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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 》 台湾割据志 》
卷头言
川口长孺 Kawaguchi Changru
本书（一册八六面五一、六○○字）不分卷，日人川口长孺撰。原著系日 本秘阁所藏抄本，今据再抄本排印。书中首述台湾之风土及先住民习俗，次述明季漳、泉人之通贩于台湾；再次，自明天启元年、迄清雍正元年有关台湾之史事，靡 不编年纪载。虽题称「台湾割据志」，实为郑氏三世之详纪。书中所用资料，皆经注明出处。资料之彼此不同者，并作考异式之自注附于正文之下。书末附有「引用 书目」，总计中、日文献共五七十部（细按书中所引资料，尚有「三朝实录」遗未列入，总计实不止此数）。作者在本书结尾云：『根据诸书，必期确实；而如其行文则会粹错综，务加删润，令其有次序。事虽专系郑氏，傍及华夷之隆替。凡一百有三年间治乱盛衰与废之故、天命人心去就之际，盖有略可观省云』。
本书与川口另着「台湾郑氏纪事」内容大同小异，余详见第五种「台湾郑氏纪事」篇。
卷头言
这本川口长孺着台湾割据志，是台湾文献丛刊的第一种。
现在，似有两个问题需要交代。（一）为什么出台湾文献丛刊？（二）为什么以台湾割据志为第一种？
先答第一问题。我在拙著清代台湾经济史的自序里已经说过：研究历史，一要有史料，二要有史观；前者赖有公开资料的风气，后者得凭个人独特的修养。我们十多年来的工作方针，严格说来，就在尽量发掘并提供有关台湾经济的研究资料。因为有了充份的史料，社会上自然会有高明之士，运用其正确的史观，深入研究，有所造就。我们愿意为多数的学人服务，而绝不关心到小我（私人或机关）的成绩。说明白些，我们固亦从事个别的研究，但愿与大家在同样的资料基础上进行。我们坚信，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资料的公开是学术进步的前提条件。由于这一信念，所以我们决定于原有的台湾特产丛刊与台湾研究丛刊以外，印行台湾文献丛刊，拿清代有关台湾的私人著述（特别是未经印行的抄本）汇编问节。这一工作，对于台湾研究者毫无疑义，有其必要。
再答第二问题。自然，这既非由于本书是日本学人的汉文著作，也非由于这本着作有何特殊价值。这完全是偶然的。我们计划中最先排印的，原是夏琳的海纪辑要；书存某研究机关。由于该机关主持人虽许抄录，不准翻印；要印，就得用该机关的名义；这在我们的职责上，实在难以办到；所以临时将这台湾割据志改排（已在台湾银行季刊第九卷第一期文献栏刊出）先出。海纪辑要，早已抄好；出版问题，尚在洽商。我们希望能有圆满的结果，因为古书原无版权（版权的作用，据我的了解，也在奖励出版，不在阻碍出版）；而我们的出书，更是百分之百的服务性质。
接着，对于这本台湾割据志的内容，应该有点介绍。本书不分卷，先述台湾的风土及先住民的习俗，次述明季漳泉人之通贩于台湾；再次，自明熹宗天启元年辛酉（一六二一），迄清世宗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有关台湾之事，靡不编年记载。故本书虽称「台湾割据志」，实为郑氏三世之详纪。书中所用资料，皆经注明出处。资料之彼此不同者，并作考异式之自注附于正文之下。按本书原系日本秘阁所藏抄本，书首有「秘阁图书之章」及「日本政府图书」印各一，书末又有「内阁文库」印并朱文「文政壬午」四字。查日本文政壬午，当清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则是书之入藏，距今已百有三十余年。兹据再抄本剩录，为之标点分段，然后付印。惟再抄本错误殊多，凡校正四百余字；间有知其讹舛而未能校正者，附问号以存疑。
其次，谈谈翻印这类旧书的方式问题。有人主张：用照相影印，既省费，又省时，而且可以全无错误。但我不是这样想法。我想：除了书画之类供人欣赏的作品以外，凡是给人研究、参考或阅读的书籍，应以「便利」为第一条件。而此所谓「便利」，又当是客观的。例如：像吾辈五十以上的人，看旧文字，也许用不到新式标点的帮助（可能也有反认新式标点为累赘的），但是这种主观的认识，不能否认新式标点的「便利作用」。我们出书，要以年轻的一代为标准——现在的年轻人以及未来的年轻人。我们要为他们着想，并为他们谋便利。我们应该为他们的便利而放弃自己的便利。这因现在的五十以上的人是有限的，未来的年轻人是无穷的。由于这一理由，我们宁愿标点排印。再次，还有一点可以一提。有人主张：「这类书，印刷当图讲究，印数务须减少；每种限印三百部，已经足够」。不论印刷与内容，都得以「世界水准」为努力的目标，这是不错的。但在现状之下，能够「世界水准」的著作，实在很少。我以为当前的急务，与其多花钱仅求印刷赶上「世界水准」，不如节省一点费用多印几本比较有用的书。所以本丛刊的用纸，祗在「宜于保存」的立场，改用道林纸（过去的出版物都用白报纸）而已。至于印数，暂定千册；理由仍为我们的出版物是「给一般人研究、参考或阅读用的」，并非供少数藏书家赏玩的，所以我们不想以少印居奇。
我们读欧洲经济史，知道中世基尔特（Ｇｕｉｌｄ）的形成及其影响。中国的手工业具有深长的历史，故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基尔特精神，亦曾深入每一角落，而且历久不衰。但是，近世的产业革命，在欧洲已将基尔特澈底摧毁。至在中国，则因机械工业尚未成型，以致基尔特的余音袅袅，原不足奇。但这是「落后」，这是「障碍」。如何实践先哲遗言「迎头赶上」、「天下为公」，现代知识份子的责任，似乎尤为重大。
周宪文于台北惜余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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