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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考 》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
前言(1)
魏斐德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本书是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之一。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位旷世伟人究竟靠什么思想予以滋养？”
前言(1)
像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一样，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震惊。当消息流传到外界，当朝日新闻社记者们开始报道那些大字报，当被捆绑的尸体沿珠江漂流至中国香港，人民共和国似乎已经完全迷失了政治方向。一半由于信息不通，一半由于缺乏洞察力，我们对这些纷乱的事实不能作出一个清晰的判断。后来，事态渐渐明朗化，人们才了解到，毛泽东已发现并宣布了共产党内的阶级斗争。1966年7月，他命令党的书记们亲临北京大学去经受这场文化革命。“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1］毛泽东对一些在1935年跟随他从江西到延安的干部们说，这些在国内战争很久之后才出生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更有战斗力的革命者。毛泽东宣称：“闹事就是革命。”［2］
至少对我来说，这类话是意想不到的。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地抛弃他自己的政党，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顶梁柱呢？毛泽东本人又是从哪里推断出他的“继续革命”的思想必然是正确的呢？
也许因为我对毛泽东思想的渊源所知甚少，我觉得很难将这位空想家与那位20世纪30年代务实的革命者协调起来。诚然，其他学者，如斯图尔特?R?施拉姆、陈志让、莫里斯?迈斯纳，以及史华兹，已经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唯意志论”、“民粹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作了详尽的分析。但是，所有这些“主义”，仍使我感到不满意，不管对它们的具体论述和思考是多么令人敬佩。譬如，斯图尔特?施拉姆精确证明了毛泽东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见解（“某种未必代表人类最终命运的东西”）为什么是其思想中某种“辩证法的癖好”的产物。但是，这种癖好首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觉得，就像施拉姆所说的，“探索毛泽东思想中辩证法癖好的渊源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吸引人的——尽管或许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3］。
的确，仅就革命战略家这一方面而言，是有可能为毛泽东描绘出一个前后一致的政治形象的。但是，当解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根基时，这样一种描绘就令人困惑不解了。他是一个大胆走向虚无的存在主义者，还是一个用实践的秘诀来解析理论的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像一些人曾谨慎地暗示的那样，他甚至是一个用对抗性矛盾概念来代替阴阳概念的道家辩证论者？
我发现，要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当然，你可以拒绝认真地对待毛泽东主义。为什么把理论智慧赋予一个革命的实用主义者，难道仅仅是因为毛泽东领导共产党走向了1949年的胜利吗？为什么由于相信毛泽东的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远非对斯大林理论主张的模仿，就要把他的成功的策略和理智的精妙混为一谈？为什么要把毛泽东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使简单的事物复杂化？毛泽东毕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甚至在掌握社会主义的辞藻之前就发现了这一使命。但是，当我愿意承认“战场是［毛泽东的］学校”时，我也就假定了自觉的革命行动是靠理论来指导的。那种思想又受到了行动者本身通常几乎意识不到的一种假设的理论框架的支持。那些假设及其起源往往能被当事人意识到并直接描绘出来，尤其是在当事人理智地反省的时候。但毛泽东通常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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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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