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堂永日绪论

　　序
　　
　　《周礼》大司乐以乐德、乐语教国子，成童而习之，迨圣德已成，而学《韶》者三月。上以迪士，君子以自成，一惟于此。盖涵泳淫泆，引性情以入微，而超事功之烦黩，其用神矣。
　　
　　世教沦夷，乐崩而降于优俳。乃天机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学士之心，乐语孤传为《诗》。《诗》抑不足以尽乐德之形容，又旁出而为经义。经义虽无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导，亦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则固乐语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舍固有之心，受陈人之束，则其卑陋不灵，病相若也。韵以之谐，度以之雅，微以之发，远以之致，有宣昭而无掩霭，有淡宕而无犷戾；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可以论经义矣。
　　
　　余自束发受业经义，十六而学韵语，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经义亦数万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点定，因论其大约如此。可言者，言及之；有不可言者，谁其知之？庚午补天穿日，船山老夫叙。
　　
　　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诗》？“可以”云者，随所“以 ”而皆“可”也。《诗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随触而皆可，亦不数数也。又下或一可焉，或无一可者。故许浑允为恶诗，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尔。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
　　
　　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词采，求故实，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粉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
　　
　　“池塘生春草”，“胡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日暮天无云，春风散微和”，想见陶令当时胸次，岂夹杂铅汞人能作此语？程子谓见濂溪一月坐春风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诗文俱有主宾。无主之宾，谓之乌合。俗论以比为宾，以赋为主；以反为宾，以正为主，皆塾师赚童子死法耳。立一主以待宾，宾无非主之宾者，乃俱有情而相浃洽。若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于贾岛何与？“湘潭云尽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于许浑奚涉？皆乌合也。“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挍前”，得主矣，尚有痕迹。“花迎剑佩星初落”，则宾主历然，熔合一片。
　　
　　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楼所见者耳。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但闻鼓声，而可云所演何出乎？前有齐、梁，后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
　　
　　一诗止于一时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谢皆然。“夔府孤城落日斜”，继以“月映荻花”，亦自日斜至月出诗乃成耳。若杜陵长篇，有历数月日事者，合为一章。《大雅》有此体。后唯《焦仲卿》、《木兰》二诗为然。要以从旁追叙，非言情之章也．为歌行则合，五言固不互尔。
　　
　　古诗无定体，似可任笔为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榘镬。故李于鳞谓唐无五古诗，言亦近是；无即不无，但百不得一二而已。所谓榘镬者，意不枝，词不荡，曲折而无痕，戍削而不竞之谓。若于鳞所云无古诗，又唯无其形埒字句与其粗豪之气耳。不尔，则“子房未虎啸”及《玉华宫》二诗，乃李、杜集中霸气灭尽和平温厚之意者，何以独入其选中？
　　
　　古诗及歌行换韵者，必须韵、意不双转。自《三百篇》以至庾、鲍七言，皆不待钩锁，自然蝉连不绝。此法可通于时文，使股法相承，股中换气。近有顾梦麟者，作《诗经塾讲》，以转韵立界限，划断意旨。劣经生桎梏古人，可恶孰甚焉！晋《清商》、《三洲》曲及唐人所作，有长篇拆开可作数绝句者，皆蠚虫相续成一青蛇之陋习也。
　　
　　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著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鲀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饶他有理，终是于河鲀没交涉。“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汉人皆有之，特以微言点出，包举自宏。太白乐府歌行，则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弓极满，或即发矢，或迟审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于太白，止矣。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为苏子瞻，萎花败叶，随流而漾。胸次局促，乱节狂兴所必然也。
　　
　　“海暗三山雨”接“此乡多宝玉”不得，迤逦说到“花明五岭春”，然后彼句可来，又岂尝无法哉？非皎然、高棅之法耳。若果足为法，乌容破之？非法之法，则破之不尽，终不得法。诗之有皎然、虞伯生，经义之有茅鹿门、汤宾尹、袁了凡，皆画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步位，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取途千里，而用此步法。虽至愚者不为也。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耳。
　　
　　“更喜年芳入睿才”与“诗成珠玉在挥毫”，可称双绝。不知者以“入”字“在”字为用字之巧，不知渠自顺手凑著。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则山之辽廓荒远可知，与上六句初无异致，且得宾主分明，非独头意识悬相描摹也。“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阳楼诗。尝试设身作杜陵，凭轩远望观，则心目中二语居然出现，此亦情中景也。孟浩然以“舟楫”、“垂钓”钩锁合题，却自全无干涉。
　　
　　近体中二联，一情一景，一法也。“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御柳已争梅信发，林花不待晓风开”，皆景也，何者为情？若四句俱情，而无景语者，尤不可胜数。其得谓之非法乎？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且如“九月寒砧催木叶”，二句之中，情景作对；“片石孤云窥色相”四句，情景双收，更从何处分析？陋人标陋格，乃谓“吴楚东南坼”四句，上景下情，为律诗宪典，不顾杜陵九原大笑。愚不可瘳，亦孰与疗之？
　　
　　起承转收，一法也。试取初盛唐律验之，谁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于成章；立此四法，则不成章矣。且道“卢家少妇”一诗作何解？是何章法？又如“火树银花合”，浑然一气；“亦知戍不返”，曲折无端。其他或平铺六句，以二语括之；或六七句意已无余，末句用飞白法扬开，义趣超远，起不必起，收不必收，乃使生气灵通，成章而达。至若“故国平居有所思”，“有所”二字虚笼喝起，以下曲江、蓬莱、昆明、紫阁，皆所思者，此自《大雅》来；谢客五言长篇，用为章法；杜更藏锋不露，抟合无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转？陋人之法，乌足展骐骥之足哉！近世唯杨用修辨之甚悉。用修工于用法，唯其能破陋人之法也。
　　
　　起承转收以论诗，用教幕客作应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为一首尾也。塾师乃以此作经义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蠚虫相衔成青竹蛇而何？两间万物之生，无有尻下出头枝末生根之理。不谓之不通，其可得乎？
　　
　　《乐记》云：“凡音之起，从人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不可恃为典要。“昔闻洞庭水”，“闻”、“庭” 二字俱平，正尔振起。若“今上岳阳楼”，易第三字为平声，云“今上巴陵楼”，则语蹇而戾于听矣。“八月湖水平”．“月”、“水”二字皆仄，自可；若“涵虚混太清”易作“混虚涵太清”，为泥磬土鼓而已。又如“太清上初日”，音律自可；若云“太清初上日”，以求合于粘，则情文索然，不复能成佳句。又如杨用修警句云：“谁起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烽烟”。若谓“安”字失粘，更云“谁起东山谢太傅”，拖沓便不成响。足见凡言法者，皆非法也。释氏有言：“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艺文家知此，思过半矣。
　　
　　作诗亦须识字。如“思”、“应”、“教”、“令”、“吹”、“烧”之类．有平仄二声，音别则义亦异。若粘与押韵，于此鹘突，则荒谬止堪嗤笑。唐人不寻出处，不夸字学，而犯此者百无一二。宋人以博核见长，偏于此多误。杜陵以酂侯“酂”字作“才何切”，平声粘，缘《史》、《汉》注自有两说，非不识字也。至廉颇音“婆”，相如音“湘”，则考据精切矣。苏子瞻不知《轩辕弥明诗序》“长颈高结”，“结”字作“洁”音，稚子之所耻为，而孟浪若此！近见有和人韵者，以“葑菲”作“芳菲”字音押，虽不足道，亦可为不学人永鉴。
　　
　　唯孟浩然“气蒸云梦泽”，不知“云土梦作乂”，“梦”本音“蒙”；“青阳逼岁除”，不知“日月其除”，“除”本音“住”。浩然山人之雄长，时有秀句；而轻飘短昧，不得与高、岑、王、储齿。近世文征仲轻秀与相颉颃，而思致密赡，骎骎欲度其前。
　　
　　王子敬作一笔草书，遂欲跨右军而上。字各有形埒，不相因仍，尚以一笔为妙境，何况诗文本相承递邪！一时一事一意，约之止一两句；长言永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教也。《十九首》及《上山采蘼芜》等篇，止以一笔入圣证。自潘岳以凌杂之心作芜乱之调，而后元声几熄。唐以后间有能此者，多得之绝句耳。一意中但取一句，“松下问童子”是已。如“怪来妆阁闭”，又止半旬，愈入化境。近世郭奎“多病文园渴未消”一绝，仿佛得之。刘伯温、杨用修、汤义仍、徐文长有纯净者，亦无歇笔。至若晚唐饾凑，宋人支离，俱令生气顿绝。“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风软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医家名为关格，死不治。
　　
　　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胡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亭皋木叶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谢太傅于《毛诗》取“讦谟定命，远猷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第；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
　　
　　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叶开时任好风”，“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风正一帆悬”，“青霭入看无”，皆以小景传大景之神。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张皇使大，反令落拓不亲。宋人所喜，偏在此而不在彼。近唯文征仲《斋宿》等诗，能解此妙。
　　
　　情语能以转折为含蓄者，唯杜陵居胜，“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柔橹轻鸥外，含凄觉汝贤”之类是也。此又与“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更进一格，益使风力遒上。
　　
　　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若但于句求巧，则性情先为外荡，生意索然矣。松陵体永堕小乘者，以无句不巧也。然皮、陆二子差有兴会，犹堪讽咏。若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黄鲁直、米元章益堕此障中。近则王谑庵承其下游，不恤才情，别寻蹊径，良可惜也。
　　
　　对偶有极巧者，亦是偶然凑手，如“金吾”“玉漏”、“寻常”“七十”之类，初不以此碍于理趣。求巧则适足取笑而已。贾岛诗：“高人烧药罢，下马此林间”，以“下马”对“高人”，噫，是何言与？
　　
　　一解弈者，以诲人弈为游资。后遇一高手，与对弈至十数子，辄揶揄之曰：“此教师棋耳！”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 ”，亦艺苑教师而已。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钟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昭代风雅，自不属此数公。若刘伯温之思理，高季迪之韵度，刘彦昺之高华，贝廷琚之俊逸．汤义仍之灵警，绝壁孤骞，无可攀蹑，人固望洋而返；而后以其亭亭岳岳之风神，与古人相辉映。次则孙仲衍之畅适，周履道之萧清，徐昌谷之密赡，高子业之戍削，李宾之之流丽，徐文长之豪迈，各擅胜场，沉酣自得。正以不悬牌开肆，充风雅牙行，要使光焰熊熊，莫能掩抑，岂与碌碌余子争市易之场哉？李文饶有云：“好驴马不逐队行。”立门庭与依傍门庭者，皆逐队者也。
　　
　　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邪？故嗣是而兴者，如郭景纯、阮嗣宗、谢客、陶公乃至左太冲、张景阳，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视子建蔑如矣。降而萧梁宫体，降而王、杨、卢、骆，降而大历十才子，降而温、李、杨、刘．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阳、琅邪、历下，降而竟陵，所翕然从之者，皆一时和哄汉耳。宫体盛时，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笔纵横，不屑烟花簇凑。唐初比偶，即有陈子昂、张子寿扢扬大雅。继以李、杜代兴，杯酒论文，雅称同调，而李不袭杜，杜不谋李，未尝党同伐异，画疆墨守。沿及宋人，始争疆垒。欧阳永叔亟反杨亿、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掇拾夸新，殆同觞令。胡元浮艳，又以矫宋为工，蛮触之争，要于兴观群怨丝毫未有当也。伯温、季迪以和缓受之，不与元人竞胜，而自问风雅之津。故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陋．是知立“才子”之目，标一成之法，扇动庸才，旦仿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羁络骐骥。唯世无伯乐，则驾盐车上太行者，自鸣骏足耳。
　　
　　所以门庭一立，举世称为“才子”、为“名家”者，有故。如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买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即无不足。若欲吮竟陵之唾液，则不更须尔；但就措大家所诵时文“之”、“于”、“其”、“以”、“静”、“澹”、“归”、“怀”熟活字句凑泊将去，即已居然词客。如源休一收图籍，即自谓酂侯，何得不向白华殿拥戴朱泚邪？为朱泚者，遂褒然自以为天子矣。举世悠悠．才不敏，学不充，思不精，情不属者，十姓百家而皆是。有此开方便门大功德主，谁能舍之而去？又其下，更有皎然《诗式》一派下游，印纸门神待填朱绿者，亦号为诗。庄子曰：“人莫悲于心死。”心死矣，何不可图度予雄邪？
　　
　　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太抵如此。王敬美风神蕴藉，高出元美上者数等。而俗所归依，独在元美。元美如吴夫差，倚豪气以争执牛耳，势之所凌灼，亦且如之何哉？敬美论诗，大有玄微之旨。其云河下佣者，阿兄即是。挥毫落纸，非云非烟，为五里雾耳。如送蔡子木诗：“一去蔡邕谁倒屣，可怜王粲独登楼。”恰好安排，一呼即集，非河下佣而何？
　　
　　元美末年以苏子瞻自任，时人亦誉为“长公再来”。子瞻诗文虽多灭裂，而以元美拟之，则辱子瞻太甚。子瞻野狐禅也，元美则吹螺摇铃、演《梁皇忏》一应付僧耳。“为报邻鸡莫惊觉，更容残梦到江南。”元美竭尽生平，能作此两句不？
　　
　　立门庭者必饾仃，非饾仃不可以立门庭。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鲿鲨也：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如刘彦昺诗：“山围晓气蟠龙虎，台枕东风忆凤凰。”贝廷琚诗：“我别语儿溪上宅，月当二十四回新。如何万国尚戎马，只恐四邻无故人。”用事不用事，总以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却使陋人无从支借。唯其不可支借，故无有推建门庭者，而独起四百年之衰。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岂以“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为出处邪？用意别，则悲愉之景原不相贷。出语时偶然凑合耳。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
　　
　　一部杜诗，为刘会盂陻塞者十之五，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为谢叠山、虞伯生污蔑更无一字矣。开卷《龙门奉先寺》诗：“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 尽人解一“卧”字不得，只作人卧云中，故于“阙”字生许多胡猜乱度。此等下字法，乃子美早年未醇处．从阴铿、何逊来，向后脱卸乃尽，岂黄鲁直所知邪？至“ 沙上凫雏傍母眠”，诬为嘲诮杨贵妃、安禄山．则市井恶少造谣歌诮邻人闺阃恶习，施之君父，罪不容于死矣。
　　
　　《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唯人所感，皆可类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为隐语也。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慝，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则虽无所诽诮，亦可加以萝织。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诚自取之矣。而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鸣，三木加身，则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可耻孰甚焉！近人多效此者，不知轻薄圆头恶习，君子所不屑久矣。
　　
　　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歌行，鲍、庾初制，至李太白而后极其致。盖创作犹鱼之初漾于洲渚，继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鳞髻始展也。七言绝句，初盛唐既饶有之，稍以郑重，故损其风神。至刘梦得，而后宏放出于天然，于以扬扢性情，馺娑景物，无不宛尔成章，诚小诗之圣证矣。此体一以才情为主。言简者最忌局促，局促则必有滞累；苟无滞累，又萧索无余。非有红垆点雪之襟宇，则方欲驰骋，忽尔蹇踬；意在矜庄，只成疲苶。以此求之，知率笔口占之难，倍于按律合辙也。梦得而后，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尘，白乐天、苏子瞻皆有合作，近则汤义仍、徐文长、袁中郎往往能居胜地，无不以梦得为活谱。才与无才，情与无情，唯此体可以验之。不能作五言古诗，不足入风雅之室；不能作七言绝句，直是不当作诗。区区近体中觅好对语，一四六幕客而已。
　　
　　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纇；储光义、崔国辅其次者。至若“秦时明月汉时关”，句非不炼，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诗起句；施之小诗，未免有头重之病。若“ 永尽南天不见云”，“永和三日荡轻舟”，“囊无一物献尊亲”．“玉帐分弓射虏营”，皆所谓滞累，以有衬字故也。其免于滞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则又疲苶无生气，似欲匆匆结煞。
　　
　　作诗但求好句，已落下乘。况绝句只此数语，拆开作一俊语，岂复成诗？“百战方夷项，三章且易秦；功归萧相国，气尽戚夫人。”恰似一汉高帝谜子；掷开成四片，全不相关通。如此作诗，所谓“佛出世也救不得”也。
　　
　　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然其中有本无才情，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术者，如高廷礼、何大复、王元美、钟伯敬是也。有才情固自足用，而以立门庭故自桎梏者，李献吉是也。其次则谭友夏亦有牙后慧，使不与钟为徒，几可分文征仲一席，当于其五、七言绝句验之。
　　
　　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李献吉诗：“浩浩长江水，黄州若个边？岸回山一转，船到堞楼前。”固自不失此风味。
　　
　　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此二体本在律诗之前；律诗从此出，演令充畅耳。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断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自五言古诗来者，就一意中圆浮成章，字外含远神，以使人思。自歌行来者，就一气中骀宕灵通，句中有余韵．以感人情。修短虽殊，而不可杂冗滞累则一也。五言绝句有平铺两联者，亦阴铿、何逊古诗之支裔。七言绝句有对偶，如“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亦流动不羁，终不可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平实语。足知绝律四句之说，牙行赚客语，皮下有血人不受他和哄。
　　
　　《大雅》中理语造极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汉以下无人能嗣其响。陈正字、张曲江始倡《感遇》之作，虽所诣不深，而本地风光，骀宕人性情，以引名教之乐者，风雅源流，于斯不昧矣。朱子和陈、张之作，亦旷世而一遇。此后唯陈白沙为能以风韵写天真，使读之者如脱钩而游杜蘅之沚。王伯安厉声吆喝：“个个人心有仲尼。”乃游食髡徒夜敲木板叫街语．骄横卤莽．以鸣其“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之说，志荒而气因之躁，陋矣哉！
　　
　　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有似妇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乡塾师者，有似游食客者．妇人、衲子，非无小慧；塾师、游客，亦侈高谈。但其识量不出针线、蔬笋、数米、量盐、抽丰、告贷之中，古今上下，哀乐了不相关；即令揣度言之，亦粤人咏雪，但言白冷而已。然此数者，亦有所自来，以为依据。似妇人者，仿《国风》而失其不淫之度。晋、宋以后．柔曼移于壮夫；近则王辰玉、谭友夏中之。似衲子者，其源自东晋来。钟嵘谓陶令为隐逸诗人之宗，亦以其量不弘而气不胜，下此者可知已。自是而贾岛固其本色，陈无已刻意冥搜，止堕齐盐窠臼；近则钟伯敬通身陷入，陈仲醇纵饶绮语，亦宋初九僧之流亚耳。似塾师、游客者，《卫风．北门》实为作俑。彼所谓政散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夫子录之，以著卫为狄灭之因耳。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余渡。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至陈昂、宋登春而丑秽极矣。学诗者一染此数家之习，白练受污，终不可复白．尚戒之哉！
　　
　　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废。顾皆流览而达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为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叶罗裙一色裁”，“昨夜风开露井桃”，皆艳极而有所止。至如太白《乌栖曲》诸篇，则又寓意高远，尤为雅奏。其述怨情者，在汉人则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唐人则“闺中少妇不知愁”，“西宫夜静百花香”，婉娈中自矜风轨。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稠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近则汤义仍屡为泚笔，而固不失雅步。唯谭友夏浑作青楼淫咬，须眉尽丧；潘之恒辈又无论已。《清商曲》起自晋、宋，盖里巷淫哇，初非文人所作，犹今之《劈破玉》、《银纽丝》耳。操觚者即不惜廉隅，亦何至作《懊依歌》、《子夜》、《读曲》？
　　
　　前所列诸恶诗，极矣；更有猥贱于此者，则诗佣是也。诗佣者，衰腐广文，应上官之征索；望门幕客，受主人之雇托也。彼皆不得已而为之。而宗子相一流，得已不已，间则繙书以求之，迫则倾腹以出之，攒眉叉手，自苦何为？其法：姓氏、官爵、邑里、山川、寒喧、庆吊，各以类从；移易故实，就其腔壳；千篇一律，代人悲欢；迎头便喝，结煞无余；一起一伏，一虚一实，自诧全体无瑕，不知透心全死。风雅下游，至此而浊秽无加矣。宋以上未尝有也。高廷礼作俑于先，宗子相承其衣钵。凡为佣者，得此以擿埴而行，而天下之言诗者车载斗量矣。此可为风雅痛哭者也。
　　
　　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其标格高下，犹画之有匠作，有士气。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又其卑者，饾凑成篇，谜也，非诗也。李峤称“大手笔”，咏物尤其属意之作，裁剪整齐，而生意索然，亦匠笔耳。至盛唐以后，始有即物达情之作。“自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贴切樱桃，而句皆有意，所谓“正在阿堵中”也。“黄莺弄不足，含人末央宫”，断不可移咏梅、桃、李、杏，而超然玄远，如九转还丹，仙胎自孕矣。宋人于此茫然，愈工愈拙，非但“认桃无绿叶，道杏有青枝”为可姗笑已也。嗣是作者，益趋匠画；里耳喧传，非俗不尝。袁凯以《白燕》得名，而“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 ”，按字求之，总成窒碍。高季迪《梅花》，非无雅韵，世所传诵者，偏在“雪满山中”、“月明林下”之句。徐文长、袁中郎皆以此炫巧。要之，文心不属，何巧之有哉？杜陵《白小》诸篇，踸踔自寻别路，虽风韵不足，而如黄大痴写景，苍莽不群。作者去彼取此，不犹善乎？禅家有三量，唯现量发光，为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审，便入非量。况直从非量中施朱而赤，施粉而白，勺水洗之，无盐之色败露无余，明眼人岂为所欺邪？
　　
　　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终
　　
　　夕堂永日绪论外编
　　
　　程子与学者说《诗经》，止添数字，就本文吟咏再三，而精义自见。作经义者能尔．洵为最上一乘文字，自非与圣经贤传融液吻合，如自胸中流出者不能。先辈间有此意．知之者鲜。自“四大家”之名立，各有蹊径，强经文以就己规格，而此风荡然矣。
　　
　　艺苑品题有“大家”之目，自论诗者推崇李、杜始。李、杜允此令名者，抑良有故。齐、梁以来，自命为作者，皆有蹊径，有阶级；意不逮辞，气不充体，于事理情志全无干涉，依样相仍，就中而组织之，如廛居栉比，三间五架，门庑厨厕，仅取容身，茅茨金碧，华俭小异，而大体实同，拙匠窭人仿造，即不相远：此谓小家。李、杜则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由衷；或雕或率，或丽或清，或放或敛，兼该驰骋，唯意所适，而神气随御以行，如未央、建章，千门万户、玲珑轩豁，无所窒碍：此谓大家。而论经义者以推王守溪为大家之宗。守溪止能排当停匀，为三间五架，一衙官廨宇耳；但令依仿，即得不甚相远；大义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束缚天下文人学者一徽纆而已。陋儒喜其有墙可循以走，翕然以“大家”归之，三百余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后人笑一代无有眼人乎！
　　
　　钱鹤滩与守溪齐名，谓之曰“钱、王两大家”。所传“恶不仁者”，谓“不使加身，如避蛇蝎（按：此字音“褐”，其螫人之“蝎”字从“歇”。字尚不识，何况文理？）。不使不仁加身者，是何宁静严密工夫，而堪此躁戾恶语也？恶如蛇蝎，乃陈仲子出哇鹅肉，忿戾之气，正是不仁。以此称“大家”者，缘国初人文字止用平淡点缀，初学小生无能仿佛。钱、王出．以钝斧劈坚木手笔，用俗情腐词．着死力讲题面，陋人始有津济，翕然推奉，誉为“大家”，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扫地矣。鹤滩自时文外，无他表见，唯传《吴骚》淫俗词曲数出，与梁伯龙、陈大声一流狭邪小人竞长。如此人者，可使引申经传之微言乎？
　　
　　下劣文字，好作反语，亦其天良不容掩处。人能言其所知，不能言其所不知。凡反语，皆不善，不勤、不慎之慝。今人昼之所行，夜之所思，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特此数者，终日习熟，故自写供招，痛快无蹇涩处。若令于圣贤大义微言从正面上体会，教从何处下口？无怪乎反之不已，一正便托开也。
　　
　　无法无脉，不复成文字。特世所谓“成、弘法脉”者，法非法，脉非脉耳。夫谓之法者，如一王所制刑政之章，使人奉之。奉法者必有所受；吏受法于时王，经义固受法于题。故必以法从题，不可以题从法；以法从题者，如因情因理，得其平允。以题从法者，豫拟一法，截割题理而入其中，如舞文之吏，俾民手足无措。且法者，合一事之始终，而俾成条贯也。一篇之中为数小幅，一扬则又一抑，一伏则又一起，各自为法，而析之成局，合之异致，是为乱法而已矣。滑之脉者，如人身之有十二脉，发于趾端，达于颠顶，藏于肌肉之中，督任冲带，互相为宅，萦绕周回，微动而流转不穷，合为一人之生理。若一呼一诺，一挑一缴，前后相钩，拽之使合，是傀儡之丝，无生气而但凭牵纵，讵可谓之脉邪？四家中，唯瞿文懿能无束湿之法而有法，无分析钩锁之脉而有脉，其余非所知也。
　　
　　钩略点缀以达微言，上也。其次则疏通条达，使立言之旨晓然易见，俾学者有所从入。又其次则搜索幽隐，启人思致，或旁辑古今，用征定理。三者之外，无经义矣。大要在实其虚以发微，虚其实而不窒。若以填砌还实，而虚处止凭衰弱之气姑为摇曳，则题之奴隶也。四家中，亦唯昆湖免此。
　　
　　填砌最陋。填砌浓词固恶，填砌虚字愈阑珊可憎。作文无他法，唯勿贱使字耳。王、杨、卢、骆，唯滥故贱。学八大家者，“之”、“而”、“其”“以”，层累相叠，如刈草茅，无所择而缚为一束，又如半死蚓，沓拖不耐，皆贱也。古人修辞立诚，下一字即关生死。曾子固、张文潜何足效哉！
　　
　　非有吞云梦者八九之气，不能用两三叠实字；非有轻燕受风、翩翩自得之妙，不能叠用三数虚字。然一虚一实，相配成句，则又俗不可耐。故造语之难，非嵇川南、赵梦白、汤义仍、黄石斋，尟不堕者。
　　
　　对偶语出于诗赋，然西汉、盛唐皆以意为主，灵活不滞。唯沈约、许浑一流人，以取青妃白，自矜整炼，大手笔所不屑也。宋人则又集古句为对偶，要亦就彼法中改头换面，其陋一尔。况经义以引申圣贤意立，言初非幕客四六之比。邱仲深自诧博雅，而以“被发左衽”、“弱肉强食”两偶句推奖守溪，此七岁童子村塾散学课耳。况以韩文对经语，其心目中止知有一韩退之，谓可与尼山并驾。陋措大不知好恶，乃至于此！
　　
　　钩锁之法，守溪开其端，尚未尽露痕迹；至荆川而以为秘密藏。茅鹿门所批点八大家，全恃此以为法，正与皎然《诗式》同一陋耳。本非异体，何用环纽？摇头掉尾，生气既已索然，并将圣贤大义微言，拘牵割裂，止求傀儡之线牵曳得动，不知用此何为？
　　
　　一篇载一意，一意则自一气．首尾顺成，谓之成章；诗赋、杂文、经义有合辙者，此也。以此鉴古今人文字，醇疵自见。有皎然《诗式》而后无诗，有《八大家文钞》而后无文。立此法者，自谓善诱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荆棘，正在于此。
　　
　　贾生《治安策》偶用缴回语，亦缘“痛哭”“流涕”“长太息”说得骇人，故须申明，以见其实然耳。苏、曾效之，便成厌物。经义有云“其一则云云”，有云“其云云者此其一”；耳不聩，目不盲，止两三段文字，何用唱筹历数？凡此类，皆《文钞》引之人荆棘也。
　　
　　司马、班氏，史笔也；韩、欧序记，杂文也；皆与经义不相涉。经义竖两义以引申经文，发其立言之旨，岂容以史与序记法搀入？一段必与一篇相称，一句必与一段相称。截割彼体，生入此中，岂复成体？要之，文章必有体。体者，自体也。妇人而髯，童子而有巨人之指掌，以此谓之某体某体，不亦傎乎？
　　
　　试取曹子桓《典论论文》、范蔚宗《汉书引语》、张思光《自序》读之，古人作文字，研虑以悦心，精严如此。而欲据一“虚起实承”、“反起正倒”“前钩后锁”之死法，瑱腔换字，自诧宗工，何其易也！
　　
　　四大家未立门庭以前，作者不无滞拙，而词旨温厚，不徇词以失意。守溪起，既标格局，抑专以遒劲为雄，怒张之气，由此而滥觞焉。及《文钞》盛行，周莱峰、王荆石始一以苏、曾为衣被，成片抄袭，有文字而无意义；至陈栋傅夏器而极矣。隆、万之际，一变而愈之于弱靡，以语录代古文，以填词为实讲，以杜撰为清新，以俚语为调度，以挑撮为工巧。若黄贞父、许子遁之流，吟舌娇涩，如鸲鹆学语，古今来无此文字，遂以湮塞文人之心者数十年。语录者，先儒随口应问，通俗易晓之语，其门人不欲润色失真，非自以为可传之章句也。以为文，而更以浮屠半吞不吐之语参之，求文之不芜秽也得乎？文凡三变，而其依傍以立户牖，己心不属，则一而已矣。万历之季，李愚公始以坚苍驱软媚，方孟旋始以流宕散俗冗，稍复雅正之音，于先正冲穆之度未遑领取。而其变也，亦足以起久病之尪矣。
　　
　　当万历中年，俚调横行之下，有张君一（以诚），虽入理未深，而独存雅度。君一与许子逊同时。昧心之作，至子逊而极。其《乐则生矣》一段文字，开讲处有数“乐”字，鸟语班阑，不知音“岳”音“雒”，犹可谓肉团心有一针孔乎？
　　
　　承嘉靖末苏、曾泛滥之余，当万历初俚调咿呦之始，顾泾阳先生独以博大弘通之才，竖大义，析微言，屹然岳立。有制艺以来无可匹敌。夺王、唐“大家”之名以推毂先生，虽阅百世，不能易吾言也。但以无可跻攀，为流俗所不歆羡耳。黄蕴生欲问津焉，而见地不彻，能放而不能收。自非实有得于道要而淹贯古今，舍糟粕而吸精液，恶能不望崖而返？
　　
　　钱受之谓黄蕴生嗣归熙甫，非也。熙甫但能摆落纤弱，以亢爽居胜地耳，其实外腴中枯，静扣之，无一语出自赤心。蕴生言皆有意，非熙甫所可匹敌；但为史所困，又染指韩、苏，未能卓立耳。然蕴生当天步将倾之日，外则辽左祸逼，内则流寇蜂起，黄扉则有温、周、杨、薛之奸，中涓则有张彝宪、曹化淳之蠹，忧愤填胸，一寓之经义，抒其忠悃。传之异代，论世者所必不能废也。
　　
　　陈大士史而横，金正希禅而曲。若其离此二者，别寻理际，独至处自成一家，固贤于归熙甫之徒矜规格也。若经义正宗，在先辈则嵇川南，在后代则黄石斋、凌茗柯、罗文止，剔发精微，为经传传神，抑恶用鹿门、震川铺排局阵为也？先辈中若诸理斋、孙月峰、汤若士、赵侪鹤，后起如沈去疑、倪伯屏、金道隐、杜南谷、章大力、韦孝忍（克济，黄冈人）、姜如须（垓，山东人），亦各亭亭独立，分作者一席。释氏有言：“从门入者，不是家珍。”特以无门可入，绝陋人攀援之径，放入不知玄赏耳。
　　
　　孙月峰以纡笔，引申摇动言中之意，安详有度，自雅作也。乃其晚年论文，批点《考工》、《檀弓》、《公》、《谷》诸书，剔出殊异语以为奇峭，使学者目眩而心荧。则所损者大矣。万历中年杜撰娇涩之恶习，未必不缘此而起。《考工记》乃制度式样册子．上令士大夫习之，勾考工程，而下可令工匠解了，故删去文词，务求精核，其中奇字，乃三代时方言俗语，愚贱通知者，非此不足以定物料规制之准，非放为简僻也。《檀弓》则摘取口中片语，如后世《世说新语》之类，初非成章文字。《公》、《谷》二传，先儒固以为师弟子问答之言，非如《左氏》勒为成书，原自不成尺幅。以此思之，三书者，亦何奇峭之有，而欲效法之邪？文字至琢字而陋甚；以古人文其固陋，具眼人自和哄不得。
　　
　　文字至撮弄字面而秽极矣。黄葵阳已启其端，至万历壬辰而益滥。陈懿典《宪章文武》出题云：“国宪王章，本朝为重；阐文绎武，昭｛代为尊。”此是何等语，而一时传诵为警句？嗣后效之以不通者三十余年。崇祯间诸名人力为洗涤，然犹有云：“天无子，人之圣者为其子；海无内，人之圣者居其内。”（“德为圣人 ”四句会墨。）如此迷惑丧心之语，犹拔作南宫首卷，文字安得不陋，士习安得不偷邪？
　　
　　良知之说充塞天下，人以读书穷理为戒。故隆庆戊辰会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文，以不用《集注》，由此而求之一转。取士教不先而率不谨，人士皆束书不观；无可见长，则以撮弄字句为巧，娇吟蹇吃，耻笑俱忘。如“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撮云“冰兢”；“念终始典于学”，而撮云“念典”。乃至市井之谈，俗医星相之语，如“精神”、“命脉”、“遭际”、“探讨”、“总之”、“大抵”、“不过”，是何污目聒耳之秽词，皆入圣贤口中，而不知其可耻。此嘉靖乙丑以前，虽不雅驯者，亦不至是。汤宾尹以淫娼小人，益鼓其焰，而燎原之火，卒不可扑，实则田一儁、黄洪宪倡之于早也。
　　
　　有代字法，诗赋用之，如月曰“望舒”，星曰“玉绳”之类，或以点染生色，其佳者正尔含情，然汉人及李、杜、高、岑犹不屑也。施之景物，已落第二义，况字本活而以死句代之乎？如敬则是敬，更无字可代，而所敬与所以敬正自随所指而异；用代字者，以“钦翼”、“兢惕”代之，或以“怠荒”、“戏渝”反之，直是不识“敬”字，支吾抵塞耳。信曰“悖笃”，仁曰“慈祥”，学曰“敏求”，思曰“覃精”，善曰“纯粹”，治曰“经理”，皆代字也。先辈中亦有此病，自吴季子小注来。有胸有心者，不应染指。
　　
　　叠字不可析用，如诗赋“悠悠”而云“悠”，“迢迢”而云“迢”，“渺渺”而云“渺”，皆不成语。“兢兢业业”，旧有此文，亦不甚雅。“业业”云者，如筍虡上崇牙，两两相次．龃龉不相安之象。时文绝去一字，而云“兢业”，不知单一“业”字，则止是功业，连“兢”字如何得成文理？此病先辈亦有。若嵇川南、赵侪鹤诸公、则必不作此生活。
　　
　　欲除俗陋，必多读古人文字，以沐浴而膏润之。然读古人文字，以心入古文中，则得其精髓；若以古文填入心中，而亟求吐出，则所谓道听而途说者耳。
　　
　　经义固必以《章句集注》为准，但不可背戾以浸淫于异端。若《注》所未备，补为发明，正先儒所乐得者。如尤公瑛“寡人之于国也”章文，以制产、重农、救荒分三事，而以末段归重汰兽食、发仓廪，为目前应迫救荒之先务，救荒而后待来年以重农，然后徐及制产，乃令孟子之敷施调理，井然有序。又如金正希“侍于君子有三愆”文，谓人有愆而不自知，唯侍君子乃知有之，而惭惶思改，见人之不可不就正于君子；陈大士“欲仁而得仁”文，谓欲取于民者，薄敛而缓征之，仁者之政也，则所得者，民皆乐奉而怀恩．固仁者之得也，如此乃与不贪相应。诸若此类，注所未及，讵可以非注所有而谓为异说乎？困死俗陋讲章中者，自不足以语此。
　　
　　以酸寒嚣竞之心说孔、孟行藏，言之无作，且矜快笔．世教焉得而不陵夷哉？圣贤虽以拨乱反正安天下为志，然乘六龙以御天，潜亢飞跃，无不可乐之天，无不可安之土。而作经义者，非取鲁、卫、齐、梁之君臣痛骂以泄其忿，则悲歌流涕若无以自容，其丑甚矣。“榜前潜下泪，众里却藏身”，孟郊之所以为郊也。“愁中天屡阴”，谭元春之所以为元春也。而使君子如此其龌龊乎？愚尝判韩退之为不知道，与扬雄等，以《进学解》、《送穷文》悻悻然怒，潸潸然泣；此处不分明，则其云“尧、舜、禹、汤相传”者，何尝梦见所传何事！经义害道，莫此为甚，反不如诗赋之翛然于春花秋月间也。
　　
　　拾一官样字作题目，拈一扼要字作眼目，自谓“名家”．实则先儒所谓“只好隔壁听”者耳。官样字者，如“老者安之”三句。张受先以“王道”二字笼罩。不知夫子言志时，但就面前说去，初未尝言以此治平天下。若论其至处，则虽王者亦待必世后仁之余，方渐与此相应。若行王道者，何敢易言及此？张之使大．正局之使小耳。又如“哀公问政”章，以法祖为旨者，亦官样话也。经文明言人存而后政可举，亡其人，则政虽布在方策而必息，故必极学问思辨之力，以果能好学力行知耻，而修仁义礼之人道，然后可以治天下国家，非但依样葫芦，遽言法祖，如王莽之效周公也。凡此类，皆大言无当，徒使浅学陋人有所倚之巴鼻而已。扼要字者，如程子教学者以主敬，乃立本以起用，非知有此事便休，更不须加功修治之谓。如“止至善”章，学修恂粟，威仪内外交尽，德乃盛，善乃至；仁敬、孝慈、亲贤、乐利、天德、王道之全，岂一“敬”字遽足以该括之？又如“道千乘之国”章，言“敬事”者．但于事言敬，初非主一无适之谓，与“居敬”言居者抑别，固该括下四者不得。圣贤之学，原无扼要；乘龙御天，无所不用其极。扼要之法，乃浮屠所谓“佛法无多子”者，孟子谓之“执一贼道”。宋末诸儒，虽朱门人士，皆暗用象山心法，拈一字为主，武断圣贤之言，苟趋捷径。而作经义者，依据以塞责。万历以后，恶习熺然，流及百年，余焰不熄，诚无如之何也。
　　
　　古者字极简。秦程邈作隶书，尚止三千字。许慎《说文》，亦不逮今字十之二三。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如均一“心”字，有以虚灵知觉而言者，“心之官则思”之类是也；有以所存之志而言者．“先正其心”是也；有以所发之意而言者，“从心所欲”是也；有以函仁义为体，为人所独有，异于禽兽而言者，“求放心”及“操则存，舍则亡”者是也；有统性情而言者，四端之心是也；有性为实体，心为虚用，与性分言者，“尽心知性”与张子所云“性不知简其心”是也。凡言“天”言“道”皆然，随所指而立义。彼此相袭，则言之成章，而必淫于异端；言之无据而不成章，则浮辞充幅，而不知其所谓。《大全》小注诸家杂乱于前，讲章之毒盈天下，而否塞晦蒙，更无分晓。不能解书，何从下笔？宜乎为君子儒者之贱之也。
　　
　　陋人以钩锁呼应法论文，因而以钩锁呼应法解书，岂古先圣贤亦从茅鹿门受八大家衣钵邪？如“哀公问政”章，于“知仁勇”之仁，钩上“仁义礼”之仁；“不动心”章，以“勿求于心”之心，钩上“不动”之心。但困死呼应法中，更不使孔、孟文理得通．何况精义！魔法流行，其弊遂至于此。
　　
　　王子敬作一笔草书，世称“墨妙”。然一帖之中，语虽连贯，而字形向背各殊，必于一笔，未免有拗折牵连之病。若经义．一题自一理，篇自一意，岂容有二笔邪？既必一笔，何用钩锁？止缘陋人气不能长，如老病喘促，必须歇息，方更接续。故钩锁之法一立，而天下翕然从之，为独参汤以延残喘。
　　
　　非此字不足以尽此意，则不避其险；用此字已足尽此义，则不厌其熟。言必曲畅而伸，则长言而非有余；意可约略而传，则芟繁从简而非不足。嵇川南、汤义仍诸老所为独绝也。避险用熟，而意不宣，如扣朽木；厌熟用险，而语成棘，如学鸟吟；意止此而以虚浮学苏、曾，是折腰之蛇；义未尽而以迫促仿时调，如短项之蛙。才立门庭，即趋魔道，四者之病，其能免乎？
　　
　　有意之词，虽重亦轻，词皆意也。无意而着词，才有点染，即如蹇驴负重，四蹄周章，无复有能行之势。故作者必须慎重拣择，勿以俗尚而轻批笔。至若泾阳先生，以龙跃虎踞之才，左宜右有，随手合辙，意至而词随，更不劳其拣择，非读书见道者，未许涉其津涘。
　　
　　不博极古今四部书，则虽有思致，为俗软活套所淹杀，止可求售于俗吏，而牵带泥水，不堪挹取。乃一行涉猎，便随笔涌出，心灵不发，但矜遒劲，或务曲折，或夸饶美，不但入理不真，且接缝处古调今腔，两相粘合，自尔不相浃洽，纵令抟成，必多败笔。赵侪鹤、汤义仍、罗文止何尝一笔仿古？而时俗软套，脱尽无余，其读书用意处别也。
　　
　　以“外腴中枯”评归熙甫，自信为允。其摆脱软美，踸厉而行，亦自费尽心力。乃徒务间架，而于题理全无体认，则固不能为有无也。且其接缝处矫虔无自然之度，固当在许石城、张小越之下。熙甫子子慕，变矫厉为轻安，不失为儒者之言，度越其父远甚。人言殊不然，所谓相者举肥也。
　　
　　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诮含叶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姜呷醋”。故万历壬辰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如必不经思维者而后为自然之文，则夫子所云草创、讨论、修饰、润色，费尔许斟酌，亦“咬姜呷醋”邪？比阅陶石篑文集，其序、记、书、铭，用虚字如蛛丝罥蝶，用实字如屐齿粘泥，合古今雅俗，堆砌成篇，无一字从心坎中过，真庄子所谓“出言如哇”者，不数行即令人头重。盖当时所尚如此，启、祯间始洗涤之。而艾千子犹以“莽莽苍苍”论文，（“苍”字上声，误读为仓。）不知“莽莽苍苍”者，即俗所谓“莽撞”，孟子所云“茅塞”也。
　　
　　昔人谓书法至颜鲁公而坏，以其着力太急，失晋人风度也。文章本静业，故曰“仁者之言蔼如也”，学术风俗皆于此判别。着力急者心气粗，则一发不禁，其落笔必重，皆嚣陵竞乱之征也。俗称欧、苏等为“大家”，试取欧阳公文与苏明允并观，其静躁、雅俗、贞淫、昭然可见。心粗笔重，则必以纵横、名法两家之言为宗主，而心术坏，世教陵夷矣。明允其明验也。启、祯诸公欲挽万历俗靡之习，而竞躁之心胜，其落笔皆如椎击，刻画愈极，得理愈浅；虽有才人，无可胜澄清之任。就中唯沈去疑、杜南谷为有超然之致，犹未醇也，其他勿论已。代圣贤以引伸至理，而赪面张拳，奚足哉？胡元诗人如贯云石、萨天锡、冯子振，欲矫宋诗之衰，而膻气乘之；启、祯文多类此，意者亦天实为之邪？
　　
　　学苏明允，猖狂谲躁，如健讼人强辞夺理。学曾子固，如听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紧话，扳今掉古，牵曳不休，令人不耐。学王介甫，如拙子弟效官腔，转折烦难，而精神不属。八家中，唯欧阳永叔无此三病，而无能学之者。要之，更有向上一路在。
　　
　　谭友夏论诗云：“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呓语尔。以朴养灵，将置子弟子牧童樵竖中，而望其升孝、秀之选乎？灵能回朴，村坞间茅苫土壁，塑一关壮缪，衮冕执圭，席地而坐，望其灵之如响，为嗤笑而已。庆、历中，经义以一句争胜。皆此说成之。曹大章“大哉尧之为君也”章，承头一句云：“甚矣，帝尧之德天德也。”袁黄赞其压倒万人。许獬“畏圣人之言”起比一句云：“圣言亦庸言耳”。场中以此定为南宫第一。如实思之，有何意味？如口给人说酒令，适资一笑而已。
　　
　　闻之论弈者曰：“得理为上，取势次之，最下者著。”文之有警句，犹棋谱中所注妙著也。妙著者，求活不得，欲杀无从，投隙以解困厄，拙棋之争胜负者在此。若两俱善弈，全局皆居胜地，无可用此妙着矣。非谓句不宜工，要当如一片白地光明锦，不容有一疵纇；自始至终，合以成章；意不尽于句中，孰为警句，孰为不警之句哉？求工于句者，有廓落语，（如“圣人一天也”及“非甚盛德谁能当此，而王者又上观千世，下观千世”之类。）有陡顿语，（如“甚矣帝尧之德天德也 ”之类。）有钩牵语，（如“畏圣人之言”而云“知所畏者也”之类。）有排对语，（如“被发左衽，弱内强食”之类。）其下则有蔓延语，（如抄袭《檀弓》“不出而图吾君，苟出而图吾君”之类。）浮枵语，（如“又进而加详焉，然后浩乎其有得”之类。）含糊语，（如“悠然其可思”之类。）答话语，（如“大抵不离乎 ”、“云云者近是”之类。）肥腻语，（摄《必读古文》言中俗艳为句。）懵懂语，（如道德、仁义、礼乐、诗书等字凑手便用。）俗讲语，（“殊不知”、“继之 ”“大抵”之类。）卖弄语。（如“入梦之姬公易逝，病诸之尧舜难酬”之类。）市井语，烟花语，招承语，（小题文多此三者。）门面语，（如“天不变道亦不变 ”、“虽天子必有父，诸侯必有兄”之类。）滑利语，（如“君子之仕也”文云：“践其土而食其毛，谁非臣子者”。出口快甚，然岂贩夫牧竖亦须求仕乎？）娇媚语。（如“我浮沉之人也与哉”及“性也而情在其中矣”之类。黄贞父好为短句、短比，快转以求媚。近则包长明亦中此病。）凡此类，始则偶一作者意与凑合，不妨用之。陋人惊为好句，相袭而不知其秽，皆于句求工之拙法启之也。
　　
　　有所谓“开门见山”者，言见远山耳，固以缥缈遥映为胜；若一山壁立。当门而峙，与面墙奚异？曹子建有“面山背壑”之语。彼生长谯、许，己居邺城，未尝有山，恨不逼近危崖。若使果有此室，岂不是倒架屋？劣文字起处即着一斗顿语说煞，谓之开门见山，不知向后更从何处下笔？此弊从“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来，彼作法于凉，重复申说，一篇巳成两橛，何足法也？若“环滁皆山也”，语虽卓立，正似远山遥映耳。陋人自为文既尔，又且以解圣贤文字。如“哀公问政 ”章，扼定“文武之政”四字，通章萦饶，更不恤下文云何；“诚意”章，以“毋自欺也”，“也”字应上“者”字，一语说煞，后复支离。皆当门一山，遮断遥天远景。岂知古人立言，迤逦说去，要归正在结煞处哉！
　　
　　抑有反此者，以虚冒笼起，至一二百字始见题面，此从苏、曾得来，韩、柳、欧阳尚不尽然。然苏、曾但以施之章、疏、序、记，抒己意者。经义自有立言端委。如人家族谱，但叙本姓源流，何用自从混沌初开盘古出说起也？昔人谓之为“寿星头”，洵然。
　　
　　薛方山每于起冒下急出本文，此科场论式也。论取题而推广言之，故可揭过经史本文，重抒己意。经义体圣贤之言而绸绎之，语尽则止。一句急出，则如喉间骨鲠，吞吐皆难。一篇之中，分为两截，势必更端说起，项下安顿。此法利于塾师教劣子弟，使易收归本科，段段着想。遂翕然称之为大家；不虞之誉，引人入坑堑如此！
　　
　　罗长源论字学云：“胸中无数千卷书，日用无忠信之行，则虽趸尾银钩，八法备举，求其落玉垂金，流奕清举者，乃至一点亦不可得。”尝服膺此言，以为论文之善，莫过于是。而茅鹿门云：“吾作文时，屋瓦皆为动摇。”说得恁鬠鬙可畏，想讼魁代人作诉牒时，当如此下笔。
　　
　　看《章句集注》，须理会先儒云何而作此语；非可一抹窜入训诂中，瞑烟缭绕，正使云山莫辨。如“子在川上”注川流“与道为体”，恐学者将川流与道判作二事，以水为借譬，划断天人，失太极浑沦之本体，故下此语，初非为逝者不舍昼夜作注。读者但识得此意，则言水即以言道，自合程子之意；不可于夫子意中增此四字，反使本旨不得畅白。又如“鸢飞戾天”一段，《章句》有“活泼泼”语，乃以赞子思立言教人之妙，使人随处见道，无所执碍，以反失当几之省察．故又云“其要在慎独”。若子思言此，初非以鸢飞鱼跃为活泼泼物事，骀宕圆融，如浮屠“水流花开”之狂解。若不解此，谓鱼鸟化机，流动无恒，则正程子所谓“弄精魂” 者。故作经义者，当置“活泼泼”三字不须插入，但实从道之全体大用、充周溥遍上着讲。此处不分明，引金屑入目，宜其文之茫茫白雾也。
　　
　　陈大士自云三月而遍读《廿一史》．目力之胜可知。乃其“天之高也”一节文字，于历法粗率且未晓了，出语便成差异。想其读史时，于历志无能晓处，便掷向一壁去。先辈于所未知，约略说过，却无背戾，惟不欲夸博敏。大士以博敏自雄，故乱道。以此推之，大士于史，凡地理、职官、兵刑、赋役等志，俱不蒙其眄睐。若但取列传草草看过，于可喜可恨事，或为击节，或为按剑，则一部《风洲纲鉴》足矣，何必九十日工夫，翻此充栋册子邪？黄蕴生《易》经义说历法较无舛讹，其读史视大士为能详审，自不以三月夸速了。乃所言历法，又晋、宋以降何承天、虞广刂、一行、郭守敬所定岁差，定朔等精密之法；孔子作《易系传》，止据夏、周之历，何尝有此？蕴生知解而不知用，亦欲夸博敏之失也。近人争读《近思录》资时文之用，且问渠“太极”是何物事，“清虚一大”是何形状，“主一无适”何以用功？若止记取册子上语句，搭得上辄与抄写，则《近思录》岂《诗学大成》、《四六类函》供汝道听途说者乎？此之谓不知耻。
　　
　　通身倒入古人怀中，王莽学周公．且供笑骂，况诵桀之言者乎？周莱峰、王荆石学苏氏，止取法其语言气势，至说理处，自循正大之矩。至陈卧子、陈大士，将身化作苏明允．开口便说权说势。权势二字，乃明允谲诈残忍，以商鞅、韩非、尉缭为师，贼道殃民之大恶，读孔、孟书者何忍效之？大士以文人自命者，不足深责。卧子严气正性，大节凛然，而斯言之玷不可磨，能弗为之惋惜？
　　
　　妖孽作而妖言兴，周延儒是已。万历后作小题文字，有谐谑失度，浮艳不雅者，然未至如延儒；以一代典制文字引伸圣言者，而作“岂不尔思”、“逾东家墙”等淫秽之词，其无所忌惮如此。伏法之后，闺门狼籍不足道，乃令神州陆沉而不可挽，悲夫！
　　
　　经义之设，本以扬榷大义，剔发微言；或且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小题无当于此数者，斯不足以传世。其有截头缩脚，以善巧脱卸吸引为工，要亦就文句上求语气，于理固无多也。守溪作此，以剪裁尺幅为式，义味亦复索然，特不似后人作诨语耳。若荆川则已开诨语一路，如“曾子养曾皙”一段文，谓以余食与人，为春风沂水高致。其所与者，特家中卑幼耳。三家村老翁妪，以卮酒片肉饲幼子童孙，亦嘐嘐之狂士乎？诨则必鄙倍可笑，类如此。此风一染笔性，浪子插科打诨，与优人无别。有司乃以此求士，可谓之举国如狂矣。唯有一种说事说物单句语，于义无与，亦无所碍，可以灵隽之思致，写令生活。此当以唐人小文字为影本。刘蜕、孙樵、白居易、段成式集中短篇．洁净中含静光远致，聊拟其笔意以骀宕心灵，亦文人之乐事也。汤义仍、赵侪鹤、王谑庵所得在此，刘同人亦往往近之，余皆不足比数。
　　
　　逆恶顽夫语，覆载不容，而为之引中，心先丧炱。俗劣有司以命题试士，无行止措大因习为之，备极凶悖。如“孰谓鄙人之子知礼乎”、“谟盖都君咸我绩”之类，何忍把笔长言？“汉儿学得胡儿语，又替胡儿骂汉人”，骂汉人且不忍闻，何况射天笞地？
　　
　　横截数语乃至数十语，不顾问答条理；甚则割裂上章，连下章极不相蒙之文，但取字迹相似者以命题，谓之“巧搭”，万历以前无此文字。自新学横行，以挑剔字影、弄机锋、下转语为妙悟，以破句断章，随拈即是为宗风，于科场命题亦不成章句。如“邦畿千里”二节，绝去“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孟懿子问孝”章，绝去“子曰生事之以礼”三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绝去“不辱君命”，皆所谓搭题也。命题如此，而求有典有则之文，其可得乎？唐人选士，命作《幽兰赋》，举子傲岸不肯作，主司为改《渥洼马赋》，乃曰较可。古人奖进人才如此。而以功令束人，使相效以趋于卑陋，侮圣言而莫敢违之，经义之不足传，非此等使然与？
　　
　　人各占一经，已小足以待通儒。乃于所占之经，视为续貂之狗尾。塾课先习浮烂之词，文场取塞终篇之责。五经大指，已属面墙；先圣精微，永随茅塞。《诗》则采辑诗赋四六中最下俗艳语，用为无盐之粉黛；咏叹淫泆之意，百无一存。《春秋》则以俗吏爱书、讼魁牒状丑诋之词，取已往之君臣，恣其诟厉。数百年来，能免此者，千无一二。近世名人略为洗涤：《诗》则黄石斋、凌茗柯，《春秋》则刘同人及路君朝阳，逸群遒上，庶几不负“明经”之目。至若《周易》，广大精微，以六虚尽天人之理数。而作经义者限之以君臣出处，苟为位置，若有一姓六名二之相，建元九五之君，或得或失，被以褒嘉，施以诮责，加之劝勉，曲为诘问；象占时位，罔所闻知，黑风吹堕，莫能拔出者久矣。《书》唯典、谟有论道之言．誓、诰乃论臣民之作。典、谟辞显而意深，自为一体。誓、诰则杂以方言，使人易晓。辞不通今，若有僻奥，而大指所归，示生人之利害。作经义者一以“危微精一”强相附会，将与介胄之夫、田野之氓、反侧之子谈心性乎？迷而不反者二百余年。启、祯以来，后起诸公虽或不雅驯，而穷经得归趣者间出焉；方之庆、历以前，自觉积薪居上。
　　
　　科场文字之蹇劣，无足深责者。名利热中，神不清，气不冒，莫能引心气以入理而快出之，固也。况法制严酷，几如罪人之待鞫乎？汉、晋以上，惟不以文字为仕进之羔雉，故各随所至，而卓然为一家言。隋、唐以诗赋取士，文场之赋无一传者，诗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律而已。燕、许、高、岑、李、杜、储、王所传诗，皆仕宦后所作，阅物多，得景大，取精宏，寄意远，自非局促名场者所及。经义本儒者分内事，而一行作吏，则置之如隔年历，间有作者，只为子弟作嫁衣裳：陈启新诮为“敲门砖子”，非诬也。唯杨贞复宦稿借经义讲学，其意良善，乃又为姚江之学所赚，非徒见地诐淫，文气亦迫促衰弱，深可惜也。
　　
　　为一代文人而不遇者多矣，则胶庠之下，自应有伟人杰作，睥睨今古。乃嘉、隆以前无一传者。后乃有徐文长渭、漏仲容坦之、张子延大复数首行世，亦无甚超绝处。天启后，社稿充斥，终不脱揣摩蹊径。若钱吉士、顾麟士辈，欲矫时趋，而本领既薄，指趣自卑。因忆昔与黄冈熊渭公寔、李云田以默作一种文字，不犯一时下圆熟语，复不生入古人字句，取精炼液，以静光达微言。所业未竞，而天倾文丧，生死契阔，念及只为哽塞。
　　
　　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终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夕堂永日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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