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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评论 》 邵氏闻见后录 》
卷十
邵伯温 Shao Bawen
汉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禄,卒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于刀机陷阱之下,置于安乐之地。帝天下,传之子孙四百年。其取之无一不义,虽汤、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称“断蛇著符,协于火德”,谬矣。
“太史迁取贾谊《过秦》上下篇以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下赞文”,班固云尔。固《贾谊传》不书《过秦》,今《史记·陈涉》语下著《过秦》为“褚先生曰”,非也。
王荆公非欧阳公贬冯道。按道身事五主,为宰相,果不加诛,何以为史?荆公《明妃曲》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宜其取冯道也。韩信既破赵广武军,李左车降虏也,乃西乡而师事之,古今称为盛德事。然信既重左车如此,曷不言于高祖尊用之?一问攻燕伐齐之后,则不知左车何在,其姓名亦不复见于史矣。如信故善钟离昧,昧亡归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旦逼昧自刭,持其首以见高祖。昧骂曰:“公非长者!”予恐前之李左车,如后之钟离昧也,信之不终,宜哉。
《新唐史·南诏》语中海岛、溪峒间蛮人,马援南征留之不诛者,谓“马留人”。今世猴为马留,与其人形同耳。
舜一岁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颇疑之。《汉书·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禅,又北海至碣石,又巡辽西,又历北边,又至九原,五月还甘泉,仅以百日行万八干余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世有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贵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捡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引伪矣。”绍兴以来,宰相赵元镇好伊川程氏之学。元镇不识伊川士资以进,反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无一言。或就之,则曰:“吾方思诚敬。”其去为奸为伪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污,否则斥为不肖矣。予恐后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横远居万里外海岛中,高祖必欲其来,否则发兵诛之,横不敢违。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长安无百埋,以高祖之暴,而子房谓“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盖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群之志,初与高祖同,高祖已帝,则可隐矣。故高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节云。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时,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予谓桓、灵之时,国命自阍寺出,世既愤怨不平,故处士抗正议。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名,太学诸生从之者至三万余人。阍寺反谓:别相署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余人,皆死狱中。或徒或废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下为之骚动,自古衣冠之祸未有也。世谓范滂等备忠孝之节者,误矣。予得申屠蟠事,贤其绝识先物、智防明哲,故表出之。
禹后二世已失邦,启、太康也。周公后五世已杀君,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弟氵费杀幽公自立也。殷汤后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宫。周武王后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汉高祖后一世有吕氏之祸。唐太宗后一世有武氏之祸。是数君者,岂无遗泽乎!
汉武帝用杜周为廷尉,诏狱连逮至六七万人,交所增加十有余万人。唐武后鞫流人,—日之中,万国俊杀三百人,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齐盖谥云。(原注:出《论语疏》、出《春秋.少阳篇》)
《前汉书·循吏传》云:“孝宣自霍光薨后,始躬亲万几,励精为治,五日一听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退。”五日一听政,史臣以为美,则孝宣而上,不亲览天下之务可知矣。
李病,谓其弟弼曰:“我见房、杜生平勤苦,仅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应我子孙,悉以付汝。葬毕,当居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自是至死,不复更言。予谓亲见太宗百战取天下之难,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遗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为后,褚遂良、郝处信等死争不可,独用“此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几于覆亡,何能虑其家而不能虑其国也?真鄙夫也哉!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沉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
古者,人君即位称元年,始终之意也。汉武帝乃加建元之号,后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数更易其号,宁有人君即位称元年之后,再称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即位,称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终,为近古云。
唐太宗以谶欲尽杀宫中姓武者,李淳风以为不可,竟杀李君羡。谶有“一女子,身长,姓武”,其明白如此。后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信、褚遂良力谏,初无一语及武氏之谶。何也?武氏之变,至不可言,司马文正《通鉴》不书怪,独书此谶云。
汉桓帝时,或言:“民之贫困,必货轻钱薄,发更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太学能言之士议之。予尝论国有政事,何太学之士得议?盖其嘘枯吹生,抑扬震动至此,故窦武之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陈蕃闻王甫之变,将诸生八十余人拔刃以入;范滂挟公议为讦,公卿皆折节下之;太学诸生附之者三万余人,卒成部党之祸,汉随以亡。岂但曹节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与国乱神州,势尚浅。朝廷有施行,太学诸生必起论之。又举合国人进斥大臣,击登闻鼓,碎之。庙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赖今天子中兴,加大号令,始畏慑坏散。不然,其祸不在汉部党之下矣。鲍宣云:“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蚕食无厌,一亡也。”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尚云:“先在济南除残去秽,以是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谢病去。”今之君子,欲区区以礼义廉耻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疏矣。
蜀于韦皋刻石文字,后书皋名者,必镌其中,仅可辩。故宋子京书皋事云:“蜀人思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钅去其文,尊讳之。”近有自西南夷得皋授故君长牒,于皋位下,书若皋字,复涂以墨,如刻石者,盖“皋”花字也。当时书石,亦用前名后押之制,非蜀人钅其文尊讳之。如本朝韩魏公书“花”字写成“琦”字,复涂以墨,尚可辩,亦此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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