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壬午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壬午本前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國志通俗演義》(原題《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羅貫中所寫的一部歷史小說，也是我國小說史上的著名作品之一。它在今天不僅可供一般讀者的閱讀，而且是研究我國小說史的一種重要資料。自清初以來，由於毛綸、毛宗崗父子修改過的《三國演義》廣泛流傳，羅氏原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反而較少受到註意，有少數研究工作者甚至把毛本《三國演義》作為研究羅貫中及其創作的依據，或把《三國演義》中表現毛氏父子觀點的部分作為元末明初的社會現象來加以研究。所以，重印《三國志通俗演義》，使更多的讀者能夠得到這部書，顯然是一項有益的工作。
　　一
　　自東漢末年至魏、蜀、吳三國鼎立，最後統一於晉，這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十分動蕩的年代，階級矛盾尖銳復雜，各統治集團之間的鬥爭非常激烈。為了總結這一歷史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作為後人的藉鑒，當時就出現了不少有關的歷史著作。晉人陳壽所編的《三國志》則是一部係統地記述三國史事的專著。南朝宋裴鬆之為它作註，又徵引了漢末和三國以來的許多史籍，保存了大量史料。這些史書，為後來民間文藝中的三國故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三國故事很早就在民間流傳。從唐代李商隱《驕兒詩》“或謔張飛鬍，或笑鄧艾吃”的詩句來看，可能當時已有演述三國故事者，但因文獻不足，詳情無從考知。到了宋代，隨着“說話”藝術的盛行，三國故事流傳更廣，並出現了專說“三分”(即三國)的著名藝人。元代至治年間新安虞氏所刊《全相三國志平話》可能就是“說話”人的底本。金、元時代，三國故事還被大量搬上舞臺，據《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等書記載，劇目多達四十餘種。總之，由於在民間的長期流傳過程中得到不斷加工和再創造，三國故事就更趨豐富，某些人物形象己塑造得相當豐滿(例如，關漢卿雜劇《關大王單刀會》中的關羽，就是塑造得很出色的藝術形象)。羅貫中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高儒：《百川書志》)，創作了《三國志通俗演義》。
　　這部小說在思想內容與藝術性上都有者自己的特點和成就。就思想內容來說，它在一定程度上具體、形象地描繪了三國時期尖銳復雜的政治鬥爭，揭示了當時社會的黑暗，暴露了封建、統治者的殘暴、醜惡和虛偽，反映了人民的災難和痛苦，從而有其不可忽視的認識意義。
　　“欲知三國蒼生苦，請聽《通俗演義》篇。”(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確實，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黃巾起義被鎮壓、董卓專權開始，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彼此爭奪權力的鬥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戰禍連綿不斷，隨之而來的是對人民群衆極其野蠻、瘋狂的迫害與屠殺。董卓遷都長安、李傕郭汜之亂、曹操攻徐州、馬超屠歷城，……封建統治階級製造了多少個慘絶人寰的浩劫！
　　在反映封建統治階級與人民的矛盾的同時，作品以主要篇幅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鬥爭。各統治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縱橫捭闔，反復無常。一會兒曹操和袁紹聯合討伐董卓，一會兒曹操與哀紹爭戰不已；今天曹操結納劉備，明天又把劉備當作逆賊；有時蜀吳聯盟抗曹，有時蜀吳又混戰一場。而且，即使在彼此聯合時，也仍然各懷殺機；即使在至親骨肉之間，也玩弄權術，甚至互相殘殺。
　　《三國志通俗演義》在反映這一切時，雖有不少藝術虛構，但其基本情節卻大部分是以史書記載為依據的，正如章學誠在《丙辰札記》所述，此書“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也正因此，此書曾對傳播三國歷史知識起過相當大的作用。在舊社會，勞動人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當然沒有可能去讀陳壽《三國志》一類的史籍，而由於此書(包括據此編寫的戲麯、平話)的廣泛流傳，下層人民對三國歷史的瞭解遠遠超出對其他時代歷史的瞭解。當然，在這方面也有弊病；它的一些虛構的故事經常被誤認為歷史事實(例如清代詩人王士禛有《落風坡用龐士元》之作)。但就大體來說，它在普及歷史知識上還是利多於弊的。特別是：在三國時期發生了許多戰爭，其中並包括好些著名戰役，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等。作品對這一切都寫得很具體、生動，從而在傳播歷史知識的同時又傳播了軍事知識。這對於農民起義軍學習戰略、戰術也曾起過積極作用。清劉鑾《五石瓠》中說：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張德堅在污衊太平天國革命的《賊情匯纂》中也說：“‘賊’之詭汁果何所依據？蓋由二三‘黠賊’采稗官野史中軍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寶為不傳之秘訣。其裁取《三國演義》、《水滸傳》為尤多。”
　　但是《三國志通俗演義》也存在着不少封建糟粕。首先，書中大力鼓吹忠義等封建倫理觀念，塑造了—大批“忠臣義士”的形象，既有忠於漢獻帝而反對曹操的董承、吉平，又有忠於曹魏的龐德、王經；既有忠於劉璋而反對劉備的王纍、張任，又有忠於劉備的關羽等人。總之，無論他的主子是誰，衹要為其主子效死，就被作為“忠臣義士”來贊揚，尤其是關羽，更被視為“忠義”的典範，受到作者的盡情歌頌。這種描寫，實際上是引導讀者全忠盡義，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舊時曾起過相當有害的作用。其次，書中還表現出宿命論觀念和迷信思想，如孔明禳星、關羽索命之類，不一而足。此外，書中還把黃巾起義軍誣衊為“賊”。這些封建、荒誕的東西，都是在閱讀時應該進行批判的。
　　二
　　除了思想內容以外，《三國志通俗演義》在藝術性上出有其特點和成就。
　　在這方面最值得重視的，是它對人物形象的塑造。象曹操、諸葛亮、劉備、關羽、張飛、黃忠、周瑜、司馬懿、呂布等等，都是長時期來膾炙人口的藝術形象。作者之所以獲得這樣的成功，當然有種種原因。這裏衹想就下列兩點稍加說明。
　　其一，作者寫人物雖參照史實，但又不為史實所限製，而是根據人物的基本精神面貌和生活的邏輯，對史書中的材料加以增刪，使其性格更加豐富、完整、鮮明、生動。凡是作品中成功的藝術形象在塑造時都貫徹了這一原則。例如，作品寫曹操謀刺董卓未成，亡命東行，於途中誤殺呂伯奢一傢，後又故意把呂伯奢殺死，就非常能表現他的性格特徵。如果襲用舊的評語，把曹操稱為“姦雄”，那麽，其性格中“雄”的一面和“姦”的一面，在這整個過程裏部被描繪得維妙維肖，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核以史籍所載，刺董卓的事純屬虛構，殺呂伯奢一節也與事實不盡相符(據《三國志註》引《世語》、《雜記》，他殺呂伯奢是出於誤會)，這都說明作者並不為史料所限製。然而，曹操確實反對董卓，所以作品所虛構的謀刺童卓的情節與他的基本政治態度又是完全一致的，特別是在這故事中所體現的他的志節慷慨、膽略出衆，跟歷史上的曹操的雄纔大略更是密合無間。同時，歷史上的曹操也確有殘忍、自私的一面。倘若他在發現自己誤殺了呂伯奢一傢以後，又與伯奢迎面相逢，按照他的後一種性格特點，他當然不會留下呂伯奢而給自己造成巨大威脅，甚至帶來殺身之禍。因此作品的這種藝術處理也是符合他的性格特徵和生活邏輯的。正是通過諸如此類的藝術加工，曹操的性格特徵纔表現得如此清晰和深刻。
　　其二，作者寫人物時，能夠註意到形象的真實性和人物性格的復雜性。當然，作者對人物有自己的愛憎和評價，但並不采用簡單化、絶對化的手法來描寫人物以表示其愛憎、褒貶；在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方面的前提下，也刻劃出次要的、甚至與之相反的東西。因此，人物的性格往往是矛盾的統一，人物並不是作者按照某種主觀觀念演繹出來的傀儡。
　　在作品中，曹操曾遭受到作者的不少批判，但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加以醜化，而是按照歷史的真實，也着力寫了他的雄纔大略和其他的長處，甚至還虛構了諸如謀刺董卓一類的情節來突出他的志節和膽略；而這些又跟他的殘忍、狠毒等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相反相成。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既不是“好惡”這一概念的圖解，也不是“好惡”與“雄纔大略”這兩個概念的混合物的圖解，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至於作品中最受贊揚的人物恐怕要數關羽了。正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說：“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但是，書中也根據歷史的真實，有意識地描寫並渲染了關羽的驕橫與剛愎自用。例如，據《三國志·關羽傳》，馬超投劉備後，“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諸葛亮“知羽護前”，回信說馬超不及關羽。但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卻寫成關羽於馬超投降後，派關平來對劉備說：“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孟起(馬超字)比試高低”，搞得劉備十分緊張；孔明作書發付關乎星夜回到荊州，信中說馬超不及關羽，關羽“遂無入蜀之意”。(《劉玄德平定益州》)這就不僅更突出了他的“護前”，而且顯示出了他的目空一切和不識大體。作者並不因為關羽是他所要贊美的人物，就不顧生活真實地使之成為毫無缺點的完人，反而以虛構的情節把這一缺點表現得更加鮮明，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因為驕傲和不識大體本來就是歷史上關羽的一個致命的缺點，他後來的失荊州和被殺，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個缺點惡性發展的結果；掩蓋了這一點，關羽的性格發展和結局就會顯得虛假、不可信。而正由於作者在塑造這一形象時並不采取簡單化、絶對化的手法，我們所看到的關羽，就是一個現實生活中可能具有的、“義勇”而又頗有點驕橫與剛愎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並非“義勇”這一概念的演繹。
　　作者對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上述兩點以外，還有一些具體的藝術手法也是值得註意的。例如，善於運用誇張、烘托和對比，常以反復渲染來深化人物性格，寫人物多以粗筆勾勒等等，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
　　構成《三國志通俗演義》藝術成就的其他幾個方面，是：結構宏偉，組織嚴密；故事情節錯綜多變，引人入勝；描繪各種尖銳、復雜的矛盾鬥爭淋漓盡致、波瀾壯闊；長於摹寫戰爭。特別是最後一點，其成就與我國其他古代文學作品相比是較為突出的。諸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等大規模的戰爭，作者都能把雙方力量的對比、彼此的方略、戰前的準備、戰爭的進程及其變化、勝負的决定及其原因、有關人物在戰爭中的精神面貌及其作用，敘述得極其生動、具體而又極為精煉，同時把戰爭的巨大聲勢、緊張氣氛表現得有聲有色，扣人心弦。至於許多規模較小的戰爭，如濮陽之戰、宛城之戰等等，也都各具特色，從無雷同之感。這確是難能可貴的。
　　三
　　對於小說史研究工作來說，這部書還有一些值得重視之處。
　　首先，它可能有助於確定羅貫中的時代及其寫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時間。
　　羅貫中到底是什麽時代人，明朝人本就衆說紛紜，有說南宋的，有說元的，也有說明的。一般認為《續錄鬼簿》之說鉸為可信：“羅貫中，……與餘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後又六十年，競不知其所終。”但即使依據此條，也衹能知道他於元末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還活着，至於他在那一年是幾歲，仍然無從知道。一般說來，一個人能括到八九十歲就很不容易了，《續錄鬼簿》的作者在至正甲辰後至少又活了六十年，則他在甲辰年最多三十左右；同時，一個人到能夠成為比自己年歲大得多的人的“忘年交”，一般總要在成年之時，也即二十左右，而從“甲辰復會”語來看，兩人在這之前已經是朋友，並且已經分別過一段時期，則甲辰年《續錄鬼簿》作者至少要二十幾歲了。換言之，他在該年應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他跟羅貫中既是“忘年交”，至少應相差十幾歲，多則可相差三四十歲甚至四五十歲。年齡相差越大，越說明兩人相交之“忘年”。因此羅貫中在一三六四年少則四十左右，多亦可至六七十歲。一般假定其生卒為一三三〇——一四〇〇年，實是一個跟他的實際生卒年也許會相差幾十年的假定。至於《三國志通俗演義》到底寫於元末還是寫於明初，更是一個尚未弄清楚的問題。一般文學史著作都把它作為“明代文學”來敘述，其實也衹是一個尚無證據的假定。
　　但是，此書中的“今地名”，也許會對上述問題提供一些綫索。
　　原來，書中在提到地名時，有時在其下註有小字，說明三國時的這些地方為“今時”何地。已經有同志註意到了這一情況認為從“今地名”中可以知道此書斷限“不會晚於元末明初”。我們感到：從“今地名”來研究其成書時代是很有見解的，但所得結論似過於謹慎。因為這些註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如捲十一《諸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武陵郡，註云：“今屬鼎州。”鼎州係宋地名)，都係元代地名。其尤重要者，如捲二《曹操興兵報父仇》提到琅琊郡，註云：“琅琊，今益都路沂州。”捲十一《諳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桂陽郡，註云：“今屬郴州，尚有桂陽路之名。”同捲《孫仲謀合淝大戰》提到荊州，註云：“古之荊州，即今峽州是也，後以江陵為荊州郡。”
　　據《元史·地理志》：“益都路：沂州，唐初改為琅琊郡，後仍為沂州，……”至明代則將益都路改為青州府，而以沂州改屬兗州府，見《明史·地理志》。故《三國志通俗演義》所說“今益都路沂州’正是元代情況，而非明代情況。
　　《元史·地理志》：“郴州路，唐改桂陽郡為郴州，至元十四年改郴州路總管府。”又云：“桂陽路，唐郴州，宋升桂陽軍，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撫司，十四年升桂陽路總管府。”桂陽郡至唐改為郴州，至元代又把它分為郴州路和桂陽路。故《三國志通俗演義》所云桂陽郡“今屆郴州，尚有桂陽路之名”，正指元代這種情況。
　　《元史·地理志》又云：“峽州路，…領縣四：夷陵、宜都、長陽、遠安。”明廢峽州，此四縣皆歸荊州府，見《明史·地理志》。因此，《三國志通俗演義》所說的“即今峽州”，顯指元代峽州路。
　　為什麽這三條特別值得註意呢?因為某一個小地方改用新地名時，非當他的人未必立即知道，有時也會發生誤以故地名為“今地名”的情況。然而，“路”是元代普遍使用的一種行政區劃，至明代“路”這個行政區劃全都被廢除了，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大事件，生活在當時的人不可能不如道。所以，在明代所寫的作品絶不可能再把某某路作為“今地名”。而《三國志通俗演義》還在把益都路、桂陽路作為“今地名”，其寫作當至遲在元末而非明代建國以後。至於“今屬郴州”、“今峽州”，也顯然是郴州路、峽州路的簡稱，同樣可證其至遲寫於元末(至於“古之荊州，即今峽州是也”雲雲是不確的。這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無關，此不贅論)。
　　假如上述推斷能夠成立，那麽，還有以下幾條也值得註意：一、捲十一《諸葛亮傍略四郡》提到長沙郡，註：“今屬潭州。”二、捲十一《孫仲謀合淝大戰》提到公安，註：“今屆江陵管下縣治。”三、捲十三《曹操興兵下江南》提到建業，註云：“今時建康，古名秣陵，孫權時名建業。”據《元史·文宗紀二》：天歷二年(一三二九)，“改潛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曰建寧，漳州曰天臨。”原來在一三二八年元皇室內部發生了一次爭奪帝位的、規模很大的內亂，兵禍波及於四行省，徵調所及者尚不在內；其後文宗戰勝，為了慶賀，遂有此更改地名之舉。雖然所改的地名衹是四個路，但這次事件卻是一個全國性的大事件，當時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又，《三國志通俗演義》捲十一《諸葛亮二氣周瑜》提到拖蓬船，有雲：“此船極快，兩浙人呼刳子船，淮南呼艇船。”知羅貫中曾活動於兩浙及淮南一帶，故對於當地的舟船及方言頗為熟悉，則對於該地附近的建康改名為集慶，更不容不知。然而，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倘若可以這樣理解，則《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於文宗天歷二年(一三二九)之前；假如他其時為三十歲以上，則於至正甲辰(一三六四)與《續錄鬼簿》作者復會時當在六十五歲以上。這樣的假定，跟《續錄鬼簿》的記述倒也似乎並無矛盾，若在一三六四年時，一個二十幾歲，一個六十五歲以上，那自然是“忘年交”了。同時，羅貫中當時既已如此高齡，當然不可能再話六十年，所以《續錄鬼簿》說：“至正甲辰復會。別後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終。”
　　其次，此書有助於準確分析羅貫中的思路，澄清某些誤解。
　　如上所述，清代以來由於毛綸父子修改過的《三國演義》的流行，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反而較少受人註意，有少數研究工作者甚至把毛本《三國演義》作為研究羅貫中思想的依據，從而造成了某些誤解。例如，有一種看法，認為羅貫中從尊劉抑曹的封建正統觀念出發，一味醜詆曹操，極意美化劉備。但在實際上，這恐怕是把《三國演義》中所體現出來的毛綸、毛宗崗的思想，與羅貫中的思想混淆起來了的緣故。
　　在毛本《三國演義》中，曹操確實被駡得一塌糊塗。而羅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對曹操雖有許多批判，卻也不乏贊美之詞。例如，曹操在作品中第一次出現時，作者是這樣介紹的：“為首閃出一個好英族，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衆，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仿佛孫吳，胸內熟諳韜略。”(《劉玄德斬寇立功》)對他的熱情贊揚大大超過對他的批判。因此毛氏父子很看不慣，就把這一段文字縮為冷冰冰的三句話：“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髯。”又如，羅貫中在《關雲長千裏獨行》一節中，不僅引了裴鬆之的評語和“宋賢”的詩來贊美曹操，而且還進一步加以闡發：“此言曹公平生好處，為不殺玄德，不追關公也，因此可見得曹操有寬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而這一切，又都被毛本刪去了。再如，《曹操烏巢燒糧草》寫曹操把其部下私通袁紹的書信統統燒毀，並引“史官”之詩加以贊美：“史官有詩曰：‘盡把私書火內焚，寬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贏得山河付子孫。’此言曹公能撈籠天下之人，因而得天下也。”“史官”以下，也都被毛本刪掉了。
　　從以上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羅貫中並不想掩蓋曹操的“好處”，對這些“好處”也並不吝惜贊美之詞。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時，同樣貫徹了這一原則。凡是史料上所有的、能夠顯示出曹操“好處”的事跡，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基本上都加以描寫，有些並作了藝術誇張；同時，他還以一些虛構的情節來贊揚曹操。試以曹操破下邳、殺陳宮事為例。據羅貫中描寫，下邳一破，曹操就“差人入城，不許劫掠良民”。及見到被擒的陳宮，曹操並不想殺他，陳宮卻說：“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甘心也。”儘管“操有留戀之心”，陳宮卻决意一死，於是，“操與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吾府中思養，怠慢者斬’後曹公養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此乃曹公之德也。”(《白門曹操斬呂布》)這裏所寫的“差人入城，不許劫掠良民”，在史料上沒有依據，是作者的虛構。對待陳官及其傢屬一節，雖本於《三國志·魏志·呂布傳》及《註》所引《典略》，但作了藝術誇張：史料上並無曹操把陳宮傢屬送回他自己府中“恩養”的記載，也並無“怠慢者斬”的那個命令。而在毛本中，“操差人入城，不許劫掠良民”兩句，被刪掉了；“後曹公養其母”等句也被刪掉了；“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吾府中恩養”，改為“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不但事情本身與原來所寫的頗有區別，連下句“怠慢者斬”的意思也定了樣(原意是說，他不僅要把陳宮傢屬留在自己傢中“恩養”，而且不許傢中人對他們稍有“怠慢”)。很顯然，經過毛本這樣一改，羅貫中原來所要表現的曹操的“好處”，有的被根本抹煞，有的被大大削弱了。
　　至於對劉備，羅貫中雖然頗多贊美之詞，但其實也還是把他當作“梟雄”來寫的。不但史料中當時人指斥劉備為“梟雄”一類的話，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基本上保留着，有時作者甚至自己出面來加以評述，如《雲長延津誅文醜》中，寫關羽斬文醜後，袁紹欲殺劉備，備以言自解，作者評雲：“此是玄德極梟雄處。”可見他認為劉備還不是一般的“梟雄”，而是“極梟雄”。在《劉玄德敗走夏口》中，關羽提起昔日欲殺曹操而為劉備所阻之事，說：當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劉備回答道：“此時亦為國傢惜耳，若天道輔正，安知不為福也！”接着，羅貫中就引用裴鬆之之論，指出劉備的回答並非真話，實際上也就顯示了：即使對所謂義同生死、情如骨肉的關羽，劉備也沒有忘記耍弄權術，和“極梟雄”之類的評語可以互參。但此類描述，在毛本中都被刪改了。
　　再就《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劉備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表現來看：例如，他在荊州被曹操打敗後，派諸葛亮去聯合東吳，共拒曹操，諸葛亮提出：俏曹操失敗，就乘勢奪回荊州；倘曹操勝利，就乘機奪取東吳。劉備對此大為贊同，說是：“此論甚高。”又如，劉備在入蜀之前，已在荊州與張鬆深相結納，並以言語相挑，使張鬆獻出了蜀中地理圖，然後與張鬆立下誓約：“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明白地表示了他欲圖劉璋、取西川的决心。他這種蓄意結納張鬆以圖劉璋的行為，跟他一面與孫權同盟抗曹、一面卻想乘機奪取東吳的籌畫一樣，都不是所謂“忠厚長者”做的事，而是“梟雄”本色。而且，正因作者在事前就淋漓盡致地寫了他與張鬆的這一番勾結，所以，後來法正、龐統勸劉備圖蜀時，劉備的幾次推托，就都顯得是故意做作。還應補充指出：這裏所述及的兩件事，前一件純係虛構，後一件也基本是虛構。
　　因此，就毛本而論，固然可說是從尊劉抑曹的封建正統觀念出發，一味醜詆曹操，極意美化劉備，但這能不能概括羅貫中寫作《三國志通俗演義》時的指導思想，卻還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當然，即使從《三國志通俗演義》來看，作者在總的方面也是對曹操的否定遠過於對他的贊許，而對劉備則作了許多肯定甚至有所美化。但是，書中的稱贊劉備，主要在於他的“仁德”，而如上所述，作者對曹操的“仁德”之處也是同樣稱贊的，並不因為一個是“正統”、一個非“正統”而有所軒輊。那麽，書中之所以對劉備着重於褒而對曹操偏重於貶，恐怕是現有史料中劉備事跡可與“仁德”挂起鈎來的比較多，而曹操則此類事跡較少、與之相反的事跡卻比較多的緣故。換言之，作者對曹、劉態度的不同，主要似還不在於封建正統思想，而在於追慕“仁德”的政治觀念。自然，這並不意味着他在塑造這兩個形象時沒有體現出封建正統思想，而衹是想說明他在這方面與毛氏父子的區別。
　　總之，《三國志通俗演義》在思想上與毛本《三國演義》是很有些不同之處，值得認真研究的。也正因此，本書的重印不僅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種有益的文藝讀物，而且也符合小說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
　　章培恆　馬美信
　　一九七九午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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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話說三國

前言	序	引	三國志宗僚
捲之一: 祭天地桃園結義	劉玄德斬寇立功	安喜張飛鞭督郵	何進謀殺十常侍
董卓議立陳留王	呂布刺殺丁建陽	廢漢君董卓弄權	曹孟德謀殺董卓
曹操起兵伐董卓	虎牢關三戰呂布	捲之二: 董卓火燒長樂宮	袁紹孫堅奪玉璽
趙子竜磐河大戰	孫堅跨江戰劉表	司徒王允說貂蟬	鳳儀亭布戲貂蟬
王允授計誅董卓	李傕郭汜寇長安	李傕郭汜殺樊稠	曹操興兵報父仇

第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10] [XI]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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