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类 》 毛诗正义 》
序
Kong Yingda
Zheng Xuan
□笺 汉·郑玄 □疏 唐·孔颖达 □整理 明月奴 □制作 真如 □发布 读书中文网
《诗经》研究著作简称《孔疏》,40卷。唐贞观十六年 (642)孔颖达(574～648)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等职。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是对于《毛传》及《郑笺》的疏解,“传”“笺”被称为“注”，“正义”被称为“疏”，合称《毛诗注疏》《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说明此书内容取材之广和在唐代影响之大。其中包括了汉魏时期学者对《诗经》的各种解释,汇集了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有的地方并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对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表示怀疑等，但其书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未能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敢加以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承袭了《毛传》、《郑笺》的某些错误；在疏解方面此书颇多烦言赘语，这是唐人义疏的共同缺点。
《毛诗正义》通行的有《十三经注疏》本，以阮元所刻为佳，书后附阮元的《毛诗校勘记》。
序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於生灵。六情静於中，百物荡於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於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剌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於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若夫哀乐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上皇道质，故讽谕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歌之理切。唐、虞乃见其初，牺、轩莫测其始。於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先君宣父，釐正遗文，缉其精华，褫其烦重，上从周始，下暨鲁僖，四百年閒，六诗备矣。卜商阐其业，雅颂与金石同和；秦正燎其书，简牍与烟尘共尽。汉氏之初，《诗》分为四：申公腾芳於鄢郢，毛氏光价於河閒，贯长卿传之於前，郑康成笺之於后。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閒，兹风不坠。
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时，骋绝辔於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於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爱憎。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脩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正，凡为四十卷，庶以对扬圣范，垂训幼蒙，故序其所见，载之於卷首云尔。
◎诗谱序
诗之兴也，谅不於上皇之世。
[疏]正义曰：上皇谓伏牺，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郑知于时信无诗者，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未殊。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
大庭、轩辕逮於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
[疏]正义曰：郑注《中候·敕省图》，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称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称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农之别号。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辞，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礼记·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号。”《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谓神农时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者，为田报祭。案《易·系辞》称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则田起神农矣。二者相推，则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但事不经见，故总为疑辞。案《古史考》云“伏牺作瑟”，《明堂位》云“女娲之笙簧”，则伏牺、女娲已有乐矣。郑既信伏牺无诗，又不疑女娲有诗，而以大庭为首者，原夫乐之所起，发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岂由有诗而乃成乐，乐作而必由诗？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故伏牺作瑟，女娲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诗咏。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郑疑大庭有诗者，正据后世渐文，故疑有尔，未必以土鼓、苇籥遂为有诗。若然，《诗序》云“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声成文谓之音”，是由诗乃为乐者。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郑说既疑大庭有诗，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而《六艺论·论诗》云：“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於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彼书契之兴既未有诗，制礼之后始有诗者，《艺论》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故以制礼为限。此言有诗之渐，述情歌咏，未有箴谏，故疑大庭以还。由主意有异，故所称不同。礼之初与天地并矣，而《艺论·论礼》云“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亦谓今时所用之礼，不言礼起之初也。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於此乎！
[疏]正义曰：《虞书》者，《舜典》也。郑不见《古文尚书》，伏生以《舜典》合於《尧典》，故郑注在《尧典》之末。彼注云：“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彼《舜典》命乐，已道歌诗，经典言诗，无先此者，故言《诗》之道也。“放於此乎”，犹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隐二年《公羊传》文。言放於此者，谓今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讴歌始於此也。《益稷》称舜云：“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乘之庸之，否则威之。”彼说舜诫群臣，使之用诗。是用诗规谏，舜时已然。大舜之圣，任贤使能，目谏面称，似无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诗”者，《六艺论》云情志不通者，据今诗而论，故云“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其唐虞之诗，非由情志不通，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且为滥觞之渐，与今诗不一，故《皋陶谟》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虞书》所言，虽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尧，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谓之造初，谓造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虽於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务》云：“诗者，持也。”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
[疏]正义曰：夏承虞后，必有诗矣。但篇章绝灭，无有孑然而得遗馀。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时灭也。有《商颂》而无夏颂，盖周室之初世记录不得。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
[疏]正义曰：汤以诸侯行化，卒为天子。《商颂》成汤“命於下国，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渐兴，亦有风、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无商风、雅，唯有其颂，是周世弃而不录，故云“近及商王，不风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於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疏]正义曰：此论周室不存商之风、雅之意。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剌过讥失之二事耳。党谓族亲。此二事各於己之族亲，周人自录周之风、雅，则法足彰显，戒足著明，不假复录先代之风、雅也。颂则前代至美之诗，敬先代，故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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