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评传 》 故國行吟   》 第1節：故國行吟      宋浩浩 Song Haohao

這是一本運用了小說筆法的歷史文化散文集，本書深入淺出，以南唐李後主，唐代崔護、李商隱，宋代文天祥、辛棄疾，清代納蘭性德等文化人物為切入點，娓娓道來，解讀了歷代中國文人的命運和文化人格，行文大氣磅礴，知識和感性把握得恰到好處，作者的才氣和學識超越了他的年齡，全書各篇章不乏歷史小說的傳神結構，在文章體裁上作者更是有所創新，努力打破了小說和散文的界限，本書得到了學者餘秋雨先生的推薦和親筆題簽。
第1節：故國行吟 自序 這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是我的老師餘秋雨先生。餘老師和我是忘年之交，在歷史散文的創作上我知先生甚深，而先生對我這個"年輕人"也不計長幼，鼓勵尤多，期許亦深。這次，餘教授作為惟一被邀請的華人學者剛參加完在東京召開的聯合國世界文明論壇大會，纔回到國內，便又投入到四部學術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同時還有臺灣幾傢學術出版機構嚮他約稿，日常事務極其繁忙。可先生仍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從頭至尾仔細地看過了這本書，隨後欣然潑墨，題寫了書名，讓我這個晚輩非常感動。 我的這本書，以南唐李煜為開篇，以蘇曼殊收尾，縱跨有千年之久，解讀了中國九位有影響力的文人的麯折命運，以及他們在歷史睏境中表現出的人格魅力。我突然發現，中國的許多不朽文學作品都與作者本人的漂泊或行旅有關，比如王勃寫下《滕王閣序》就是在南下省親的行旅途中；再如《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遠離長安的貶所寫下的，旅途的睏頓和政治的失意，無形間促成了千古美文的誕生；且說那大名鼎鼎的李白，更是把"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當作人生一件大事去做，正是遊歷纔有了他的川行華章，纔有了他的不朽詩名；還有這本書中的李煜，他的那些千古傳誦幽怨哀婉的詞，大多數都是在北行的途中和囚禁汴梁的時候寫的。這些文人有一個相似點，就是都有着置身他鄉的經歷，羈旅的漂泊和艱辛讓他們文如泉涌、佳篇似潮。這也是我書名的由來之一。 中國傳統的文學中，懷古始終是一個主題，多少好的詩歌詞賦都是氣貫千年，"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樣的宋詞巔峰性句子，我們一眼就能看出蘇東坡的懷古主題。可在當代，真正能把古典美學理解透並運用於創作中去的作傢，也衹有餘秋雨先生一位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給我們的美學享受，是其他作傢無法給予的，小說傢往往沉迷在自己主觀世界裏精心編織故事，而某些死板的書齋學者又缺乏瀟灑生動的好文筆，文章枯燥得像被嚼過的甘蔗渣。也許，中國散文註定要在餘秋雨先生出現後有一個大的轉嚮。紮根於傳統文化並深受其熏染的中國文人中，必然也會站出一個文勢如虹、筆底山川萬裏的作傢，中國文壇出現餘秋雨散文這道亮麗的風景是必然的，而他也無疑開了散文的一代風氣。當代有"大江東去"健筆者，亦惟餘先生一人。 無論有多少居心叵測的批評，都不廢江河的流嚮。在那些批評傢中，我覺得他們的心態還未必有我這個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健康，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創作作品是第一要義，但有些人卻捨本逐末，他們所有的代表作加在一起就是一堆駡人的文章，靠駡人吃飯，這一點其實是不正常的現象。而且有些老者，也喜歡誇大其詞，然後表現自己如何如何會考證。其實這些人不懂歷史散文的實際創作，這種文體的跨度大，涉及的學術細節多，必然會出現可商榷的部分。比如實際創作中我也曾遇到過這樣一個問題，在寫李商隱時肯定要引述那首"錦瑟"詩，但這首詩從唐末到當代一直有學者考證。記得我們南大中文係已故的程千帆老先生就對此詩作過解釋，可他的看法也衹是其中一解，學術界始 終沒有統一的答案，有人說是悼亡詩，有人說是自憐詩，也有人說是為貶謫的李德裕所寫。那麽對於創作散文的人來說，這首詩怎麽去引用，放在何處?當時，我寫到那個地方也就啞然失笑，要是認識那位擅長咬嚼的先生就好了，心想他會對這首詩有具體而確定的考證，但無疑，他要是說出一個答案，估計海內外會有幾百個唐詩研究學者群起反對他。相信讀者也明白我的意思了，其實學術細節是有很多商榷性的，而一般的讀者並不是專業的研究者，對真相未必瞭解。正是這個原因也就被那些居心叵測而又有些考據根底的人利用。他們往往說出的衹是專業學術研究中的一個見解，最終目的也不是善意地幫作傢指正瑕疵，而是搞臭對方，實際上他們很多觀點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多半都是可商榷無定論的。 我們再客觀和心平氣和地說，任何一個作傢在作品中都會有疏漏，即使錢鐘書先生這樣的大學者也不例外，《圍城》一書在翻譯到德文和法文的過程中，譯者就多次發現了書中的疏漏和錯誤，這件事錢先生幾次謙謹地在再版前言中提及；曹禺是中國傑出的戲劇大傢，但他的《雷雨》中卻有一處鮮為人發現的硬傷，就是周萍夜晚悄悄地去看四鳳時，四鳳不讓他從窗口進去，他就嚮裏"手推着窗門"，兩人一推一拒，請註意"推"字，可我們知道窗戶是沒有嚮裏開的，一陣雷雨過後窗被風吹開，曹禺又讓四鳳去"拉着窗扇，慢慢地由外面關上"，顯然作者創作的時候過於投入在人物心理的把握上而忽略了窗子的細節，這樣的硬傷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已算不小，但絲毫不會影響曹禺對中國戲劇發展的貢獻和《雷雨》作品本身的經典性。現在的情況是，有些人指手畫腳地站出來叫讀者們要"因噎廢食"，企圖以此達到不可告人的否定一位作傢的目的，瑕疵是可以理解的，關鍵是有些人為了達成私自的目的，而將瑕疵的嚴重性無限誇大。他們心裏也知道，即使否定不了攪和攪和也是好的，這些人不是別有居心又是什麽? 又想起了一些擅長空談的批評傢，他們說文化散文中不能融入一些小說的筆調，說有了小說的筆調就是不嚴肅。我偏偏不信，這本書中，在尊重史料的基礎上，運用了大量小說筆法，所以我這本書的文體，將它定為"新歷史小說"或"新歷史散文"，都可以．這本書我本就想打破這種界限。我不知那些批評傢哪來的觀點。說散文中多了塑造場景的小說筆法就影響到了文章的嚴肅性，他們不知道寫文章本身就可以"破體"的。金代學者王若虛在《滹南遺老集》捲三十七《文辯》中說文章的體例是："定體則無，大體則有。"明代的學者孫月峰也曾說："且體從何起?長卿《子虛》，已乖屈宋；蘇李五言，寧規四《詩》?"是啊，既定的體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還不是人去定下的，既然是人定的就不能去改了?賈誼的論文像賦，辛棄疾的詞似論，若是死守體例那不是作繭自縛又是什麽。小說情節的運用，且把握好的話，衹會增加可讀性而不會影響文章的嚴肅性，讀了《二十四史》的人知道，那些書都是史傢極嚴肅的學術著作，但文章中要描寫一個帝王或一個名臣的誕生都會有"雷電晦暗、神光突現、夢與神合" 的場景。帝王將相出生，屋周圍真的有神光出現?這些是再典型不過的小說筆法了，史書的作者不是無血無肉的機器，在為故人立傳時多半會帶有自己的感情色彩，而且正是加入這些虛構的又無傷大雅的情節之後，史書纔更有了可讀性。相同的，對於歷史散文來說，用小說的筆法來還原歷史的場景，既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和藝術性，又不影響史實，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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