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记录 明报·出入山河   》 第10节:禅窟:佛教圣地Banāras 文/饶宗颐      饶宗颐 Rao Zongyi

第10节:禅窟:佛教圣地Banāras 文/饶宗颐
  禅窟:佛教圣地Banāras
  饶宗颐
  禅之被普遍采用作为人们生活的点缀品,有如中药开方之配上甘草。诗人拿禅作他断句的切玉刀,画艺家建立他的画禅室,禅被挂在人们的嘴边,真的是所谓口头禅、杜撰禅了。
  在印度做禅定工夫必有一定的场合,乃于岩壁之下凿一小窟,作为习静宁神之所。这些小窟,既黝黑又浅狭,仅可容膝,面壁兀坐,可以抖擞精神。有些是临时安置的,非常马虎。而由比丘(bhiksus)构成的僧伽(sa■gha),虽有他们的团体,由于出家的缘故,行乞四方,原无定所,到了雨季,不能不找个地方来安憩,即所谓"夏坐"(见《佛国记》)。在奥义书时代,印度人的生活一般分为四个阶段(梵志、家居、林居、游行),壮年为林居时期(vāna-prostha)入■林中苦修,积极作禅定思维,不仅佛教徒如此,其他婆罗门和耆那教徒亦是一样的。还有一种流浪者,梵言是Vrātya(意思是mendicant行乞或tramp漂泊者)带着宗教狂热,讴歌吠陀诗篇,乐、舞并作,一面自我鞭笞,到处游方,从苦行来谋取解脱。《阿■婆吠陀》中许多地方提到关于雅利安人这种奇诡的信仰与活动。在佛家的教训中,禅定是要到达彼岸的六波罗蜜之一;亦是瑜伽(yoga)八部的第七术可以从静坐内省进入第八段的"三昧入定"(samādhi)。
  禅的学说很早已传入中国,鸠摩罗什所译经典有三十五部,便有三种属于禅定,一为《禅经》三卷,又名《坐禅三昧经问》,最末一种为《禅法要》三卷,梁僧祐的《出三藏记》云:"弘始九年闰月五日重校正。"这时虽有禅经的翻译,但习禅之风尚未成为气候,要到达摩东来,六祖崛兴,宗门方才蔚为思想的巨流。时至今日,谈禅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日本更为泛滥。艺坛学界一股风异常热闹,禅之被普遍采用作为人们生活的点缀品,有如中药开方之配上甘草。诗人拿禅作为断句的切玉刀,书艺家建立他的画禅室,禅被挂在人们的嘴边,真的是所谓口头禅、杜撰禅了。
  记得一九六三年,我旅行印度,从Agra南下到佛教圣地Banāras,刚落飞机,步进会客室,一条光管上围绕着成千成万的蚊虫,旅舍房间都设下二三重防虫密丝网。我的天!这是二十世纪,如果回到佛陀的时代,不知是怎样的一个世界,真是不可想像。僧人是不容许杀生的,耆那教徒还要赤裸一丝不挂,他们的戒律,连蜜糖也不准吃,因为蜜就是蜂的生命。在禅窟里打坐,简直是把躯体奉献给昆虫蚊蚋的牺牲品,这样的苦行,代价之大,普通人如何受得了!由于印度吠陀经的Tapas宇宙理论,深入人心。Tapas是热,为一切创生、进化的原动力,亦兼训苦行,印人的高度宗教热诚和笃信苦行的行为导源于此。加上轮迴说牢不可破的信仰(最先出现于Brhadānanyada《奥义书》,为婆罗门、耆那、佛教的共同思想基础,形成后来崇拜巫婆(Siva)高度的苦行文化。人们深入森林生活,自愿受到饥饿、寒热、风雨种种的折磨,极端的自我虐待,以换取绝对的解脱,沉溺而不返;以极苦谋取极乐,不惜任何牺牲自我摧残,这种心理要求,我认为还是功利的,而不是道德的。
  佛经中的婆罗奈斯(Varānasi),即是今日之Banāras,出城外便是鹿野苑(mrgadāva)我踯躅于其间,心情无法宁静,四处草树萧条,只碰见一位黄衣和尚远来参拜,偶有二三瘦骨嶙峋的圣牛,踱来踱去。印度的佛教已极度衰微,据说仅存佛教徒数千人,不成队伍。婆罗门辈对其蔑视,尤使人深感不平。想起当年佛陀悟道布教,即与■陈如等五人初转法轮于此。他先在摩竭陀国都会的王舍城(Rājagrha)和数论师AlāraKālāma讨论,虔修四禅;又访Udraka参究"微细我"之说,在尼连禅河(Nairanjarā)西岸的沤楼频螺(Uruvelā)小村的苦行林中,苦行六年,于毕波罗(Pippala)树下,趺跏默坐禅定思维,终于离有想、无想,获得非想、非非想(NaivasamjnānāsamJnāyatara)的平等寂静境地,而成无上正觉。佛陀的时代,流行二种极端思想,顺世外道主张精神上的享乐主义,苦行派像耆那教徒、尼犍子等则寻觅极苦来换取理想的至乐,二者都不近人情,佛陀折中以中道,所以受到人们的拥护。但佛陀本身的觉悟,仍是在苦行中磨炼出来的。他的教义所揭的苦谛、集谛,不离其宗,跳不出当日的Tapas理论。佛家和耆那教的苦行说,先秦时候,未入中国。即使有因缘传入,亦不易为人信奉。屈原言及"桑扈(庄子作桑户)赢(裸)行",很像耆那教徒。荀子对陈仲、史?及忍辱宋钘的抨击,可见苦行说深不为人所容。况儒家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列为孝道,和印度苦行家的摧残身躯,正背道而驰。苦行思想在中国无法茁长,故此,佛教要到束汉以孝为明训的时代,引述睒子供养盲父母的至孝故事的经典,方能得到人们的歌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用儒来说佛,有了儒化的佛书,佛教思想才得正式为儒士所接受。
  唐天宝以后,丧乱频仍,士大夫投入禅林,在精神上算是找到一点着落,儒门收拾不住,许多大文人都与佛门大打其交道,禅门从此乃有极大的变局。可是他们忽略了印度原来的禅那生活,是以苦行为基础。苦行才是禅的内涵,禅是需要实践亲证的。面壁九年,真的要盲修瞎炼,不是仅说句 "一口吸尽西江水"的狂言,徒作天花乱坠的斗嘴胡诌,说说笑笑,下一转语费便了事。东方宗门的禅那,因移植而变质,橘变为枳,而是入世的、开放的、乐观的,和印度原典的禅那,带有浓鬰宗教狂热,极度的自我磨折,甘受肉体、精神上的宗教惩罚,然后取得彻底了悟和真正解脱,相去九万八千里!
  敦煌石室的二八五窟便是一个禅窟。窟顶四周有三十六幅修禅图画,其中还有西魏大统四、五年的题记。中央南面小龛外,特别绘着瘦削长发的"婆薮仙",婆薮仙过去■做过梵王、帝释、于万千劫才作为转轮圣王。修习禅定智慧,广化众生。由于他看见龙王的女儿名曰黄头而起爱慕心,便失去他的神通与禅定法。后来深自悔责。这故事出自吴支谦译的《摩登伽经》(第四品)。大家须知,见色动妄念,随历劫的仙人,亦会失去神通。这件事可为人们鉴戒,故禅窟把它绘图出来,是有深意的。禅的目的在修行。法显翻译的书名曰《禅经修行方便》,点出"修行"二字,禅是重实践,非徒作空谈,要从苦行磨炼得来。宋人谈理学,喜欢讲论,说六经有理窟。但禅窟不能单纯看成理窟,禅重修行,不尚空谈。明代王学末流,坠入狂禅,受到不少人的责难。许多心学大师窃取禅的伎俩,说出一套动人的禅理,可是对印度的实际情形,却十分隔膜。王慎中说:"苦行偏节,无取于君子之教。"以儒折释,不易使人心服,徒见其对印度的苦行,没有半点了解;禅的道理,去原典越说越远。我敢请心学家们,不要轻易造论,甚至说"佛言一切行无常,意存呵毁。"(熊十力语)世尊何来有半点呵毁之心,未免厚诬古人。如果到■林中去静坐内省一番,也许另有一点不同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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