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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 大話方言 》
誰跟誰學(1)
易中天 Yi Zhongtian
一般地說，官話也就是國語，但清朝的情況有些特別。因為清是滿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國語”是滿語，漢語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親帝胄，都要學“國語”；重要公文，也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然而這“國語”仍然未能普及推廣，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滿文化差一點就斷了香火，還得靠錫伯人幫忙續上。
可見語言問題也不單純，它和政治，和經濟，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當年，中華民國國會投票定國語，一些粵籍議員要選廣東話。粵籍議員人數多，當真搞“民主”，沒準會通過，幸虧被“國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勸住了，仍定為北京話。要不然，當官的都得學粵語，小學校也用粵語教學，課本上盡是些諸如“咁”、“叻”、“嘸”、“乜”之類沒幾個人認識的字，國傢還不定亂成什麽樣子。現在怎麽樣呢？沒誰動員，大傢都屁顛屁顛地學起來，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單啦，誰不說誰老土。照這樣下去，再過些年，定粵語為國語，說不定“哇”的一聲就通過了。
這很讓一些人憤憤不平。從古到今，兩千多年了，從來衹有普及官話的，哪有普及“商話”的？學什麽粵語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實，語言的變遷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哪個地方財大氣粗，大傢就跟着學哪個地方的話。粵語成為時尚，衹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先富了起來，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從廣東登陸，然後再大舉“北伐”。再說香港也說粵語，內地人沒去過香港，以為那裏遍地是黃金，人人是闊佬，會說粵語，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見過世面，不“土”。
不過，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業餘華僑”，卻是以說上海話為榮、為時尚的。別看現在香港、廣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廣州”，而叫“小上海”。因為上海纔是真正的國際化大都會，遠東亞洲新興城市的“一隻鼎”，新生活和現代化的代名詞。那時，做一個上海人是很體面的，會說上海話則幾乎是“高等華人”的標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粵語？土不拉嘰的，算老幾！
可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如今，上海話吃不開了，吃得開的是廣州話或香港話。這可真是誰有錢誰是大爺。
其實，犯不着駡誰是“勢利眼”、“跟屁蟲”，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語言也一樣。就說上海話，也並非一開始便是“高等華語”，起先也被人看不起過。上海，原本是華亭的一個鎮，所以上海話的方言語音，一度“視華亭為重”。華亭府後來改為鬆江府，而鬆江府又是從嘉興府獨立出來的，因此明代的《鬆江府志》和《華亭縣志》述及方言時，都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可見，這個時候，上海話的地位還是很低的，誰說上海話誰老土，說嘉興話纔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興話又不時髦了，時髦的是蘇州話。因為蘇州經濟發達，富甲一方呀！於是，“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沒嘉興什麽事。民國以後，上海經濟比蘇州更發達，上海人比蘇州人更有錢，又沒蘇州什麽事了，倒是寧波話摻和了進來。現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話標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寧波話，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稱“伲”或“我伲”的，但寧波人在上海當老闆的多，老闆愛說的話，大傢也都樂意仿效。比如現在的老闆愛說“埋單”，大傢也就不說“結賬”。當年的老闆既然愛說“阿拉”，大傢也就不再“我伲”了，再說“我伲”，就老土了。再後來，上海大大地發了起來，比寧波還老闆，大夥兒便集體地侵犯寧波人的著作權，衹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寧波人”。
這就叫“誰財大，誰氣粗”。比方說，蘇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誰又以江北話為時尚呢？沒有。因為蘇北人當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幹活”，也就沒人願意認這門窮親戚。其實，上海的蘇北人那麽多，上海話怎麽能不受蘇北話的影響？衹不過除方言學家外，沒多少人註意和承認罷了。就連嘉興話、蘇州話和寧波話，後來也不再是時尚。後來成為時尚的，是由嘉興話、鬆江話、蘇州話、寧波話、江北話甚至廣東話，以及其他雜七雜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話”，和明清時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話（鬆江府華亭縣上海鎮的土話）也不一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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