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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 》 萬十五年 》
自序
黃仁宇 Ray Huang
 万历十五年 自序
自序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出於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作某些修改潤色。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讀書，選定“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5年。論文完成，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瞭解决自己的惑，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CenturyMingChina”一書。當時正值北影印出版《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133册，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好硬着頭皮，在教書之每周閱讀一册。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志，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撰寫到殺青定稿，時7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方面形成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則與事實有所出入。16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9％，去州不遠的凓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1～5％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50％。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好合約銀2000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相埒。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的稅率低，受惠者非農民，是鼓勵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額外加。
中國幅員大，情形雜。明朝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着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於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給軍餉，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稅民，和金吾衛的五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産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就可以分工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展其生産技術。西歐各國在14世紀已經朝着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展相脫節。萬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瀋榜聲稱，他每年要27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2000兩。與此相似，全國滿這短距離的補給綫，此來彼往，側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生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維護落的農業經濟、不發達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時一年，茲我又次有機會舊地重遊，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為“The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外表電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節譯為中文，刊載於香港的《七十年代》雜志。
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資本主義經濟進展。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統。即馬思在《資本論》第二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衆的制度，它把原來屬於公衆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愈多，它操縱公衆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充分的展，工業的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展的特。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决不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
明代張瀚所著的《窗夢語》中，記載他的家庭以機杼起。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詩云故云註云又云傳云解云所云子云或云人云亦云王云鄭云書云而云句云皆云自云下云不云一云經云云云云之云道，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同時代的書法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位學者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展的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的眼光出，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鄉試中式。
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年來，以道德代替法，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中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衆化，因而取傳記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皇帝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側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在上述前提之下，對具歷史史人物的具評論，就難免有與國內外明史研究專有出入之處。例如萬皇帝，來均以為昏庸，讀者在讀畢本書以，也許會認為筆者同情這位皇帝。如果真有這樣的批評，筆者將不擬多作無益的辯解。因為本書論述萬，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産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有關16世紀地方行政的資料不多，瀋榜的《宛署雜記》所載，為京師的情形而非一般概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過於瑣碎，唐鶴的敘南直隸、歸有光的敘浙江長興縣，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遺墨，涉及當日地方政府的各個方面，最具參考價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們對當日的情形有更具的瞭解。當然，問題還遠不止此，比如何以萬的立儲問題業已解决而爭執卻綿延不斷？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征日本？何以當日的西歐已經用火器改進戰而中國還在修萬長城？何以人人都說海瑞是好官而他卻偏偏屢遭排擠？這些具問題，無疑和上述總的癥結密不可分，然而卻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筆者寫作此書時，雖已不同於過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筆時仍然頗費躊躇。書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屬一得之見，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16世紀的歷史而的。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决不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自己寫書的目的。當然，另一方面，以古為鑒，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啓示。這本《萬十五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形態。有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故態决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
本書由英文譯為中文，因為國內外情況的差別，加之所譯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這一翻譯實際上是一種譯寫。筆者離祖國已逾30年，很少閱讀中文和使用中文寫作的機會，而30年來的祖國語言又有不少展，隔膜更多。幸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瀋玉成先生將中文稿仔細閱讀一過，作文字上的潤色；又承中華書局編輯部傅璇琮先生關註，經常就各種技術問題與筆者書函磋商。所以，本書與讀者見時，文字方面已較原稿流暢遠甚。其有創意遣辭方面根本性的不妥，當然仍應由筆者負責。又，廖沫沙兄為筆者年輕時的患難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揮翰題簽，為本書生色不少。謹此一導致一致以致所致大致不致而致興致招致可致之致盡致必致遂致致使致仕致敬致力致命致死致富致之致祭致意致病致谢致于致人致此致用衷心的謝意。
黃仁宇
1981年1月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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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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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 第一章 萬皇帝 | |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 |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 |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 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 | 附錄一 | 附錄二 | | 《萬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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