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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葉嘉瑩評點王國維的悲觀人生 》
葉嘉瑩評點王國維的悲觀人生
葉嘉瑩 Ye Jiaying
 叶嘉莹评点王国维的悲观人生
葉嘉瑩評點王國維的悲觀人生
我覺得現在講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們今年2004年，正是王國維先生發表他的《紅樓夢評論》的一百年。王國維先生《紅樓夢評論》最早是發表在1904年，所以我說是一百年前，是1904年，那是清朝的光緒皇帝的光緒三十年，而王國維先生出生是清光緒三年，所以他發表這一篇文章，當時是衹有27歲。而王國維這個人，當我在研究他的時候，我曾經寫了就是王國維先生的性格。在王國維先生的性格方面，我以為他有幾點特色，第一點特色是智與情；就是理智和感情兼長並美，就是智與情兼勝的性格。這個智與情兼勝的性格，有它的優點的一面，也有它劣點的一面。因為他是智情兼勝的，所以他研究文學的時候，一方面有直覺的、感性的、感情的體驗和投入，而他一方面能夠為文學批評建設一個理論的體係，是智與情兼勝的稟賦。另外他還有第二種特色，就是他自己是憂鬱而且悲觀的，他曾經寫過《靜庵文集》，就是他的一個集子，在《靜庵文集》有一個續編，續編前面他自己寫了一篇序文，他自己這樣說，他說“體素羸弱”，他自己說他的身體平常很軟弱的，不是一個身體很強健的人，“體素羸弱，性復憂鬱”。而他的性情又是比較憂鬱的。所以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就是人生的意義，人生的價值，有的人喜歡考慮一個人生終極的目的和意義，有的人就是每一天飲食、生活、工作，就衹是在現實的生活之中，不大考慮到人生的問題。可是王國維先生自己說，他是喜歡考慮人生的問題的，而他的性格又是比較憂鬱的，所以當他一接觸西方的叔本華的哲學，馬上就被叔本華的悲觀哲學所吸引了。而《紅樓夢評論》這篇文章就正是寫在他沉溺於叔本華的哲學的研讀時間。從叔本華的眼光來看，認為人生，這個世界的形成，主要就是意志，意志就是你的一種生活的欲望，一切都是由此而形成的。所以叔本華的哲學，認為人生的最終的一個理想，就是求得一種解脫，而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就是寫在他讀叔本華的哲學的時候，所以可以說他通篇的理論，就是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的通篇的立論。他所依據的都是叔本華的哲學，那《紅樓夢評論》這一篇文章，一共分成五章。
他說人生的性質就是欲望，生活、欲望、苦痛，是三者的結合。老子曾經說過，說“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說人生的一個最大的痛苦，就是因為你有你的身體，有你的身體，所以你就有了種種的願望。而按照叔本華的哲學來說，你有了欲望以後，你就是追求，追求就是一種痛苦。你追求而不得當然是痛苦，就算你追求而得到了滿足，滿足了以後，就産生了厭倦，厭倦也同樣是一種痛苦。所以老子說“人之大患是在我有身”。莊子也說，說“大塊”，就是天地、宇宙，“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它賦給我們一個形體，而用生活中種種的勞苦、憂患，來形成我們這種痛苦的生活。所以人生的意義就在於追求一種解脫，這是叔本華的哲學。王國維就用他這樣的哲學來評論《紅樓夢》，所以他第一章就是講到人生的欲望，而追求這個欲望的解脫。
王國維就說，說是“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實《孟子》裏邊“告子”的那一篇也曾經說過，說“食色性也”。“食”就是飲食，“色”就是男女。因為人就是，宇宙生下來我們人類，人類就是我們天生來的，我們無可逃避的。飲食是你個體的生命的延續，男女是你種族的生命的延續。所以就是說，人生就是說天生下來就給你一種生存的本能，你個體的生存，以及你族類的生存，是天生來給你的這種本能。可是王國維認為，他說人生果然是有目的的，宇宙給我們這追求生存的這種本能，而追求的生存，果然人生是有意義的。追求這個問題，他認為，生活的原始是沒有意義的，沒有目的的。他說，從宗教的哲學來說，基督教說，那是亞當夏娃在禁園之中嘗了禁果，是由罪惡而産生的。所以他說，人生就是要如何從你這種痛苦之中脫出出去。我們大傢不見得完全同意王國維的這種說法，就是人生是沒有目的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人生就是生存的欲望，有了生存的欲望，所以莊子說：“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你既然有了生存，你就為了你個人的生存，為了你種族的生存，而終日在憂患勞苦之中，這是王國維的想法。我們不見得同情他的想法，就是他受了叔本華的影響，認為人生就是欲望，就是痛苦，沒有意義的。所以他就從這個觀點，就從叔本華這個觀點，來看《紅樓夢》。
《紅樓夢》的精神，《紅樓夢》的意義價值在哪裏？《紅樓夢》的精神。他說《紅樓夢》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脫之道”。就是你為什麽要在憂患困苦之中忙忙碌碌地生活？所以《紅樓夢》就是示人以解脫之道。怎麽樣解脫？是“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解脫的道是你真正戰勝了，你戰勝了人生的欲望，你擺脫了人生的欲望，所以你是出世，而不是自殺。自殺屬於你仍然在痛苦之中沒有解脫，你是為痛苦而自殺的。所以他說，在《紅樓夢》裏邊，像尤三姐的自殺，他說她是為了她追求的那個感情，她不能夠得到，是她的欲望的痛苦，使她自殺的，她沒有脫除她的欲望，所以這種自殺不是解脫，解脫是真的就是看破紅塵，擺脫了你的欲望，戰勝了你的欲望，這纔是解脫。所以他說《紅樓夢》裏邊，真正可以達到所謂解脫的，衹有三個人：一個是惜春，一個是紫鵑，一個就是寶玉。可是這個解脫的道理，雖然你最後都是解脫了，而《紅樓夢》所說的這些解脫，最初都是皈依了佛門，就是佛教的宗教，所以讓你泯除人生的一切的欲望。所以佛教讓你脫除所有的這些塵世的羈絆，脫除你所有的欲望，恢復到你靈明的本性。所以如果你雖然是自殺，你消滅了你的身體，但你沒有消滅你的欲望，你就沒有能夠得到解脫。那麽我們從外表上看起來，《紅樓夢》的惜春、紫鵑、寶玉都是出傢了，可是他說這種解脫，還有兩種分別的不同。他說惜春和紫鵑是由於觀他人之痛苦，是因為她是一個旁觀者，紫鵑是個旁觀者，是紫鵑看到了寶玉和黛玉的這種種的生離死別的痛苦，然後紫鵑觀他人的痛苦，惜春也是觀到大家庭的種種悲歡離合的痛苦，所以觀他人的痛苦而覺悟的，這一種覺悟是一種宗教性的覺悟。可是寶玉不然，所以寶玉之解脫是他親身經歷了、真的感受到了是自己的痛苦，真的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然後解脫的。他說這個是文學的、是藝術的，旁觀的完全理性的覺悟，那是宗教的，你透過了痛苦的感受而覺悟的，這是文學的、是藝術的，是有一種悲劇的精神。佛教所以還講一個故事，說“透網金鱗”，佛教有很多語錄都是這些高僧大德們談話的記述。
說有兩個僧人，兩個和尚在一條水邊散步，漁人在那裏撒網來捕魚，把很多的魚都捕到網裏邊去了，有的魚的生命力比較弱的，就被網住了，可是有的魚的生命力比較強，就在網裏邊掙紮、跳躍，然後就從網裏邊跳出來了。有一個和尚就說了，說 “俊哉，透網金鱗”。俊就是美了，我們北京的俗話說“俊”，真是俊，這真是美。是透網的金鱗，是已經被抓到網裏邊去而能夠跳出來的這樣的魚。那旁邊一個，另外的一個僧人就說了，說“何似當初不曾入網”，說如果它當初就沒有被捉到網裏去不是更好嗎？第一個和尚就說了，說師兄“你欠悟在”，你缺少覺悟，沒有進到網裏去的這些鱗，你一旦被網住了，你能不能跳出來？這是一個大問題。沒有進過網的魚，你真正被網住了，能不能跳出來，這是一個大問題。雖是被網住了，然後再跳出來的，那是藝術的、那是悲劇的、那是文學的。所以他說，《紅樓夢》的精神，這是王國維的說法，他說就是賈寶玉是真正能夠從自己的痛苦的感受之中解脫出來的，所以《紅樓夢》的主角一定是賈寶玉。
還有一種人，《紅樓夢》也提到她。這就是因為前幾天，我也看到另外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說《紅樓夢》裏的自殺不是真正的解脫，真正的解脫是出世，是擺脫這個欲望。可是大傢都知道，王國維最後怎麽樣呢？王國維最後自沉了，他在昆明湖的魚藻軒前投水自沉了。所以前幾天我就看了一個人的文章，就講到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說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說解脫之道存於出世，不存於自殺，可是王國維為什麽自己後來自殺了，就是他自己對於叔本華的哲學，他自己對於他自己《紅樓夢評論》所提出來的解脫的精神，他沒有做到，他怎麽會他自己自殺？他自己沒有做到解脫。可是《紅樓夢》裏邊就還透露了一個非常微妙的消息，《紅樓夢》就說，說是像尤三姐這些人自殺，像投井的金釧這些人自殺，這些人都是沒有擺脫欲望，所以這不是解脫。《紅樓夢》裏面還有一個人也是自殺的，就是賈母的那個侍女，鴛鴦，賈母的侍女鴛鴦，是因為後來賈赦一定把她要納為側室，鴛鴦不願意做賈赦的側室，所以在逼迫之下鴛鴦就自殺了。王國維沒有說到鴛鴦也是一個解脫的人，因為鴛鴦還是自殺了，不是出世。可是他說，一個轉折，他說鴛鴦雖然是自殺了，這是因為環境的逼迫，因為賈赦一定要把她納為側室，她是不得已自殺的，如果沒有環境的逼迫，他說像惜春、紫鵑這樣的行為，鴛鴦應該也是可以做到的。他的意思就是說，鴛鴦作為一個旁觀者，對於賈府的盛衰興敗，悲歡離合，鴛鴦有了一個透徹的覺悟，鴛鴦不願意再進到這個人世的飲食男女的大網之中，而是她後來是被逼迫，在這種環境之中不得已而自殺的。如果不是有賈赦他們這樣的逼迫，那麽鴛鴦，他說應該也是可以做到出世解脫的。我現在在想，王國維先生的自殺，雖然在前些天我看另外一個人的文章，在批評，說王國維存於出世，不存於自殺，他怎麽自殺了？我認為王國維可能應該屬於鴛鴦這一類。就是王國維呢，他自己本身對於人生的痛苦，有一種出世的覺悟，可是那是當北伐的前夕，當北伐的前夕，傳言說，說如果北伐軍進入到北京城以後，會有怎麽樣怎麽樣一種，對於這保守的、頑固的、守舊的有怎麽樣的迫害。王國維這個人，所以他是矛盾的，我說智與情，我們開頭就說了，王國維他的本性，一個很基本的性格，他理智與感情的兼長並美。這種性格在研究學問上有好處，他既有感性，又有智性。可是在人生上，他就不能夠做出一個果斷的决斷來了。王國維並不贊成後來的溥儀受日本人的利用，要組織偽滿的滿洲國，可是跟王國維合作的羅振玉是要一心協助這個溥儀組織那個偽滿洲國的。所以王國維跟羅振玉在研究學問上，合作數十年之久，最終兩個人交惡，就這一點點的觀念不同。王國維是在理性上，知道不應該擁護這個偽滿，尤其不應該依托日本人的勢力，來組織偽滿洲國，可是王國維就是在革命以前，他就已經入宮做了溥儀的師傅，而溥儀當時還是一個很年輕的童子，所以他認為清朝亡國的罪過，不在溥儀，溥儀是一個不幸者，生當亡國之時，做了亡國之君。而王國維既然做他的老師，所以他對他有一份感情，不能夠决然竟去，這是他的矛盾。他不像那些遺老，那些人還要擁護溥儀，再建立什麽國傢，還在那個小朝廷之中爭權奪勢，他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可是，他在感情上，他沒有辦法，他就是有一份這種師生的感情。“我”曾經對他有過感情，“我”沒有這一種决斷，跟他就决然地斷絶，這真是王國維的他智與情矛盾的痛苦。如果真是北伐軍來到燕京，把他當做遺老來治罪的時候，他辯也不是，不辯也不是，可是他的心情又不是一個真正地擁護溥儀的遺老的心情，所以他矛盾痛苦，他無法解决，他是智與情兩種的矛盾，所以他是環境的逼迫。如果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傳言，說是北伐軍要進城了，會對某些人是不利的，如果不是有這種環境，他也許不至於自殺。而他也許，我又說了，王國維說得很理性，說人生是存於解脫，他就是我們說“看得破，忍不過”，古人說。在理性上，“我”都知道，應該是出世，可是在感情上，“我”沒有辦法完全做到，看得破，“我”忍不過。“我”下不了這樣的手段，“我”下不了這樣的决心，所以他自殺了。所以說，能不能按照他所說的鴛鴦的那個例證，說是他內心也可以出世，衹是因為在外界的環境之下，不得已選擇了自殺，能不能這樣說，這真是一個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能起王國維於地下來詢問他，這是一個問題。總而言之，他說《紅樓夢》的精神是存於解脫。
他說在中國的小說戲麯之中，中國人一般是樂天的，喜歡大團圓的結局。可是呢，《紅樓夢》是悲劇的，是賈府也敗亡了，黛玉也死去了，他說《紅樓夢》是悲劇的。而在西方的文學理論，從叔本華的哲學來看，他說文學裏邊最高的成就，就是詩歌，詩歌裏邊最高的成就就是悲劇。不但叔本華這樣說，是比叔本華更早，希臘的哲學家亞裏士多德，亞裏士多德寫過一本詩，就叫做《詩學》，他說亞裏士多德的《詩學》說，說希臘的古代的悲劇的精神，是一種文學上的美學上的最高的成就。為什麽呢？因為悲劇是告訴人，是恐怖的，罪惡的。他說，你看Shakespeare莎士比亞，所寫那個《麥剋白》，還有《哈姆雷特》，都是悲劇。所以最偉大的悲劇是把恐怖和罪惡展現在人前，是當這些觀衆面對這些恐怖罪惡的人生呈現的時候，就可以洗滌你的精神，洗滌你的什麽精神，洗滌你對人生的，正是貪婪欲望，而為了欲望不惜一切為非作歹，去犯罪、行邪惡的這樣的精神。因為你看到了，看到了人生的悲劇，看到了人生的痛苦，所以，悲劇是洗滌人的精神的，悲劇使你從欲望痛苦罪惡之中超脫出來。所以那是悲劇的精神，是文學的精神。而這種悲劇的精神，也是美學的精神，所以他第三章說，美學的精神，那是因為《紅樓夢》所寫的是一大悲劇，他說《牡丹亭》，《牡丹亭》沒有超脫，《牡丹亭》是欲望，《牡丹亭》的杜麗娘遊園驚夢，還不是說現實的男女的愛悅，衹是夢中見到一個男子，從此就為他死去了，這真是欲望，真是癡欲，而《牡丹亭》最後還給它一個大團圓的結局。《西廂記》有長亭送別，後來有《後西廂記》《續西廂記》，最後還是張生跟崔鶯鶯兩個人結婚了，所以中國是喜歡大團圓的，喜劇的，中國所缺少的就是悲劇的精神。他說還有另外一個戲劇，有一點點悲劇精神的意味，那就是《桃花扇》，《桃花扇》的侯方域，跟李香君。可是王國維說，因為這個侯方域跟李香君是在明朝的敗亡的戰亂之中，兩個人分散了，而李香君跟侯方域的愛情始終不渝，中間曾經有人要逼迫這個李香君跟另外一個人結合，李香君就碰破了她自己的頭，所以她的血點灑在扇子上，所以被後人點染成為桃花扇，這是愛情，這是欲望。可是最後說是等到最終侯方域跟李香君經過千辛萬苦死生離別見了面，因為道士的一句話，兩個人居然就覺悟了，沒有結婚，都出傢了。王國維說你相信這樣的事情嗎？所以《紅樓夢》這個悲劇賈寶玉自己在感情的痛苦中，這纔是真的悲劇。《桃花扇》說是兩個人這麽堅貞的愛情，經過死生離別，經過朝代的更易，最後因為道士的一句話，就點破了癡迷，就出傢了，這是不可相信的。因為他說《桃花扇》所要寫的，不是人生的真正的悲劇，《桃花扇》所要寫的是歷史的，是政治的，是明朝的敗亡，它所要寫的不是人生，不是悲劇，衹是用侯方域李香君把這個故事貫穿起來而已，所以它不是屬於《紅樓夢》這個層次，而《紅樓夢》這個層次，纔真正是悲劇的精神。可是所謂悲劇，就是古希臘的悲劇，它所謂這個悲劇的形成，又有三種不同的情形形成了悲劇。
第一種的悲劇是由於小人的撥弄，有惡人的撥弄。比如說秦檜，陷害了嶽飛，風波亭父子歸天。這是因為小人的撥弄，由於惡人的陷害，而造成的悲劇，這是一種悲劇。還有一種悲劇是盲目的，是偶然的，是一種不知道怎麽原因的命運的悲劇。我是9月2號纔回來的，9月1號從加拿大上的飛機，就在我上飛機的前幾天，我看新聞一個人騎着摩托車，後面載了一個人，這個車行得很快，這真是盲目，真是莫知其為而為，忽然一個電綫掉落了，就把後面這個人勒在脖子上，居然把他的頭割斷了。他還抱着前面人的身子，這個摩托車後面是一個無頭的死屍，這真是悲慘，真是可怕，這是盲目的。這個不是一個惡人小人的撥弄，不是，這個衹是你莫知其由來，就是無緣無故地掉下一條電綫，無緣無故地就恰好掉在他脖子上，把他頭割斷了，這真是盲目的悲劇。而第三種悲劇，沒有一個小人惡人的撥弄，也不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可怕的命運的忽然間的降臨。就是在尋常的人世之間，尋常的人與人的關係之間，沒有意外的事情，也沒有邪惡的小人，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說《紅樓夢》的悲劇就是這樣的一個悲劇。黛玉跟寶玉兩個人相愛了，那個時候，當黛玉的母親去世了，把她送回到她的外婆傢裏邊來，而寶玉是她的表兄，表兄妹之間兩小無猜，自然産生了感情，那後來薛姨媽帶着寶釵過來了，也是親戚的關係，也是表兄妹關係。一個是姑表的關係，一個是姨表的關係，那麽在兩兩相形之下，林黛玉的身體比較軟弱，比較不夠健康，而且呢，性情比較狹隘，而寶釵這個人，身體比林黛玉健康，而且寶釵善於做人。你看《紅樓夢》寫薛寶釵，如果跟賈母在一起看戲，她點戲的時候，不是點她自己喜歡的戲，她就琢磨賈母喜歡什麽戲就點什麽戲。吃飯的時候，如果點菜的時候，她也琢磨賈母喜歡什麽樣的菜，她就點什麽樣的菜。而黛玉這個人沒有這樣的心機，尤其是寶釵撲蝶的時候，她聽到人傢小紅她們私語，等小紅要開窗的時候，她恐怕被人誤會，她聽到這個話對她不利，她喊的是什麽？她喊的是“黛玉你跑到哪裏去了”？讓人傢以為是黛玉偷聽這個話，所以薛寶釵真是善於做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以賈府之中上自賈母，下至寶玉最親近的侍女襲人要選擇，當然都選擇薛寶釵了，這是一種自然的事情。所以這不是有惡人的挑撥，也不是誰要故意陷害誰，就是人情事理，自然而然就如此了。所以他說，《紅樓夢》的悲劇就是在這種人世之間沒有惡人的挑撥，沒有意外的災禍，就自然而然形成了這樣的悲劇，這纔是真正的悲劇。
第四章，他說的是倫理學上的價值。因為他說，按照倫理學來說，就是世界上，剛纔我說的，世界人的生存全然沒有合理的依據，他說是全然沒有合理的依據。王國維真是一個悲觀的人，實在沒有辦法，他曾經在他早期的雜文之中，寫過三篇文章。他這些文章都是推求人生的意義，一篇文章叫做《論性》，我們說性善性惡，那個性。他怎麽說？他說“嗚呼，善惡之對立，吾人經驗上之事實也”。世界上有善有惡，善惡兩個相對立，這是我們在我們生活的體驗上，都可以看到的，有善有惡。自生民以來，自宇宙有生物有人類以來，一直到現在，他說世界上的種種事情的發生，常常都是善與惡的鬥爭，正義與邪惡的鬥爭，處處都存在這樣的善惡兩方面的鬥爭。政治與道德，宗教與哲學，都是因為這種善惡的思想而引起來的。歷史所記載的，詩人所吟詠的，都是這善惡二性的鬥爭，而善惡的二性的鬥爭，是一種永恆的鬥爭。所以這是沒有辦法解决的，這是從王國維對於人生的反思他所下的結論。
王國維還寫了一篇文章，《釋理》，就是道理的理，他說什麽是“理”呢？一個就是理由，還有一個理就是理性。在倫理學上所謂“理由”，就是動機。你為什麽要做這件事情？這是你的理由，所以這個理由就是你做事情的一個動機。他說如果把理由，做事的理由看成一個動機，那麽你善是一個動機，惡也是一個動機。你問那些惡人你為什麽這樣做，他有他一個理由。所以如果從理由來說，善是一個動機，惡也是一個動機。如果從理性來說，什麽叫理性，理性就是分析、思辨的能力，你把它說出一個道理來，理性是思辨的能力，他說理性就是對於行為的一種解釋，你行善你可以說出一套道理來，你行惡也可以說出一套道理來。所以這個對於人生的解脫，從性來說，善惡一直鬥爭，是沒有解脫的。從理來說，一個是理由，一個是理性，都不能給人以解脫。好，他又做了第三篇文章，這都是王國維的，王國維的第三篇文章就寫的是《原命》。他說什麽是命？命也有兩個道理，他說一般所說的命，說我們的福祿壽夭，是天生來的，這個叫做定命。這都不是我們人力所能輓回的。所以他說，你無論是從《論性》來說，無論是從《釋理》來說，無論是從《原命》來說，你都不能夠解决人生的問題，所以他認為人生的解脫就是你自己從你的欲望罪惡痛苦之中跳出來能夠出世，善莫大焉。所以這種解脫就不但是有悲劇的美學的價值和意義，也同時有了倫理上的價值和意義。
第五章，最後他是對於研究紅學的人提了一個建議，就是他的《餘論》。其實王國維的這篇《紅樓夢評論》，剛纔我已經說了，他發表的時候，是1927 年，1927年那個時候，我們中國的文學批評界還沒有人能夠接受西方的理論，而用西方的理論寫一篇非常有邏輯思辨性的論文，還沒有。所以王國維是第一篇能夠用西方的哲學、文學的理論而寫出來一種有章法、有組織、有邏輯、有思辨性的論文。他這篇論文比蔡元培先生所寫的《石頭記索隱》早了13年，比鬍適先生所寫的《紅樓夢考證》早了17年，比俞平伯所寫的《紅樓夢辨》早了19年。其實在這些人所寫的索隱、考證之前，王國維在他的《紅樓夢評論》裏邊已經提出來了，他說，一般研究紅學的，紅學家的興趣，完全集中在考證，說《紅樓夢》的主人公是誰。我們中國嚮來講文學批評喜歡牽連本事，說這個詩有一個什麽樣的故事，這個作者是誰，裏邊提供的主角是誰，所以是完全考論《紅樓夢》的主人公。而一篇文學的作品，不在它寫的是誰，而在它怎樣去寫。所以他說，考證《紅樓夢》的故事的，這是一個錯誤。所以他說，因為小說、文學，文學是要追求一種美學跟倫理上的價值的，而不是考證這個故事的本事的。所以有人說《紅樓夢》是反映清朝的政治的，有人說《紅樓夢》是反清復明的，有人說《紅樓夢》裏面薛寶釵是影射什麽人，林黛玉是影射什麽人，賈政是影射什麽人，給它加以很多的考證。當然新時代有新時代的考證，說《紅樓夢》是反映階級鬥爭的，這是賈府為富不仁，這些做官的這些貪贓枉法的，是反映這種政治上的腐敗和罪惡的。而《紅樓夢》之了不起，正因為它是一個含藴豐富的作品。我們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這是蘇東坡的詩。說你橫着看就是嶺，你直着看就是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所以《紅樓夢》的好處，就是你從各個的角度都可以看出一個道理來。王國維也看出，他以叔本華的哲學所看出來的悲劇解脫，這樣的一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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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百傢講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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