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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百态 》 物質生活 Practicalities 》
譯者前言
瑪格麗特·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
物质生活 译者前言
《物質生活》 1987年 P.O.L.出版社
法國著名女作傢瑪格麗特·杜拉(Marguerite Duras,1914-)1987年有兩本書出版,一是小說《埃米莉·L.》,一是隨筆集《物質生活》(副題為《對熱羅姆·博儒爾談話錄》)。隨筆集收有四十八篇文章,長短不一,短文不過三、五百字,長的有一萬字,大多與寫作的事相關,涉及作者自己的作品,以及與此相關的其它方面,有關與揚·安德烈結識之事,作者本人飲酒緻疾等,也是書中記述的材料。有關杜拉的思想,閱讀她這些文章便可瞭然,無須多言。但可註意的卻是他關於寫作、寫法的一種獨到見解。作者在引言中說,書中“沒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對所涉及的問題進行思考的內容,因為一般來說,我並沒有思考什麽,除了社會不公正這個問題之外,其它我並沒有思索什麽。”事實上,即使是涉及寫作的事等等,似乎也與“社會不公正這個問題”相關,這是不須在字面上求證的,從潛在方面去感受便可體知。文學與寫作不可能排除社會歷史現實。作者申明:“這本書至多代表我某些時機、某些時日、關於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作者認為“那種專橫武斷的思想”,“那種作為最後確定的思想”,是她遠遠避開的“禍害”。
譯者前言
法國著名女作傢瑪格麗特·杜拉(Marguerite Duras,1914-)1987年有兩本書出版,一是小說《埃米莉·L.》,一是隨筆集《物質生活》(副題為《對熱羅姆·博儒爾談話錄》)。隨筆集收有四十八篇文章,長短不一,短文不過三、五百字,長的有一萬字,大多與寫作的事相關,涉及作者自己的作品,以及與此相關的其它方面,有關與揚·安德烈結識之事,作者本人飲酒緻疾等,也是書中記述的材料。有關杜拉的思想,閱讀她這些文章便可瞭然,無須多言。但可註意的卻是他關於寫作、寫法的一種獨到見解。作者在引言中說,書中“沒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對所涉及的問題進行思考的內容,因為一般來說,我並沒有思考什麽,除了社會不公正這個問題之外,其它我並沒有思索什麽。”事實上,即使是涉及寫作的事等等,似乎也與“社會不公正這個問題”相關,這是不須在字面上求證的,從潛在方面去感受便可體知。文學與寫作不可能排除社會歷史現實。作者申明:“這本書至多代表我某些時機、某些時日、關於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作者認為“那種專橫武斷的思想”,“那種作為最後確定的思想”,是她遠遠避開的“禍害”。
據書中引言所說,這本書大體是在1986年秋初至鼕末寫成。據說,每一篇文字都是對她的朋友熱羅姆·博儒爾講述的,然後整理成文,由他們分別通讀,作者修改,博儒爾再讀一遍;在進行過程中也曾遇到一些睏難、一些問題,如關於主題的問題,據說後來對之“放開不問”,似乎也就迎刃而解。最後是作者自己修改,“簡化文字,使這輕快,平靜”,不過這也是作者和講述者的“共同的意見”。
作者說:“這本書沒有開端,也沒有終結,也不屬於中間部分,”“是從日常事件引發出來的。可以說是一本供閱讀的書。不是小說,不過與小說寫法最為接近。”作者說:“當它在口述的時候,那情形很是奇異——就像日報編者寫社論一樣。”這大概是說所述無不是撲面而來的那種現實感吧。至少讓人覺得敘述者像是近在咫尺,如見其人。作者在書中多處分明寫到她是“處在歷史環境下”“就像沉在海裏”一樣,還說“真像是我在同那個準備把我消滅掉的社會進行殊死搏鬥”……人與社會對質大概是某一類現代文學一個潛在的主題。
作者說這本書出版“不免猶豫再三”,因為“沒有一種可以預期或者現有書籍構成形式可能容納《物質生活》這種流動的寫法”。所以這裏冒昧稱之為隨筆,未必妥當,不過,人們知道,隨筆是法國作傢最擅長的體裁,而且淵遠流長。《話語的高速公路》中又專門講這個問題,說話語在這裏每一個題目下無所不至同時又僅僅通嚮一個地點;《戲劇》中也說:“效果出自文本的獨特顯現,出自深度,出於血肉”作者希望有一種新的戲劇,是供閱讀的。作者說《物質生活》這本書也是供閱讀的。因為書不是“創作”出來的,而是由話語組成的,說給對方聽的,不是經過修辭術操作的語言組合,而是說給你聽,說話人身臨現場。所以戲劇用小說方式寫,小說本身也是戲劇。1974年發表的《說話的女人》,就是作者和另一個女人紮維埃·戈蒂對話的記錄,談的是文學、社會、女人等等;1977年在電影劇本《卡車》之後附有米歇爾·波爾特夫人長篇對話;1977年與同一位米歇爾·波爾特夫人合作寫成談話錄《瑪格麗特·杜拉筆下的地點》;還有在這裏多次提到的《80年夏》也是一種談話,或者叫做獨語;這一切表明,這裏人們看到的這些隨筆類文字是作者一直有意要寫的一種文體,這種文體貫穿在作者的戲劇、小說、電影劇本之中。文體這一用語用在這裏實在也很勉強。《(夜船)中的音響》中說:是聲音形成各種事物,形成為欲望和感情。聲音比肉體所在的現場呈現出來的更為豐富。那就是人的,人的顧盼,微笑。一封真正的書信也可以攝魂蕩魄,因為這是說出來的,以說出的聲音寫成的……話語應該說也是一種生命現象,也與歷史不可分,是寫作的實體,寫作方式就是富於生機的文學。文體學、風格學之類已不能或規範文學寫作,文學當然不排除隱喻或詞藻、修辭之類。
理解作品和作傢,實證分析仍然是有用的,應該充分註意作傢的生平和傳記,何況一位女作傢尤其經常受到批評傢、記者對這方面的盤查。閱讀這些作品時不難看出這方面的種種跡象,如在《阿蘭·萬恩斯坦》等文中。但是,這裏要請讀者對《永隆》與《拉辛森林》這兩篇給以註意。前一篇提到在幾部小說中都曾出現的一個人物安娜-瑪麗·斯特雷特,據說這個女人在作傢極為幼小時即“像是宗教信仰”那樣昭示出一種知識,是有關生命的“一瞬間”的,還有待發明一個詞語來指明“人們清楚知道卻不理解的那樣一種應該理解的事”。這件事似乎已經構成了這位作傢作品中的一個母題。後一篇,即《拉辛森林》中所說的神奇,“在寫作中,也須多方設法尋覓神奇”,就是拉辛悲劇關於生存狀態中呈現出來的那種悲劇性的神奇。這是人與物質生活、世界的關係的一種隱喻性說明。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人們追索作傢寫的許多故事的核心所在。歸根到底,《物質生活》這本書主要還是談寫作的問題。
王道乾
1989年8月
La Vie matérielle, POL, 1987 (tr. Practic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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