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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詞論》新解
佚名 Yi Ming
李清照《詞論》繼承了蘇門論詞的菁華,並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詞學觀點,對南宋中後期江湖詞派的詞學理論具有深刻的影響。
北宋中後期,蘇門盛行作詞論詞之風。這種風氣和當時詞壇是息息相關的。蘇軾繼柳永以後登上詞壇,追求一種與柳詞不同的風格。蘇軾有意提高詞的品位,常常以柳詞的低俗為戒,
他批評秦觀道:“不意別後,公學柳七作詞耶?”還把秦觀和柳永相提並論,調侃道:“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其實,秦觀與柳永自有雅俗之別,但秦詞氣格不高、纖弱細膩,引起蘇軾的不滿。
黃庭堅認為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他評蘇軾《卜算子》雲:“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跋東坡樂府》)他還非常重視詞作情感的雅正,認為晏幾道詞是人品學問的自然流露,如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傢等。晏幾道用至誠至善的心態待人接物,其詞不含世俗社會的一點雜質。黃庭堅稱之為“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小山集序》)這和元代陸行直所說詞的特質“正取近雅,又不遠俗”(《詞旨》)很相近。詞就是用通俗的題材來表現高雅的情感,是一種介於雅俗之間的文學形式。
陳師道論詞註重本色,認為蘇軾以詩為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從本色出發,他推舉秦觀、黃庭堅為詞壇典範,認為唐人尚用不及;還自詡他自己的詞作,不在秦、黃之下。
晁補之雲:“世言柳耆卿麯俗,非也。如《八聲甘州》雲:‘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雲:‘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緑楊樓外出鞦韆。’要皆妙絶,然衹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辭橫放傑出,自是麯子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辭,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傢語,是着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薄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傢村也。張子野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遊。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吳曾《能改齋漫錄》捲十六)晁補之評當世詞人與李清照《詞論》在評價詞人範圍、觀點上大體是相近的。
張耒《東山詞序》指出了賀鑄詞的兩個特點:其一,賀鑄詞雖然呈現出各種不同的風格,但其內在的精神是一致的,“直寄其意耳。”(《賀方回樂府序》)其二,賀鑄把博學業文之才與天理自然之情統一起來,化才學為清空,這是一個很高的詞學境界。
蘇軾的門生兼幕僚李之儀,也擅長論詞,他說:“長短句於遣詞中最為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詩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為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敘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為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纔不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獻、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閑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嚼味研究,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於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平可得仿佛哉!師道殫思精詣,專以《花間》所集為準,其自得處,未易咫尺可論,苟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捨於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跋吳師道小詞序》)李之儀所說的詞“自有一種風格”、詞難於詩以及對北宋詞壇諸公的褒貶,對李清照《詞論》影響很大。他所指出吳師道提高詞品的途徑,正是李清照論詞的目的之一。
上文,我們不厭其煩的臚列蘇門論詞的基本觀點,說明這樣一個事實:李清照《詞論》不出蘇門論詞的畛域,不僅所討論的問題一致,就連詞學觀點也有一定的承傳關係。其中以晁補之、李之儀對李清照的影響較為顯著。李清照論詞為什麽出自蘇門呢?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遊學於蘇軾門下,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多與蘇門諸君子、學士切磋交流。李清照跟隨其父生活在汴京,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前輩詞人的影響。所以,由她來薈萃蘇門的詞論是順理成章的。李清照除了繼承前人的論詞觀點以外,還提出了自己的詞學主張,這就是本色雅正論和宋詞才學化的發展趨嚮,體現在她把北宋詞人分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以及她對兩類詞人的批評和回護態度上。
詞是音樂文學,一旦離開了歌唱的氛圍,藝術價值要大打折扣。這正是《詞論》一開始就談到李袞歌唱技藝的原因。從本色歌唱出發,李清照把詞人分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對於“知之者”,她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詞不僅僅要配樂歌唱,還要唱出雅正的情感來。晚唐五代的鄭衛之音、流靡之變太低俗,南唐君臣的亡國之音太哀傷,都不適合大一統王朝的時代氣氛。真正的好詞和時代精神是一致的。經過宋初百餘年的涵養,産生了第一位大詞人柳永。柳氏長期混跡於歌樓妓院,能移宮換羽,翻舊譜為新聲,詞作流傳極廣。但柳詞意趣萎靡,多是一些閨門淫褻、羈旅狎妓之情。同時的其他詞人,張先、宋祁、宋郊、瀋唐、元絳、晁次膺等,格調有所提高,也不乏精彩之處,如人們耳熟能詳的“三影郎中”、“紅杏尚書”之類。但他們總體才情不高,還不能成為當世的名傢。李清照所謂的“知之者”,包括了本色和雅正兩點。符合這兩點的僅有晏幾道、賀鑄、秦觀和黃庭堅四人。就這些為數寥寥的“知之者”還各有一病,集中表現在運用才學上。晏幾道多短章小令,純任天籟,看不出其中的人力功夫;秦觀長於寫情,運用才學的功夫較差,用典多是照搬引用或簡單的改頭換面,很少像蘇、黃那樣給傳統的故實賦予全新的意義,達到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的功效;黃庭堅不愧為江西詩派的宗師,化用故實水平很高,但他的某些言情詞意趣不高,是“使酒玩世”和“筆墨勸淫”的産物。李清照對“知之者”,皆摘其短,無一人能夠幸免。而對“不知之者”又比較寬容,在指出他們“以詩為詞”、“以文為詞”的缺點之後,還發掘出許多優點。這些優點也集中在運用才學上,如晏殊、歐陽修、蘇軾等人,“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因為他們學識淵博,貫通了天然和人力,作詞就像是從大海中舀取一勺水那樣,取之不勁用之不竭,隨心所欲而雍容典雅。散文傢王安石、曾鞏的小詞令人絶倒,也能把才學演化到極緻。張炎《詞源》承李清照之觀點,認為王安石詞和蘇軾、姜夔詞一樣,也具有“清空”的特點。李清照指出的宋詞才學化途徑就是堅守詞的本色雅正,汲勸不知之者”的長處,把二者融會貫通、揚長避短,達到一個更高的藝術境界,這很接近張炎《詞源》的清空騷雅。
蘇門詞人之後,執北宋詞壇牛耳者為周邦彥和李清照。周邦彥從詞的創作方面,探索出本色雅正、運用才學的法度;李清照則從理論方面闡明了這個趨勢。根據我們今天的研究成果,周、李二人沒有什麽交遊,但他們在同一時代、從各自擅長的角度、殊途同歸地指明了宋詞的發展趨嚮。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現象。直到南宋中期姜夔登上詞壇,纔把這個趨嚮演化成“清空騷雅”的詞風,形成一個聲勢空前的南宋江湖詞派。正是在這一點上,凸現出了《詞論》所具有的詞史意義。 (作者單位:南京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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