对话中展开。艾米丽在这些文章中显示了她三言两语勾画出人物性格的素描才能。尤其令罗斯惊叹的,是这位年青作者把握都市生活脉搏的敏锐感觉。在《陌生人》中,那位流落在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找不到出路、看不清前途的女孩沉思: “你会觉得这城市也许将因人太多了而爆炸,你会觉得所有这些房子,也许要被这么多的人、还有他们的叫卖声、以及圣诞礼物什么的给胀破。” 这一类女孩,是大都市的陌生人。艾米丽用以下这个细节绝妙地勾画出了这种都市陌生人的凄凉心态。两位室友的对话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其中的一位道: “你去听呀!”她说,口气仍然平板板的,“是你的电话,永远都是你的电话。“ 全文到此结束,干净利落,余音却是不绝如缕。 无怪乎罗斯发表了这篇小说之后,决定要见见它的作者。 于是,1929年夏天的某个日子,艾米丽出现在位于纽约第45街的一幢六层楼的古旧建筑里。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色彩黯淡的写字楼,室内几乎全无装修,家具也跟这座楼房一样古旧。因为罗斯坚持所有的家具都买二手货,一来价钱便宜,二来可体现《纽约客》独特的风格。“我绝不要我们的编辑部看上去让人想起《名利场》那种杂志。”罗斯道。 艾米丽紧张得要命,一如所有去见名杂志名编辑的新进作者,她胆怯地坐在椅子边边上,跟这位自己仰慕的大编辑讨论她的作品,她“感到膝盖在发抖,其实我大不必如此的,罗斯待我相当亲切。”尤其是当他告诉她,他喜欢她的那些来稿时: “年轻人,”罗斯说,“你有了不起的才能,你可以写得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它作家更好,除了吕蓓卡·威斯特。加油!“ 艾米丽受宠若惊,脸上不禁漾开了笑容。吕蓓卡·威斯特是她最为崇拜的作家之一,她在英国作研究期间,已跟这位比自己大十三岁的英国女作家结成了好友。离开编辑部时,她兴奋至极。 不过,她还没料到,从那一天开始,《纽约客》就跟她一生的命运密切相关。1993年,八十八岁的艾米丽与撰写她自传的肯恩会面时,提起她与罗斯多年的友谊,仍然满怀深情。这友谊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一年罗斯去世。她说,当她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不仅是她的编辑,还是她的导师、雇主和密友。1935年在上海,使得她决心放弃重返非洲的计划、留在中国不走的,除了那位“有着希腊式高鼻子”的中国美男子,跟《纽约客》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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