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滇述

方志》客滇述》客滇述 Gu Shanzhen

本书（一册五八面三四、八○○字）不分卷，云间顾山贞撰；记明末川、贵之乱，起崇祯元年流寇之始，至永历十二年清吴三桂进兵贵州止。卷首有小题曰「川、贵寇乱」（今略），所述重心未尝在滇，当为顺氏（仕履不详）客滇时所作；或「客滇述」乃为全书，「川、贵寇乱」祇是其一部分而已。所述以明朔纪年（祟祯十七年起附注清历），顾氏又为明之遗民无疑。书中对张献忠及遗类之流毒、清兵之横行以及地方武力曾英、王祥、李占春、杨展等之混战，均直述无讳。书后，今加不着撰人「蜀记」一卷，专记张献忠祸蜀事；记自甲申（崇祯十七年）六月，止丁亥（永历元年）正月。所记种种，多为第二六九种「蜀碧」一部分之所本。明季蜀事置疑之一《客滇述》为《荒书》前稿辨献辞：硬将此文塞给尊敬的余不乐、萧少英二位巨大的酋长脚下，以报复其万恶地催促和无私地支持。目录 1．计量分析 2．《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 3．《述》与《书》的独立流传 4．置疑 -------------------------------------------------------------- 在南明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关于张献忠大西军在四川活动的史实方面，《客滇述》和《荒书》长期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材料加以使用，其影响甚为广泛。①但通过对两书的对比，笔者认为，《述》与《书》是同一部书，《述》是《书》的前稿，其作者为费密。 ①《客滇述》，以下简称《述》，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乐天居士辑《痛史》本。《荒书》，以下简称《书》，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浙江人民出版社83年10月版《明末清初史料选刊》两种合刊本，谢伏琛点校。 1．计量分析《述》始于崇祯元年而终于顺治十六年，其中崇祯八、九、十五年及顺治十一、十二年阙，实际为二十七年之事。②《书》始于崇祯三年而终于康熙三年，其中崇祯四年无记，而崇祯二年之事件则在文中倒叙，共计三十六年，较《述》多出九年，并延展五年。很明显，是《述》写于前而《书》成于後。通读两书，不难发现，《述》有大量的文字与《书》相同或相似。换言之，《书》保留了《述》的这部分文字。为了说明问题，将两书相同或相似的文字进行定量统计，以呈现其因袭关系，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也为了便于与费密的行状相对照，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将文本分为四个时段结构。③ ⑴．崇祯十六年之前：《述》计2919字，占全书的21．885％。《书》计126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30．361％。《述》被保留的文字2270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77．766％。 ⑵．甲申年至顺治六年：《述》计8668字，占全书的64．987％。《书》计232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55．904％。《述》被保留的文字4431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51．119％。 ⑶．顺治七年至顺治九年：《述》计553字，占全书的4．146％。《书》计33．5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8．072％。《述》被保留的文字38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6．872％。 ⑷．顺治十年至顺治十六年：《述》计1198字，占全书的8．982％。《书》计23．5行，占顺治十五年之前的5．663％。《述》被保留的文字24字，比例为该部分的文字2．003％。 ②《述》的纪年虽止于顺治十五年戊戌，但所记则有顺治十六年己亥的史事，应是抄录者系年之误。 ③本文用作数据统计的《述》，其电子版本下载自台湾文献丛刊第271种。其计数不包括标点符号、甲子纪年、文中小注之文及书末的野史氏之文，共计13338字。《书》无电子版，虽屡遣萧少、余不二酋长搜刮海内，吊烤士庶而不得。不得已，其统计以行数为据、并包括标点符号。若逐字计，则不胜其烦，且皓首未必。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再反对科学了。《书》共计447行，顺治十六年之前415行，占全书的92．841％。为与《述》统一比较，将顺治十六年之前的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按100％计算。诸君若想知道分列的内容占全书的比例，请分别乘以92．841％即可。虽略有麻烦，但数学是科学，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告曰：统计标准例由球二世独断，然亦可朝议，纵有忌讳，概不罪之。为便诸君腹诽偶语，恭录御批《述》原稿于後。数据显示，两书的前两部分内容、其于全书的分量甚大，均超过了86％。而这部分内容中，《述》保留于《书》的文字、平均为57．832％，尤其是第一部分、高达77．766％。若再将《述》和《书》看作是顾山贞和费密各自独立的著作，则相互间地参考和引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可以这样认为，《书》复制了《述》。但如果我们不固执于先入为主的陈见，而把两书看作是同一书不同阶段的产物，即《述》为《书》的前稿，对于两书的这种相似性，则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再对照费密的行状、将两书的篇幅结构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解释。乙酉夏，二十一岁的费密参与组织义军、进入什邡县高定关保民自守，以抗拒张献忠的大西军。丙戌秋，杨展和曹勋率领明军收复成都後，义军解散，费密远走云南并逗留了约一年的时间，因其父费经虞时任昆明知县。丁亥，费氏一家回到四川，由于战乱，不能归居新繁故里，乃迁徙于建昌、黎、雅一带。其间，费密曾为凹者蛮所掳，于戊子年赎归之後，便参加了杨展的军队，主要跟随杨展之子杨璟新从事屯田，驻扎在峨眉。己丑秋，杨展被李乾德、武大定、袁韬合谋杀害于犍为，杨璟新兴兵复仇而战败，费密随其残军屯垦于瓦屋山一带。庚寅，为武大定所追杀，费密被俘，而走投无路的杨璟新则往保宁投降了清军。之後，费密以计逃脱，并于辛卯四月回到了新繁老家。此时的川西，荒凉无人，且属武、袁的势力范围，于是于次年三月，举家逃入陕西，在沔县居住了六年。戊戌春，又携家至扬州，最後老死于此。甲申年以前，费密还是一个少年，其关于张献忠、李自成、摇黄的记事，应主要得自于父老的传述。因不是亲历，这些传述材料被费密看作是一种基本的史实，故而在《述》已经形成的文字被《书》大部分地保留了下来，改动较少，这比较容易理解。但从《书》对行文顺序的大量调整可以看出，费密试图使这类材料的编排，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甲申至顺治六年间的记事，两书的篇幅最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费密曾是一名战士，披坚执锐，投身于救国保民的战斗；也曾是一个难民，奉父携母而流离奔波；最後因内部纷争而军覆身残。其身历多、亲见广、消息面宽，第一手材料丰富，故而书的篇幅也最大。对于《述》有而《书》无的这部分文字，经过仔细对比，是将一些类似于传闻和一些作者认为不合适的事件，作了完整地删节，而不是零星地修改。可以逆知，是作者对材料进行最终剪裁的一种态度。关于顺治七年至九年间的内容，两书所记俱偏简，是比较令人费解的。因为在这个时段，费密尚未出川，而四川发生的事也不少，是否另有隐情，我认为是最值得深入探索的。但仍可以看到，《述》所记史事，《书》均予以保留，只是更加详细而已。顺治十年之後的事，费密已离开了四川，其所记之事均应得自传闻。故两书对于史实取舍的差异较大，显然是受到材料来源的制约而不断进行的改动。总观两书，篇幅的多少在四个时间段的分布大致相同，即书结构相似；史事的记录，在前三个时段，《述》所有的，《书》大部分也有，即史料的选择趋同；而文字的一致性，则在前两个时段显得十分突出。因此，两书的因承关系是明显。如果认为《书》抄袭于《述》，那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当时一个在四川的江南松江人顾山贞、在战乱中所见所闻之事，与一个身历战乱的四川新繁人费密的所见所闻之事几乎相同。後来顾山贞回到了松江，并写了《述》，与此同时，费密漂流并寓居于扬州，得到了《述》的稿本，于是抄袭，并进行续写。这应该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与其认同这种小概率，不如认为《述》与《书》的作者为同一个人，要么是顾山贞，要么是费密。费密既有此经历，也有著书的能力，其一生著述多达三十余种，抄袭的理由不充分。再以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言，窃占这样一部私史为己有，沽祸的风险远远大于沽名的得益，抄袭的理由显然也不充分。我认为，费密是作者的可能性更大，顾山贞只是《书》的前稿、即《述》的传抄者和保藏者。 2．《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书》的完成，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关于初稿，费密写作的时间，应在顺治十五年至顺治十八年之间。顺治十五年春，费密奉父母妻室从陕西沔县寓居于扬州，其正式写作当在此之後。据费锡琮跋二所言：“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不遑终其卷帙。”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起因是查继佐等三人以擅列己名参校为不实而自首于官府，但案件此时尚未受到重视。至康熙元年，吴之荣上控于京，其案始大。康熙二年结案，以至杀了数十人。这对当时热衷于私修明史的文人，无疑是一个严厉的警示，故书稿未写完便因此而中辍，其时间应在康熙元年之前。但费密完成此书的愿望是迫近的，便有梦见高巾方幅之士给予鼓励之说，于是继续该书的写作。梦境的借口，是一种甘冒杀身之祸的侥幸态度，也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康熙四年，“当诏修明史时，《荒书》削稿未成”。④写于康熙八年二月的自序言：“一旦诏修明史，庙堂燕许诸名卿、苟刺取当年蜀山遗事，则是编或亦所不废也与。”可见此时书稿已基本完成，且有意于官修明史的采集。自序中还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则此时已定名为《荒书》了。这是第二稿。其记事至于康三年事，即李来亨自焚，费密以此作为明季蜀乱的终结点。到了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再次大规模修明史时，费密“乃裒旧稿，重为塗乙。”似乎准备进书于史馆，但终究没有拿出去。所谓“重为塗乙”，大概是因为要公诸于世，作了的润色；也许是为了避祸，对严重的违碍之处的进行了整理。如《述》中称南明为“帝”为“诏”者，在《书》中均直接删除，致使四川官员的被任命，是弘光或隆武变得不明确，而在《述》是清楚的。这是第三稿。 ④康熙一代，有两次大规模的诏修明史，一在四年，一在十八年。费锡琮跋一所言诏修明史，当在四年，因为费密刚恢复对该书的续写，尚未完成。费密死于康熙四十年，年七十七岁。其生前或许对《书》仍有修改增删之举，但并终究无力刊刻此书。到了康熙五十五年，费锡琮、费锡璜兄弟进行了校补，并在之後作了重录。⑤ ⑤ 现行《书》中存有史照的序文一篇和费锡琮的跋文两篇，跋一作于康熙五十五年，史序作于康熙六十年，跋二为重录後所作，不记年月，当在其间。跋二最后说“至今藏于茅栏风雨之下，败匮蔽笥之中。长男锡琮重录又记。”可知在费密死後的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其寓居的江南一带，《书》并没有被刊刻过。琮、璜的校补，其文现存九条，其中六条为补充费密事迹，一条解释治院，一条辩正张献忠死亡日期，一条补充西山十三家之名目。与其说是校补，无宁说是对违碍文字再此作了更为彻底地清理。因为在康熙五十三年三月，戴名世因《南山集》中使用永曆年号的所谓大逆而被杀，琮、璜既要保存乃父的著者，又要避免祸患，所谓“校补”，是不得已之举。现书中凡“清”俱改作“大清”，且多有文理欠通处，应该是这次“校补”留下的痕迹。这是第四稿。费锡琮雍正三年死在了开封，他的书籍寄存于前知府张某处。雍正五年，费锡璜之子费藻归籍回川时，专程至张某处取回这些书籍，其中就有《书》。因多有朽蠹，于是在雍正五年重新进行了缮写。在四川流传的《书》，就是这个本子的转钞。今本《书》的定型，就是费藻在雍正五年完成的，书前所题“成都费密编次，男锡琮、璜校补，孙藻敬录”，表明了费氏三代人对此书编写和整理的过程。这是第五稿。之後，《书》再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动了。如果说《述》是《书》的前稿，根据上述关于《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线索，则应该是因庄廷鑨明史案发而中辍的第一稿，因为其所记之史事没有超越顺治之年。据此，我们还可以解释关于第四时段中，在《述》有较多的记录吴三桂的事，而在《书》就很少的疑问。因为在康熙十二年之前，吴尚显赫，述其灭明事，有彰其为逆臣之嫌；康熙十二年之後，吴已反清，述其灭明事，则有显其为功臣之嫌。因此，无论就第二稿或第三稿的写作时间而言，吴事的保留俱为两难，删去这些文字，是不得已的选择。 3．《述》与《书》的独立流传据琮跋二记载，费密第三稿改成後，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曹溶据其所闻，认为吴继善死于张献忠攻陷成都之难，而《书》不表彰其事，以此质问。其二，沈荀蔚借观《书》稿，未经允许即抄录使用。于是费密告诫其子“但藏吾书，勿以示人耳。”这之後，纵便当世名公如徐乾学欲借观《书》稿而不能得，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复杂的，我们不便揣测。但由此可知，续写完成後的《书》的稿本，最後被其孙费藻带回了四川，并没有在费密寓居过的江南一带流传，而在江南一带流传的就只有第一稿的《述》了。 3．1．蜀地流传《书》的琮、璜校补本被费藻带回四川新繁老家后，流传其实并不广泛，因为有清一代，《书》并为在蜀地刊刻过。但就现有的资料来看，稿本的流传还是有一二线索可寻的，也曾为後来的史学家所引用。彭遵泗写成于乾隆十年的《蜀碧》，其书前附录《征实》中所列书目即有《书》。⑥但我们发现，《蜀碧》中没有采用《书》的证据，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书》完全不同。所以我怀疑，《征实》或许是後人所增加，不是彭氏原稿所有。虽然从时间上看，费藻于雍正十年中举，彭遵泗为雍正十三年乡试解元，⑦二人是有交往的机会的。或者在费藻生前，遵照其祖父费密之意，未将稿本示人，故与藻同时之人，反而不能见到《荒书》了。但後来《蜀碧》的整理者见到过《荒书》、却是事实。成书于嘉庆二十年的《四川通志·艺文志》中、有《书》的记载，为四卷。唐鸿学认为四卷的说法有误，怀疑是未见原书的缘故。但也未必然，传钞过程中的卷数分合不足为奇，唐氏所得杨氏旧钞本即为两卷本。道光间刊刻的孙錤的《蜀破镜》及咸封四年刘景伯写成的《蜀龟鉴》，都有采用《书》之处，并以此改正了《蜀碧》之误。值得注意的是，《蜀破镜》的小注中有一条引用琮跋二的文字，经对比，这些引文与现行本《书》相同。《蜀破镜》和《蜀龟鉴》两书中，没有发现《述》有而《书》无的文字出现，也就是说，孙錤等人所见到的《书》，是费藻带回四川的琮、璜校补本。 ⑥巴蜀书社02年4月版《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八种合刊，《蜀碧》正文前的《征实》列书25种，《荒书》是其中之一。北京古籍出版社02年9月版《蜀碧》三种合刊，无《征实》。两书附录之文，出入甚大，可互为补充。但俱无版本来源的说明，不能确知《征实》为彭氏原有，抑或後人补注时所加，存疑待考。 ⑦巴蜀书社84年影印的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选举志七·举人四》中有费、彭二人题名。 3．2．江南流传就目前所知，江南一带可以见到两种书采用了《述》的文字。华亭朱溶所著《忠义录》，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前後，⑧其卷三涉蜀事者如《陈士奇、龙文光、马乾传》、《王锡传》、《李乾德、杨展传》、《王祥传》，文字与记事，常有与《述》相同或雷同之处。其中《书》删而《述》存者，如定远解米昭化之役、杨展求张献忠沉银之传奇、李乾德之弟巽德赴水殉节之事等，可见与《述》同源。朱溶的行迹，其《自叙》言“涉江、逾淮、浮济、渡大河、观乎京师、历边徼”，主要是在北方，并没有到过四川的记录。而《述》稿初成于顺治末年，且已有抄录本流出，所以《忠义录》参考《述》的可能性更大。娄东梅村野史所著《鹿樵纪闻》，⑨关于蜀事之文的《献忠屠蜀》、《川中诸将》两篇，与《述》的文字完全相同之处比比皆是，尤其是《述》有《书》无的类于传闻之事被大量引用。而大端史事，亦显见其为综理《述》而成，且不出《述》所记的范围。总而言之，蜀人所引，从藻本出；江南人所引，从顾本出，形成两个独立的引用体系，这与《书》和《述》特殊的流传情形是相符合的。同一书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稿本，因为在不同的地域独立地流传，才使得人们将《书》和《述》看成是费密和顾山贞各自独立完成的著作。而《述》为《书》的前稿这一事实，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了。 ⑧《忠义录》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6年11版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据叶闇叙：“……久之成帙，洎今得若干卷，名曰《忠义录》。乙丑秋，与余遇杭州，请署其首。” 乙丑，即康熙二十四年，书或已草成。毛奇龄康熙二十五年仲冬叙是书于杭州，曰：“（毛）间尝厠史馆，编篡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无嫌无忌，因得远丐先生所为书，为之蓝本。……而煌煌国史，业经采择，则千秋已定，而先生犹兢兢慎之。出其稿相示，先後检覈，一篇之中，兼行并窜，甚或塗乙至溢幅者。”则此时作者对其书稿还在修改。 ⑨《鹿樵纪闻》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乐天居士辑《痛史》本。书署名吴伟业著。 3．3．稿本流传图关于《书》的写作和流传，我们可大致理麻而成线索。当然，由于掌握的材料所限，其间顺序不尽妥当，尚有待补充。⑩ 四川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二稿：续写成于康熙八年，记事至于康熙三年。 3．三稿：改成于康熙十八年。 4．琮璜校补本：重录于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年间。 5．藻录本：雍正五年重抄于四川。 5．1．嘉庆《四川通志》载四卷本。彭遵泗《蜀碧》，後人增《征实》中列《书》名；孙錤《蜀破镜》引用；刘景伯《蜀龟鉴》引用。 5．2．清钞本：新繁严渭春藏钞本；新繁杨氏藏旧钞二卷本。 5．3．民国九年大关唐鸿学刻本：以严藏钞本与杨藏钞本校刊。江南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顾山贞抄本。梅村野史《鹿樵纪闻》抄缀蜀事。朱溶《忠义录》参考蜀事。 3．转抄顾抄本：作小注。乐天居士辑《痛史》本。 ⑩本拟做成树图，以一目了然。但机器不从人愿，只好弄成这样了。可见机器也有缺陷，不可重用。毛子曰：“成败之机，器耶？人也。”卓识远见，诚哉斯言。 4．置疑 4．1．顾山贞顾山贞其人无考，要真正弄清楚他与《述》的关系，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假设：顾山贞为费密之友，费密曾将《书》的初稿即《述》给他看过，他便抄录了一个副本，并在抄录本上题上自己名字，以示该抄本之所属。其时间大约在顺治末年，即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之初。随着时间的推移，明遗民逐渐消亡，加之乾隆之世文字狱的叠兴，顾抄的《述》稿便只能深秘不露了。很多年後，当顾抄本被发现时，抄录者顾山贞就被误认为作者了。①当然，就本文所述而言，推理多于证据，有疑事从有之嫌。并且关于顾氏与费氏的个人资料，也显得十分的不对称，这对于顾山贞其人是不够公平的。也许，将就这些理由，也可以说明是费氏因袭于顾氏，虽然证据仍然不充分。或者在同时期的文人集中，有蛛丝马迹可寻，唯有待于材料的发现。 ①本文所据的痛史本，无底本来源的介绍，惟置疑于此。 4．2．书名关于《述》，我认为是《书》初稿之名。甲申之年，费密方二十岁，《书》中所记崇祯年十六年之前的事，其父费经虞的口述，或许占很大分量。费经虞为崇祯年十二年举人，十六年官云南昆明知县。丙戌秋，费密尝入滇省父，并在那里居留了一年左右。在昆明时，费氏父子或许已就记叙蜀乱之事有所计划。故书稿以《客滇述》名，是不掩其父功的意思。关于《书》，费密在康熙八年春二月的《自序》中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即在费密完成第二稿之时，已易名为《荒书》了。《禹贡》以距京城二千五百里的地域为“荒服”，蜀地遥远，偏在一隅，与此相符。故所谓《荒书》，即记载蜀事之书。费密自序的笔法，也有模仿《禹贡》的痕迹，其书名的取意当在于此。观《述》与《书》之名，《书》更能概括全书的内容。 4．3．《述》之小注痛史本《述》中，有双行小字者，暂且名之为小注。关于纪年，《述》奉明朔，以崇祯、弘光、隆武、永暦为序，并称崇祯为毅宗、弘光为赧帝。又如崇祯、永暦，元年书年号，之後但以二年三年续之，明显表示出遗民自居的情结。小注则在明年号前加注干支，其後加注清年号，并注出“清”，且清年号还附在“鲁监国”之後。可以逆知，加注干支是为了便于推算年数，附注“清”年号和“鲁监国”之类，只是为了对照史实。因此，作小注之人，也应该是遗民，且时间不会太晚，约在康熙前期。虽然《书》也采用干支纪年，我以为是琮、璜校补时为避祸所改，应该不是《述》的原文，故作统计时，并不视为同文计入。除纪年外，还另有小注15条，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原文的校正2条。祯年十年：巡抚王为章，小注作“一名维。”《明史》及诸书亦作维，当是。祯年十七年：关于孙可望，小注作“原名旺，讹作望。”但蜀人诸记及沈荀蔚《蜀难叙略》均作望。其二，对原文的解释5条。其中释地2条，释人3条。其三，补充原文及录异闻8条。其称孙可望等惧怕张献忠杀戮而往云南降于永明王，完全不符合史实。而杨展被害细节则与《忠义录》近似，且文字更为生动文雅。我估计小注非顾山贞所加，而是後人转钞时所录入，其时间可能略晚，不排除曾见过《忠义录》。 4．4．《述》系年之误在《述》中，关于杨展被害之事系于戊子年，显然是错误的，而《书》与《蜀乱》均系于己丑年。《蜀乱》的作者欧养直，其与费密曾同为杨展部属，关于杨展之死的记录，不应该有误。曾经因为这个原故，笔者对《述》为《书》的前稿一说而动摇。但仔细阅读痛史本的《述》，发现其每年之事，行文中有空格，我认为，其底本的原貌应为一事一条分记，痛史本在排版时予以了保留。古人写书，其草稿地增改、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附加小纸条并粘贴于原稿纸上，到誊清时再把纸条上的内容按序写成。《述》因事中辍，即是未完之稿，当然也不曾誊清。顾山贞在抄录时，把附加纸条上的事误系，应属情理之中。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则进一步证明了顾山贞不是《述》作者，而是抄者；也证明了顾山贞不是亲历之人。除此之外，关于记事的系年，《述》误而《书》不误还有多处，其致误之由，当同杨展之事。 4．5．费《书》的见证人费密在康熙八年的自序中说，因为书稿采用了前代地域区划之名，故“谈者以为不典”，可见是别人看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琮跋一言 “闻者甚众，见者绝少”，虽言绝少，但亦说明当时曾有人见到过此书稿。《蜀难叙略》的作者沈荀蔚就曾抄录并参考过《书》的内容，吕潜知道後，将此事告诉了费密，费密尝质问于沈。另外，曹溶也曾读过费密的书稿，并向费密质疑吴继善死难或降贼之事。② ②俱见琮跋二。沈荀蔚，江南太仓人。甲申之难，其父华阳知县沈云祚被张献忠杀害，荀蔚方八岁，从此在蜀地漂泊，直到康熙四年才回到故里。以身历及见闻写成《蜀难叙略》一书，是有关明季蜀事的重要著者。吕潜，四川遂宁人，吕大器之子。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後亦流寓江南吴兴、扬州一带，与费密过从甚密。同为遗民，又是同乡，于明季蜀事或亦多有商讨。曹溶（1614～1685），嘉兴人，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明亡，入仕于清，康熙初归里，十九年以徐元文之荐与修明史。据费锡琮两跋记载，当时知有此书而欲借观者有：徐乾学（1631～1694）、韩菼（1637～1704）、万斯同（1638～1702）、樊一衡之孙樊泽达等史官名士，可见费密当时写作《书》一事，知道的人是不在少数的。且费密作《书》的目的之一，也是供官修明史的采集。在江南文薮之地，以当时人抄袭当时人之书而不避当时之人，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另一方面，在费密身前，《书》稿还未经过琮、璜的校补，理更应接近于《述》的原貌。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查不到任何关于费密抄袭顾山贞的私人记录，因为在文人当中，这样的事是会招来严厉批评的。 4．6．野史氏《述》後有“野史氏曰”之文，综论蜀事。野史氏其人，在清初的明遗民中交往甚广，且甚为活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其论史，除了《述》之外，尚见于《鹿樵纪闻》、《西南纪事》等书。汤斌等编《孙（奇逢）征君年谱》康熙三年载“先生故有《甲申大难录》一书，济宁州牧李为授梓。至是，严野史之禁，有老蠹见编内有野史氏字，以为此奇货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③孙书中的“野史氏”，或许也是此人。《鹿樵纪闻》一书，原叙自署梅村野史，人多以为吴伟业，盖仅以梅村关联之。我比较赞同孙毓修在跋中所说的“所题梅村野史，当另是一人，非必定是骏公也。”④我甚至怀疑，“野史氏”即顾山贞，也即梅村野史，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也许，通过考查野史氏其人，能够找到关于顾山贞的线索。 ③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3年10月版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所转引。 ④吴伟业（1609～1671），即生于万曆三十七年，卒于康熙十年。其曾为沈荀蔚所著的《蜀难叙略》一书作跋，沈既然见到并参考过费密的书稿，则吴也有可能。且吴并未到过四川，即使《鹿樵纪闻》为其所著，关于蜀事也应来源于他书。 (球溪河)

客滇述 ●弁言本书「客滇述」及附录「蜀记」，主要均记张献忠在蜀事。四川离台湾远，似与本丛刊无关；但因本丛刊的内容早已推广而及南明，而此两文所「记」、「述」者，不独其本身甚为重要，且与今后之永历史事，关系密切。故特「刊而出之」。（宪文） ●客滇述云间顾山贞撰戊辰毅宗崇祯元年，陕西延安府保定县杜木川有耕夫闻空中声，仰视之，见火一簇从天而下，急避入岩中，火即坠前数十步，光焰蓬勃，尘土涌起十余丈。耕夫趋归，呼众往视，土皆焦灼，尚炽热不可近。明日，锄得一物，如舂石而黑色，错杂银屑，上有文若蝌蚪书。众共破石，分藏之。是年凶，民贫，揭竿为乱，乱首曰掌盘子，潘某为之，众最多，因号潘十万。潘众虽多，然无器械，仅夺粮救困而已。延安副将薛某讨破之，杀数万人，潘某亦死；其余众未散，各以党为小掌盘子。又有勋卫马某者，身长大，喜斗，人谓之马将军。与博徒游，输金钱多，久而不匮。搏徒异之，察探其所自来，盖为盗也。以弓矢劫商贾于路，北方所谓响马贼是矣。博徒遂多从之。一日，某监司被劫，捕盗甚急，有司知盗在博徒中，发兵捕之。博徒窘，遂与官兵斗，杀伤官兵。有司以叛闻，而众益不敢归。于是掠人为盗，盗日益众，其名有神一魁、王嘉胤、苗美、黄龙、紫金梁、不沾泥、点灯子、冲天一字王、大天王、独行狼、一根柴、秋圪台、可天飞、蝎子块、豺塌天、老回回、扫地王、八大王、八队、七队、闯将、过天星、混天星、满天星、上天猴。其小者尚以百数，如一座城、一顶盔、老元宝之辈，不可胜记。己巳二年，陕西兵备刘应选击贼，杀五百余人。其渠魁死者，亦甚众，余皆走四川。庚午三年三月，贼自龙安府至剑州江口，又走毛裕渡。官兵袭之，颇有杀伤。是年，设驻镇府于广元，以保宁府同知守之。辛未四年，贼陷开县。壬申五年，贼陷新宁。癸酉六年，贼陷大宁。时朝廷遣将征讨，数年以来互有胜负，诸贼中颇多饥民博徒思还乡井者，陕西总督某招降数千人。一月纵之采樵，去其弓刀，潜遣兵数千，伏山谷中，欲尽杀之；降者觉之，各举石击官兵，或拔木为仗，奋击官兵，官兵败走，贼自此遂绝无归附之心矣。诸贼为乱累年，或战死、或降、或自死，其众悉并于李自成、张献忠；即贼首有存者，亦属二贼部下。自成即闯将，献忠即八大王也。自成米脂县人，为县驿马夫，勇猛有胆略，尝醉卧于缙绅艾氏石坊下。艾氏恶之，嘱县令逐之，自成遂投反者马将军，为其门下役。寻领八队，号闯王。其后陷京师，僭帝号。未几，败死。献忠肤施县人，为延安捕快。性凶暴，尝以事受笞系狱。久之得出，穷无所归，乃从苗美、王嘉胤为乱。战辄先登，独领一队，号八大王，其后遂为川患云。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献忠尝降于川湖总督陈奇瑜，请屯房县；已而复叛，流入陕西。甲戌七年二月，献忠为官兵所败，自陕西平利县复犯四川。既见川中山水阻险，不可驰逐，恐官兵围而歼之，乃自达州仪陇县出白水江，仍奔陕西；而汉中之民为贼所掠者，遂留川川东、北山谷间为贼。其名掌盘子者，为黄龙、摇天动，故世谓之摇黄贼。贼每系人，逼令从己；年余心服，乃解其缚。又面颊上剌「大王」、「天王」等字，使不得归，归即为有司所获。久之，党遂众。掌盘子者十三人，曰尊天王袁韬、曰整齐王、曰震天王白蛟龙、曰黑虎混天星、曰必反王刘维明、曰二哨杨三、曰托天王、曰马超、曰邢十万、曰顺虎过天星、曰黄鹞子、曰九条龙、曰摇天动，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而蔓衍于岳池、广元、定远、合州、巴县。凡川东之北岸，任其出没。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当播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以为人不耕种，则无从而掠也。初不攻城劫寨，亦不恣杀。因土人强悍，乡兵四起，相约杀贼，而贼遂逢人即杀。川中多石洞，可容数百人，百姓藏匿其中；贼围之，积火于外，烟入其中，人中烟气即死，贼于是入洞杀掠无遗。久之，马渐多，器械渐精，且有火器，川人附之日众，遂攻城劫寨，而岳池、邻水等县无坚城矣。初，流贼至滇中留数月，掠人甚众，有逃归者。关南道刘某斩数人，欲灭其来。于是被掠不敢归。其归者畏捕，仍走山谷间，此摇黄贼所自始也。抚川者初不以为意，既而贼势浩大，颇有惧色，使总统赵荣贵御之；互有胜负，竟不能灭。巡抚刘汉儒以贼入川，谪戍。丁丑十年十月，张献忠复入四川，分兵两路：一由剑阁犯潼、绵，一由龙安犯遂宁。剑阁无备，剑州生员聂明杲督乡勇守之；贼捕民为向导，从关后小路绕出。明杲战死，贼长驱而入；所过州县，多望风奔窜。独吏部文选司主事吕大器募兵守遂宁，贼亦不攻，竟犯成都。攻围二十余日，城上多方御之，不能陷，乃遁去。贼攻城时，援兵皆在数百里外，无一骑至城下。独副将张令自变量千人据汉州，当贼冲，拒贼数万，多有斩获。四川总兵侯良柱以援兵抵成都，贼已退至金堂淮口，良柱追之，战于潼、绵间，兵败而死；副总兵刘干象到贵，亦死于阵，一军皆没。时巡抚王为章（一名维）驻保宁。先是，梁山有朱廷益者，善幻术，为章任之以为军前参谋，使别将一军，贼至不能击。御史柳寅东劾为章失机，为章逮系；廷益论死，毙成都狱中。总督洪承畴追贼入川，使曹变蛟驻剑州，左光先驻保宁。戊寅十一年正月，贼遁入汉中。以傅宗龙巡抚四川。宗龙云南人，初至成都，民间讹言巡抚于六月二十四日欲为火把会。火把会者，云南之俗，至六月二十四日燎火庭中聚饮，令人相扑跌为乐，盖古角抵戏也。至秋，民心乃安。新繁县西郊外，佛寺石像自动。八月，四川总兵刘镇藩遣王朝阳至仪陇县击摇黄贼。饷少，兵遂叛去。九月，镇藩麾下杨展，抚叛兵于广元之百丈关，即以展为参将统之。己卯十二年，设立夔州府十三隘以御贼，一隘一将；十三隘，一大将统之。以傅宗龙为总督，加兵部尚书；命邵捷春巡抚四川。庚辰十三年正月，成都郭外北城街泥像自动。邵捷春祝之，若城保全，迎神入城。后贼果退，迎入城中夏莲池，祀焉。张献忠流入湖广，盘踞竹山、房县山中，督师杨嗣昌合兵围之。令大将左良玉驻襄阳，以伺贼走郧阳；令邵捷春守夔关，以伺贼走四川。若贼走夷陵，则嗣昌当之：谓之圆盘。捷春至夔州，以属县大昌、大宁与竹山、房县接壤，为隘二十二处。若两县之隘不守，当以失封疆得罪，遂不守夔关，而守诸隘。隘将覃思岱、杨茂选不协，思岱谮茂选，捷春信之，斩茂选，令思岱并将其兵。兵怒，散去。五月，贼即从此入，诸隘皆溃。贼乘夜犯夔关，直抵夔州城下。副将张令拒战于羊耳山，败没于阵。嗣昌使赞画主事万元吉援之，会石砫女帅秦良玉亦引兵至，元吉与之合；贼遂由新宁、开县奔达州，复入汉中。杨嗣昌奏邵捷春失机，有诏逮问。十月，献忠与罗汝才自汉中复犯四川，陷梓潼。副将郭某自他道至剑州，得贼谍；谍绐言贼已进绵州，而贼乃伏梓潼七曲山后。官兵至上亭铺，贼邀击，官兵败；郭某奔剑州会口，贼复入梓潼。总兵方国安自广元追贼至梓潼，贼出城，官兵追过南门；贼佯败，官兵入城；未及半，贼劫辎重而去。官兵梓潼，贺人龙、赵光远、铁某大军继至，贼遂走绵州，城守。贼渡河走泸州，官兵追至泸州，贼伪燃火顺流而下，官兵追之。贼复乘问走绵州，至浮桥，有牛遮道，贼击斩牛。绵州城内闭，贼走梓潼，官兵追及之，杀贼五、六百人，擒老弱数百人，杀罗汝才弟。献忠复犯官兵，至灵阳庙，夺老弱，走剑阁，自广元入汉中。贼所过州县，官民多窜伏。金堂知县程大典署汉州，独城守；新都知县黄翊圣，亦城守，民赖以安。邵捷春有惠政，都人甚德之。及被逮，其校尉居贡院中，百姓万余人往击之，校尉踰墙走。捷春先遣校尉行，而后自间道诣阙，竟论死狱中。方乱民围校尉时，司道官谕之，不听。华阳知县某跪请解散，民诟詈不止。自是，下频轻其上矣。以廖大亨巡抚四川。彭县多逋赋，县令某以偿衙役工食令衙役自索之。除夕，索甚急，民皆怨苦。辛巳十四年正月，彭县豪民王纲仁纪倡议除衙蠹，鸣锣集众，尽毁衙役家。各州县闻风而起，曰除五蠹。一曰卫蠹，谓州县吏胥皁快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者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宦蠹，谓缙绅家豪奴恶仆也；五曰学蠹，谓生员包揽词讼生事害人者也。或捶击死者、或糜烂于鼎釜者、或活埋于土窖者，不可胜记。惟新都令黄翊圣、金堂令程大典有善政，故民未变。若新繁、彭山等县，多蔓延不解。至发兵征讨，乃罢。成都亦揭竿拥众，呼噪城下。院司多方抚慰，不从；令都司引镇远营兵开门击之，众溃，乃就抚。廖大亨以民变谪戍，以提学副使陈士奇巡抚四川。癸未十六年十一月，李自成陷陕西。汉中总兵赵光远劫瑞王入四川，关南道陈纁从；至保宁，陈士奇与巡按刘之渤、上巡道葛奇祚等迎之，遣光远还汉中，而奉王驻重庆。奇祚居心宽厚，莅事精勤。每巡州县，为民兴利除害，恺恻动人。吏民有一善，必称扬之；有过则谕之使改，不遽责也。时百姓不肯迎瑞王，抑郁成病；及王入重庆，乃曰：『吾事毕矣』！竟死。囊无余物，士民敛钱殓之。十二月，张献忠由荆州复犯四川，陈士奇驻重庆以御之。先是，士奇以兵饷不足，屡撤夔州十三隘守兵。至是，贼众数十万水陆并进，鲜有抗之者。刘之渤疏劾陈士奇，诏以川北道龙文光代士奇之职。甲申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二月，贼陷夔门。参将曾英守巫山县皮市隘，战败，退守涪州，断贼水路。三月，贼陷万县。四月十六日，武举人朱彝之自京师奔还成都，始知李自成已陷京师，而讹传上幸通州。二十四日，众议奉蜀王监国，以杨锵、齐琼芳、杨台、刘道贞为相。刘之渤不可，遂不果。五月，张献忠进犯重庆（重庆铁壁金城，素称天险。左有合江、右有泸江，汇流而泻夔关；自瞿塘三峡以达荆州，所谓川江者是也）。所经之地，兵不留行。至酆都，恐土司秦寡妇扼险，先使人侦之。秦氏守境，不敢出，乃竟向忠州。副将赵荣贵拒战，不克，退守梁山，断贼陆路。献忠使孙可望（原名旺，讹作望，献忠养以为子，故又名张可旺）击之，战于白兔亭，荣贵复败。六月初七日，贼至涪州，曾英拒战，献忠又击破之。于是自涪州以上，如入无人之境，竟无与抗者矣。初，李自成使马珂入川，攻陷顺庆，执知府杜某，欲杀之；赂以万金，不允。杜某有孀媳，为涂副使女，有殊色；珂妻弟某知之，求纳为妇。涂氏闻之，即自缢。杜某妻急解之，且跪请曰：『勉自活以全我一家命』！即夕成婚，珂以杜某知广安州。原任词臣江鼎镇率先降贼，青衣行酒，进美人以悦之，得不死。其它乡绅官吏俱被刑，寻死者甚多。珂奉自成年号，摇黄不能与抗，亦不附从，仍奉大明年号，设险自守。至是，马珂闻献忠将至，即弃城遁去。新抚龙文光入顺庆时，献忠已将达重庆。重庆告急，文光檄援兵至顺庆听点，然后发行，则重庆已被围矣。十八日，贼据佛图关，陈士奇尚在重庆，援兵亦有至者。诸将请背城一战，士奇不许；曰：『若辈欲走耳』！悉令入城，使副将卞显爵驻转角楼，统兵固守。贼四面攻城，多穿地道，发城外冢，取棺板顶头上以御矢石。一人伤，即补一人以进，稍退转即斩。地道既通，灌以火药。火药发，城立溃。二十三日，贼焚转角楼，显爵战死，城遂陷。贼既入城，士民袖手就戮。间有遁出城者，遇贼即死，或挤入水中。献忠坐操场，拘集文武各官，时各官多鱼服求生。贼悬重赏购百姓认之，各官遂无得脱者。贼遣人至瑞王府索王，王妃刘氏投井死。王被执，求水不可得。又系重庆知府王行俭，至库取钱粮。寻召士奇等，谓曰：『朝廷皆由汝等败坏！十三隘如有守兵，我迟进数日，汝等亦可预备。今如此，不剐何待』！并行俭等俱发凌迟。巴县知县王锡六言曰：『我辈应死，毋枉杀百姓』！遂皆死。贼众引瑞王入，献忠下座，叹息曰：『我兵强于李自成。汝既畏自成而离汉中，亦宜知我兵至而去重庆。今安坐不动，受我显戮，岂非命乎』！亦发凌迟，令剌王喉速死，盛以棺。百姓俱斫右手，无一免者；黠者欲以左手相欺，并左手亦不免。各州县畏其暴，惟恐加兵，皆望风送款。贼即择其魁杰者，授以知县之职，发兵送之，仍行杀掠；官民之降者，仍不能免。知广安州杜某，亦杀死。定远县有米三千石，例解昭化。时昭化已为贼薮，定远令高作霖度不能达，请于龙文光，以未解顺庆可通融销算；如以昭化远而顺庆近，则脚价当如数扣还。文光援旧例不许，其米竟赍盗粮。献忠遣人招江津乡官刁化龙，不至。七月初四日，献忠使刘廷举守重庆，自引兵犯成都，尽焚其舟于泸州，分三路进。龙文光自顺庆援成都，调总兵刘镇藩并威茂道兵、董、卜、韩、胡土兵，守城。顺庆叛降献忠，献忠使张都督殷承祚守之。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八月初七日，贼四面攻城，较重庆更力。文光、之渤等悉发库藏，募死士缒城下杀贼。贼攻围不辍，凡三日。贼兵内应，钟鼓楼火发，守兵惊走，贼登城，文光、镇藩皆战死，蜀王及妃嫔皆赴井死。蜀世子平某、内江王奉鑘、巡按刘之渤、推官刘士斗、华阳知县沉云祚，皆被执。贼封平某为太平公，既而杀之。之渤等皆不屈，贼再三慰谕。以之渤为巡抚，之渤不可，但为百姓请命，遂皆死。十一日，献忠尽驱成都军民于中园，将屠之。其党汪兆龄进曰：『成都是本根基业，不宜纵杀』！乃止。十五日，献忠自称秦王，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即以蜀王府为宫殿，设立五府、六部等衙门，以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原任通州知州严锡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养子张可望为平南监军、张文秀为平南先锋、张定国为前军都督、张能奇为平南将军，分兵四出掠地，全川骚动。九月，马珂尚在绵州，张能奇击之，不克。献忠自将击之，珂败走汉中，献忠还成都。十月，张定国陷保宁。张可望陷龙安，使王运行守之；自引兵犯茂州，陷之。松潘副总兵朱化龙、管粮通判万文相击走之，遂复茂州。化龙又与龙安署印同知詹天颜共复龙安，斩王运行。张能奇陷雅州。先是，雅州知州王国臣与上南兵巡道胡恒有隙。会上南守道建昌道官皆缺，恒带两道印，从邛州过雅州，将入建昌城，边兵送之。闻献忠已陷成都，兵噪，夺饷散去。国臣乃拘恒，劫其三印，遣使降献忠；又下卫指挥使阮士奇、生员洪其惠于狱。雅州生员傅元修走天全六番，说正招讨高跻泰，令出兵击国臣；跻泰许之，使高君锡、姜奇峰攻雅州，国臣遁入成都。君锡等迎恒及士奇、其惠入始阳。始阳跻泰地也。献忠以国臣为茶马御史，与张能奇犯雅州，陷之。进攻跻泰，至飞仙关；跻泰惧，即以胡恒、士奇及朱奉■〈金伊〉（奉■〈金伊〉、胡恒时已为僧）与贼，贼引去。三人至成都，皆被害。时建昌行营将周双桥李俸、海棠堡守备丁如龙、越隽卫指挥使王自明得胡恒檄，各以兵出迎；而恒已为贼所获，遂驻大渡河所，与掌印千户沉云龙、黎川安抚使马京及蛮庄七姓谋击贼，无应之者。会四川总镇坐营参将曹勋自成都败归，众推为帅，共守荣经县。居数日，富顺镇国将军平奉■〈木鼎〉（蜀王母弟、富顺王之次子）间道至荣经，勋与诸将及原任南京户部员外范文光、举人刘道贞、程翔凤、生员傅元修、傅元览、张士麟、唐默、钟之绶、胡大生、洪其仁、洪其信等共立平■〈木鼎〉为蜀王，号召义兵；勋为副总兵，统领诸将。赧帝既立，诏故相王应熊经略川湖云贵四省军务，专办蜀寇；应熊即以文光为监军道、道贞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翔凤为监纪推官。勋率诸将向雅州，大破贼于龙鹳山。贼退入雅州，诸将乘胜至城下，贼出战，勋败归荣经；贼复攻之，勋再败，退守大渡河所之大关山。贼攻之，不克。勋选骁骑击贼，斩首数百级，贼溃去。勋入荣经；贼复攻之，勋败，荣经陷。自是，惟守小关山。此二关，乃相公岭之险隘处也，范文光尝名为忠孝路焉。献忠遣使四出，趣地方官员及乡绅朝见；百姓藏匿官员者凌迟，乡绅不来朝见者亦如是。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乃发兵围之，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其余降官，各授以职。降贼江鼎镇复降献忠，献忠以为礼部尚书、考试总裁，自以为荣。会迎春，贼问出何门？贼国号西，欲其言西门，鼎镇则言出东门。贼怫然，问出何典？曰：『出「大明会典」』！贼大怒曰：『汝尚知有大明乎』！责一百棍。有门生何某者请代，责五十。明日，飞骑提何某一家五十人与鼎镇一门，对面就刑死。严锡命受知于贼，条陈甚多。尝言：『陛下继嗣不广，皆由兵间所掠女子，不足以配圣德。今有故相陈演女，才德色俱全，宜正坤位』。贼即以陈氏为后，演子为翰林学士。一日下令云：『陈娘娘欲斋僧，大僧银十两、小僧银六两』。以黄封封银柜，舁入寺中，诸僧皆喜。更有小儿求僧曰：『我愿割发作沙弥，得六金，当以半谢』！僧唯唯。及期，大小僧几万人入寺领银，贼闭寺门，每十僧贯以一绳，尽杀之。一日，迎状元，仪卫甚盛，各进士迎归，鼓乐喧阗，忽取一进士斩之。有一教谕，老年矣，加升侍郎，方扬扬得意，自谓开国元功。不数日，仍见杀。某县令朱某亦归顺，愿就教职，冀以免祸。及就职未期月，而全家被戮。乡绅朝见者，并拘其家属，使同行。至则尽杀之，不留种。又命各教官率生员来试，并命教官之妇率生员之妇同来点验；至亦尽杀之。其大家妇女皆发娼院，复尽杀之；并杀优人。贼将有先知此令者，尽召优娼，恣行欢乐；方淫媾流连，而身首已异处矣。献忠尝临操场阅兵，呼官兵为毛贼。有擒至者，即加捆缚，丢一人于沸水大镬中，仿古鼎烹法也；余皆凌迟。所获官吏，皆指为贪官，叱令剥皮；顷刻而全皮俱下，与肉不相黏，稍有黏者，谓不如法，即以剥皮之人令善剥者剥之。有乡绅为恶奴所讼，自言今日必死，当容一言。贼曰：『不必多言，自有死法』！乃按之于地，用钉钉其手足，以石滚轴滚之，顷刻遂成肉医。其暴戾如此！献忠自言亲见天神与语曰：『天以万物与人，人以一物与天』，遂刊行各州县；再续二语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即以为圣谕碑。献忠之陷重庆也，未尝留重兵守达州；守备马干攻拔之，贼将刘廷举走。成都之陷，援兵多死。惟刘镇藩之兵得脱者有二千余人，营于新津县宝山渔鼓桥，无所统属，欲得刘镇藩之裨将而奉焉。裨将之最有名者，惟曹勋、杨展；时二人俱为贼所擒，至中园而幸免，勋由崇庆州走大渡河所，展由新津走嘉定。众得展，遂奉为将。展令众从他道至叙州，自至嘉定取妻子来会。展归而嘉定已降贼，惟罗徽堡千总廖佐与峨眉人杨世泰率堡兵及乡勇千人守峨眉县，展与其子璟新部署兵将进营于叙州南岸。十二月，贼犯叙州，至东关，展欲渡江与战，众惧而走，展不能禁。贼遂陷叙州，追展至芦卫；展谓诸将曰：『不战则贼追我日深矣』！乃伏兵九箐以待之。贼亦见长山大谷，恐诱之，竟引去。展营于永宁卫而往谒王应熊于遵义，应熊仍以为参将。展于是居永宁，休养兵士。献忠既据成都，曾英自涪州趋江津，又与建昌道刘麟长至綦江，并将刁化神之兵号召诸少年，劫掠富绅大贾以充兵饷。穷兵投之以就食，富民亦多投之以避难，军声普振。贼将殷承祚守顺庆，素有归顺意，英使人招之；为献忠所得，叱令剥皮。使者呼曰：『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贼赦之，断一手，去一耳、一目，割半鼻、半唇，给一令箭，遣还。其后顺庆竟归顺，英使熊应瑞、冯有庆守之。乙酉赧帝弘光元年（附鲁监国、清顺治二年；六月以后，唐王隆武元年）正月，英引兵至重庆，一时蜂起之众皆归之，众至数万，船千艘；难民相依，又数万人，泊于涂山一岸，重庆屹然成重镇。英取遂宁之盐以赡军，故粮足而兵盛。刘廷举之遁也，往见献忠，献忠遣兵三万犯重庆。二月，至合州，据多功城为垒。十八日，贼遣精甲出佛图关陆路、大军由合州水路，夹攻重庆。先是，英闻贼至，令老弱与难民下涪州，进小江口，留锐卒于重庆待贼。及见贼两路至，急遣余大海当水路、张天相当陆路，戒勿轻战。自以轻骑五百，间道击多功城，破之。即取贼旗帜，绕出贼后，大破之于重庆亭溪，贼溃去，英威名大着；王应熊以为副总兵，非其望也。英营伍日盛，凡诸营不与同心者，即并之；亦不复禀应熊号令。日与所亲议应熊长短，且多结乡绅，藉之以财通朝廷用事者，诋应熊而称己长。及唐王即位，遂骤封平寇侯，气益骄。三月初六日，杨展自永宁攻叙州，距城五十里营于干溪，令守备马应试引偏师夜渡雪滩头。平明，展军至南岸，贼拒应试于头坝，应试击破之，展渡河，断贼浮桥，贼惊走。应试追之，多溺死，生擒二千余人，遂复叙州，仍营于南岸。贼将冯双礼复陷叙州，其别将屯于东江外白塔山。二十八日，展渡江，击白塔山，而令川贵参将侯天锡引苏宝猓兵击双礼。展既渡，谓将士曰：『今日须以死战破贼』！乃尽焚其舟，使张滕、余朝宗攻山左贼，曹章、郭崇烈攻山右贼，姚之桢、李朝贵攻山后贼，展自当其前。曹章先登，之桢败而复胜；贼不能支，遂大溃。时猓兵为双礼所败，展乘胜又破双礼，追三十里，又复叙州。四月，李自成部将一只虎陷太平、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寻遁入湖广。十三日，张可望复犯叙州。时原任总兵甘良臣领毛裕镇兵数百，副总兵余奎亦引兵千余人、船千余艘自津江来，与杨展会。展遂引二千人至蔡坝，击可望，败绩。后五日，可望攻展，展复败，贼追至干溪。展兵多从余奎船下江津，展与牙将数百人奔永宁。可望追至永宁，陷乐英寨；寨，屠寅故穴也。展等退守仁怀县之土城，贼追至土城；展等退守小关，贼又陷小关。展等入山峡中，众饥，杀马而食。甘良臣与参将王祥谋从箐中走遵义，章与向成功、黄国美曰：『我舍大队而入遵义，若大队为人所有，则我进退无据，不如间道往江津』。于是，良臣、王祥入遵义，展与章窃出贼垒，渡合江，始得食。五月，至江津兔溪，遇贼军，不得进。王应熊命展入遵义，又命取永宁；会皮熊、侯天锡已取永宁，展遂驻鱼腹关。七月，唐王以马干巡抚四川西北、樊一衡巡抚四川东南。一衡衰老无能为，见诸将骄横、不奉法，惟仰屋长叹而已；干果于任事，多招勇壮御贼，然西北屡经残破，军食必取给于东南，竟莫有应者。献忠在成都日求人杀之。先杀卫所指挥千户百户后，杀僧道工匠医生，皆令州县解至成都，杀而投其尸于南门外大桥下。各州县怨之，多起兵自固，不奉献忠号令。时曾英屯重庆、朱化龙屯茂州、杨展屯永宁、曹勋屯大渡河所；时赵荣贵已降清，屯于龙安。其小者亦拥众，诛贼官吏，而清兵又将击之。贼益忿怒，于是尽屠州县百姓。十月，贼令保宁守将刘进孝屠保宁，引兵还潼川；后数日，张能奇复屠保宁，无一噍类。杨展大破贼将梁一训于纳溪县，溺死者无算。十一日，贼上南道郝孟旋来归。孟旋茂州举人，为贼所执，寻授以官。孟旋有才略，尝思立功，佯为贼用，而多募兵以自卫。曹勋、范文光守小关，孟旋欲通之，未有便；程翔凤与孟旋有旧，以书招之，孟旋大喜。雅州诸生已为献忠召人成都，未至，孟旋急使人招之，及诸生于邛州。诸生既还，孟旋遂杀贼之在雅州者，称明正朔，安慰军民；请翔凤与之盟，号其兵曰匡正营，而以雅州付文光与勋焉。行营兵久困于雅州，入城大掠，城中一空。孟旋以其众击邛州，不克；寻取花溪，为人所杀。十二月十五日，献忠杀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七千余人于成都东门外。先是，贼以特科，使州县送人应试；自进士至生员，俱不得隐匿。既至，聚于玉局观，以兵卫之。有疑其变者，伪以他事逸去，亦得全一、二人。既而，移入城中大慈寺。至是，照牌点名，出则尽杀之，投尸江中，人谓之泣魂牌。时贼兵皆聚成都，其在外者，或召入潼州，日遣心腹将领劲兵屠各州县。兵到则扬言万岁爷即至，官民皆集操场奉迎；而别遣一队入城，杀妇女婴儿。城内城外，一时俱发，男妇老幼无得脱者。其杀乡居人，则谓塘拨，亦不使一人得脱。所遣诸将，以所杀之多寡为功。首级重，不可携，男子割势，妇人则刓其阴肉及乳头。有不及取者，则但以人手为验。验功之所，手积如山。丙戌唐王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清使肃王击献忠。献忠闻之，自引兵至平阳关，遇清兵与战，大败而还。时川西、川北州县皆为贼所屠，成都百姓亦不自安；会献忠败还，益怀异志。献忠觉之，恐人图己，一昼夜，易其处十二、三，或潜伏寺院佛像后、或扮兵卒遍游酒肆妓院，听人私语。于是尽屠其民。一日，献忠独坐食馒头，忽空中下数万手来夺馒头。一日，独坐院中，忽闻琴瑟箫管之声。献忠怒，拔刀斩之；见无头女子数十人，各弄乐器。献忠大骇，昏扑于地。又成都城中，至黄昏后，辄闻人偶语。往视之，则皆空屋也。贼兵夜出，则鬼击之。献忠恶其不祥，遂出城，居东门外中园。中园者，蜀王之外囿也，中有梨花数千本：成都俗，尝以三月三日于此走马为乐。献忠既陷成都，尽伐梨树，作宫室驰道，练兵于此，号为御营；至是居焉。贼兵之樵采者，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八月，献忠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凡石柱亭栏，皆毁之；大不能毁者，更聚薪烧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张仪所筑，汉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贯以铁絙，壮丽甲天下。宫殿之盛，亦不减京师。至是，尽为瓦砾矣。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四川之祸，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自亘古以来，未尝有也！献忠有子尚幼，乘醉扑杀之。谓养子可望曰：『我亦一英雄，终不令幼子为人擒；尔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之；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可望顿首受命。献忠遂以可望为平东将军、张文秀（本姓刘）为抚南将军、张定国（本姓李）为安西将军、张能奇（本姓艾）为定北将军（俱献忠养子），各统兵十余万，弃成都北走（一云，献忠末年，有道人谀之曰：『陛下本天人，今当遗弃一切，仍归天上』。献忠大悦，即尽杀其妻子，既又杀其大臣，可望四人大惧，各率兵二十三万自川南至云南降于永明王）。时四川总兵贾登联屯中江县，贼攻破之，全军皆没，登联仅以身免。九月，献忠犯顺庆，顺庆守将熊应瑞、冯有庆颇骁勇，每相谓曰：『贼将来，不足虑也』！及献忠亲至，二人有惧色，固守三日而城陷。知府史觐宸死之；官民五、六十万人皆为贼所屠。贼悬示城中，呼川人为蜀獠，谓『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负朕之极，故尽杀之』。献忠既屠顺庆，屯于西充县全镇铺，大治舟楫，将走湖广。十一月。清兵至保宁，贼将刘进忠降之。十二月十一日，进忠为向导，引清将雅布兰觇贼。时献忠尚有兵六十万，旌旗塞野，而不知清兵巳至。谍者言之，辄怒曰：『摇黄贼耳』！即斩之。清兵近营，谍者又言，献忠又斩之。清兵巳在前，谍者又言，献忠乃衣飞龙蟒半臂，不披甲，腰插三矢，率牙将出营觇敌，而清兵已及营门，仅隔一溪。进忠望见献忠，指曰：『此即八大王也』！献忠方引弓，雅布兰射之，中献忠胁下，遂坠马死。清人大呼曰：『献贼死矣』！发兵追杀。众抱贼尸，以锦褥埋地中。孙可望等四人代领其众，遁去。清兵既杀献忠，复发其尸于成都北门，枭其首。献忠埋尸处所生草，人足触之，辄生大疽。又有黑虎噬人，人不敢过其地，每从他道避行焉。其凶戾之气，死后尚如此。初献忠既弃成都，杨展、曹勋即引兵据其地，勋留守。展北追贼至保宁，已为清兵所据。展还成都，清使谭太追之。赵荣贵攻成都，展以成都毁坏，不可守，乃退守嘉定州；勋守雅州。孙可望等奔重庆，临江欲渡。平寇侯曾英屯南岸，渡江击之，反为所扼；营中火发，左右营皆溃，英仅以身免。贼遂夺船渡江，英舟战再败，急引船南下，而贼反率舟师围之。英连发数矢，杀贼数人，矢尽，溺于河；部将李占春、于大海（占春号鹞子、大海号老虎，为曾英左右翼骑将。占春骁勇尤甚，英以为子）率余众奔涪州。可望等既渡大江，休兵三日，堕重庆城；由遵义奔贵州，巡抚范爌降之。先是，唐王有诏：『献忠所害者兄弟，非君父也；若降，免罪立功』。而张定国、张能奇自以为贼不能成大事，尤欲归顺；及至遵义，能奇问汪兆龄曰：『今老万岁已死，我等计将安出』？兆龄不知其欲降也，应曰：『将军辈只照旧行事可矣』！能奇怒曰：『昔老万岁在成都，汝为宰相，不能辅之治国，惟劝之杀人，以至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俱名我辈为贼。今日皇皇无之，汝尚欲我辈复作贼耶』！即拔刀斩之，而四分献忠牙兵，同入贵州。初，摇黄十三家各设险自固。及献忠屠戮之后。无所掠食；有仍归陕西者，有奔入湖广者，有为清兵所杀者。尊天王袁韬降清，寻复投王应熊，应熊以为都督，使屯涪州。其在川南富顺等处地方者，亦皆来降于应熊云。丁亥永明王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正月，封王应熊长寿伯。以钱邦芑巡抚四川。四川大饥，民相食，有夫妻父子互食者。盖甲申以来，大乱三年，民皆逃窜，无人耕种，而宿粮弃废又尽，故饥荒至此。时米皆出土司雅州；尚有大渡河所越嶲卫接济，而斗米犹十数金。嘉定州则斗米三十金，成都、重庆俱五十金。保宁则清兵运陕之米接济，然犹每斗六十金。成都人多逃入雅州，采野果而食；亦多流入土司者。死亡满路；尸纔倒地，即为人割去，虽斩之不可止。良家妇女，望门而投，亦无应者。成都食人尤甚，强者聚众数百掠人而食，若屠羊豕然。绵州大学士刘宇亮少子，亦为强盗所食。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于茂州，化龙固守三日，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去，屯于龙安。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清兵将犯重庆，王应熊檄马干趋内江；左右曰：『清兵正在内江，何可当其锋』！干曰：『遇敌而死，吾分也』！遂趋内江。与清兵遇，力战而死，重庆遂陷。旧按臣瞿昶、守将贾登、侯天锡、邓九韶、王廷献等，皆降。天锡复遣使招应熊，应熊斩其使，遁入仁怀县土城，抑郁而死。时王祥屯遵义绥阳县，余大海、李占春屯涪州，谭文屯万县，谭宏屯夔州，谭诣屯巫山县，副将胡云凤屯忠州。云凤以舟载妻子泊于夔州，谭诣部将邓希明劫之，云凤妾投水死。云凤怒，欲报仇。而摇黄之降王应熊者，屯夔州北岸，少粮三月矣；云凤与约，于万县小溪口过渡，摇黄从之，遂过南岸。谭文奔云阳。三月，清兵至遵义，王祥固守绥阳。清兵围之，不能克。诏阁臣吕大器督师四川。大器与丁魁楚不合，故出之。初，贺珍据汉中，清兵至，即引兵数百骑南奔至夔州求渡，知府程大典不可。时有蜀府德阳王宗室在夔州，同知李习达欲辅之，遂潜通珍，以小舟渡之，屯于夔州之南岸。五月，一只虎从巫山县渡江，谭诣水师溃。贺珍复过北岸，居下关城；未几，一只虎南陷建始县。六月，清兵至涪州，破袁韬于江口。韬弃辎重，走入牛皮箐；李占春、余大海亦战败，奔夔州。七月，湖南巡抚朱容藩（一作容藩，楚宗也）为清兵所迫，自施州卫至建始；一只虎降之，容藩即使屯建始。自至夔州，部署李占春、余大海兵马。时川东夔州一带与朝廷消息不通，又王应熊新丧，诸将无主，故多归容藩。清兵深入至遵义，王祥守绥阳，攻之，不克；使人招贵州总兵皮熊，又不至。降将侯天锡复归正，于是杀贾联登十余人，将还重庆。八月初九日，王祥整兵出战，清兵大败。清兵悉奔重庆，祥复遵义，军声大振。祥妻号上祖，警敏多权略；祥出攻遵义也，上祖率妇人数千皆男扮，别为一队，间道会祥。中道获敌人数十，内有平民被劫者，分别而遣之；既而曰：『姑系之，俟我与元帅会而后释焉。不然，彼或以虚实告敌，敌来追我矣』。及入遵义，乃尽纵之。祥尝营宫室，使上祖观之；上祖曰：『甚善！但少铁索数根，贼来，则当曳以行耳』！祥大惭。九月，清兵水陆俱下，攻于中州无风渡。朱容藩使占春、大海以舟师御之，往来如飞。清兵不习水战，又风雨大作、山岸泥滑，马不能逞，占春、大海以步兵蹙之，清兵大溃，焚舟千余，获辎重器械无算，遂自达州小路退入保宁。侯天锡、李正开击清兵于泸州，破之，复马湖。十月，朱容藩督占春、大海、三谭及摇黄呼景陈三家之兵将复重庆，会原任偏沅巡抚李干德亦与袁韬自涪州来，王祥又追清将柏永馥，俱至重庆。十五日，共击清兵，大破之，清兵悉奔保宁，遂复重庆。适冬至节拜龙亭，容藩自以室宗而功高，位在干德上；干德又自以国家旧臣而容藩后起，不为下。容藩赖占春之大破清兵，而威名始着，爱之。干德久居袁韬军中，与之呢。韬与占春复不协，勒兵相攻，占春不胜，怒回涪州，兵威大挫；而韬亦无粮，惟掠民间食以自给。初，杨展以乏粮大兴屯田。清兵犯嘉定，展坚守五日，清兵解去。时清兵饥疲，而展军亦无粮，不能追。至是，屯田成熟，上南军民足食，展即遣杨荣芳、李一进、陈应宗、黄国美恢复成都。会全胜、万燝亦破清兵于资阳、简州；十一月，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一训本贼将降清，清以为安绵道者也。王命臣、冯启击清兵于大西桥，破之，复顺庆。十二月，赵荣贵自龙安引兵会武大定于庆元，大破清兵，复保宁；清帅某遁去，全川皆复。以杨乔然为四川总制。武大定奉秦王四子入川，赵荣贵与之不合，秦王子以大定为靖虏将军。时兵、旱累年，百姓存者百不及一，或城内外多为虎狼所居。荣昌知县张懋赏主仆八人赴任，方入城，蒿草满地，不见一人。日未暮，群虎拦至，攫食五人。戊子二年（清顺治五年）二月，朱容藩还夔州，李占春屯涪江，余大海屯云阳，谭诣屯巫山，谭宏、谭文屯万县天紫城，袁韬屯重庆寨山坪，杨展屯嘉定，曹勋屯雅州、荣经，赵荣贵屯龙安，朱化龙屯茂州，侯天锡屯永宁，马应试屯芦卫，王祥屯遵义，各守其地，残民少安。六月，容藩聚兵十万，欲据蜀称王，先自立为楚王世子，加天下兵马副元帅。改忠州为大定府，号其城内为承运门。铸侯伯将军督抚印，遍送川中文武。关南道张京先降贼，贼败，逃匿大宁；与容藩有旧，首进称帝之说，容藩大悦。吕大器至涪江，与李占春力阻之，容藩不听；即于夔州设行营，先即楚王位，旋改吴王。有进士涂原者，拜且泣。或曰：『此吉事，何泣为』！原曰：『中原无主，今遇真主，早正位一日，则早慰天一日之望；吾心恳切，不觉泣耳』！人皆哂之。容藩以张京为吏部尚书，程正典（夔州知府，富于财；人利之，故以为户部）为户部尚书，太子宾客刘道开为军谘祭酒。有一宗室妇，极淫荡，流寓夔门，容藩留之于内，欲以为妃；张京力劝之，众不可，乃止。容藩性忌刻，宗室流寓夔州者，皆杀。时诸将自三谭外，无相从者。余大海在夔门，亦从众谒见。张京以为天子登极，诸侯不可无贡献，密谕大海率先进贡，即为开国元勋；大海进见，高唱曰：『靖海侯（容藩伪封）进宝』！鸿胪官问：『何宝』？大海：『奇货骆驼』！容藩面瘦背驼，素有骆驼之号，故以谑之。未几，杨乔然、钱邦芑等移檄诸将，共诛灭之。杨展屯嘉定，略有川西南州县，自什邡县以西、叙州府以南皆奉展号令。展所至得银，或于地窟、或于江中河口，不啻数百万。他人求之则无有，展甫至，则又得之。时值饥荒，展用以赈济，全活甚多。诏封华阳侯。袁韬饥，与李干德归展；武大定既与赵荣贵不合，亦归展。九月，展使大定屯眉州、韬屯犍为县，皆给以粮。初，王祥之胜于遵义也，兵至乐英寨，寨为展次子所据，祥掠以归；既而释之。展由是怨祥，未发也。会祥攻贵州，不克而还；贵州人约展共袭之。展亦与樊一衡谋立富顺王某，遂令长子璟新将诸将击祥；诸将皆悍，不受节制。璟新又年少不知兵，至芦卫，获马应试，杀之。至永宁，侯天锡坚守不下，攻之不克；王祥遣兵援之。一日，大雾，祥兵乘雾出战，璟新大败而还，展威名大损。展性骄矜，不假人以权。袁韬、大定、干德皆不悦，共欲图展。展觉之，然不以为意；三人竟杀展，分据其地（展被执，请入山为僧，袁韬欲释之；干德曰：『缚虎易，纵虎难』！遂杀之。其后干德战败，语人曰：『吾今日亲见杨展入舟中，冤孽相寻，夫复奚恨』！遂赴水死）。吕大器至遵义，王祥方以兵威迫胁土司，设三十六营，颇骄蹇不奉法；大器不能堪，仍还广西，郁郁殁于途。王祥以礼葬之，厚抚其孤。祥性骄奢，然亦矜名节；王应熊之丧，亦尝以礼葬之。即纵兵剽掠，每在敌境；其本方百姓，未尝以兵扰之。时永历帝远居广西，徒拥虚号；而祥独勤贡献，不敢失礼，其妻上祖亦进贡于后宫；搢绅欲赴行在者，必倾囊以赠之：朝廷封为忠国公。初，孙可望之奔贵州也，巡抚范爌既降，群县多望风送款，遂以定番为巢穴。休兵半年，进犯云南，二年间尽陷云南郡县。己丑三年（清顺治六年），孙可望自立为秦王，复引兵自贵州犯四川。时闯贼降将高必正等皆为朝廷效力，可望皆击杀之。初，容藩既败，张京投河督堵胤锡，胤锡尽削其官；乃投贺珍，伪为敕书印绶，煽惑文武。珍觉而逐之，遂投可望，称臣拜舞，首进王蜀之说；可望大喜，复其官。京又进豳风图曰：『豳风王业根本，愿殿下为天子，如周家有道之长』！可望左右，皆明室旧臣，皆深恶之。可望有亲信某，京时皁隶也，认为师生，藉其力以免祸。庚寅四年（清顺治七年），孙可望将犯遵义，先遣温总镇与王祥议和。温旧为川帅，祥曾在其麾下；今在可望营，最用事，而祥见之，倨甚，且呼可望为贼。温还，促可望进兵，祥败走，可望追之。祥曰：『吾终不可辱于贼』！遂自刭。其妻上祖被擒，亦不屈，可望赐之死。上祖沐浴盛装，望阙叩拜，又拜其夫死之处，乃就缢。未绝，以手招左右曰：『扣太紧，不可绝，可松其扣』！左右从之，遂死。可望又击匡国公裴熊于贵筑，破之；值艾能奇病死，可望又并其众，声势益张。辛卯五年（清顺治八年），可望挟永历帝入安龙所，诸将无不归命。号召川中诸将，李占春以可望杀其父（谓曾英），独不为下；可望使人招之，辄斩其使。有劝之降者，则骂曰：『彼杀我父、幽我主，而我降之，是为不忠不孝，禽兽等矣』！可望进兵击之，占春固守涪州，力战七日而溃；与余大海走湖广，欲降清。流民从者数万，中道绝食，流民俱怨占春不早降可望而流离至此，占春大惭；呼酒，对妻子痛饮，至夜半，单骑入华山为道士（后三年、清使人招之，不得已至武昌，终不受官。大海降清）。杨乔然与李占春同心守蜀，及占春败，可望使人招乔然，乔然谒见，因请归里；可望许之。李干德、袁韬、武大定据川南州县，可望使白文选攻之；干德等大败，韬与大定皆降。干德率妻子走威茂，中道被掠，妻子皆缢死。干德至威茂，威茂人缚送文选，文选厚待之，欲引见可望。干德曰：『吾终不能向贼求生』！遂投河死；弟翼德亦同死。壬辰六年（清顺治九年），清使平西王吴三桂略四川，攻陷保宁；赵荣贵战败，为三桂所杀。三桂深入至叙州，孙可望使刘文秀拒之。文秀攻拔叙州，三桂退保保宁。文秀乘胜追之，三桂按兵不动。文秀渡河索战，依山为垒，其锋甚锐；三桂以轻骑挑之，诱使下山。文秀失势，遂大败，仅以身免。四川郡县，尽归清矣。癸巳七年（清顺治十年），可望自引兵至岔口，复败还，遂驻贵州。丙申十年（清顺治十三年），李定国与可望有隙，迎帝入云南府，刘文秀等皆附之。丁酉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八月，可望誓师普定，以冯双礼守贵阳，自引兵犯云南。九月，可望溃；还至普定，守将马进忠闭门不纳，令城上发炮击之。或曰：『此国主』！进忠曰：『国主誓师而出，计兵十六万，今止数十人。此必是贼』！可望大窘，急趋贵阳。冯双礼又扬言进兵，已迫促；可望护家口先行，己为断后。可望遂弃城，走至宝庆，乞降于清；清封为义王。十月，刘文秀等追可望至贵阳，冯双礼迎降，遂复贵州。戊戌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清复使吴三桂与定西将军墨勒根虾由四川一路、靖寇大将军罗托由湖广一路、征南将军赵布太由广西一路，期于二月二十五日三路进师，共取贵州。既又遣信郡王多罗自都门趋贵州，仍分三路进取云南；罗托还驻荆州。时三桂屯汉中，由沔县、戴安、宁羌至朝天驿，顺流而下。三月四日，抵保宁，集舟舰、载军糈，以重庆水陆交冲，请增兵五千，以程廷俊为重夔总兵。七日，过南部、西充。十四日，至合州。合州有江，自阳平合瞿河而下，江而宽阔，水势汹涌，清兵跨马渡河，重庆总兵杜子香望风奔溃，清兵遂由铜梁璧山进发。四月三日，陷重庆，使人招原任总制杨乔然，乔然服毒而死。时川、湖界中如房、竹、归化、大昌、大宁则有塔天保、郝摇旗、李来亨、袁忠第、党守素、贺珍，施州卫则有王光兴，长寿、万县则有刘体纯、谭诣、谭宏、谭文、向希尧，达东则有杨秉胤、徐邦定等，结连啸聚，俱未附清。清乃以严自明领重兵镇重庆，与程廷俊协同固守；大兵遂渡黄葛江，历东溪、安稳、松坎、新站、夜郎。其间如滴溜、三坡、红关、石壶关，上摩九天、下临重渊，一夫守险，千人不得过；李定国先遣刘正国据险拒之。二十五日，清兵抵三坡，正国自水西奔云南，于是自桐梓至四渡站，守将郭李爱、刘董才、王明池、朱守全、王刘仓、王友臣等皆降清。三十日，清兵陷遵义。五月三日，进至新站、乌江。十一日，袭破杨武大于开州倒流水。于是水西宣慰司安坤、酉阳宣慰司冉奇、镳蔺宣抚使奢保寿等皆降清。兴宁伯王兴亦降清，吴三挂赐以盔甲名马，逾于常格。七月二日，谭诣、谭宏、谭文攻重庆，不克。诣、宏与文有隙，共杀之，请降于清，清以诣为向化侯，宏为慕义侯（自是以后，凡川东据险自固者，多降清矣）。吴三桂终以重庆为虞，使川抚高民瞻驻重庆，又调建昌总兵王明德赴重庆协守；檄严自明俟明德到日，即领所部赴遵义。二十八日，墨勒根虾病死，赵布太与线国安陷独山州。多罗入贵州境，约三桂议事，三桂自遵义驰赴之。十月五日，会多罗于平越府之杨老堡，遂与经略洪承畴等共订师期。帝赐李定国黄钺，同冯双礼等扼盘江河、据鸡公背，经营贵州；又使白文选同镇将窦民望等守七星关，进抵生界，距遵义数十里，牵制清兵，以应定国。吴三桂闻之，兼程遵还义。十一月十日，统藩十四旗及援剿总兵沈应时、马宁等自遵义出师。十二日，文选自生界退守七星关。关极险峻，两山壁立，水汹涌，号天生桥；三桂前在遵义，细问土人，已得其详。十二月三日，营于水西苗猓，不言所向。次日，忽由天生桥小路抄乌撒军民府，扼七星关大路。文选大惊，弃关，走可渡桥；又焚桥，走沾益州。李定国见多罗自中路来，亦退守盘江河，连战于罗炎河、凉水井，皆败。又闻赵布太将至，遂率大军奔云南。吴三桂至乌撒，收降文选余众，设官安抚，贵州悉陷。冯双礼、狄三品等自金沙江奔四川建昌卫，三桂发檄招之；且密授三品方略，使谕川南诸将归附。王化龙守茂州（即唐维州），独不降清；三桂发兵攻之，力屈被擒，竟见杀；同知唐天颜亦死之。化龙有所乘马，见化龙死，亦悲嘶跳跃而死：四川悉陷。野史氏曰：崇祯初，流贼自秦入蜀，摇黄继之，蜀已骚动。然十七年间，贼五出五入，未为大害也。迨献忠陷成都，一、二年间屠戮川民，靡有孑遗；虽石虎、符生之残，黄巢朱温之暴，亦不至若此之甚。曾英、王祥之徒，集乌合之众倡义讨贼，至死不回，可谓义士！然战争之苦，未尝不为民累，况其间又有马珂之陷顺庆、容藩之帝夔州乎戮官、戮民，宗室献贼，余毒未尽，又有此以甚之；生民涂炭，于斯而极！献贼既败清兵，横行川中；王祥、李占春整兵再战，杨展、曹勋败而复胜，而马干德辈或战死疆场，或委蛇强将之间，冀其一效；于是清兵远遁，全蜀稍宁。未几，孙可望复犯四川，王祥、占春之属相继败死，蜀中空虚；清兵乘之，遂据其地。夫蜀素称天险，自武侯治蜀以来，废兴不一。然据之者必历数十年而后败，未有一年之中献贼、闯贼、□□、摇黄以及乱民、悍宗相继而起，此往彼来，如今日之甚者也。岂天未厌乱，则地利亦不足恃哉！明季两京陷没，各有沦亡；而生灵之祸，蜀为尤甚，是可悲矣！贵州僻在一隅，非必争之地；然共主在滇、而乱贼在蜀，窥祭器者必由之，亦遂与蜀俱亡。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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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滇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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