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

旅游记录》 mǎ kě · bō luó yóu jì 》 yì zhě xù mǎ kě · bō luó Marco Polo

马可·波罗的游记，产生于欧洲印刷术发达之前许多年，而且原稿已佚，根据原稿传抄传译的大约一百四十多种抄本中，没有两种本子是完全相同的，这就给该书的翻译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据推测，原稿是用中古时代的法意混合语写成的，现存最早的版本是由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收藏的塞拉达拉丁文抄本，其书名为《对世界的描绘》。而迄今为止被公认为最好的版本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摩勒和伯希和译注的英文本，该刊本也采用《对世界的描绘》为书名，其它抄本大都采用《马可·波罗游记》一类的书名。现在流行的版本，可分五种。第一种是法国地理学会版，或称老法文版，巴黎图书馆有收藏。该文本的文字文法，皆可证明其为根据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而由鲁思梯谦所记录的原文直接传抄下来未经修改的原本。意大利克路斯加（crusca）等的版本，皆源于此。第二种是改定的五种法文写本，其中三种存于巴黎图书馆，一种藏于瑞士伯尔尼，一种藏于牛津大学伯得雷恩图书馆。其中有两本，证实为一三○七年马可·波罗亲自赠给迪博（Zhibaudde　Cepoy）的。此类版本都是得到马可·波罗的亲自改定，或得其允许而改定的。第三种是庇庇诺（Pipino）拉丁文译本。此类写本其中节略删除之处，比第二种版本要多。该文本成于马可·波罗晚年。第四种是赖麦锡（G.B.Ramusio）意大利文版。这种版本，与上面三种版本完全不同，其由来至今尚未明了。书中地名多经更改，被删除多章，而又新增入阿合马一章及其它版本所无之事。该版本刊于一五五九年，据认为是汇合数种版本翻译润色而成的。近代各种版本，大多是由第二种与这种版本参酌而成。第五种是“Z写本”（Codex　Z.）。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意大利国立地学委员会委托拜内戴拖（Benedetto）教授编辑一种新版“游记”。他游历了全欧洲，并在米兰市安白洛襄图书馆发现了一种拉丁文新写本，该写本现今称“Z写本”。它是一七九五年从红衣主教蔡乐达（Zelada）所藏的十四世纪或十五世纪的一种写本抄下来的，“Z”即蔡乐达名字的第一个字母。“Z写本”比老法文本及肖似的各版本均好，它虽然武断地将老法文版本删节了三分之一，但却忠实地转录了三分之二。另外，还有两百段为老法文版所无，这两百段中有五分之三见之于赖麦锡本。故赖麦锡编书时，似有此“Z写本”之“兄弟”本在身旁。本书翻译时所依据的本子是美国人科姆诺夫（Komroff）编订的英文本，该版本是依据赖麦锡本而来的，但“将一切障碍的注释和足以阻止这种记述前进的材料，都予以删除”，又把原来一些过长的篇章分成几个短章。本书在翻译时又借鉴了其它一些版本的内容，并依据有关史料对其中错误之处进行了校勘。希望译者为此而做的一切努力，能将一部全新的、真实的《马可·波罗游记》展现在读者面前。

译者序 公元一二九五年的一个黄昏，有三个风尘仆仆的男人从一艘并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铺码头登岸。他们刚度过许多日子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怎么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从神态到口音都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鞑靼味。他们脚蹬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的裂口，从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这就是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尼可罗、叔叔马飞阿在阔别故乡二十五年后，重新踏上威尼斯的土地的情景。经过二十五年的变迁，威尼斯的面貌已变了许多，所以这三位游客很难寻觅他们的旧宅。当他们重敲自己故宅之门的时候，威尼斯的狗吠个不停…… 马可·波罗的东方行马可·波罗一二五四年出生于威尼斯，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便故去了。那时候他的未谋过面的经商的父亲和叔叔正在进行他们光荣的第一次东方之行。当他们父子相逢的时候，小马可已经十五岁了。我们无从知道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但这次的父子相聚，却改变了这个少年的一生。经历了团聚的喜悦之后，波罗一家在威尼斯度过了两年的时光。这期间，尼可罗无时不在关注新的罗马教皇的选举。这是因为，在他和马飞阿第一次的东方之行中，远方的忽必烈汗交给他们一项使命，就是递交忽必烈致教皇的书信，并要求教皇选派一百名懂技术、有修养的教士到东方传教。不幸的是，当时的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刚刚逝世，而他的继承者还没有选出。漫长而无期的等待，东方巨大的商业利润终于驱使尼可罗兄弟无法坐等时机的丧失，这一次，他们决定带上小马可一起前往富庶的东方去晋谒神圣的大汗忽必烈。这一走便是二十五年，关于这些年的经历，马可·波罗已在他的游记里交代得很清楚了，我们便不再浪费篇张。最终藉着一个难得的机缘，他们得以告别大汗，重返家园。波罗他们久已被视为不在人世，他们的疏远的亲属已住进他们的家宅。此时，这三个衣着破旧，形迹可疑的人被拒绝进入他们自己的家。经过无数的盘问，他们终于利用门闩开启的一刹那，挟着自己的包袱，闯进屋内。主人万般无奈，急忙召集威尼斯各处的亲戚来家，辨明究竟。波罗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才说服他们的亲戚，他们并没有死去，也不是欺骗者。消息传出后，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两天之后，这三位归客在家中盛宴款待他们的亲友。三人穿着红色的缎袍，但在入席之前，又换上深红色的花缎袍子，而最初穿的衣服却剪成小片，分给仆人。餐事过半，三人一同离座，各换一件深红色的天鹅绒长袍返回，将花缎长袍撕开分送给席中的贵宾。餐毕，天鹅绒的长袍又被换成日常的衣服。而三人严格地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将绒袍同样地赠给来宾。这些举动令来宾们十分诧异，但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筵席一撤，三人便命所有的仆人都退下，然后拿出他们回来时所穿的粗劣破旧的衣服。当他们用刀子将衣缝和衣褶划开以后，大量的红宝石、红玉、蓝宝石、金刚石、翡翠、珍珠和其它价值连城的宝物，纷纷落下，堆满了桌子。众宾客看到这些光耀夺目的宝物时，都目瞪口呆。这次宴会后，波罗一家便成了威尼斯人议论的话题，大家视波罗等人为富豪，给他们的住宅取名为“百万宅”，又称马可·波罗为“百万君”。而他们口中所说的关于东方的奇闻，更是引人入迷，自不待言。游记草成的经过马可·波罗回家住了三年，他的家乡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商业冲突爆发了战争。波罗一家拥有一艘战船——当时较富裕的商家都有这种战船，用来保护他们的港湾和商船免受海盗与竞争对手的侵害。波罗家的战船由木料制成，船幅较窄，每边有浆一百多条，船员共计二百五十人，包括五十个持机械驽的兵士，两个木匠，两个铁匠，两个侍役，一个厨子，还有船长、军校、舵工等。马可·波罗是船上的荣誉司令，类似于顾问的角色，必要时与船长同负责任。波罗家的战船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威尼斯的兵船队。在亚德里亚海面上，各色旗帜飘扬空中，厮保存于热那亚市政厅的马可·波罗画像杀声震彻云天。激战结果，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及其战友七千多人都成了俘虏。依照当时的习惯，败北的船上的旗帜被扯下丢入海中，而兵船则作为战利品被热那亚人拖回自已的海港。威尼斯兵船队的司令不堪战败的屈辱，投海自杀，而马可·波罗则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马可·波罗的战舰毫无疑问，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曾企图用赎金或其它某种形式，赎回这个俘虏。事实上，有些战俘会因此而重获自由，但这一次，热那亚人不肯释放马可·波罗。我们应该感激热那亚人的这个决定。正因为此，马可·波罗得以在狱中结识一位名叫鲁思梯谦的比萨战俘，最终导致《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鲁思梯谦曾经写过小说，并精通法语。为了熬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马可·波罗向这位难友讲了许多他在东方的见闻，鲁思梯谦将这些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言记录下来，写在羊皮纸上，这就是现在《马可·波罗游记》最初的本子，当时名为《东方见闻录》，时值公元一二九八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威尼斯与热那亚签订了停战协定，马可·波罗也恢复自由，回到了他在威尼斯的“百万宅”。在后来的岁月里，马可·波罗娶了一位名叫多拿达的女人作妻子，她为波罗生下三个女儿，她们的名字分别是蕃提拿、柏拉拉和摩勒达。当马可·波罗继续从事商业的时候，他仍旧享有旅行家的美称，因为我们从巴黎图书馆的一个《马可·波罗游记》的抄本中得知，在一三○七年，他曾将他的游记送了一部给一位法国贵族。这位贵族在书中注明该书自马可·波罗处得来，“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性情高尚，曾游历许多国家，他愿将自己亲见亲闻的事实，传播于世界……”。到中国去在我们追随马可·波罗的足迹，进行他伟大而神奇的旅行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其后又经过一二三七年的拔都和一二五三年的旭烈兀的两次西征，蒙古人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东西交通也因此畅行无阻。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从十三世纪初期到十四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前往东方的，真是“道路相望，不绝于途”。马可·波罗作为肩负宗教使命和怀有商业目的的混合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名气的一位。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远东和东南亚在经济上是十分重要的，那里盛产的香料不但可以在无制冷设备的时代用来保存食物，还可以给腌制不佳的食品增添浓烈的香味。这些香料，包括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加上檀香木和染料等其它物产，都是气候比较温和的欧洲所不可能生产的，所以它们都是远东的专卖产品，主要由阿拉伯的中间商经海路输往西方。如果贸易因故中断，香料的价格就会暴涨，有时甚至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马可·波罗时代威尼斯的集市除了香料这种实际上非有不可的必需品外，远东的一些奢侈品也受到欧洲的青睐，其中尤以丝织品为最。古罗马人十分珍视丝绸，但是对怎样生产丝绸一直大惑不解。当时欧洲人对丝绸的原料来源及生产方法，尚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所以当地的丝织品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也就不足为怪了。远东的丝织品主要通过波斯中间商经由陆路销往欧洲。商业的巨大利润，驱使着欧洲人去远东探险，蒙古人建立的疆域广大的统一国家又扫清了交通途中穿越各国国境的障碍，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不过当时人们在去远东的长途跋涉中，无论经由陆路或海路，通常都进行“滚动式贸易”。这种贸易的方法是先把货物运到第一个集散地，在那里脱手后就地购买新货去下一个集散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多数市场的规模很有限，商人们除了经营前面所说的那些货物外，都喜欢经营产地不远而又享有盛誉的产品。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原始投资有所盈利。如果把一批新货运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在那里又不受欢迎，那就有可能连经商的老本都要赔掉。将买和卖不间断地交替进行可以避免遭受这样重大的损失。毫无疑问，波罗一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他们经营的是全世界都感兴趣的奢侈品——宝石，他们对成交很有把握。在一些旅行家的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其他一些到东方的商人的情况。其中一位名叫卢卡隆哥的意大利商人一二九一年从大不里士到达北京，后来还出资在北京建造了一座天主教堂。一三○五年，北京主教约翰·孟德高维诺在和林写了一封致教皇的信函，就是委托一些正要回国的威尼斯商人带回去的。一二三七年拔都率领蒙古大军第二次西征，欧洲国家大为震动。西方听说中国有长老约翰的故事，于是企图用宗教的力量阻止蒙古人的侵略。一二四五年罗马教皇派遣方济会修道士柏朗嘉宾出使蒙古，一二四八年法国路易九世派遣多明我会修道士隆如美到和林修好。一二五二年路易又派出了方济会修道士罗伯鲁等三人由陆路到和林。其时旭烈兀已发动第三次西征了。旭烈兀西征的第二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亲自到和林朝贡。一二六一年以后至一二九五年，波罗诸人在中国和东方。一二九一年，教皇尼可老四世又派方济会修道士孟德高维诺等到中国，孟德高维诺走的是海路。其时蒙古已占据整个中国，建立元朝，并在北京建都，汉名大都，蒙古名汗八里，即京城之意。孟德高维诺在北京传教，并在今西什库附近建立教堂。一三一四年，方济会意大利修道士阿多理经海道来中国，游历山西、陕西、四川、西藏诸地，后取陆路回国。除这些欧洲的教士之外，还有一位伊宾拔都，他是生于非洲唐吉尔的阿拉伯人，曾游历非洲北部、东部、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波斯、麦加等地，又经小亚细亚至君士坦丁堡，过南俄罗斯到基辅、布哈拉、阿富汗、印度德里诸地。一三四二年到中国，由海路至福建泉州登陆，到了杭州之后由大运河到北京。后来仍由泉州取海道回归故乡。伊宾拔都他也写了一部游记，记载其经历。所记如杭州之盛，以及称泉州为剌桐城，可与马可·波罗的记载互相印证。亚细亚的皇帝马可·波罗口中那位令全世界震悚的“众王之王”——大汗忽必烈，出生于一二一六年，当少年马可·波罗来到他的朝廷时，他已经五十九岁了。他的少年时代消磨于戎马生涯之中，中年时代则聚精会神于野心的征伐计划。在马可·波罗到达前十年间，忽必烈朝廷的威仪显赫已臻极顶。那东起海滨西至欧洲，北起北冰洋地带，南至印度、缅甸和暹罗的庞大领域，连同伟大的庄严华丽的朝廷正环绕着忽必烈的宝座，他的威力比世界上曾经见过的任何皇帝都大，还在做着开疆辟土的美梦。忽必烈是怎样变成如此广大的领域的主人的呢？我们暂且回转去，简单追溯这个在某一时期，大有蹂躏全世界之势的蒙古王朝的起源。它开始于忽必烈的祖父铁木真，此人生于一一六二年，是蒙古一个小部落的首领。铁木真在十三岁的少年时代就开始作战，自他的父亲死后，有几个族人欺他年幼，曾要抢夺首领之位，他们说：“最深的泉水还会枯竭，最硬的石头也会破碎，我们为什么要依附你呢？”但这个少年首领借着朋友们的帮助，打败了他们，并且宰制了邻近一切怀有敌意的蒙古部落。在他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强大时，便开始了他的征服计划。铁木真和他的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亚欧，世界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帝国能望其项背。这固然是由于十三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也由于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的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姻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一二○六年得到各蒙古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全民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军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士兵极能吃苦耐劳，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困苦。必要时，他们能以马乳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或者以他们所能捉到的其它野兽充饥。”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其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时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并不盲目地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甚至极度残忍地将全城俘虏全部杀光。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布谣言，并且驱使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气氛。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的手段立即停止实施，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这个十三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物品，不留恋于豪华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征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子。”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占燕京之后，麾师西下灭辽，再进兵陷花剌子模，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以西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火烧到欧洲。他在一二二七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这时罗马教皇莫诺森四世对于这个咄咄逼人的游牧民族，大感不安，极力劝诱欧洲一切民族共起御侮，并以拯救基督教的名义，使之免于灭亡。奥地利及克罗地亚两公国君主和波斯尼亚王集合他们微薄的力量，希冀阻止蒙古人的侵略。结果成吉思汗的子孙灭金后，进兵于伏尔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所幸窝阔台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子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蒙古军队遂驻扎于第聂伯河的东岸候命。欧洲于是得救了。教皇觉得这完全是他的宗教的胜利，就遣派几个教士出使蒙古，要求他们受洗礼，做基督教徒。当时即位的窝阔台之子贵由对他们答复道：“你们的许多信徒忠告我们应当受洗为基督徒，我们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西方的居民相信，只有你们是基督教徒，而蔑视他人。但你们怎么知道上帝要青睐什么人？我们崇拜上帝，并仰仗他的威力，将征服自东方至西方的全世界。倘若我们不是受上帝的佑护，又怎能如此呢？” 至一二五三年，教士鲁布鲁乞又以教皇使者身份出使东方，要使东方的全体人民改奉基督教。他被一个省的王公送至另一省的王公，始终只得到一种答复：“蠢子说只有一神，哲人说有许多神。”当时的统治者是蒙哥汗，系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长兄。鲁布鲁乞来自法兰西，蒙哥询问他法兰西的有关情况，他就相信蒙古人在作侵略全欧洲之想。蒙哥死于一二五九年，身后的汗位由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后来忽必烈取得胜利。不过忽必烈的汗位并不合法，而且当时蒙古人扩张过快，大帝国无法巩固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扩张行动没有继续下去。欧洲人想象中的蒙哥汗受洗图忽必烈灭南宋，称元朝皇帝，采取了许多政策来巩固发展他的帝国，宗教政策即是其一。忽必烈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真理，他认为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出任官吏，与他们同信仰的人民就容易治理。他在一二六五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选派一百名有学问的修道士，帮助他管理这个日益壮大的帝国。教皇错失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实在令人无法原谅。无论忽必烈出于何种动机，这即使不是一种德行的机会，也是一种智慧的机会。派遣一百位修道士到中国，一定会在如此广大的领土上形成基督教的宗教形态。一百位受教育的人寄居中国，并在各个时期回到欧洲，一定可以改变人类事业的轨道。欧洲当时正从一种长久而野蛮的睡眠中苏醒过来（史称文艺复兴），而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有着高度的文明。马可·波罗的到来是为了交换商品，而一百个有教养的人则是为了交换观念。这种观念的交换，更有益于整个人类。难以置信的东方文明当马可·波罗到来时，中国的文明是怎样的？它在什么地方超过了欧洲呢？在这方面的第一位考察者是鲁布鲁乞，他以教皇使者的身份，先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在他的回忆中：“……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忍耐的精神，在马可·波罗的记载中也几乎从每一页都看得出来。各种宗教享有完全的自由，寺庙和教堂都豁免税捐。在马可·波罗到达之前，有两个举世文明的工程奇迹已经完成了，一个是万里长城，另一个是京杭大运河。驿站制度使疆域内的陆路交通极为发达，城市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马可·波罗抵达杭州时，是这样描写的：“毫无疑问，该城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位威尼斯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了。而更让他赞不绝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比，而且乡间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单说杭州，十三世纪时人口已突破百万大关了，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了不得了。天文学的发达，也为马可·波罗所注意，他记述说北京当时有五千多个星象家。他们造有一种观象仪，上有星宿的符号、时间及其在全年的几个方位。星象家依据星宿运行轨道由图像观测气候的变化。例如，什么时候有雷电、暴风雨、地震等。当时，在郭守敬的倡议下，忽必烈批准了在北京修建“司天台”，在全国修建了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大规模地进行天文观测。郭守敬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新历法，即“授时历”，与现行公历——格利高里历相同，但比公历的确立早三百年。中国的各种艺术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了。绘画、雕刻、铸铜、陶瓷和建筑术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文学也大为流行，在此前一千多年，造纸术就产生了，活字印刷术也于一○四三年就发明出来，马可·波罗已经能够看到关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军事、音乐和其它各种书籍流行于世，而更让其称奇不已的纸币已通行于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一个容易感受印象的二十一岁少年马可·波罗所寄居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奇异的世界。当然，这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神话。真实与谎言马可·波罗于一三二四年去世。当时他已七十岁了，疾病缠身，日见衰弱，于是请来一位教士和一位公证律师，对于他的财产处分，给予了详细的指示。遗嘱上指定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两个当时已经出嫁——为他的财产继承人。他的朋友们——他们始终无法相信马可·波罗所说的关于东方的奇闻，在他临终之前，要求他为了灵魂可以上天国，取消他的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但他对此的回答是：“我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他葬于圣多雷兹教堂。马可·波罗去世不久，即有一个可笑的人出现于威尼斯的每一次嘉年华会上。这个家伙打扮成小丑的样子，自称为马可百万。他的把戏就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并辅以手势从而取悦观众。事实上，马可·波罗讲述的事物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称他的的游记为“世界奇书”，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的真实性，大家都将其看作是一本故事书，类似于神话之类。马可·波罗也因此被看作是一个不诚实、说大话的人。要破除这种普遍的成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即使在现在这个世纪，英国的学童也用“这是一个马可·波罗”来形容一桩虚伪的事情。马可·波罗的遗书对已经存在的一种成见，予以维持似乎比加以消除要容易些。当时就有人提出证据，要推翻马可·波罗所陈述的某些事实。有一个叫马兰斯的传教士，在三百年前从东方回到欧洲，否认中国曾用过纸币。幸好明朝的一些纸币被妥为保存，至今仍作为文物，可以为马可·波罗的游记提供注解。在中国马可·波早期游记中马可·波罗小丑化的形象罗看到可以打碎当柴烧的黑石头，当时的欧洲人很难相信，但现在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煤炭而已。马可·波罗描写印度坚果和人头一样大，我们现在知道这就是椰子。本书所含的真实纪录还可以开列一大批出来，然而有一个时期并没有人相信。这本游记取得中世纪亚细亚实录的地位，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年岁。马可·波罗是横跨亚洲大陆，并按照国家和省份连续的次序而列其名称的第一位旅行家。因为他的游记在很长一段时期为人排斥，所以其对于世界的地理概念影响甚微。当时制图的人并没有根据马可·波罗的描写而修改地图，甚至于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欧洲人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仍知之甚少。在另一方面，十八世纪的探险家已经能够追踪马可·波罗的足迹而跨过这个庞大地带，并依照他书中所描写的道路前进。在多数时候，马可·波罗记下的大约的距离，被后来以测绘地图为目的而旅行该地的探险家证明是正确的。马可·波罗在七百年前经过的许多地方，在十九世纪初又被欧洲的探险家重新经过。赫丁斯泰因、柏利阿特博士、陆军上校科斯洛夫、陆军少校森克斯都曾将这位威尼斯旅行家的记述作为指南，在这个广大的地域内作长途的旅行。这些足以造成马可·波罗的声誉，当然还可以加入更多的事迹。他是纪录波斯危险荒原的第一位旅行家，也是巡视当时盛产碧玉的河流的第一人，自此以后近六百年，才有欧洲人到过该处。马可·波罗又是正确描写中国、缅甸、暹罗、锡兰、印度以及他所见所闻的其它地方的民情的第一位旅行家。他对于西伯利亚的黑暗地带、桑给巴尔的黑色人种和白象牙、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吃人的苏门答腊这一切地方人物的存在，给欧洲人以第一次认识。他指出北至北冰洋有白熊、狗拉雪橇、驯鹿，南方有印度的酷热，及其金刚石矿、珍珠河床和奇异的神话。他描写忽必烈大汗辉煌灿烂的宫廷，以及险些征服全世界的蒙古军队的组织。他又描写奇异的小鸟和本不为人知的动物，以及金屋顶的庙宇，奇怪的风俗，异样的景致，历史的与传说的故事，和其他许多事物。迄今为止没有一部书所包含的知识会比它更为丰富。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热那亚和威尼斯的那场战争中来吧。马可·波罗因为威尼斯舰队战败的结果，身陷于热那亚的牢狱之中。他忍受着羁囚的痛苦，很希望再作一次旅行。他也感觉到狱中的黑暗潮湿与寂寞，好在他有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资谈助，他有远方的奇闻异事可供狱友记录下来。而一切游记文学中，无可匹敌的记述现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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