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书浅谈

经书浅谈导言

　　一、一點說明
　　我談的“經書”，不是“經學”。要談“經學”，談何容易！一部“經學史”，實質上是一部中國思想鬥爭史，主綫是政治思想鬥爭史，甚至政治鬥爭史。這是歷代政治傢、思想傢打着“經學”旗幟進行鬥爭的歷史。涉及各種學說、學派和它們的來竜去脈，即它們的産生、成長和衰落的過程，自然要研究歷史的各個領域，因為它是各傢各派興衰的背景。寫一部這樣的東西，可以成為洋洋大觀的專著，不是“淺談”所能了，更不是我的學力所能了。
　　經書淺談，衹限於淺談各種“經書”的主要內容，著作年代，我們今天怎樣看待它；若要研究它，如何着手，如何深入。在這些方面提供自己一點看法，同時掃清一些研究上的障礙。
　　我談的“經書”，其實就是“十三經”，它是自宋朝以來確定的，到今天還習以為常，不是有《十三經白文》、《十三經索引》、《十三經註疏》等等可以為證嗎？這是“儒傢”的經典。拆穿西洋鏡，也不過那麽回事。
　　二、“經”名考
　　為什麽叫“經”？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我把一些難以站住腳的各種說法撇開不談，專從歷史考據上講講這問題。“經”作書名，最早見於《國語·吳語》的“挾經秉桴”。這是講吳王夫差要和晉國决一勝負的戰前情況。韋昭註說：“經，兵書也。”而清末俞樾卻認為“世無臨陣而讀兵書者”。依俞樾說，“挾經”是掖着劍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但劍不插在劍鞘裏，偏要挾在腋下，不但古代無此說法，而且捶鼓也難以使勁。俞樾的說法有破綻。總之，面臨交戰，挾着兵書臨時請教它，自未免可笑，俞樾這一駁斥還是有道理的。因之，《吳語》的“經”，我們不看做“兵書”。《墨子》有《經》上、下篇，也有《經說》上、下篇。《經》的文字簡單，甚至三四個字便是一個命題。《莊子·天下篇》說墨學弟子徒孫都讀《墨經》，可見“墨經”之說起於戰國。《經說》便加以說明。《荀子·解蔽篇》引有《道經》，不知《道經》是什麽時代的書。《韓非子》的《內儲說》上、下，和《外儲說》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共四篇）也有“經”和“說”，可能是仿效“墨經”的。可見，“經”是提綱，“說”是解釋或用故事來作證和說明。《禮記》有《經解篇》，可能是因此而得啓發的。至於《漢書·藝文志》有《黃帝內經》一類醫書，因為那是後人偽作的，便不討論了。
　　由上所述，“經”名之起，不在“儒傢”。“經”的意義，也未必是用它“經常”的意義，表示它是永遠不變的真理。西漢的經學家以及以後的“今文派”認為衹有孔子所著才能叫“經”，他們不懂，“經”未必是孔子所著，而且“經”名之起，據目前所知文獻記載，大概起於“墨經”，不起於孔子。後代把“經書”這一“經”字神秘化，甚至宗教化，因之凡佛所說叫做“佛經”，伊斯蘭教有《可蘭經》。道教稱《老子》為《道德經》，《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衝虛至德真經》。
　　《史記·孔子世傢》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絶。《抱樸子·外篇·勖學第三》也有這一說法。在考古發掘中，無論竹簡木札或帛書，衹有用絲綫和麻織物把竹簡、木札編綴成册的殘跡。“經”本是絲織之名，是否因以絲織物裝成册而給以“經”名，前人多主此說，但也難以肯定，因為用絲、麻織物把竹簡、木札編綴成册的不止“經書”。
　　把“儒傢”書籍說成“經”的，開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似乎“六經”之名，是孔子自己所說。如果這說可信，甚至“六經”之名，孔子以前早已有之，他才能說我研究這“六經”。可惜的是《莊子》這部書，自己也說“寓言十九”（見《寓言篇》），不盡可信。但總可以證明，在戰國時，儒傢已有“六經”。《莊子·天下篇》更進一步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傢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這幾句話意思是，“《詩》表達思想感情，《書》記述歷史，《禮》講的是應對進退、周旋揖讓，《樂》講的是聲音和諧，《易》講的陰陽，《春秋》講的是君臣上下。這種道術分佈在四方而在諸侯各國中有所表現和設施的，各傢各派有時有人稱道它。”這樣一說，“六經”不但是儒傢所專有，而且它是以後“百傢爭鳴”的學術源泉。漢代尊經，據鄭玄說，“六經”'的竹簡長二尺四寸（見《儀禮·聘禮》賈公彥《正義》引鄭玄《論語序》）。從1959年7月在甘肅武威漢墓所出土的竹、木簡的《儀禮》看來，這話是可信的。
　　三、《十三經》的完成經過
　　如上所說，儒傢經書，最初衹有“六經”，也叫“六藝”（見賈誼《新書·六術篇》）。到後來，《樂》亡佚了，衹剩下“五經”。《樂經》可能衹是麯調麯譜，或者依附“禮”，由古人“禮樂”連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詩”，因為古人唱詩，一定有音樂配合。我還猜想，無論“禮樂”的“樂”，或者“詩樂”的“樂”，到了戰國，都肩於“古樂”一類，已經不時興了。《孟子·梁惠王下》載有齊宣王的話，說：“我並不是愛好古代音樂，衹是愛好一般流行樂麯罷了。”春秋末期，諸侯各國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訪問，已經不用“詩”來表達情意或使命，戰國時期，若引用詩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書相同，完全不同於春秋時代用“詩”來作外交手段。那麽，依附於“詩”的樂麯樂譜自然可能廢棄不用。而且根據目前所已知的戰國文獻，西周以至春秋那種繁文褥節的“禮”也長時期不用，依附於“禮”的“樂”也可能失掉它的用場。“樂”的亡佚，或許是時代潮流的自然淘汰。《樂經》的失傳是有它的必然性了，所以《漢書·藝文志》沒有《樂經》。至於東漢末年曹操從荊州得到雅樂郎杜夔，他還能記出《詩經》中四篇樂譜，我卻認為，杜夔所記出的《詩》的四篇樂譜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樂譜。
　　“六經”的次序，據《莊子·天運》和《天下》、《徐無鬼》諸篇、《荀子·儒效篇》、《商君書·農戰篇》、《淮南子·泰族訓》、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禮記·經解篇》、司馬遷《史記·儒林傳序》，都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唯《荀子》《商君書》沒談到《易》）。但到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六經的次序改為《易》、《書》、《詩》、《禮》、《樂》、《春秋》。以後許慎的《說文解字序》以至現在的《十三經》都把《易》改在第一。為什麽到後漢時把“經書”的次序移動了呢？很可能他們認為“經書”的編著年代有早有晚，應該早的在前，晚的在後。《易》，據說開始於伏羲畫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書》中有《堯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詩》有《商頌》，或許是殷商的作品罷，列在第三。《禮》和《樂》相傳是周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於《春秋》，因為魯史是經過孔子刪定的，列在第六。
　　無論《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好，《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好，統稱為“六經”，《樂經》亡失，變為“五經”。《後漢書·趙典傳》和《三國志·蜀志·秦宓傳》都有“七經”之名，卻末舉“七經”是哪幾種，後人卻有三種不同說法：（1）“六經”加《論語》；（2）東漢為《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3）“五經”加《周禮》、《儀禮》。這三種說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種說法正確，唐朝有“九經”之名，但也有不同說法：（1）《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2）《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𠔌梁傳》。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唐太和（唐文宗年號，公元827--835年）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這“十二經”是《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𠔌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到宋代，理學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和《論語》、《孟子》相配，稱為《四書》，自己“集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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