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溪字义

儒家类》 běi xī zì yì 》 běi xī zì yì chén chún Chen Chun

《北溪字义》二卷，宋陈淳撰。淳字安卿，号北溪，龙溪人。嘉定十年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此编为其门人清源王隽所录，以四书字义分二十有六门，每拈一字，详论原委，旁引曲证，以畅其论。初刻於永嘉赵氏，又有清漳本，刻於宋淳祐间，即九华叶信原本也。旧版散佚，明弘治庚戌始重刻。复有四明丰庆本，增减互异。近惟桐川施氏本为较详，然亦有大全所引而施氏本未收者。此本乃国朝顾秀虎校正诸本之异同，复取散见於他书者录为补遗一卷。又附以严陵讲义四条：曰道学体统，曰师友渊源，曰用工节目，曰读书次第。乃淳嘉定九年待试中归过严陵，郡守郑之悌延讲郡庠时作也。考淳同时有程端蒙者，亦撰《性理字训》一卷，其大旨亦与淳同。然书颇浅陋，故赵汸答汪德懋《性理字训》疑问书（案：《汸东山集》误作《性理字义》），称其为初学者设。今惟录淳此书，而端蒙之书则姑附存其目焉。

北溪字义 序道德性命之蕴，阴阳鬼神之秘，固非初学所当骤窥。苟不先析其名义，发其旨趣，使之有所乡望，则终日汩没于文字，有白首不知其原者矣。诸老先生虽虑学者居下而窥高，然其所以极本穷原，发挥蕴奥以示人者，亦未尝有隐也。然皆随叩而应，或得其一二，而无以会其大全，学者病焉。临漳北溪陈君淳，从文公先生二十余年，得于亲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张、朱之论而为此书，凡二十有五门，决择精确，贯串浃洽，吾党下学工夫已到，得此书而玩味焉，则上达由斯而进矣。学者往往未见。温陵诸葛珏来莆，一目是书，恨见之晚。归，谋之永嘉赵崇端，锲板以惠同志，俾莆田陈宓为之序云。大学中庸之微旨，朱夫子发挥备矣。北溪翁从之游久，以所得鸣漳泉间。泉之士有志者，相率延之往教。翁指画口授，不求工于文采，务切当于义理。诸生随所闻，笔之成帙。韶州别驾诸葛君，当时席下士之一也，广其传梓，嘉其后学，共使之由北溪之流，溯紫阳之源，而窥圣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于实践，则曰希圣希贤工夫，可循循而诣矣。予过曲江，得是所未见，茅塞豁然。尹番禺而始创学舍者，此诸葛君也，珏其名。番禺李昴英俊明甫题　　卷上命命，犹令也，如尊命、台命之类。天无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气到这物便生这物，气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其实理不外乎气。盖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个气？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为之枢纽，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所谓以理言者，非有离乎气，只是就气上指出个理，不杂乎气而为言耳。如“天命之谓性”，“五十知天命”，“穷理尽性至于命”，此等命字，皆是专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就元亨利贞之理而言，则谓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而言，则谓之天命。如就气说，却亦有两般：一般说贫富贵贱、夭寿祸福，如所谓“死生有命”与“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气之短长厚薄不齐上论，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谓“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禀气之清浊不齐上论，是说人之智愚贤否。人物之生，不出乎阴阳之气。本只是一气，分来有阴阳，阴阳又分来为五行。二与五只管分合运行，便有参差不齐，有清有浊，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论，同是一气，但人得气之正，物得气之偏，人得气之通，物得气之塞。且如人形骸，却与天地相应，头圆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极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合穴在顶心，却向后。日月来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两眼皆在前。海，咸水所归，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为得气之正。如物则禽兽头横，植物头向下，技叶却在上，此皆得气之偏处。人气通明，物气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为万物之灵。物气塞而不通，如火烟郁在里许，所以理义皆不通。若就人品类论，则上天所赋皆一般，而人随其所值，又各有清浊、厚薄之不齐。如圣人得气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赋质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尧、舜，既得其至清至粹，为聪明神圣，又得气之清高而禀厚，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至于享国皆百余岁，是又得气之最长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气到那时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禀得不高不厚，止栖栖为一旅人，而所得之气又不甚畏，止仅得中寿七十余岁，不如尧、舜之高。自圣人而下，各有分数。颜子亦清明纯粹，亚于圣人，只缘得气不足，所以夭死。大抵得气之清者不隔蔽，那理义便呈露昭著。如银盏中满贮清水，自透见盏底银花子甚分明，若未尝有水然。贤人得清气多而浊气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聪明也易开发。自大贤而下，或清浊相半，或清底少浊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盏底银花子看不见，欲见得须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学，也解变化气质，转昏为明。有一般人，禀气清明，于义理上尽看得出，而行之不笃，不能承载得道理，多杂诡谲去，是又赋质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贮在银盏裹面，亦透底清彻。但泉脉从淤土恶木根中穿过来，味不纯甘，以之煮白米则成赤饭，煎白水则成赤汤，烹茶则酸涩，是有恶味夹杂了。又有一般人，生下来于世味一切简淡，所为甚纯正，但与说到道理处，全发不来，是又赋质纯粹而禀气不清。比如井泉脉味纯甘绝佳，而有泥土浑浊了，终不透莹。如温公恭俭力行，笃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资质，只缘少那至清之气，识见不高明。二程屡将理义发他，一向偏执固滞，更发不上，甚为二程所不满。又有一般人，甚好说道理，只是执拗，自立一家意见，是禀气清中被一条戾气冲拗了。如泉脉出来甚清，却被一条别水横冲破了，及或遭巉岩石头横截冲激，不帖顺去，反成险恶之流。看来人生气禀是有多少般样，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不可以一律齐。毕竟清明纯粹恰好底极为难得，所以圣贤少而愚不肖者多。若就造化上论，则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贞。此四者就气上论也得，就理上论也得。就气上论，则物之初生处为元，于时为春；物之发达处为亨，于时为夏；物之成遂处为利，于时为秋；物之敛藏处为贞，于时为冬。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则谓之正；自其敛藏者而言，故谓之固。就理上论，则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贞者生理之固。问：天之所命，固悬大化流行赋予于物，如分付他一般。若就人事上论，则如何是赋予分付处，曰：夭岂［谆谆然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而已。孟子说天与贤与子处，谓「夫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天与之，人与之。」又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意发得亦已明白矣。如孟津之上，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亦其出于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容强，便是天命之至，武王但顺乎天而应乎人尔。然此等事，又是圣人行权底事，惟圣人及大贤以上地位，然后见得明，非常情所及。唐陆宣公谓［人事尽处，是谓天理」，盖到人事已尽地头，赤见骨不容一点人力，便是天之所为。此意旨极精微，陆宣公之学亦识到此。如桎梏死、岩墙死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人所自取而非天。若尽其道而死者为正命，盖到此时所值之吉凶祸福，皆莫之致而至，故可以天命言，而非人力之所取矣。问：［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子注曰：「以理言之谓之天，自人言之谓之命，其实一而已。」此处何以见二者之辨？曰：天与命只一理，就其中却微有分别。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封此而反之，非人所为便是天。至以吉凶祸福地头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对此而反之，非人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体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谓之天］，是专就天之正面训义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谓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后见。故吉凶祸福自天来，到于人然后为命。乃是于天理中，截断命为一边，而言其指归尔。若只就天一边说，吉凶祸福，未有人受来，如何见得是命？问：天之所命，果有物在上面安排分付之否？曰：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处，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论语集注「获罪于天］曰：［天即理也。］易本义：［先天弗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尝亲炙文公说：［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观此亦可见矣。故上而苍苍者，天之体也。上天之体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问：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齐？曰：譬之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其雨则一，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减；溪涧受去，则洪澜暴涨；沟浍受去，则朝盈暮涸。至放沼沚坎窟、盆瓮罂缶、螺杯蚬壳之属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涓滴之水，或清甘，或污浊，或臭秽。随他所受，多少般样不齐，岂行雨者固为是区别哉？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其为播植一也，而有满园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掷之蹊旁而践蹂不出者，有未出为鸟雀啄者，有方芽为鸡鹅啮者，有稍长而芟去者，有既秀而连根拔者，有长留在园而旋取叶者，有日供常人而羹食者，有为菹于礼豆而荐神明者，有为齑于金盘而献上宾者，有丐子烹诸瓦盆而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壮茂而割者，有结实成子而研为齑汁用者，有藏为种子，到明年复生生不穷者。其参差如彼之不齐，岂播种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自是不齐。亦自然之理，何疑焉！性性即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共大目只是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谓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谓之礼；得天命之利，在我谓之义；得天命之贞，在我谓之智。性与命本非二物，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故程子曰：“天所付为命，人所受为性。”文公曰：“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纲。” 性命只是一个道理，不分看则不分晓。只管分看不合看，又离了，不相干涉。须是就浑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乱。所以谓之命、谓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个理，须有个形骸方载得此理。其实理不外乎气，得天地之气成这形，得天地之理成这性。所以横渠曰：“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气塞乎天地”句掇一字来说气，帅字只是就孟子“志，气之帅”句掇一字来说理。人与物同得天地之气以生，天地之气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义礼智，粹然独与物异。物得气之偏，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闭塞而不通。人物所以为理只一般，只是气有偏正，故理随之而有通塞尔。天所命于人以是理，本只善而无恶。故人所受以为性，亦本善而无恶。孟子道性善，是专就大本上说来，说得极亲切，只是不曾发出气禀一段，所以启后世纷纷之论，盖人之所以有万殊不齐，只缘气禀不同。这气只是阴阳五行之气，如阳性刚，阴性柔，火性燥，水性润，金性寒，木性温，土性重厚。七者夹杂，便有参差不齐。所以人随所值，便有许多般样。然这气运来运去，自有个真元之会，如历法算到本数凑合，所谓“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时相似。圣人便是禀得这真元之会来。然天地间参差不齐之时多，真元会合之时少，如一岁间剧寒剧暑阴晦之时多，不寒不暑光风霁月之时极少，最难得恰好时节。人生多值此不齐之气。如有一等人非常刚烈，是值阳气多；有一等人极是软弱，是值阴气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阳气之恶者；有人狡谲奸险，此又值阴气之恶者；有人性圆，一拨便转，也有一等极愚拗，虽一句善言亦说不入，与禽兽无异。都是气禀如此。阳气中有善恶，阴气中亦有善恶，如通书中所谓刚善、刚恶、柔善、柔恶之类。不是阴阳气本恶，只是分合转移、齐不齐中便自然成粹驳善恶耳。因气有驳粹，便有贤愚。气虽不齐，而大本则一。故虽下愚，亦可变而为善，然工夫最难，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正为此耳。孟子不说到气禀，所以荀子便以性为恶，扬子便以性为善恶混，韩文公又以为性有三品，都只是说得气。近世东坡苏氏又以为性未有善恶，五峰胡氏又以为性无善恶，都只含糊就与天相接处捉摸，说个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说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极图发端，方始说得分明极至，更无去虑。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此语最是简切端的。如孟子说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认理字下得较确定。胡氏看不彻，便谓善者只是赞叹之辞，又误了。既是赞吧，便是那个是好物方赞叹，岂有不好物而赞叹之耶？程子于本性之外，又发出气禀一段，方见得善恶所由来。故其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也。”盖只论大本而不及气禀，则所论有欠阙未备。若只论气禀而不及大本，便只说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万世而下，学者只得按他说，更不可改易。孟子道性善，从何而来？夫子系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阴一阳之理者为道，此是统说个太极之本体。继之者为善，乃是就其间说；造化流行，生育赋予，更无别物，只是个善而已。此是太极之动而阳时。所谓善者，以实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道到成此者为性，是说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个性耳，是太极之静而阴时。此性字与善字相对，是即所谓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继”“成”宇与“阴”“阳”字相应，是指气而言；“善”“性”字与“道”字相应，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谓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头处说，善乃重字，为实物。若孟子所谓性善，则是就“成之者性”处说，是人生以后事，善乃轻字，言此性之纯粹至善耳。其实由造化原头处有是“继之者善”，然后“成之者性”时方能如是之善。则孟子之所谓善，实渊源于夫子所谓善者而来，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书及程子说已明备矣。至明道又谓孟子所谓性善者，只是说继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语移就人分上说，是指四端之发见处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气禀之说从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此正是说气质之性。子思子所谓三知三行，及所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亦是说气质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气质字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认说出，甚详备。横渠因之又立为定论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气质之性，是以气禀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实天地之性亦不离气质之中，只是就那气质中分别出天地之性，不与相杂为言耳。此意学者又当知之。韩文公谓“人之所以为性者五，曰仁义礼智信”，此语是看得性字端的，但分为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说，只说得气禀，然气禀之不齐，盖或相什百千万，岂但三品而已哉!他牟要求胜荀扬，却又与荀扬无甚异。佛氏把作用认是性，便唤蠢动含灵皆有佛性，运水搬柴无非妙用。不过又认得个气，而不说着那理耳。达磨答西竺国王作用之说曰：“在目能视，在耳能闻，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在鼻嗅浥，在口谈论，徧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道性，不识唤作精魂。”他把合天地世界总是这个物事，乃吾之真体，指吾之肉身只是假合幻妄，若能见得这个透彻，则合天地万物皆是吾法身，便超出轮回。故禅家所以甘心屈意、枯槁山林之下，绝灭天伦，扫除人事者，只是怕来侵坏着他这个灵活底。若能硬自把捉得定，这便是道成了，便一向纵横放恣，花街柳陌，或奥猪霸鸠千都不妨。其寅多是把持募年暮氯襄时，那一切情臻自热退减，椰自唤做工夫至巍，便矜耀以为奇特，一向呵佛骂祖去。今世有一种杜撰等人，爱高谈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圣人之言，都不成模样。据此意，其实不过只是告子“生之谓性”之说。此等邪说，向来已为孟子扫却，今又再拈起来，做至珍至宝说，谓人之所以能饮能食，能语能嘿，能知觉运动，一个活底灵底便是性，更不商量道理有不可通。且如运动，合本然之则，固是性。如盗贼作窃，岂不运动，如何得是性？耳之欲声，目之欲色，固是灵活底。然目视恶色，耳听恶声，如何得是本然之性？只认得个精神魂魄，而不知有个当然之理，只看得个模糊影子，而未尝有的确定见，枉误了后生晚进，使相从于天理人欲混杂之区，为可痛。心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运动，手持足履，与夫饥思食、渇思饮、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为邪气所乘，内无主宰，所以日用间饮食动作，皆失其常度，与平人异。理义都丧了，只空有个气，仅往来于脉息之间未絶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为性，得天地之气为体。理与气合，方成个心，有个虚灵知觉，便是身之所以为主宰处。然这虚灵知觉，有从理而发者，有从心而发者，又各不同也。心只似个器一般，里面贮底物便是性。康节谓：性者心之郛郭。说虽粗而意极切，盖郛郭者心也，郛郭中许多人烟，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体。理具于心，便有许多妙用。知觉从理上发来，便是仁义礼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觉从形气上发来，便是人心，便易与理相违。人只有一个心，非有两个知觉。只是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且如饥而思食，渇而思饮，此是人心。至于食所当食，饮所当饮，便是道心。如有人饥饿濵死而蹴尔嗟来等食皆不肯受，这心从何处发来？然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此等处理义又隠微难晓，须是识见十分明彻方辨别得。心有体有用，具众理者其体，应万事者其用。寂然不动者其体，感而遂通者其用。体即所谓性，以其静者言也。用即所谓情，以其动者言也。圣贤存养工夫至到，方其静而未发也，全体卓然，如鉴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这里。及其动而应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髙下各因物之自尔，而未尝有丝毫铢两之差。而所谓鉴空衡平之体，亦常自若，而未尝与之俱往也。性只是理。全是善而无恶。心含理与气，理固全是善，气便含两头在，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动便易从不善上去。心是个活物，不是帖静死定在这里，常爱动。心之动，是乘气动。故文公感兴诗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正谓此也。心之活处，是因气成便会活，其灵处，是因理与气合便会灵。所谓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测。忽然出，忽然入，无有定时；忽在此，忽在彼，亦无定处，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惟心之谓与？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本体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体遂不见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牵入来，只一念提撕警觉便在此。人须是有操存涵养之功，然后本体常卓然在中，为之主宰，而无亡失之患。所贵于问学者，为此也。故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极为人亲切。心虽不过方寸大，然万化皆从此出，正是源头处。故子思以未发之中为天下之大本，已发之和为天下之达道。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此心之量极大，万理无所不包，万事无所不统。古人每言学，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学不厌者，皆所以极尽乎此心无穷之量也。孟子所谓尽心者，须是尽得个极大无穷之量，无一理一物之或遗，方是真能尽得心。然孟子于诸侯之礼未之学，周室班爵禄之制未尝闻，毕竟是于此心无穷之量终有所欠缺未尽处。心至灵至妙，可以为尧舜，参天地，格鬼神，虽万里之逺，一念便到；虽千古人情事变之秘，一照便知。虽金石至坚，可贯；虽物类至微至幽，可通。佛家论性，只似儒家论心。他只把这人心那个虚灵知觉底唤作性了。伊川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语亦说得圆。横渠曰：心统性情。尤为语约而意备，自孟子后未有如此说亲切者。文公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性之主。说得又条畅明白。横渠曰：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虚是以理言，理与气合，遂生人物。人物受得去成这性，于是乎方有性之名。性从理来，不离气。知觉从气来，不离理。合性与知觉，遂成这心，于是乎方有心之名。程子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此处是言天之心性情，所谓易便是心，道便是性，神便是情。所谓体者，非体用之体，乃其形状模様恁地，易是阴阳变化，合理与气说。情情与性相对。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动底是性，事物触着便发动出来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不是别物，其大目则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乐四个，孟子又指恻隠、羞恶、辞逊、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动出为恻隠；性中有义，动出为羞恶；性中有礼智，动出为辞让、是非。端是端绪，里面有这物，其端绪便发出从外来。若内无仁义礼智，则其发也，安得有此四端？大概心是个物，贮此性，发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恻隠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云云。恻隠、羞恶等以情言，仁义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统情性而为之主也。孟子此处说得却备。又如大学所谓忧患、好乐及亲爱、畏敬等，皆是情。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无，不是个不好底物。但其所以为情者，各有个当然之则。如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哀，当乐而乐，当恻隠而恻隠，当羞恶而羞恶，当辞让而辞让，当是非而是非，便合个当然之则，便是发而中节，便是其中性体流行，着见于此，即此便谓之逹道。若不当然而然，则违其则，失其节，只是个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于不善，遂成不好底物，非本来便不好也。情之中节，是从本性发来便是善，更无不善。其不中节是感物欲而动，不从本性发来，便有个不善。孟子论情，全把做善者，是専指其本于性之发者言之。禅家不合便指情都做恶底物，却欲灭情以复性。不知情如何灭得？情既灭了，性便是个死底性，于我更何用？孟子四端，是専就善处言之。喜怒哀乐及情等，是合善恶说。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性之欲便是情。才才是才质、才能。才质犹言才料质干，是以体言。才能，是会做事底。同这件事，有人会发挥得，有人全发挥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谓“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尔殊”等语，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从性善大本处发来，便见都一般。要说得全备，须如伊川“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恶”之论方尽。志志者，心之所之，之犹向也，谓心之正面全向那里去。如志于道，是心全向于道；志于学，是心全向于学。一直去求讨要，必得这个物事，便是志。若中间有作辍或退转底意，便不谓之志。志有趋向、期必之意。心趋向那里去，期料要恁地，决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污，便做成甚人？须是立志，以圣贤自期，便能卓然挺出于流俗之中，不至随波逐浪，为碌碌庸庸之辈。若甘心于自暴自弃，便是不能立志。立志须是髙明正大。人多有好资质，纯粹静淡，甚近道，却甘心为卑陋之归，不肯志于道，只是不能立志。如文帝寛仁恭俭，是其资质尽可与为帝王。然其言曰：卑之无甚髙论，令今可行也。却不能立志。武帝上嘉唐虞，志向髙大，然又好名，驳杂无足取。程子奏札说立志一段最切，是说人君立志。学者立志与人君立志都一般，只是在身、在天下，有小大之不同。为学紧要处，最是立志之初，所当谨审决定。此正是分头路处。纔志于义。便入君子路；纔志于利，便入小人路。舜跖利善正从此而分，尧桀言行正从此而判。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紧要正在志学一节上。在圣人，当初成童志学，固无可议。自今观之，学之门戸虽多，若此处所志者一差，不能纯乎圣途之适，则后面所谓立，所谓不惑，所谓知命，所谓从心，节节都从而差，无复有见效处。惟起头所志者，果能専心一意于圣人之学，则后面许多节目，皆可以次第循序而进。果有 “不倦”工夫以终之，则虽“从心”地位至髙，亦可得而造到矣。人常言志趣，趣者趣也，心之所趋也，趣亦志之属。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髙不要卑，论语曰：博学而笃志。立志要定不要杂，要坚不要缓，如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皆以圣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意意者，心之所发也，有思量运用之义。大抵情者性之动，意者心之发，情是就心里面自然发动，改头换面出来底，正与性相对。意是心上拨起一念，思量运用要恁地底。情动是全体上论，意是就起一念处论。合数者而观，纔应接事物时，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来接着，在内主宰者是心；动出来或喜或怒是情；里面有个物，能动出来底是性；运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节处又是性中道理流出来，即其当然之则处是理；其所以当然之根原处是命。一下许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尝相离，亦灿然不相紊乱。以意比心，则心大意小。心以全体言，意只是就全体上发起一念虑处。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说；诚意之意，是就好底意思说。人常言意思（去声）。思者思也（平声），思虑、念虑之类，皆意之属。仁义礼智信五者谓之五常，亦谓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来，只是五行之徳。仁在五行为木之神，在人性为仁；义在五行为金之神，在人性为义；礼在五行为火之神，在人性为礼；智在五行为水之神，在人性为智。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位，却无信位。如五行木位东，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无定位，只寄旺于四位之中。木属春，火属夏，金属秋，水属冬，而土无専气，只分旺于四季之间。四行无土便都无所该载，犹仁义礼智无信，便都不实了。只仁义礼智之实理便是信。信却易晓。仁义礼智须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脉络都不乱。且分别看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敬之理，智是知之理。爱发见于外乃仁之用，而爱之理则在内。事物各得其宜乃义之用，而宜之理则在内。恭敬可见处乃礼之用，而敬之理则在内。知个是、知个非是智之用，而知之理则在内。就四者平看，则是四个相对底道理。専就仁看，则仁又较大，能兼统四者，故仁者乃心之徳。如礼义智亦是心之徳，而不可以心之徳言者，如人一家有兄弟四个，长兄当门戸，称其家者只举长兄位号为言，则下三弟皆其家子弟，已包在内矣。若自曰三弟者之家，则拈掇不起，道理只如此。然仁所以长众善，而専一心之全徳者，何故？盖人心所具之天理全体都是仁，这道理常恁地活，常生生不息。举其全体而言则谓之仁，而义礼智皆包在其中。自为仁言，纔有一毫人欲之私插其间，这天理便隔絶死了，便不得谓之仁。须是工夫至到，此心纯是天理之公，而絶无一毫人欲之私以间之，则全体便周流不息，无间断，无欠阙，方始是仁。所以仁无些少底仁。仁义起发是恻隠羞恶，及到那人物上，方见得爱与宜，故曰“爱之理，宜之理。” 仁道甚广大精微，何以用处只为爱物，而发见之端为恻隠？曰：仁是此心生理全体，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绪方从心中萌动发出来，自是恻然有隠，由恻隠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爱。故仁乃是爱之根，而恻隠则根之萌芽而爱又萌芽之长茂已成者也。观此，则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自可见得脉络相关处矣。义就心上论，则是裁制决断处，宜字乃裁断后字。裁断当理，然后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须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谓：义之在心，如利刅然，物来触之，便成两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顽钝无义了。且如有一人来邀我同出去，便须能剖判当出不当出。若要出又要不出，于中迟疑不能决断，更何义之有？此等处，须是自看得破。如韩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谓义，则是就外面说，成“义外”去了。礼者，心之敬，而天理之节文也。心中有个敬，油然自生便是礼，见于应接便自然有个节文，节则无太过，文则无不及。如做事太质，无文彩，是失之不及；末节繁文太盛，是流于太过。天理之节文乃其恰好处，恰好处便是理。合当如此，更无太过，更无不及，当然而然，便即是中。故濓溪太极图说“仁义中正”，以中字代礼字，尤见亲切。文公曰：礼者，天理之节文，而人事之仪则。以两句对言之，何也？盖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于心者也。天理在中而着见于人事，人事在外而根于中，天理其体而人事其用也。“仪”谓容仪而形见于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与“文”字相应。“则”谓法则、凖则，是个骨子，所以存于中者，乃确然不易之意，与“节” 字相应。文而后仪，节而后则，必有天理之节文，而后有人事之仪则。言须尽此二者，意乃圆备。智是心中一个知觉处，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确定是智。孟子谓“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识，弗去便是确定不易之意。问：智是知得确定，在五行何以属水？曰：水清明可鍳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间万物，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脉滋润，何物不资之以生？亦犹万事非智不可便知，知得确定方能成。此水于万物所以成终而成始，而智亦万事之所以成终而成始者也。孟子四端之说，是就外面可见底以验其中之所有。如乍见孺子入井，便自然有恻隠之心，便见得里面有这仁。如行道乞人，纔蹴尔呼尔而与之，便自羞恶而不肯食，便见得里面有这义。如一接宾客之顷，便自然有恭敬之心，便见得里面有这礼。一件事来，非底便自觉得为非，是底便自觉得为是，便见得里面有这智。惟是里面有是四者之体，故四者端绪自然发见于外，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也”。以见性不是个含糊底物，到发来方有四端，但未发则未可见耳。孟子就此处开发人，证印得本来之善甚分明。所以程子谓“有功于万世者，性善之一言”。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实底道理，及发出来便为忠信之信。由内面有此信，故发出来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绪，是统外面应接事物发原处说。四者端绪，日用间常常发见，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个是，有个非，须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顽愚无知觉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须判断，只当如此做，不当如彼做，有可否从违，便是义。若要做此，又不能割舍得彼，只管半间半界，便是心中顽钝而无义。既断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过，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个节文，无过无不及，此便是礼。做事既得中，更无些子私意夹杂其间，便都纯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从头至尾皆此心真实所为，便是信。此是从下说上去，若从上说下来，且如与个宾客相接，初纔闻之，便自有个恳恻之心，怛然动于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动于中，便肃然起敬去接他，是礼。既接见毕，便须商量合作如何待，或吃茶，或饮酒，轻重厚薄，处之得宜，是义。或轻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从首至末皆真实，是信。此道理循环无端，若见得熟，则大用小用皆宜，横说竖说皆通。仁者，心之全徳，兼统四者。义、礼、智，无仁不得。盖仁是心中个生理，常行生生不息，彻终始，无间断。茍无这生理，则心便死了，其待人接宾，恭敬何自而发？必无所谓礼。处事之际，必不解裁断，而无所谓义。其于是非，亦必顽然无所知觉，而无所谓智。既无是四者，又乌有所谓实理哉！人性之有仁义礼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贞之理。仁在天为元，于时为春。乃生物之始，万物于此方萌芽发露，如仁之生生，所以为众善之长也。礼在天为亨，于时为夏，万物到此时一齐盛长，众美所会聚，如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粲然文物之盛，亦众美所会聚也。义在天为利，于时为秋，盖万物到此时皆成遂，各得其所，如义断制万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肃杀气，义亦有严肃底意。智在天为贞，于时为冬，万物到此，皆归根复命，収敛都定了，如智见得万事是非都一定，确然不可易，便是贞固道理。贞后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贞，只管如此去，循环无端。总而言之，又只是一个元，盖元是个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统四徳，故曰“大哉干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谓统乎天，则终始周流都是一个元。知仁兼统四者，义礼智都是仁。至其为四端，则所谓恻隠一端，亦贯通乎辞逊、羞恶、是非之端，而为之统焉。今只就四端不觉发动之初，真情恳切时，便自见得恻隠贯通处。故程传曰：四徳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専言则包四者。可谓示人亲切，万古不易之论矣。何谓义礼智都是仁？盖仁者，此心浑是天理流行。到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亦都浑是这天理流行。到那义，裁断千条万绪，各得其宜，亦都浑是这天理流行。到这智，分别万事，是非各定，亦都浑是这天理流行。仁义礼智四者判作两边，只作仁义两个。如春夏秋冬四时，分来只是阴阳两个。春夏属阳，秋冬属阴。夏之通畅，只是春之发生盛大处。冬之藏敛，只是秋之肃杀归宿处。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只是天理流行显著处。智之是非确定，只是义之裁断割正处。文公曰：礼者仁之着，智者义之藏。就事物言，父子有亲便是仁，君臣有义便是义，夫妇有别便是礼，长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又是竖观底意思。若横而观之，以仁言则所谓亲、义、序、别、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义言，则只那合当亲、合当义、合当别、合当序、合当信底，皆各当乎理之宜，又是义。以礼言，则所以行乎亲义别序信之有节文，又是礼。以智言，则所以知是五者，当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则所以实是五者，诚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错而言之，亲亲，仁也。所以爱亲之诚，则仁之仁也；所以谏乎亲，则仁之义也；所以温凊定省之节文，则仁之礼也；自良知无不知是爱，则仁之智也；所以为事亲之实，则仁之信也。从兄，义也。所以为爱兄之诚，则义之仁也；所以庸敬在兄，则义之义也；所以徐行后长之节文，则义之礼也；自良知无不知是敬，则义之智也；所以为从兄之实，则义之信也。敬宾，礼也。所以恳恻于中，则礼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则礼之义也；所以周旋之节文，则礼之礼也；所以酬酢而不乱，则礼之智也；所以为敬宾之实，则礼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恳恻，则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则智之义也；是是非非之中节，则智之礼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则智之智也；所以为是非之实，则智之信也。复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则信之仁也；发而皆天理之宜，则信之义也；出而中节，则信之礼也；所以有条而不紊，则信之智也；所以为是言之实，则信之信也。故有仁义礼智信中之仁，有仁义礼智信中之义，有仁义礼智信中之礼，有仁义礼智信中之智，有仁义礼智信中之信，有仁中之仁义礼智信，有义中之仁义礼智信，有礼中之仁义礼智信，有智中之仁义礼智信，有信中之仁义礼智信。自其过接处言之，如仁生理流行中，便酝酿个礼之恭逊节文来。礼恭逊节文中，便酝酿个义之裁断得宜来。义裁断得宜中，便酝酿个智之是非一定来。到这智是非一定处，已収藏了，于其中又复酝酿仁之生理流行来。元自有脉络相因，非是界分截然不相及。五者随感而发，随用而应，或纔一触而俱动，或相交错而互见，或秩然有序而不紊，或杂然并出而不可以序言。大处则大有，小处则小有，踈处则踈有，宻处则宻有，纵横颠倒，无所不通。见人之灾伤，则为之恻然，而必愤其所以伤之者，是仁中含带义来；见人之不善，则为之憎恶，而必欲其改以从善，是义中含带仁来；见大宾为之致敬，必照顾惟恐其失仪，是礼中含带智来；见物之美恶黒白，为之辨别，必自各有定分，不相乱，是智中含带礼来。孔门教人，求仁为大。只専言仁，以仁含万善，能仁则万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义对言之，犹四时之阴阳也。自孔门后，人都不识仁。汉人只把做恩惠说，是又太泥了爱。又就上起楼起阁，将仁看得全粗了，故韩子遂以博爱为仁。至程子始分别得明白，谓“仁是性，爱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门人又将爱全掉了，一向求髙逺去。不知仁是爱之性，爱是仁之情，爱虽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岂能离得爱？上蔡遂专以知觉言仁，又流入佛氏“作用是性”之说去。夫仁者固能知觉，谓知觉为仁则不可。若能转一步看，只知觉纯是理，便是仁也。龟山又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体。夫仁者固能与物为一，谓与物为一为仁则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转一步看，只于与物为一之前，彻表里纯是天理，流行无间，便是仁也。吕氏克己铭又欲克去有己，须与物合为一体方为仁，认得仁都旷荡在外了，于我都无统摄。必己与物对时，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独处，不与物对时，工夫便无可下手处。可谓疏阔之甚！据其实，己如何得与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闼之内？此不过只是想象个仁中大抵气象如此耳，仁实何在焉！殊失向来孔门传授心法本旨。其他门人又浅，皆无有说得亲切者。程子论“心譬如榖种，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语说得极亲切。只按此为凖去看，更兼所谓“仁是性、爱是情”及“仁不可训觉与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等数语相参照，体认出来，则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则只是此心全体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谓“心之徳，爱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徳，乃専言而其体也。爱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则知此心纯是天理之公，而絶无一毫人欲之私以间之也。如夫子称“回也三月不违仁”，程子谓“只是无纎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类，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则只是当理而无私心之谓。如夷齐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类是也。若以用功言，则只是去人欲，复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徳而已矣。如夫子当时答群子问仁，虽各随其才质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归，大概不越乎此。忠信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位，万善皆从此而生，此四位实为万善之搃括。如忠信如孝弟等类，皆在万善之中。孝弟便是个仁之实，但到那事亲从兄处，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实理之发，但到那接物发言处，方始名之曰忠信。忠信二字，从古未有解人得分晓。诸家说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为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则不可。如此，则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说信又只以不疑为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则不可。如此，则所谓不疑者，不疑何事？直至程子曰“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方说得确定。尽己自尽自家心里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须是无一毫不尽方是忠。如十分里话，只说得七八分，犹留两三分，便是不尽，不得谓之忠。以实是就言上说，有话只据此实物说，无便曰无，有便曰有。若以无为有，以有为无，便是不以实，不得谓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从内面发出，无一不尽是忠。发出外来，皆以实是信。明道发得又明畅，曰：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为信。从己心中发出，无一不尽是忠。循那物之实而言，无些子违背他，如是便曰是，不与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与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说得简要确实，明道说得发越条畅。信有就言上说，是发言之实。有就事上说，是做事之实。有以实理言，有以实心言。忠信两字近诚字。忠信只是实，诚也只是实。但诚是自然实底，忠信是做工夫实底。诚是就本然天赋真实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忠信之信与五常之信如何分别？五常之信以心之实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实而言，须是逐一看得透彻。古人言语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执一看。若泥着，则不通。圣人分上，忠信便是诚，是天道。贤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诚，是人道。诚与忠信对，则诚天道，忠信人道。忠与信对，则忠天道，信人道。孔子曰：主忠信。主与宾相对，宾是外入，出入无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这屋里，以忠信为吾心之主，是中心常要忠信，盖无时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则其中许多道理便都实在。这里若无忠信，则一切道理都虚了。主字下得极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则无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尽己之心以事君。为人谋之忠，亦只是尽己之心以为人谋耳。如与朋友交之信，亦只是以实而与朋友交。与国人交之信，亦只是以实而与国人交耳。忠恕忠信是以忠对信而论，忠恕又是以忠对恕而论。伊川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是就心说，是尽己之心无不真实者。恕是就待人接物处说，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实者以及人物而已。字义中心为忠，是尽己之中心无不实，故为忠。如心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只是就一边论。其实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须要施于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达，人亦欲达，必欲推己之欲立、欲达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达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底流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门之内，应接无几，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则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广。茍中天下而立，则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养其亲，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冻饿，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长吾长、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离散，不得以安其处；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内困穷无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乐。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两片则为二物。上蔡谓：忠恕犹形影。说得好。盖存诸中者既忠，则发出外来便是恕。应事接物处不恕，则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实。故发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在圣人分上，则日用千条万绪，只是一个浑沦真实底流行去贯注他，更下不得一个推字。曽子谓“夫子之道忠恕”，只是借学者工夫上二字来形容圣人一贯之旨，使人易晓而已。如木桹上一个生意是忠，则是这一个生意流行贯注于千枝万蕊底便是恕。若以忠恕并论，则只到那地头定处，枝成枝、蕊成蕊，便是恕。大概忠恕本只是学者工夫事。程子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天岂能尽己推己，此只是广就天地言，其理都一般耳。且如维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贞而复元，万古循环，无一息之停，只是一个真实无妄道理。而万物各具此以生，洪纎髙下，各正其所赋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在圣人，也只是此心中一个浑沦大本流行泛应，而亊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当止之所，此是圣人之忠恕也。圣人之忠便是诚，更不待尽。圣人之恕便只是仁，更不待推。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无他，以己者是自然，推己者是着力。有天地之忠恕，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是也。有圣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贯之是也。有学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圣人本无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何待于推？学者未免有私意锢于其中，视物未能无尔汝之间，须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这物上。既推得去，则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贡问：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盖学者须是着力推己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仁可得矣。忠是在己底，恕是在人底。单言恕，则忠在其中，如曰推己之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己之一字，便含忠意了。己若无忠，则从何物推去？无忠而恕。便流为姑息。而非所谓由中及物者矣、中庸说“忠恕违道不逺”，正是说学者之忠恕。曽子说“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说圣人之忠恕。圣人忠恕是天道，学者忠恕是人道。夫子语子贡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是中庸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异时子贡又曰“我不欲人之加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亦即是此意，似无异旨。而夫子乃以为“赐也，非尔所及”。至程子又有仁恕之辨，何也？盖是亦理一而分殊。曰“无加”云者，是以己自然及物之事。曰“勿施”云者，是用力推己及物之事。自汉以来，恕字义甚不明，至有谓“善恕己量主”者。而我朝范忠宣公亦谓“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着不得。据他说，恕字只似个饶人底意，如此则是己有过且自恕己，人有过又并恕人，是相率为不肖之归，岂古人推己如心之义乎？故忠宣公谓“以责人之心责己”一句说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说得不是。其所谓恕，恰似今人说“且恕”、“不轻恕”之意。字义不明，为害非轻。一贯一只是这个道理全体浑沦一大本处，贯是这一理流出去，贯串乎万事万物之间。圣人之心，全体浑沦只是一理，这是一个大本处。从这大本中流出见于用，在君臣则为义，在父子则为仁，在兄弟则为友，在夫妇则为别，在朋友则为信。又分而言之，在父则为慈，在子则为孝，在君则为仁，在臣则为敬。又纎悉而言之，为视之明、听之聪、色之温、貌之恭，凡三千三百之仪，动容周旋之礼。又如乡党之条目，如见冕者与瞽者必以貌、如或仕或止、或久或速、或温而厉或恭而安、或为居处之恭、或为执事之敬，凡日用间微而洒扫应对进退，大而参天地赞化育，凡百行万善，千条万绪，无非此一大本流行贯串。自其浑沦一理而言，万理无不森然具备。自其万理着见而言，又无非即此一理也。一所以贯乎万，而万无不本乎一。一贯是天道一以贯之，圣人此语向曽子说得甚亲切。曽子忠恕，即所以形容此一贯，借人道之实以发明天道之妙，尤为确定切实。盖忠即是一，恕即是贯。夫尽己之心真实无妄，则此心浑沦是一个天理，即此便是大本处，何物不具于此。由是而酬酢应接，散为万事，那个事不从这心做去？那个道理不从这里发出？即此便见一贯处。故曽子之说，于理尤为确定切实，于圣人之藴尤为该尽，而于学者尤为有力。其进道入徳，有可依据实下手处。在学者做工夫，不可躐进。那所谓一，只当专从事。其所谓贯，凡日用间千条万绪，各一一精察其理之所以然，而实践其事之所当然，然后合万理为一理。而圣人浑沦太极之全体，自此可以上达矣。天只是一元之气流行不息如此，即这便是大本，便是太极。万物从这中流出去，或纎或洪，或髙或下，或飞或潜，或动或植，无不各得其所欲，各具一太极去，个个各足，无有欠缺。亦不是天逐一去妆点，皆自然而然从大本中流出来。此便是天之一贯处。诚诚字与忠信字极相近，须有分别。诚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说。诚字后世都说差了，到伊川方云“无妄之谓诚”，字义始明。至晦翁又増两字，曰“真实无妄之谓诚”，道理尤见分晓。后世说至诚两字，动不动加诸人，只成个谦恭谨愿底意思。不知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至诚乃是真实极至而无一毫之不尽，惟圣人乃可当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诸人？诚字本就天道论，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只是一个诚。天道流行，自古及今，无一毫之妄。暑往则寒来，日往则月来，春生了便夏长，秋杀了便冬蔵，元亨利贞终始循环，万古常如此，皆是真实道理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过一度，与日月星辰之运行躔度，万古不差，皆是真实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观之，甜者万古甜，苦者万古苦，青者万古常青，白者万古常白，红者万古常红，紫者万古常紫，圆者万古常圆，缺者万古常缺，一花一叶，文缕相等对，万古常然无一毫差错，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来，终不相似，都是真实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谓“其为物不二，其生物不测”，而五峰亦曰“诚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亲切。就人论，则只是这实理流行付予于人，自然发见出来底，未说到做工夫处。且诚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这理，到赋形之后未死之前，这道理便无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发见，但人不之察耳。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亲敬兄，都是这实理发见出来，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见孺子将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饥饿濒死，而蹴尔嗟来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彛真实道理，自然发见出来。虽极恶之人，物欲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则良心之实自然发见，终有不可殄灭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实处。虽曰见于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处论，则只是悫实不欺伪之谓。是乃人事之当然，便是人之道也。故存心全体悫实，固诚也；若一言之实，亦诚也；一行之实，亦诚也。如“君子诚之为贵”“诚之者，人之道”，此等就做工夫上论，盖未能真实无妄，便须做工夫，要得真实无妄。孟子又谓“思诚者人之道”，正是得子思此理传授处。古人立意，有就天命言者，有就人做工夫言者。至于“至诚”二字，乃圣人徳性地位，万理皆极其真实，絶无一毫虚伪，乃可以当之。诚在人言，则圣人之诚，天之道也；贤人之诚，人之道也。诚有以理言者，若“诚者物之终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诚无物”是也。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类，若不是实理如此，则便有时废了。惟是实理如此，所以万古常然。虽更乱离变故，终有不可得而殄灭者。诚与信相对论，则诚是自然，信是用力；诚是理，信是心；诚是天道，信是人道；诚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诚是以道言，信是以徳言。敬诚与敬字不相闗，恭与敬字却相闗。程子谓“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无适之谓敬”，尤分晓。敬一字，从前经书说处尽多，只把做闲慢说过，到二程方拈出来，就学者做工夫处说，见得这道理尤紧切，所闗最大。敬字本是个虚字，与畏惧等字相似，今把做实工夫，主意重了，似个实物事一般。人心妙不可测，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敬所以主宰统摄。若无个敬，便都不见了。惟敬，便存在这里。所谓敬者无他，只是此心常存在这里，不走作，不散慢，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主一者只是心主这个事，更不别把个事来参插。若做一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参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是不敬。文公谓“勿贰以二，勿参以三”，正如此。无事时，心常在这里，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时，心应这事，更不将第二第三事来插，也是主一。无适者，心常在这里，不走东，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程子就人心做工夫处，特注意此字。盖以此道理贯动静，彻表里，一始终，本无界限。闲静无事时也用敬，应事接物时也用敬。心在里面也如此，动出于外来做事也如此。初头做事也如此，做到末稍也如此。此心常无间断，纔间断便不敬。格物致知也须敬，诚意正心修身也须敬，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须敬。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礼谓“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只就此二句体认持敬底工夫，意象最亲切。且如人捧个至盈底物，心若不在这上，纔移一步便倾了。惟执之拳拳，心常常在这上，虽行到那里也不倾倒。入虚如有人，虽无人境界，此心常严肃，如对大宾然，此便是主一无适意。又如人入神祠中，此心全归向那神明上，絶不敢生些他念，専専一一，便是不二不三，就此时体认，亦见得主一无适意分晓。整齐严肃，敬之容。如坐而倾跌，衣冠落魄，便是不敬。上蔡所谓常惺惺法，是就心地上做工夫处，说得亦亲切。盖心常醒在这里，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这里，则万理森然于其中。古人谓“敬，徳之聚”，正如此。须实下持敬工夫，便自见。文公敬斋箴，正是铺叙日用持敬工夫节目，最亲切，宜列诸左右，常目在之，按为准则做工夫，久久自别。恭敬恭就貌上说，敬就心上说。恭主容，敬主事。恭有严底意，敬字较实。身体严整，容貌端庄，此是恭底意。但恭只是敬之见于外者，敬只是恭之存于中者。敬与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内无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内无敬者。此与忠信、忠恕相闗一般。 “坐如尸，立如齐”，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细宻；恭，气象阔大。敬，意思卑屈；恭，体貌尊严。文公曰：以成徳而论，则敬字不如恭之安。以学者做工夫而言，则恭字不如敬之切。古人皆如此着力，如尧之钦明，舜之温恭，汤之圣敬日跻，文王之缉煕敬止，都是如此。　卷下道道，犹路也。当初命此字是从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谓之路，一人独行不得谓之路。道之大纲，只是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方谓之道。大概须是就日用人事上说，方见得人所通行底意亲切。若推原来歷，不是人事上刬然有个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从天来。故横渠谓“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来歷。天即理也。古圣贤说天，多是就理上论。理无形状，以其自然而言，故谓之天。若就天之形体论，也只是个积气，恁地苍苍茫茫，其实有何形质。但横渠此天字是说理。理不成死定在这里？一元之气流出来，生人生物，便有个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从始如此。至子思说“率性之谓道”，又是就人物已受得来处说，随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个当行之路，不待人安排着。其实道之得名，须就人所通行处说，只是日用人事所当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老庄说道，都与人物不相干，皆以道为超乎天地器形之外。如云“道在太极之先”，都是说未有天地万物之初，有个空虚道理。且自家身今见在天地之后，只管想象未有天地之初一个空虚底道理，与自家身有何干涉？佛氏论道，大概亦是此意。但老氏以无为宗，佛氏以空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为吾真体，以天地万物皆为幻化，人事都为粗迹，尽欲屏除了，一归真空，乃为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隐然不可见底则谓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显然可见底则谓之器。其实道不离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状处都谓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无形状可见，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须着如此说，方截得上下分明。道非是外事物有个空虚底，其实道不离乎物，若离物则无所谓道。且如君臣有义，义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义底道理，须就君臣上看，不成脱了君臣之外别有所谓义？父子有亲，亲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亲底道理，须就父子上看，不成脱了父子之外别有所谓亲？即夫妇，而夫妇在所别；即长幼，而长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妇、长幼、朋友而有所谓别、序与信。圣门之学，无一不实。老氏清虚厌事，佛氏屏弃人事，他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项头玄妙底物看，把人事物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摆脱去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自有个当然之理。且如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当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当然之理。如视思明，听思聪，明与聪便是视听当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齐，如尸如齐便是坐立当然之理。以类而推，大小髙下，皆有个恰好底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废者。自圣门实学不明，然后有老庄佛氏一切等说。后世儒者才说到道，便渉老庄去。如子云用心亦甚苦，然说到道理，皆是黄老意。如中首所谓灵根及“爰清爰净，逰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等说，都是纯用老子意。论道之大原，则是出于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理。然才有理，便有气。才有气，此理便在乎气之中，而不离乎气。气无所不在，则理无所不通。其盛着见于造化发育，而其实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条万绪，人生天地之内，物类之中，全具是道，与之俱生，不可须臾离。故欲求道者，须是就人事中，尽得许多千条万绪当然之理，然后可以全体是道，而实具于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气之表，只管去穷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为道体，则在此身有何干渉！此佛老庄列异端邪说所以为吾道之贼，学者不可不严屏峻却，而圣门实学，坦如康庄，学者亦不可自暴自弃而不由也。学者求道，须从事物千条万绪中磨炼出来。道流行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无物不有，无一处欠缺。子思言鸢飞、鱼跃、上下察以证之，有以见道无不在，甚昭著分晓。在上则鸢飞戾天，在下则鱼跃于渊，皆是这个道理。程子谓此是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所谓“吃紧”云者，只是紧切为人说。所谓“活泼泼地”云者，只是真见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颜子所谓卓尔，孟子所谓跃如之意，都是真见得这道理分明，故如此说。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阴阳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处是就造化根原上论。大凡字义，须是随本文看得透方可。如 “志于道”“可与适道”“道在迩”等类，又是就人事上论。圣贤与人说道，多是就人事上说。惟此一句，乃是赞易时说来歷根原。儒中窃襌学者，又直指阴阳为道，便是指气为理了。韩公原道头四句，如所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尽说从外面去。其论德，如“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言，虽未圆，犹未害。至“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则道全在人力修为之方有，而非子思中庸率性本然之道。如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等语，又把道都脱从上面去说，与德仁义都分裂破碎了。扬子云又谓“老氏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吾无取焉耳。”是又把道德、仁义判做二物，都不相交渉了。韩公学无原头处，如原道一篇铺叙许多节目，亦可谓见得道之大用流行于天下底分晓，但不知其体本具于吾身，故于反身内省处殊无细宻工夫，只是与张籍軰吟诗饮酒度日。其中自无所执守，致得后来潮阳之贬，寂寞无聊中，遂不觉为大颠说道理动了，故俯首与之同逰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说。理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为二字，亦须有分别。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与理对说，则道字较寛，理字较实，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故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理无形状，如何见得？只是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便是理。则是凖则、法则，有个确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合当做处便是“当然”，即这恰好，无过些，亦无不及些，便是“则”。如为君止于仁，止仁便是为君当然之则；为臣止于敬，止敬便是为臣当然之则；为父止于慈，为子止于孝，孝慈便是父子当然之则。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当然之则；手容恭，恭便是手容当然之则。如尸便是坐中当然之则，如齐便是立中当然之则，古人格物穷理，要就事物上穷个当然之则，亦不过只是穷到那合做处、恰好处而已。理与性字对说，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为我所有者。理与义对说，则理是体，义是用；理是在物当然之则，义是所以处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德道是天地间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处论。德便是就人做工夫处论。德是行是道而实有得于吾心者，故谓之德。何谓行是道而实有得于吾心？如实能事亲，便是此心实得这孝。实能事兄，便是此心实得这悌。大概徳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处论，乃是做工夫实有得之于已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时说。大概德者，得也，不能离得一个得字。古经书虽是多就做工夫实有得上说，然亦有就本原来歷上论。如所谓明德者，是人生所得于天，本来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谓之明德。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亲敬兄，此便是得于天本明处。有所谓逹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达言之。有所谓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谓徳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于天之正理，故谓之德性。又有所谓天德者，自天而言，则此理公共，在天得之，为天德；其道流行赋予，为物之所得，亦谓之天德。若就人论，则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谓之天德；其所为纯得天理之真，而无人伪之杂，亦谓之天德。道与德不是判然二物，大抵道是公共底，德是实得于身，为我所有底。太极太极只是浑沦极至之理，非可以气形言。古经书说太极，惟见于易，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易只是阴阳变化，其所为阴阳变化之理，则太极也。又曰：三极之道，三极云者，只是三才极至之理。其谓之三极者，以见三才之中各具一极，而太极之妙无不流行于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诸子都说差了，都说属气形去。如汉志谓 “太极涵三为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个气形已具而浑沦未判底物。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极。庄子谓“道在太极之先”，所谓太极，亦是指三才未判浑沦底物，而道又别是一个悬空底物，在太极之先，则道与太极分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极，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极是以理之极至者而言。惟理之极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通行，所以为理之极。至更无二理也。太极字义不明，直至濂溪作太极图，方始说得明白。所谓“无极而太极”，而字只轻接过，不可就此句中间截作两截看。无极是无穷极，只是说理之无形状方体，正犹言无声无臭之类。太之为言甚也，太极是极至之甚，无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此只是说理虽无形状方体，而万化无不以之为根柢枢纽，以其浑沦极至之甚，故谓之太极。文公解此句，所谓“上天之载”是以理言，所谓“无声无臭”是解无极二字，所谓“万化之枢纽、品彚之根柢”是解太极二字，又结以“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多少是分明。太极只是以理言也。理縁何又谓之极？极，至也。以其在中，有枢纽之义。如皇极、北极等，皆有在中之义。不可训极为中。葢极之为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极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谓之屋极者，亦只是屋之众材，四面凑合到此处皆极其中；就此处分出去，布为众材，四面又皆停匀，无偏剩偏欠之处。如塔之尖处偏是极。如北极，四面星宿皆运转，惟此处不动，所以为天之枢。若太极云者，又是就理论。天所以万古常运，地所以万古常存，人物所以万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此理在中为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为天地主宰处论，恁地浑沦极至，故以太极名之。葢总天地万物之理到此凑合，皆极其至，更无去处，及散而为天地，为人物，又皆一一停匀，无少亏欠，所以谓之太极。太极只是总天地万物之理而言，不可离了天地万物之外而别为之论。才说离天地万物而有个理，便成两截去了。毕竟未有天地万物之先，必是先有此理。然此理不是悬空在那里，纔有天地万物之理，便有天地万物之气；纔有天地万物之气，则此理便全在天地万物之中。周子所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是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纔动而生阳，则是理便已具于阳动之中；有这静之理，便能静而生阴，纔静而生阴，则是理便已具于阴静之中。然则纔有理，便有气，纔有气，理便全在这气里面。那相接处全无些子缝罅，如何分得孰为先、孰为后？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若分别得先后，便成偏在一边，非浑沦极至之物。老氏说道在天地之先，也略有此意。但不合都离了天地人物外，别说个悬空底道理，把此后都做粗看了。总而言之，只是浑沦一个理，亦只是一个太极；分而言之，则天地万物各具此理，亦只有一太极，又都浑沦无欠缺处。自其分而言，便成许多道理。若就万物上搃论，则万物统体浑沦，又只是一个太极。人得此理具于吾心，则心为太极。所以邵子曰：道为太极。又曰：心为太极。谓道为太极者，言道即太极，无二理也。谓心为太极者，只是万理总会于吾心，此心浑沦是一个理耳。只这道理流行，出而应接事物，千条万绪，各得其理之当然，则是又各一太极。就万事总言，其实依旧只是一理，是浑沦一太极也。譬如一大块水银恁地圆，散而为万万小块，个个皆圆。合万万小块复为一大块，依旧又恁地圆。陈几叟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极所以立乎天地万物之表，而行乎天地万物之中，在万古无极之前，而贯于万古无极之后。自万古而上，极万古而下，大抵又只是浑沦一个理，总为一太极耳。此理流行，处处皆圆，无一处欠缺。纔有一处欠缺，便偏了，不得谓之太极。太极本体本自圆也。太极之所以至极者，言此理之至中、至明、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尽矣，不可以复加矣。故强名之曰极耳。无极之说，始于谁乎？柳子天对曰：无极之极。康节先天图说亦曰：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极之后，阳分阴也。是周子以前已有无极之说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桞子、康节是以气言，周子则専以理言之耳。皇极书所谓“皇极”，皇者，君也。极者，以一身为天下至极之标凖也。孔安国训作大中，全失了字义。人君中天下而立，则正身以为四方之标凖，故谓之皇极。若就君德论，则德到这处，极至而无以加。以孝言之，则极天下之孝；以弟言之，则极天下之弟。德极其至，而天下之人以为标凖，周礼所谓“以为民极”，正是此意。诗说“立我烝民，莫非尔极”，又是就牟麦上论。后稷以此教民，民亦以此为凖则。皇极，域中之大寶，又是就崇髙富贵之位而言。大君，极至之位，四面尊仰，无以复加，所以谓之大寶，亦谓之寶极。商邑，四方之极，则以其居中为四方之极，而四方辐辏，至此而无以复加也。自孔安国训皇极为大中，后来谷永疏言“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便都循习其说，更不复知古人立字本义。且如“皇则受之，皇之不极”训为“大则受之，大之不中”，“惟皇作极”训为“惟大作中”，成甚等语？义理如何通得？中和中和是就性情说。大抵心之体是性，性不是个别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耳。只这理动出外来便是情。中是未接事物，喜怒哀乐未发时，浑沦在这里，无所偏倚，即便是性。及发出来，喜便偏于喜，怒便偏于怒，不得谓之中矣。然未发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过不及字。及发出来皆中节，方谓之和。和是无所乖戾，只里面道理发出来，当喜而喜，当怒而怒，无所乖戾于理，便是中节。中节亦只是得其当然之理，无些过，无些不及，与是理不相拂戾，故名之曰和耳。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浑沦在此，万般道理都从这里出，便为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只是这里动出，万般应接，无少乖戾而无所不通，是为逹道。中有二义：有已发之中，有未发之中。未发是性上论，已发是就事上论。已发之中，当喜而喜，当怒而怒，那恰好处，无过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谓和也。所以周子通书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发之中而言也。尧舜禹“允执厥中”，皆是已发之中。若是里面浑沦未发，未有形影，如何执得？及发出来方可执。此事合当如此，彼事合当如彼，方有个恰好凖则，无太过不及处，可得而操执之也。中庸篇只举喜怒哀乐四者，只是举个大纲而已。其实从里面发出来底，当然而然，无所拂于理者，都是和。释氏之论，大概欲灭情以复性。李翱作复性论二篇，皆是此意。翱虽与韩文公逰，文公学无渊源，见理不明莹，所以流入释氏去。释氏要喜怒哀乐百念都无，如何无得？只是有正与不正耳。正底便是天理，不正底便是人欲。大抵中和之中，是专主未发而言。中庸之中，却又是含二义：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解中庸二字，必合内外而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谓确而尽矣。中庸文公解中庸为平常。非于中之外复有所谓庸，只是这中底发出于外，无过不及，便是日用道理。平常与怪异字相对，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异是人所不曾行，忽然见之便怪异。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无竒特底事。如尧舜之揖逊，汤武之征伐，夷齐之立节，三仁之制行，又如视之思明，听之思聪，色之思温，貎之思恭，与夫足容之重，手容之恭，头容之直，气容之肃，及言忠信，行笃敬，居处恭，执事敬等类，论其极致，只是平常道理。凡日用间人所常行而不可废者，便是平常道理。惟平常，故万古常行而不可易。如五榖之食，布帛之衣，万古常不可改易，可食可服而不可厌者，无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则自有不可易之义。其余珍竒底饮食衣服，则可供一时之美，终不可以为常。若常常用之，则必生厌心矣。程子谓“不易之谓庸”，说得固好，然于义未尽，不若文公平常之说为明备。葢平常字包得不易字意，不易字包不得平常字意，其实则一个道理而已。游定夫谓“中和以性情言，是分体用动静，相对说。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说。” 礼乐礼乐有本有文。礼只是中，乐只是和，中和是礼乐之本。然本与文二者不可一阙。礼之文，如玉帛爼豆之类。乐之文，如声音节奏之类。须是有这中和，而又文之以玉帛爼豆、声音节奏，方成礼乐。不只是偏守中和底意思，便可谓之礼乐。就心上论，礼只是个恭底意，乐只是个和底意，本是里面有此敬与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见？须于宾客祭祀时，将之以玉帛，寓之以笾豆，播之于声音节奏间，如此则内外本末相副，方成礼乐。若外面有玉帛锺鼓，而里面无和敬之心以实之，则不成礼乐。若里面有和敬之心，而外面无玉帛锺鼓以将之，亦不成礼乐。礼乐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渉。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纔有序便顺而和，失序便乖而不和。如两个椅子，纔下得失伦序，便乖戾不和。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所以相戕相贼，相争相斗，相仇相怨，如彼其不和者，都縁是先无个父子君臣夫妇兄弟之礼，无亲义序别，便如此。礼乐无所不在，所谓“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何离得？如盗贼至无道，亦须上下有统属，此便是礼底意。纔有统属，便自相听从，自相和睦，这便是乐底意。又如行路人，两个同行，纔有个长少次序，长先少后，便相和顺而无争。其所以有争斗之心，皆縁是无个少长之序。旣自先乱了，安得有和顺底意？于此益见礼先而乐后。人徒见升降裼袭有类乎美观，铿锵节奏有近乎末节，以为礼乐若无益于人者，抑不知释回增美，皆由于礼器之大备，而好善聴过，皆本于乐节之素明。礼以治躬，则庄敬不期而自肃。乐以治心，则鄙诈不期而自消。葢接于视听者，所以飬其耳目，而非以娱其耳目；形于舞蹈者，所以导其血气，而非以乱其血气，则礼乐之用可知矣。经权用权须是地位髙方可。经与权相对，经是日用常行道理，权也是正当道理，但非可以常行，与日用常行底异。公羊谓“反经而合道”，说误了。既是反经，焉能合道？权只是济经之所不及者也。权字乃就秤锤上取义。秤锤之为物，能权轻重以取平，故名之曰权。权者，变也。在衡有星两之不齐，权便移来移去，随物以取平。亦犹人之用权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经所不及，须用权以通之。然用权须是地位髙方可，非理明义精便差，却到合用权处亦看不出。权虽经之所不及，实与经不相悖，经穷则须用权以通之。柳宗元谓“权者，所以逹经也”，说得亦好。葢经到那里行不去，非用权不可济。如君臣定位，经也。桀纣暴横，天下视之为独夫，此时君臣之义已穷，故汤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权也。男女授受不亲，此经也，嫂溺而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经也。如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此经也。佛肸召，子欲往，则权也。然须圣人理明义精，方用得不差。权，只是时措之宜。“君子而时中”，时中便是权。天地之常经是经，古今之通义是权。问权与中何别？曰：知中然后能权，由权然后得中。中者，理所当然而无过不及者也。权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当然，无过不及者也。论语从共学至可与立，方可与权。天下事到经所不及处，实有碍，须是理明义精，方可用权。且如武后易唐为周，张柬之辈于武后病中扶策中宗出来。胡氏管见说武后乃社稷之贼，又是太宗才人，无妇道，当正大义，称高祖、太宗之命，废为庶人而赐之死。但天下岂有立其子而杀其母？南轩谓此时当别立个贤宗室，不应立中宗，他也只见得后来中宗不能负荷，故发此论。文公谓：南轩之说亦未是，须是身在当时，亲见得人心事势是如何。如人拳拳中宗，中宗又未有失德，如何废得？人心在中宗，纔废便乱。须是就当时看得端的，方可权度。所以用权极难。（先生所编文公竹林精舍语録，亦以后来言之，则中宗不可立，以当时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废之罪，天下人心皆瞩望中宗，髙宗别无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是时承干亦有子，但人心不属，若卒然妄举，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最难处，今生数百年后，只据史传所载，不见得当时事情，亦难断定。须是身在当时，亲见那时事情如何。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可别立宗室；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文中子说：权义举而皇极立。说得亦未尽。权固义精者然后用得不差，然经亦无义不得。盖合当用经时须用经，当用权时须用权，度此得宜便是义，便是二者都不可无义。如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是不当用权而用权者也。王魏不死于建成而事太宗，是当守经而不守经者也。自魏晋而下，皆于国统未絶，而欺人孤寡，托为受襌，皆是当用经而不用经，不当用权而用权者也。又如季札终于固譲而不肯立，卒自乱其宗国，是于守经中见义不精者也。张柬之等五王反正，中宗诛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祸之惨，是于用权中见义不精者也。）义利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纔出乎义，便入乎利，其间相去甚微，学者当精察之。自文义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就其中推广之，纔是天理所宜底，即不是人情所欲；纔是人情所欲底，即不合于天理之所宜。天理所宜者，即是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当然而然，有所为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是私。如货财、名位、爵禄等，此特利之粗者。如计较强弱多寡便是利，如取己之便宜亦是利，如求名觊效，如徇己自私，如徇人情而为之，如有外慕底心，皆是利。然货财名位爵禄等，亦未可便做利，只当把一件事看，但此上易陷于利耳。古人取民，惟以井田什一之赋。此是取以为天下国家经常之用，不可缺者。其余山林川泽，悉与民共之，无一毫私取以为己有。葢圣人出来君天下，姑以应天下之望，不以天下为己利。所以凡事皆公天下之大义而为之，分天下之地为万国，与有德有功者共之。王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人受田百畆。孟子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最说得圣人心上大义出。天下是至大底物，一不义一不辜是至微底事，不肯以其所至微而易其所至大，可见此心纯是义，无一点利底意思。后世以天下为己私，己是利了，及做一切事都是利。毁封建公天下之大法而为郡县，欲摠天下之权归于己，不能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自买田为生，官司又取他牙税。及秋夏取税，名色至多，至茶盐酒酤，民生公共急切之用，尽括为己有。凡此等大节目处，都是自利之私，无一点义。其诡谲自私细微曲折处，更不待说。在学者论之，如货财亦是人家为生之道，似不可阙，但当营而营，当取而取，便是义。若出于诡计左道，不当营而营，不当取而取，便是利。有一般人己自足用，又过用心于营殖，固是利。又有一般人生长富足，不复营殖，若不为利，然吝啬之意笃，计较之心重，合当切用，一毫不拔，此尤利之甚者。如名位爵禄，得之以道，非出于私意计较，是当得而得，便是义。若得之不以道，出于私意计较，是不当得而得，如鬻爵鬻举，左道图荐，章苞苴、营差遣等类，皆是利。如万锺不辨礼义，乃为宫室、妻妾、所识穷乏而受之，便是利。原思为宰，义当受常禄之粟九百，他却以为多而辞之，便是利，不是义。子华为师使于齐，义不当请粟，而冉子为之请，便是利。周公以叔父之亲处三公，享天下之富，是义之所当享。季氏以鲁卿而富于周公，乃过于封殖，便是利。有所为而为，如有所慕而为善，有所畏而不为恶，皆是利。如为获而耕，为畬而灾，便是利。于耕而望获，利；于灾而望畬，亦是利。易曰：不耕获，不灾畬。是无所为于前，无所觊于后，此方是义。如“哭死而哀，非为生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此皆是当然而然，便是义。如为生而哀，为干禄而不回，为正行而必信，便是利。如赤子入井，是所当救而恻隐自生于中，便是义。若为内交要誉，恶其声而然，便是利。计较之私，如以天下俭其亲，便是利。齐王见牛不忍，固是仁心之发，然以小易大，便是利。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是计较无益之费，便是利。孔子爱其礼不爱其羊，便是义。梁惠王移民移粟，计较民之多寡，是利。颜子犯而不校。若计较曲直胜负，亦是利。或论文而曰“我工尔拙”，论功而曰“我高尔低”，论徳而曰“ 我优尔劣”，皆是利。取己便宜，小处如共食而自拣其美，如共处而自择其安，共市物而争取其尤，都是利。大处如舍义取生，固人之所欲，然义所当死，只得守义而死，岂可以己不便而生顾恋之私？如扬雄甘事王莽，已自错了，后来迫于追捕，又却投阁，是偷生惜死，忘义顾利。魏征背建成而事太宗，李陵战败而降虏，皆是忘义惜死，自己取便。求名之私。如好名能让千乘之国；如以德报怨，欲求仁厚之名，仲子避兄离母居于陵，欲沽廉洁之名；微生髙乞酰，掠美市恩以归于己，都是利于美名。狥己自私，如为己谋则尽心，为他人谋则不尽心，是利。如齐王好色好货，不与民同，亦是利。凡处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纔有一毫自私之心，而不行乎天理之当然，皆是利。虽公天下事而以私心为之，亦是利。徇人情是凡事不顾理之当然，只徇人情而不敢决，便是利。如刘琮以荆州降曹操，则是魏之荆州矣。是时先主未有可据之地，孔明欲取之，以为兴王业之本，此正大义所当然。先主不决以大义，却顾恋刘表之私情，而不忍取，是利也。觊效，如先难后获，先事后得，皆是先尽其在我所当为而不计效。仁人明道不计功，正谊不谋利。自汉以来，无人似董仲舒看得如此分明。如揠苖助长，便是望效太速。太宗即位四年，外户不闭，斗米三钱，方是小康，便道行仁义既效，便有矜色。外慕，如今科举之学，全是外慕。自婴孩便专学缀缉，为取科名之具，至白首不休，切身义理全无一点，或有早登科第，便又専事杂文，为干求迁转之计，一生学问，全是脱空。古之学为己，今之学为人。为己是无所慕，为人是有所慕，此便是义利之分。义利界分最要别白分明。若不别白分明，则有义之似利，利之似义，便都含糊没分晓了，末稍归宿只堕在利中去，更无复有义矣。鬼神鬼神一节，说话甚长，当以圣经说鬼神本意作一项论，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项论，又以后世淫祀作一项论，魂魄附又以后世妖怪作一项论。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说得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阴阳流行着见于天地间者言之。良能，言二气之往来，是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阴阳二气之屈伸往来。自二气言之，神是阳之灵，鬼是阴之灵。灵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来恁地活尔。自一气言之，则气之方伸而来者属阳，为神；气之已屈而往者属阴，为鬼。如春夏是气之方长，属阳，为神；秋冬是气之已退，属阴，为鬼；其实二气只是一气耳。天地间无物不具阴阳，阴阳无所不在，则鬼神亦无所不有。大抵神之为言伸也，伸是气之方长者也；鬼之为言归也，归是气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属阳，神也；地属阴，鬼也。就四时言之，春夏气之伸，属神；秋冬气之屈，属鬼。又自昼夜分之，昼属神，夜属鬼。就日月言之，日属神，月属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是气之伸，属神；及至收敛后，帖然无踪迹，是气之归，属鬼。以日言，则日方升属神，午以后渐退，属鬼。以月言，则初三生明属神，到十五以后属鬼。如草木生枝生叶时属神，衰落时属鬼。如潮之来属神，潮之退属鬼。凡气之伸者皆为阳属神，凡气之屈者皆为阴属鬼。古人论鬼神，大概如此，更在人自体究。礼运言“人者，阴阳之交，鬼神之会，”说得亦亲切。此真圣贤之遗言，非汉儒所能道也。葢人受阴阳二气而生，此身莫非阴阳。如气阳血阴，脉阳体阴，头阳足阴，上体为阳下体为阴。至于口之语黙，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有阴阳分属。不特人如此，凡万物皆然。中庸所谓“体物而不遗”者，言阴阳二气为物之体，而无不在耳。天地间无一物不是阴阳，则无一物不具鬼神。祭义宰我问鬼神一段甚长，说得极好。如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云云，郑氏注谓：口鼻之呼吸为魂，耳目之聪明为魄。又解得明切。子产谓“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斯言亦真得圣贤之遗旨。所谓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时。人初间纔受得气，便结成个胚胎模様，是魄。既成魄，便渐渐会动，属阳，曰魂。及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故人之知觉属魂，形体属魄。阳为魂，阴为魄。魂者，阳之灵而气之英；魄者，阴之灵而体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气，那灵活处便是魂；耳目视听是体，那聪明处便是魄。左传曰：心之精爽，是谓魂魄。淮南子曰：阳神为魂，阴神为魄。魂魄二字，正犹精神二字。神即是魂，精即是魄。魂属阳，为神；魄属阴，为鬼。就人身上细论，大概阴阳二气会在吾身中为鬼神。以寤寐言，则寤属阳，寐属阴；以语黙言，则语属阳，黙属阴。及动静、进退、行止等，分属皆有阴阳。凡属阳者皆为魂，为神；凡属阴者皆为魄，为鬼。人自孩提至于壮，是气之伸，属神；中年以后，渐渐衰老，是气之屈，属鬼。以生死论，则生者，气之伸；死者，气之屈。就死上论，则魂之升者为神，魄之降者为鬼。魂气本乎天，故腾上；体魄本乎地，故降下。书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状。言阴精阳气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属乎阳。魂逰魄降，散而为变，乃鬼之归也，而属乎阴。鬼神情状，大概不过如此。以上论鬼神本意古人祭祀，以魂气归于天，体魄归于地，故或求诸阳，或求诸阴。如祭义曰“燔燎膻芗，见以萧光，以报气也。”“荐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郁鬯，以报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萧合黍稷，臭阳逹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焫萧合膻芗，凡祭慎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齐加明水，报阴也。取膟膋燔燎升首，报阳也。”所以求鬼神之义，大概亦不过此。乐记谓“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鬼神即是礼乐道理。以乐祀神，乐声发扬，属阳。以礼祀鬼，礼是定底物，属阴。故乐记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祭义论“春禘秋尝”，以“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 ”。故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禘有乐而尝无乐，意亦如此。夫子谓“吾不与祭，如不祭”。葢缘诚意既不接，幽明便不交。范氏谓：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此说得最好。诚只是真实无妄，虽以理言，亦以心言。须是有此实理，然后致其诚敬，而副以實心，岂不歆享？且如季氏，不当祭太山而冒祭，是无此实理矣。假饶极尽其诚敬之心，与神亦不相干渉，泰山之神亦不吾享。大概古人祭祀，须是有此实理相闗，然后三日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则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来格底道理。人与天地万物，皆是两间公共一个气。子孙与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气中有个脉络相关系，尤为亲切。谢上蔡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子孙能极尽其诚敬，则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来格。今人于祭自己祖宗正合着实处，却都莽卤了，只管胡乱外面祀他鬼神，必极其诚敬。不知鬼神与己何相关系！假如极其诚敬，备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类，必无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茍简窃食而已，亦必无降福之理。古人宗法，子孙于祖先，亦只嫡派方承祭祀，在旁支不敢専祭。况祖先之外，岂可又招许多淫祀之鬼入来？今人家家事神事佛，是多少淫祀！孔子谓：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今人谄事鬼神，不过只是要求福耳，不知何福之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古人继嗣，大宗无子，则以族人之子续之，取其一气脉相为感通，可以嗣续无间。此亦至正大公之举，而圣人所不讳也。后世理义不明，人家以无嗣为讳，不肯显立同宗之子，多是潜养异姓之儿，阳若有继，而阴已絶矣。葢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为后，故圣人书曰：莒人灭鄫。非莒人灭之，以异姓主祭祀，灭亡之道也。秦以吕政絶，晋以牛睿絶，亦皆一类。仲舒繁露载汉一事：有人家祭，用祝降神。祭毕，语人曰：适所见甚怪，有一官员公裳盛服，欲进而踌躇不敢进，有一鬼蓬头衩袒，手提屠刀，勇而前歆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晓其由，有长老说：其家旧日无嗣，乃取异姓屠家之子为嗣，即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得屠家父祖而来，其继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气类，自无交接感通之理。然在今世论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葢姓出于上世，圣人所造，正所以别生分类。自后有赐姓、匿姓者，又皆混杂。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为慿，须审择近亲有来歷分明者立之，则一气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取女子之子为后，以姓虽异，而有气类相近，似胜于同姓而属疏者。然晋贾充以外孙韩谧为后，当时太常博士秦秀已议其昏乱纪度。是则气类虽近，而姓氏实异，此说亦断不可行。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及其境内之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古人祀典，品节一定，不容紊乱。在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亦不敢僭诸侯而祭社稷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礼，曲礼谓：非当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当鬼神，自家不应祀而祀他，便是淫祀。如诸侯祭天地，大夫祭社稷，季氏旅泰山，便是淫祀了。古人祭祀，各随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而立，为天地人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诸侯为一国之主，故可祭一国社稷山川。如春秋时楚庄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縁是时理义尚明，故如此。如士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之外，皆不相干渉，无可祭之理。然支子不当祭祖而祭其祖，伯叔父自有后而吾祭之，皆为非所当祭而祭，亦不免为淫祀。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诚以天地山川只是阴阳二气，用尸要得二气来聚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币，大要尽吾心之诚敬。吾心之诚敬既尽，则这天地山川之气便自关聚。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气关系于一身，极尽其诚敬，则天地之气关聚，便有感应处。诸侯只是一国之主，只是境内之名山大川，极尽其诚敬，则山川之气便聚于此而有感召。皆是各随其分限大小如此。山林川谷丘陵，能出气为云雨者皆是神。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亦皆曰神。其在人，则法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古人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见祭法篇甚详。若后世祭祀，便都没理会了。大夫祭五祀，乃是门、户、灶、行、中溜。自汉以来，以并易行。古者穴处，上为牖取明之处名曰中溜，只是土神。士人又不得兼五祀，间举一两件。在士丧礼却有“疾病祷于五祀”之文，而无其祭。郑康成注月令春祀户谓：阳气出，祀之于户内，阳也。夏祀灶谓：阳气盛热于外，祀之于灶，从热类也。秋祀门谓：阴气出，祀之于门外，阴也。冬祀行谓：阴盛寒于水，祀之于行，从辟除之类也。中央祀中溜谓：土主中央而神在室。于此亦见汉时礼学犹明，论鬼神犹主于阴阳为言，犹未失先王之遗意也。古人祀典，自祭法所列之外，又有有道有德者死，则祭于瞽宗，以为乐祖。此等皆是正祠。后世如忠臣义士蹈白刄卫患难，如张巡许逺死于睢阳，立双庙。苏忠勇公于邕州死节甚伟，合立庙于邕。今贡侯立祠于本州，亦宜。如漳州灵着王以死卫邦人，而漳人立庙祀之。凡此忠臣义士之祠，皆是正当。然其祠宇，须官司为严其扄钥，开闭有时，不与民间亵渎，乃为合礼。在民间只得焚香致敬而已，亦不可越分而祭。以上论祭祀祀典大凡不当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无福，由脉络不相关之故。后世祀典，只縁佛老来，都乱了。如老氏设醮，以庶人祭天，有甚闗系？如释迦亦是胡神，与中国人何相关？假如忠臣义士、配享元勲，若是己不当祭，皆为外神，皆与我无相干渉。自圣学不明于世，鬼神情状都不晓，如画星辰都画个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曰天齐仁圣帝，在唐封为天齐王，到本朝以东方主生，加仁圣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安有五帝？岂不僭乱！况泰山只是个山，安有人形貎？今立庙，俨然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后，不知又是何山可以当其配，而为夫妇耶？人心迷惑，一至于此。据泰山在鲁封内，惟鲁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与南方地脉全不相交渉，而在在诸州县皆有东岳行祠。此亦朝廷礼官失讲明，而为州县者不之禁。蚩蚩愚民，本不明理，亦何足怪。南岳庙向者回禄，太尉欲再造，问于五峰先生。先生答以：“天地与人事本一理，在天为皇天上帝，在人为大君。大君有二，则人事乱矣。五岳视三公，与皇天上帝并为帝，则天道乱矣。而世俗为塑像，为立配，为置男女，屋而贮之，亵渎神示之甚。”后南轩又详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气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字之也，何居？”皆可为正大之论，甚发愚蒙，破聋瞽。（上段云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要得气来聚这尸上。据此说，则祭山川而人其形，疑亦古人立尸之意。惜不及质之先生。）世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圣帝生朝，阖郡男女于前期，彻昼夜就通衢礼拜，会于岳庙谓之朝岳，为父母亡人拔罪。及至是日，必献香烛上寿。不特此尔，凡诸庙皆有生朝之礼，当其日，则士夫民俗皆献香烛，殷勤致酒上寿。按古经书本无生日之礼，伊川先生已说破：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痛，安忍置酒张乐以为乐？若具庆者可也。以李世民之忍，犹能于是日感泣，思慕其亲，亦以天理之不容泯处。故在人讲此礼，以为非礼之礼。然于人之生存而祝其寿，犹有说；鬼已死矣，而曰生朝、献寿者，何为乎？伊川破横渠定龙女衣冠从夫人品秩事，谓：龙，兽也，岂可被夫人衣冠？且大河之塞，乃天地祖宗社稷之佑，及吏卒之力，龙何功之有？其言可谓甚正大，又以见张程学识浅深之不同。世俗事真武，呼为真圣，只是北方玄武神。真宗尚道教，避圣祖讳，改玄为真。北方玄武乃龟蛇之属，后人不晓其义，画真武作一人散髪握剑，足踏龟蛇，竞传道教中某代某人修行如此。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蛮夷之域，不沾中华礼义。狄仁杰毁江淮淫祠一千七百区，所存者惟夏禹伍子胥二庙，伊川先生犹以为存伍子胥庙为未是，伍子胥可血食于吴，不可血食于楚。今去狄公未久，而淫祀极多，皆縁世教不明，民俗好怪。始者土居尊秩无识者唱之，继而群小以财豪郷里者辅之，下焉则里中破荡无生产者，假托此裒敛民财，为衣食之计，是以上而州县，下至闾巷村落，无不各有神祠。朝廷礼官又无识庸夫，多与之计较封号，是以无来歷者皆可得封号，有封号者皆可岁岁加大。若欲考论邪正，则都无理会了。后世看理不明，见诸神庙有灵感响应者，则以为英灵神圣之祠，在生必聪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类其间煞有曲折：一様是富贵权势等人，如伯有为厉，子产所谓“用物精多则魂魄强”之类；一様是壮年蹈白刄而死，英魂不散底人；一様是生禀气厚精爽强底人，死后未便消散；一様是人塑人像时，捉个生禽之猛鸷者，如猴乌之属，生藏于腹中。此物被生劫而死，魂魄不散，众人朝夕焚香祷祝，便会有灵。其灵乃此物之灵，非闗那鬼神事；一様是人心以为灵，众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会灵，如白鮝大王之类；一様是立以为祠，便有依草附木底沉魂滞魄来，窃附于其上；一様又是山川之灵，庙宇坐据山川雄猛处，气作之灵。又有本庙正殿不甚灵，而偏旁舍有灵者，是偏旁坐得山川正脉处故也。又有都不关这事，只是随本人心自灵，人心自极其诚敬则精神聚，所占之事自有脉络相关，便自然感应，吉凶毫髪不差，只縁都是一理一气故耳。所谓“齐戒以神明其德夫”，即此意。湖南风俗，淫祀尤炽，多用人祭鬼，或村民裒钱买人以祭，或捉行路人以祭。闻说有一寒士被捉，縳诸庙柱，半夜有大蛇张口欲食之，其人识一咒，只管念咒，蛇不敢食，渐渐退缩而去。明早士人得脱，诉诸官人，以为咒之灵所致，是不然。凡虎兽等食人者，多是挑之使神色变动方食，神色不动则不敢食。若此人者，心自以为必死，无可逃，更不复有惧死之念矣。只一味靠咒，口只管念咒，心全在咒上，更无复有变动之色，故蛇无由食之，亦犹虎不食涧边婴儿之类，非关咒灵之谓也。闻说南轩曽差一司户破一大王庙，纔得牒即两脚俱软，其人卧乘舆而往。到庙中取大王像，剖其腹，有盘数重，中有小合，盛一大白虫，活走，急投诸油煎之。纔破合见虫，脚便立愈。推此，其他可以类见。以上论淫祀天地间亦有沉魂滞魄不得正命而死者，未能消散，有时或能作怪，但久后当自消。亦有抱寃未及雪者，屡作怪，纔觉发便帖然。如后汉王纯驿中女鬼，及朱文公断龙岩妻杀夫事。大抵妖由人兴，凡诸般鬼神之旺，都是由人心兴之。人以为灵则灵，不以为灵则不灵。人以为怪则怪，不以为怪则不怪。伊川尊人官廨多妖，或报曰：鬼击鼓。其母曰：把捶与之。或报曰：鬼摇扇。其母曰：他热故耳。后遂无妖。只是主者不为之动，便自无了。细观左氏所谓“妖由人兴”一语，极说得出。明道石佛放光之事亦然。昔有僧入房将睡，暗中悞踏破一生茄，心疑为蟾蜍之属，卧中甚悔其枉害性命。到中宵忽有扣门觅命者，僧约明日为荐拔，及天明见之，乃茄也。此只是自家心疑，便感召得逰魂滞魄附会而来。又如遗书载：一官员于金山寺荐拔亡妻之溺水者，忽婢妾作亡魂胡语，言死之甚寃。数日后有渔者救得妻，送还之。此类甚多，皆是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頼省干占法有鬼附耳语。人来占者，问姓几画，名几画，其人对面黙数，渠便道得。或预记定其画，临时更不点数，只问及便答，渠便道不得。则“思虑未起，鬼神莫知”，康节之言，亦见破此精微处。张元郡君死后，常来与语，说渠心下事。一道士与围棋而妻来，道士捉一把棋子，包以纸，令持去问，张不知数便道不得。曰：我后不来矣。此未必真是其妻，乃沉魂滞魄随张心感召而来，被道士窥破此机，更使不得。世之扶鹤下仙者亦如此，识字人扶得，不识字人扶不得。能文人扶，则诗语清新；不能文人扶，则诗语拙嫩。问事而扶鹤人知事意，则写得出；不知事意则写不出。与吟咏作文章，则无不通；问未来事则全不应。亦可自见。此非因本人之知而有假托，葢鬼神幽阴，乃藉人之精神发挥，随人知识所至耳。便见妖非由人不可。昔武三思置一妾絶色，士夫皆访观。狄梁公亦往焉，妾遁不见，武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语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谈笑。梁公时之正人，我不可以见。葢端人正士有精爽清明，鬼神魑魅自不敢近，所谓“德重鬼神钦”。鬼神之所以能近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以上论妖怪 “敬鬼神而逺之”，此一语极说得圆而尽。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逺；邪神，能知逺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须是都要敬而逺，逺而敬，始两尽幽明之义。文公语解说：専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此语示人极为亲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须是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断无二致。所以发子路者深矣。佛老佛老之学，后世为盛，在今世为尤盛。二氏之说大略相似，佛氏说得又较玄妙。老氏以无为主，佛氏以空为主，无与空亦一般。老氏说无，要从无而生有，他只是要清凈无为方外之物，以独善其身，厌世俗胶胶扰扰等事，欲在山林间炼形养气，将真气养成一个婴儿，脱出肉身去，如蛇蜕之法。又欲乘云驾鹤，飞腾乎九天之上，然亦只是炼个气轻，故能乘云耳。老氏之说犹未甚惑人。至佛氏之说，虽深山穷谷之中，妇人女子皆为之惑，有沦肌洽髄牢不可解者，原其为害有两般：一般是说死生罪福，以欺罔愚民；一般是高谈性命道德，以眩惑士类。死生罪福之说，只是化得世上一种不读书不明理无见识等人；性命道德之说，又较玄妙，虽髙明之士，皆为所误。须是自家理明义精，胸中十分有定见，方不为之动。常人所惑死生罪福之说，一则是恐死去阴司受诸苦楚，一则是祈求为来生之地。故便能舍割，做功德，做因果，或庶几其阴府得力，免被许多刑宪，或觊望其来生作个好人出世，子子孙孙长享富贵，免为贫贱禽兽之徒。佛家唱此说以罔人，故愚夫愚妇皆为之惑。且如轮回一说，断无此理。伊川先生谓：不可以既返之气复为方伸之气。此论甚当。葢天地大气流行，化生万物，前者过，后者续，前者消，后者长，只管运行，无有穷已，断然不是此气复回来为后来之本。一阳之复，非是既退之阳倒转复来。圣人立卦取象，虽谓阳复返，其实只是外气剥尽，内气复生。佛氏谓已往之气复轮回来生人生物，与造化之理不相合。若果有轮回之说，则是天地间人物皆有定数，当只是许多气翻来覆去，如此则大造都无功了。须是晓得天地生生之理，方看得他破。人生天地间，得天地之气以为体，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则要其终而知所以死。古人谓得正而毙，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只縁受得许多道理，须知尽得，便自无愧，到死时亦只是这二五之气，听其自消化而已。所谓安死顺生，与天地同其变化，这个便是“与造化为徒”。人纔有私欲，有私爱，割舍不断，便与大化相违。因果之说，全是妄诞。所载证验极多，大抵邪说流入人心，故人生出此等狂思妄想而已。温公谓：三代以前，何尝有人梦到阴府见十等王者耶？此说极好。只縁佛教盛行，邪说入人已深，故有此梦想。天地间物，惟风雷有象而无形。若是实物，皆有形骸。且如人间屋宇，用木植砖瓦等架造成个规模。木植取之山林，砖瓦取之窑灶，皆是实物，人所实见。如佛氏天堂地狱，是何处取木植，是何处取砖瓦？况天只是积气，到上至高处，其转至急，如迅风然，不知所谓天堂者该载在何处？地乃悬空在天之中央，下面都是水，至极深处，不知所谓地狱者又安顿在何处？况其所说为福可以冥财祷而得，为罪可以冥财赂而免，神物清正，何其贪婪如此？原其初意，亦只是杜撰，以诱人之为善，而恐惧人之为恶耳。野夫贱隶以死生切其身，故倾心信向之。然此等皆是下愚不学之人，亦无足怪。如唐太宗是甚天资，亦不能无惑，可怪可怪！士大夫平日读书，只是要略知古今事变，把来做文章使，其实圣贤学问精察做工夫处全不理会。縁是无这一段工夫，胸中无定见识，但见他说心说性，便为之竦动，便招服。如韩文公白乐天资禀甚高，但平日亦只是文字诗酒中做工夫，所以看他亦不破。文公辟其无父无君，虽是根本，然犹未知所以受病之本。佛氏所谓玄妙者，只是告子所谓“生之谓性”之说。告子生之一字，乃是指人之知觉运动处，大意谓：目能视，其所以能视处是谁？耳能听，其所以能听处是谁？即这一个灵活知觉底，常在目前作用，便谓之性。悟此则为悟道。一面做广大玄妙说将去，其实本领只如此。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节差错处。至于无父无君，乃其后截人事之粗迹，悖谬至显处。他全是认气做性了。如谓狗子有佛性，只是呼狗便知摇尾向前，这个便是性。人与物都一般。所以万劫不灭，亦只是这个。老氏谓“死而不亡”，亦只是如此。所说千百亿化身，千手千眼，皆是在这窠窟里。自古圣贤相传说性，只是个理。能视能听者，气也；视其所当视，听其所当听者，理也。且如手之执捉，气也，然把书读也是手，呼卢也是手，岂可全无分别？须是分别那是非，是底便是本然之性，非底便是徇于形气之私。佛氏之说，与吾儒若同而实大异。吾儒就形气上别出个理，理极精微，极难体察。他指气做性，只见这个便是性，所以便不用工夫了。　补遗字义二卷，最初为永嘉赵氏刻本，又清漳家藏本，又弘治庚戌刻本，又四明丰庆刻本。诸本增减，互有异同。按性理大全所纂入者，末能悉收，则桐川施氏刻本为略备。及细为校阅，亦有大全所引而施本所无者，或非专论一字之义，当从他处录出，或有专讲一字者，亦在所遗。则知屡经刊板，自不能无脱略，今悉采录增入。后学顾秀虎谨识。太极分而为五非有欠，合而为一非有余。（五谓五行，一谓太极）太极浑沦之妙用，自无而入于有，自有而复于无，又只是浑沦一无极也。无声臭只是无形状，若少有声臭，便涉形状，落方体，不得谓之无极矣。文公解用“无声臭”语，是说二字之大义，词不迫切而其理自晓。（此注朱子解无极，引“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义）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间生成万物，自古及今，无一物之不实。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有而今无，皆是实理之所为。大而观之，自太始而至万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观之，其彻始彻终，亦只是一实理如此。姑以一株花论来，春气流注到则萌蘖生花，春气尽则花亦尽。又单就一花蕊论，气实行到此则花便开，气消则花便谢亦尽了。方其花萌蘖，此实理之初也；至到谢而尽处，此实理之终也。（此注朱子“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者，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二句之义）理不外乎气。若说截然在阴阳五行之先，及在阴阳五行之中，便成理与气为二物矣。（此亦是太极图说注，然是专讲理字）本只是一气，分来有阴阳，又分来有五行？二与五只管分合运行去，万古生生不息，不止是个气，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为之枢纽，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天下岂有性外之物，而不统于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大极于无际而无不通，细入于无伦而无不贯，前后乎万古而无不彻。太极只是理，理本圆，故太极之理本浑沦。理无形状，无界限间隔，故万物无不各具得太极，而太极之本体各各无不浑沦。惟人气正且通，为万物之灵，能通得浑沦之体。物气偏且塞，不如人之灵，虽有浑沦之体，不能通耳。然人类中亦惟圣人大贤，然后真能通得浑沦之体。一种下愚底人，其昏顽却与物无异，则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种灵禽仁兽，其性与人甚相近，则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细推之，有不能以言尽。问：感物而动，或发于理义之公，或发于血气之私，这裹便分善恶？曰：非发于血气之私便为恶，乃发后流而为恶耳。图说“中正仁义”，而注脚又言“仁义中正”，互而言之，以见此理之循环无端，不可执定以孰为先，孰为后也。亦犹四时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比见气之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也。（太极图说注）通书圣人纯是天理，合下无欠缺处，浑然无变动，彻内外本末皆是实，舞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须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则蹉向边去。圣人如不看路，自然在路中同行，所谓“从容无不中道”，此天意也。（通书“诚则无事矣”注）凡物一色，谓之纯也。（此注通书“纯其心”句）一者，是表裹俱一，纯彻无二。少有纤毫私欲，便二矣。内一则静虚，外一则动直，而明通公溥则又无时不一也。一者，此心浑然太极之体。无欲者，心体粹然无极之真。静虚者，体之未发。豁然绝无一物之杂，阴之性也。动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阳之情也。（通书志学章注）明道此一段说话，乃地位高者，之事，学着取此甚远。在学者，工夫，只从“克己复礼”入为最要。此工夫彻上彻下，无所不宜。问：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与物同体”，只是言其理之一尔。人物与事物非判然绝异，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与人物接，方有许多事物出来。若于己独立时，初无甚多事，此物事皆可以包言。所谓“订顽备言此体”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尔。（此注程子论西铭语）附论朱子先生道巍而德尊，义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润，清通的实。彻人心，洞天理，达群哲，会百圣，粹乎洙泗伊洛之绪。凡曩时有发端而未竟者，今悉该且备。凡曩时有疑辨而未莹者，今益信且白。宏纲大义，如指诸掌，扫千百年之谬误，为后学一定不易之准则。辞约而理尽，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莹无渣滓，工夫缜密，浑无隙漏，尤可想见于辞气间。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惟先生一人而已。　严陵讲义淳恭承判府寺丞郑公之悌，偕府判大着杨广文先生，领郡之群贤众俊会于学校，谓淳从游晦庵先生之门，俾讲明大义，以开发后进。区区浅陋，辞不获命，辄吐为说四篇：一曰道学体统，二曰师友渊源，三曰用功节目，四曰读书次序，以为贤侯作成人材之助。愿诸同志共切磋之。道学体统圣贤所谓道学者，初非有至幽难穷之理，甚髙难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葢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在心而言，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支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朋友夫妇兄弟之伦。在人事而言，则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衣服饮食，大而礼乐刑政，财赋军师，凡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天理自然流行着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自一本而万殊，而体用一原也。合万殊而一统，而显微无间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虚灵不昧，则谓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无所不通，则谓之逹道。尧舜与涂人同一禀也，孔子与十室均一赋也，圣人之所以为圣，生知安行乎此也。学者之所以为学，讲明践履乎此也。谓其君不能，贼其君者也；谓其民不能，贼其民者也；自谓其身不能，自贼者也。操之则存，舎之则亡，迪之则吉，悖之则凶。葢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岂有离乎常行日用之外，别自为一物，至幽而难穷，甚髙而难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则皆非大中至正之道，圣贤所不道也。师友渊源粤自羲皇作易，首阐浑沦，神农黄帝相与继天立极，而宗统之传有自来矣。尧舜禹汤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为三纲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与辅相，施诸天下，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圣之法，作六经，为万世师，而回参伋轲实传之，上下数千年，无二说也。轲之后失其传，天下骛于俗学，葢千四百余年，昏昏冥冥，醉生梦死，不自觉也。及我宋之兴，明圣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气复会，于是濂溪先生与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觉之资，相继而出。濂溪不由师传，独得于天，提纲启钥，其妙具在太极一图。而通书四十章，又以发图之所未尽，上与羲皇之易相表里，而下以振孔孟不传之坠绪，所谓再辟浑沦。二程亲授其旨，又从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伦之着，事物之众，鬼神之幽，与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术，莫不秩然有条理，备见于易传、遗书，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讨服行，而不失其所归。河洛之间，斯文洋洋，与洙泗并闻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上以逹群圣之心，下以统百家而会于一。葢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粹乎洙泗濓洛之渊源者也。学者不欲学圣则已，如学圣人而考论师友渊源，必以是为迷涂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茍或舎是而他求，则茫无定凖，终不得其门而入矣。既不由是门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圣人心传之正，万无是理也。用工节目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圣门用工节目，其大要亦不过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极之谓。致其知者，所以明万理于心，而使之无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谓。力其行者，所以复万善于已，而使之无不备也。知不致，则真是真非无以辨，其行将何所适从？必有错认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觉者矣。行不力，则虽精义入神，亦徒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此大学“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诚意、正心、修身”继其后。中庸择善固执之目，必自夫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而颜子称夫子循循善诱，亦惟在于“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而已，无他说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后为二事，犹之行者目视足履，动辄相应，葢亦交进而互相发也。故知之明则行愈逹，而行之力则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为主。敬者，主一无适之谓，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圣学之所以贯动静彻终始之功也。能敬，则中有涵养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则心与理相涵，而无颠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则身与事相安，而不复有扞挌之病矣。虽然人性均善，均可与适道，而鲜有能从事于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则病于安常习故，而不能奋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则病于偏执私主，而不能豁然虚心以求实见。葢必如孟子以舜为法于天下而我犹未免以乡人者为忧，必期如舜而后已，然后为能立志。必如颜子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然后为能虚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弃，又能虚心而不敢自是，然后圣门用功节目循序而进，日日有惟新之益，虽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无所阻矣。此又学者所当深自警也。读书次第书所以载道，固不可以不读，而圣贤所以垂训者不一，又自有先后缓急之序，而不容以躐进。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頼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葢大学者，古之大人所以为学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于至善”三者而已。于三者之中，又分而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凡八条。大抵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始终不紊，实群经之纲领，而学者所当最先讲明者也。其次，则论语二十篇，皆圣师言行之要所萃，于是而学焉，则有以识操存涵养之实。又其次，则孟子七篇，皆谆谆乎王道仁义之谈，于是而学焉，则有以为体验充广之端。至于中庸一书，则圣门传授心法，程子以为其味无穷，善读者味此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然其为言，大概上逹之意多，而下学之意少，非初学者所可骤语。又必大学、论、孟之既通，然后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为实学，无所疑也。葢不先诸大学，则无以提絜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诸论孟，则无以发挥藴奥，而极中庸之归趣；若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经纶天下之大经哉？是则欲求道者，诚不可不急于读四书。而读四书之法，毋过求，毋巧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归，而切已以察其实用而已尔。果能于是四者融会贯通，而理义昭明，胸襟洒落，则在我有权衡尺度。由是而进诸经，与凡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冻释，而轻重长短截然一定，自不复有锱铢分寸之或紊矣。呜呼！至是而后可与言内圣外王之道，而致开物成务之功用也欤！似道之辨或曰：今世所谓老佛之道，与圣贤之道何如？曰：似道而非道也。盖老氏之道以无为宗，其要归于清净，今学者修真炼气以复婴儿，诚为反人理之常。世固有脱事物游方外以事其学者，然其说末甚炽，固不待论。若佛氏之教，则充盈乎中华，入人骨髓，自王公大人至野夫贱隶、深闺妇女，无不倾心信向之。而其所以为说者大概有二：一则下谈死生罪福之说，以诳愚众，然非明识者莫能决；一则上谈性命道德之说，以惑高明，亦非常情所易辨也。夫死生无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则反其终而知所以死矣。盖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干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此天地所以生人物之始也。人得是至精之气而生，气尽则死，得是至真之理所赋，其存也顺吾事，则其没也安死而无愧。始终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气，为天地间公共之物，非我所得与。既凝而生之后，始为我所主，而有万化之妙。及气尽而死，则理亦随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专有，而常存不灭于冥漠之间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谓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后，所谓我者末尝亡。所以轮回生生于千万亿劫而无有穷已。则是形溃而反于原。既屈之气有复为方伸之理，与造化消息辟阖之情殊不相合。且谓天堂地狱明证昭昭，则是天地间别有一种不虚不实之田地，可以载其境，别有一种不虚不实之砖瓦材木，可以结其居，与万物有无虚实之性又不相符。况其为福可以祷而得，为罪可以赂而免，则是所以主宰乎幽阴者，尤为私意之甚，抑非福善祸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观乎此，则死生罪福之说，真是真非了然，愚者可以不必惑，而明智者亦可以自决矣。夫未有天地之先，只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则有是气，有动之理则动而生阳，有静之理则静而生阴。阴阳动静，流行化育，其自然之理从而赋予于物者为命。人得是所赋之理以生，而具于心者为性。理不外乎气，理与气合而为心之灵。凡有血气均也，而人通物塞，通剧理舆氯融，鏖则理孱氧隔．令就人者言之，心之虚霞知觉一面已。其所以为虚蠢知觉，由形气而发者，以形气为主，而谓之人心；由理义而发者，以理义为主，而谓之道心。若目能视，耳能听，口能言，四肢能动，饥思食，渴思饮，冬思裘，夏思葛等类，其所发皆本于形气之私，而人心之谓也。非礼勿视，而视必思明，非礼勿听，而听必思聪，非礼勿言，而言必思忠，非礼勿动，而动必思义，食必以礼而无流歠，饮必有节而不及乱，寒不敢裘，暑毋褰裳等类，其所发皆原于理义之正，而道心之谓也。二者固有胍络，粲然于方寸之间而不相乱。然人心易臲卼而不安，道心至隐微而难见，以尧舜禹相传，犹致其精于二者之间，而一守夫道心之本。自告子以生言性，则已指气为理，而不复有别矣。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动含灵皆有佛性，运水搬柴无非妙用，专指人心之虚灵知觉者而作弄之。明此为明心，而不复知其为形气之心；见此为见性，而不复知性之为理；悟此为悟道，而不复别出道心之妙。乃至甘苦食淡，停思绝想，严防痛抑，坚持力制，或有用功至于心如秋月碧潭清洁者，遂交赞以为造到。业儒者见之，自顾有秽净之殊，反为之歆慕，舍己学以从之，而不思圣门传授心法，固自有克己为仁莹浮之境，与所谓江汉之濯、秋阳之曝及如光风霁月者，皆其胸中辉光洁白之时，乃此心纯是天理之公，而绝无一毫人欲之私之谓。若彼之所谓月潭清洁云者，特不过万理俱空而百念不生尔，是固相似而实不同也。心之体所具者惟万理，后以理为障碍而悉欲空之，则所存者特形气之知觉尔。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节差错处。至于无君臣父子等大伦，乃其后截人事粗迹之悖缪至显处。其为理之发端，实自大原中已绝之。心本是活物，如何使之绝念不生？所谓念者，惟有正不正耳。必欲绝之不生，须死而后能。假如至此之境，果无邪心，但其不合正理，是乃所以为邪而非豁然大公之体也。程子以为“佛家有个觉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而无义以方外，然所直内者亦非是。”正谓此也。观乎此，则性命道德之说，真是真非了然，高明者可以不必惑，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而近世儒者，乃有窃其形气之灵者以为道心，屏去“道问学”一节工夫，屹然自立一家，专使人终日默坐以求之，稍有意见则证印以为大悟，谓真有得乎群圣千古不傅之秘，意气洋洋，不复自觉其为非。故凡圣门高明广大底境界更不复睹，而精微严密等工夫更不复从事，良亦可哀也哉！呜呼，有志于学者，其戒之谨之。似学之辨或曰：今世所谓科举之学，与圣贤之学何如？曰：似学而非学也。同是经也，同是子史也，而为科举者读之，徒猎涉皮肤以为缀缉时文之用，而未尝及其中之蕴。止求影像仿佛，略略通解，可以达吾之词则已，而未尝求为真是真非之识。穷日夜旁搜博览，吟哦记忆，惟铺排骈俪，无根之是习，而未尝有一言及理义之实。自垂髫至白首，一惟虚名之是计，而未尝有一念关身心之切。盖其徒知举子蹊径之为美，而不知圣门堂宇高明广大之为可乐；徒知取青紫伎俩之为美，而不知潜心大业趣味无穷之为可嗜。凡天命民彝，大经大法，人生日用所当然而不容阙者，悉置之度外，不少接心目，一或叩及之则解颐，而莫喻于修己、治人、齐家、理国之道，未尝试一讲明其梗概。及一旦猎高科，蹑要津，当人天下国家之责，而其中枵然，无片字之可施，不过直行己意之私而已。若是者，虽万卷填胸，锦心绣口，号曰富学，何足以为学？峨冠博带，文雅缊藉，号曰名儒，何足以为儒？假若胸膳欧苏，才气韩柳，谓之未曾读书亦可也。然则科举之学视圣贤之学，正犹枘凿之相反而不足以相通欤？曰：科举程度固有害乎圣贤之旨，而圣贤学问未尝有妨于科举之文。理义明，则文字议论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则形之商订时事，敷陈洽体，莫非溢中肆外之余，自有以当人情、中物理，蔼然仁义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实。而有司明眼者得之，即为国家有用之器，非止一名一第而已也。况其器局高宏，功力至到，造道成德之大全者，所谓伊傅周召，王佐规模具焉。倘遇明王圣帝，云龙风虎之会，则直探诸囊而措之，与斯人同跻至道之域，又斯世之所不能舍也。但时王立科目之法，专指三日之文为名，而素行不与。在学者读书而言，则以圣师孔子为祖者也。吾夫子平日之所以教群弟子之所以学，渊源节目，昭昭方册，固有定法，正学者所当终身钻仰，毙而后已，非可随人迁变者。矧自圣朝列祖以至今日，已有尊崇之道，而荆、蜀、江、浙、闽、广及中都之士，复多以此为习尚，则亦此理在万世不容泯没，其轻重缓急固有辨也。或曰：生斯世也，非能绝意于斯世而舍彼就此也。曰：时王之法何可舍也？假使孔孟复生于今，亦不能舍科目而远去，则亦但不过以吾之学应之而已，焉能为吾之累也？然则抱天地之性，负万物之灵，而贵为斯人者，盍亦审其轻重缓急，而无甘于自暴自弃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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