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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类 》 張子正蒙註 》
序論
王夫之 Wang Fuzhi
张子正蒙注 序论张子正蒙注 序论
中國明清之際思想傢王夫之的哲學著作。共有 9捲。《正蒙》是北宋張載的主要哲學著作,闡發易理,論證了 “太虛即氣則無無”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和 “一物兩體”、“動非自外”的辯證法思想。王夫之晚年對張載思想十分推崇,通過註解《正蒙》,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哲學思想,對佛、道和宋明道學的唯心主義作了深刻批判。
書中對“氣”範疇作了更明確的哲學規定,完善了唯物主義的本體學說,認為宇宙間除了“彌淪無涯”、“通一而無二”的物質性的“氣”以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虛涵氣,氣充虛,無有所謂‘無’者”。對“氣”的普遍無限性作出了新規定。他指出,“氣”衹有聚散而沒有生滅,“散入無形而適得氣之體,聚為有形而不失氣之常”,並以一些實例論證物質不滅的思想。
書中肯定了物質和運動的統一,而物質運動變化的源泉是其內在矛盾。認為“陰陽者氣之二體,動靜者氣之二幾”,“一氣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蕩之而變化無窮”。
本書還深化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認為認識的發生,需要“形”(感覺器官)、“神”(思維活動)、“物”(客觀對象)三者的結合;而作為認識對象之“物”,還需是主體作用的對象,“不然,物各自物,而非我所得用,非物矣”。至於已獲得的認識,還需要“實踐之”,衹有“心所素知,行焉皆順”,才能證明認識的真理性。
本書於王夫之逝世後10餘年由王敔初刊,後收入曾刻本《船山遺書》,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1975年中華書局以金陵《船山遺書》刻本為底本,參以別本,重新校勘、標點,出版了新的排印本。
序論
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藴,則疑與大學異。”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以是養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即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堯舜之僅有禹、臯陶,湯之僅有伊尹、萊朱,文王之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強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奬大心者而使之希聖,所由不得不異也。”
抑古之為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衊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於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贊《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由生。《大學》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於至善”。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逾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麯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抉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異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由,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申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遊、謝之徒,且歧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始教,而檠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為雙峰、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沉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啓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為刑戮之民,為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啓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兇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為善為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為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為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兩滅無餘,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為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遊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為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覬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於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教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由相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相競而互為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熹,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
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兇、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自朱子慮學者之騖遠而忘邇,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為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枉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輅、郭璞、賈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纔,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
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張子之功又豈非疏洚水之歧流,引萬派而歸墟,使斯人去昏墊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為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為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衡陽王夫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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