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 》 书断列传   》 卷一      张怀瓘 Zhang Huaiguan

又称《书断》书学论著。唐代张怀瓘著。三卷。上卷列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十体，各述其源流，并加赞文，于各体原委辨论颇精。中、下卷分神、妙、能三品，录古来能书者八十六人，各列小传。传中附录，又得三十八人，征引繁博，颇多佚闻。传世主要有《法书要录》本、《墨池编》本。 《书断》述十体书源流，评书家三品等第。《书估》评书之价值贵贱，《书议》评议19位名书家，《文字论》系与友论书，《玉堂禁经》、《用笔十法》、《书诀》、《评书药石论》等皆叙书艺技巧，《画断》评画家三品等第。 《书断》共上、中、下三卷。上卷卷首一篇自序，序后列总目，总目后逐一叙述书之十体源流，各系以评赞，终为总论。中卷和下卷罗列古今书家，从黄帝时苍颉起，迄至唐代卢藏用止，3200多年间共86人，分神、妙、能三品，各列小传，传中附录38人。卷未有通评一篇。 张怀瓘的几部著作，成书年代先后为：《书断》玄宗开元15年（727年）、《书估》玄宗天宝13年（754年）、《书议》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在唐立国后的110年至141年间。全唐289年，恰当其中。这期间，书坛是什么状况呢？宇宙万事万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书体变化也一样，百状千态。至南北朝时期，书坛好比春秋战国，群雄逐鹿，诸子百家蜂起，真、隶、行、草，各极其变。发展到唐时，君臣上下，竞相钻研此道。且书体已难有出新斗奇之势，转而更加注重笔法结构的争胜，日益强调法度。就书体而言，有六体说（秦朝）、八体说（汉许慎）、三十六体说（王憧）、五十六体说（韦绩），更有多至百体说等等。这复杂纷繁的百家争鸣态势，带来了书体分类学的进步。张怀瓘在《书断序》中写道：“苍黄者唱首，冥昧者继声，风议浑然，罕详孰是。及兼论文字始祖，各执异端，臆说蜂飞，竟无稽古。盖眩如也。”他对当时书体分类混乱情况的叙述是确当的。张怀瓘为了“芟夷浮议，扬榷古今，拔狐之根，解纷拏之结，考穷乖谬，探索幽微”，因著《书断》阐述“书有十体源流”，评判“学有三品优劣”。无疑，他对书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张怀瓘列书十体：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节、行书、飞白和草书。他指出“十书之外，乃有龟、蛇、麟、虎、云、龙、虫、鸟之书，既非世要，悉所不取也”。此所不取者，唐孙过庭在他的《书谱》一书中，持论和他一样。这些杂书，直到现在，于民间还偶有所见，但皆不列入书学研究范围。 张怀瓘说：“（籀文）与古文、大篆小异。”换句话说，古文、大篆和籀文，大体都差不多。既然如此，本着“去小异，取大同”的分类原则，将以上三体合并为一体，统称为篆书。小篆是秦并六国后，始皇用李斯“书同文”的国策，禁用其他书体，并焚书，创立小篆。所谓“篆”，他说：“篆者，传也。”所谓大篆、小篆，并不是指字形有大有小，这里是古今的意思。古今相传，大篆是篆，小篆也是篆。他说：“（小篆是）增损大篆，异同籀文。”既然如此，并古文、大篆、籀文和小篆为一类，统称篆书可也。 他又说：“楷、隶初制，大范几同”，“盖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这清楚地告诉我们两点：一、将篆字的圆转变为方就是隶，隶带有篆意；二、楷、隶大体相同。由是，我们可知，唐时所说的隶就是楷，这同今天我们认定的隶书有出入。而“（八分）本谓之楷书”，“盖其岁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总而言之，现在我们可以把隶和八分笼统地归于一类，统称为隶书。 草书包括章草、行草、今草（小草）、狂草（大草）。他指出“草书之先，因于起草”，这是草书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即他所言“祖出于此”。“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这句话说出了章草与草的本质联系，特别是与今草的联系更为密切。他在《书断》中没有用“狂草”的名称。他写道，草书字体“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神化自若，变态不穷”，这已属狂草的描述。因此，章草、今草、狂草，以及行草，可以笼统地划分为草书一类。 张怀瓘在《书断》中说：行书“即正书之小伪”。什么是正书？正书属于哪一类书体？他没有说，但他运用了这个概念。他又说行书“非草非真”，什么是真书？真书属于哪一类书体？他也没有说，但也运用了这个概念。今日，我们知道“正书”、“真书”和“楷书”，说的是同一书体，仅名称不同而已。关于行书，他又说：“行书非草非真，离方循圆，在乎季孟。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有没有既不兼真，又不带草的这种行书呢？他没有说，确实也难说。既已将行草纳入草书之类，那么，真行便可以纳入真书之类。因实用性强，将兼真带草的这两种行书，仍划分行书体。 至于飞白体，张怀瓘说，东汉蔡邕某日见修饰鸿都门的“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并以题署宫阁”。这是一种实用书体，其法失传，其迹不存，无从稽考。故专辟一体，已无必要。 中国的文字及书法，自古迄今，形态、风韵各具特色。显示了中华民族无比惊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就书体分类而言，从狭义上说，人各一体；从广义上讲，应舍小异、取大同，尽量简约。张怀瓘将书体归纳为十体，无疑是一大进步。今将汉字分为真、行、草、隶、篆五体，或真、草、隶、篆四大体，毫无疑问，是受了张怀瓘书体分类的很大影响。 清代兴化人刘熙载在他的著作《艺概》中写道：“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分为详、简即动、静两类。这是简之不能再简的一种分类了。有趣的是，书之笔画也是两类：点和线。点、线间架有纵横、上下、斜正、揖让、向背。墨写的点线与白色的纸，构成黑与白。动与静、点与线、黑与白，相反相成，体现了阴阳之道，构筑起一个书法世界。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情趣。 张怀瓘所列十体书，每体首先指明由某某所造，这不免有些勉强。但他在《书断●论》中又论道：“权舆十体，相沿互明。创革万事，皆始自微渐，至于昭著。”这也是正确的。这说明，文字及其书法的产生和运用。以及在运用的长期过程中，不断衍化发展着，由古及今至未来，依然如此。比如简化汉字及其书法，是哪一个具体人所造呢？即便其中某一个字，比如“汉”这个字，是谁创造出来的呢？我们只能说是“公众”，这才是文字和书法发展的本源。所以，对他所列各书体之祖，不必作机械式的确认，而只能是模糊性的认同。 《书断》卷中、卷下为：“自黄帝史籀苍颉，迄于皇朝黄门传郎卢藏用, ……论较其优劣之差，为神、妙、能三品，人为一传。亦有随事附者，通为一评，穷其藏否。”按“神、妙、能三品”品评书作，在我国书学史上，他是最早的一位。故《四库全书提要》称“书家有三品之目，自此书始”。这对于书之创作、鉴赏、收藏，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书也有术，“三品”就是一种术。 卷中开篇是前言，后为神、妙、能三品总目，总目后有一段诠释性文字。其后分神、妙、能三品，每品中入品书家按年代为序，逐一立传加以细评。卷中评到妙品止，卷下续评，为能品。然后是一段小结性文字。 今于三品中各录一人为例，以了解他如何确定书品等第。 神品。张芝，字伯英，敦煌人。火焕，为太常，徙居弘农华阴。伯英名臣子，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故时称张有道，实避世洁白之士也。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书出诸杜度。崔瑗云：‘龙骧豹变，青出于蓝。’又创为今草，天纵龙异，率意超旷，无惜是非。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至于蛟龙骇兽，奔腾拏攫之势，心手随变，窈冥而不知其所知，是谓达节也已。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则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以智识，不可以勤求，若达土游乎沉默之乡，鸾凤翔乎大荒之野。韦仲将谓之草圣，岂徒言哉！遗迹绝少，故褚遂良云：‘钟繇、张芝之迹，不盈片素。’韦诞云：‘ 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其章草《金人铭》，可谓变化至极。’羊欣云：‘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并号书圣。然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其斯为当矣。其行书则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之亚也。又善隶书。以献帝初平中卒。伯英章草、行入神，隶书入妙。” 妙品。卫夫人，名铄，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恒之从女，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也。隶书犹善规矩。钟公云：‘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宛然芳树，穆若凌风。’右军（王羲之）少常师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充为中书郎，亦工书。先，有扶风马夫人，大司农皇甫规之妻也。有才学，工隶书。夫人寡，董卓聘以为妻，夫人不屈，卓杀之。” 能品。卢藏用，字子潜，京兆长安人。官至黄门侍郎。书则幼尚孙（过庭）草，晚师逸少（王羲之）。虽阙于工，稍闲体范。八分制，颇伤疏野。若况之前列，则有奔驰之劳。如传之后昆，亦有规矩之法。子潜隶、行、草入能。” 关于神、妙、能三品，各依什么尺度进行品评，读了上列三例，似乎难以捉摸。我们再看他在三品后的总评是怎么说的。总评大致说了这么几点：1. “推其大率，可以言诠”；2. “齐圣齐深，妙各有最”；3. “艺成而下，德成而上”。 我们说，对书法的品评三品，是一个对书法的欣赏问题，是一个审美评价问题。它是一种美的感受，感受后的品评。我们读了这三例，从中看到张怀瓘以及其他书家的评述，都是说的个人对美的感受。书家作书是创作，评者评书也是创作。 张怀瓘说：“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文字论》）这就是说，对书法有深邃认识的人，不是只注重字形，更重要的是如何审视书之内在精神，即由书之点线、间架、布白和章法，给予人的厚重感、力度感、节奏感和生命感等，感悟它的神采、风韵、意境。这审美的眼光、尺度，犹如一面特别精良，具有灵性的镜子一样，有什么照不到、照不出和照不透的呢？对书法作品的品评，怎么会不“圆通”（《书估》）呢？他对书法艺术美的感受和评论是正确的。 汉字是由点、线的运动变化构成。点线的运动是书者掌握毛笔施加于纸上的运动，提按顿挫、轻重缓急、圆转方折以及布黑分白、排列组合等等变化，都是书者意旨所使，都是书者的思想、情感、学识、修养等综合素质的迹化。因此，这点线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只有“深识书者”才能透过凝结在纸上墨的点线，以及字里行间的布墨分白，感悟到作者的精神力量。“冠绝古今”的书家张芝的草书，在古今许多“深识书者”的眼里，能感受到“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若达士游乎沉默之乡，鸾凤翔乎大荒之野”。同时，也只有“冠绝古今“的伟大书家，才能把生命的感悟，贯注到腕底笔端、流露于字里行间，从而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庸者，写不出好的作品，也看不出作品的好坏。道理何在？张怀瓘比喻道：“犹八卦成列，八音克谐，聋瞽之人，不知其谓。” 对书体美的感受过程，是衡“理”动“情”的过程。“理”可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但“情”往往是不完全一致的。评者之情与作者之情会不一致，评者与评者之间的情也不会一致。所以张怀瓘在《书评》的开篇就说：“一味之嗜，五味不同；殊音之发，契物斯失。方类相袭，且或加彼。况书之臧否，情之爱恶无偏乎？若毫厘较量，谁验准的？推其大率，可以言拴。”此论亦非常中肯。 中国书画欣赏品评的标准，往往是相通的。张怀瓘著《书断》，也著《画断》，《画断》也分为神、妙、能三品，也是中国画三品论的最早提出者。可惜《画断》久已亡佚，今其逸文仅见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引。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中，也引用了他的三品说。张怀瓘的书、画“三品说”影响深远，其后列等品评者颇多，然仍以他三品说最为简约。 清代《国朝书品》列神、妙、能、逸、佳五品。包世臣的诠释是：“平和简净，遒丽天成，曰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这里包所说的五品，比照张怀瓘的三品，大致作如下归纳：包的逸品约相当于张的神品;包的神品、妙品，约为张的妙品；包的能品、佳品，约当于张的能品。这样，我们对张的神、妙、能三品标准，约为：神品，“至法天成，风韵超然”；妙品，“妙法从心，神采自然”；能品，“成法在胸，逐迹守象”。 《书断●评》中，张怀瓘说他自己“学渐于博识，不迨能缮奇缵异，多所未尽”，“此皆天下之闻人，入于吕列。其有不遭明主，以展其材；不遇知音，以扬其业，盖不知矣”。“且如抱绝俗之才，孤秀之质，不容于世，或复何根。故孔子曰：‘博学深谋而不遇者，众矣！何独丘哉。’然识贵行藏，行忌明洁，至人晦迹，其可尽知？”这种慨叹是真切的。 泰州图书馆所藏抄本《书断》的书后有一篇赵僎对《书断》的简略评论。将《书断》比之“大《易》之制”、“《春秋》之典”，指出“古或作之有不能评之，评之有不能文之。今斯书也，统三美而绝举，成一家以孤振。虽非孔父之。今斯书也，统三美而绝举，成一家以孤振。虽非孔父所刊，犹是丘明同事。伟哉！伟哉！“张怀瓘的《书断》确系一部永炳书史的书评巨著，将永远给习者以指导和启迪，将常读常新。
卷一 ○古文 按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苍颉仿象”是也。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为篆。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甄酆定六书，三曰：“篆书”。八体书法，一曰“大篆”。又《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并此也。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甄酆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 ○八分 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为八分，言有默，始皇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召之，三征不至，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飞去。” ○隶书 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以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在，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章草 按章草，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隋渐以行之是也。” ○行书 按行书者，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伪。务従简易，嗉淞？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钟元常善行书是也。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 ○飞白 按飞白书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 ○草书 按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驲，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今之草书也。” ○汲冢书 汲冢书，盖魏安釐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自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详。今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斯善书，自赵高已下，咸见伏焉√诸名山碑玺铜人，并斯之笔书。《秦望纪功石》乃曰：“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笔经》）斯妙篆，始省改之。为小篆者《苍颉篇》七章。虽帝王质文，世有损益，终以文代质，渐就浇醨。则三皇结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谓实。草隶谓华。妙极于华者，义献。精穷其实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李斯书，如为冠盖，不易施手。 ○萧何 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 ○蔡邕 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善音，明天文术数。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女琰甚贤明，亦工书。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观者如市。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为神。”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骃，子玉。官至济北相，文章盖世。善章草，书师于杜度，媚趣过之。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利金百炼，美玉天姿，可谓冰寒于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隐谓之“草贤”，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张芝 张芝，字伯英。性好书，凡家之衣帛，皆画而后练。尤善章草，又善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又云：“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笔而成。作英草行入神。隶书入妙。” ”伯英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 ○张昶 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隶入能。 ○刘德升 刘德升，字君嗣。颖川人，桓、灵之世，以造行书擅名。既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钟繇并师其法。世谓钟繇善行狎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钟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师宜官 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酤酒多售。则铲灭之，后为袁术将。钜鹿耿球碑，术所立，宜官书也。 “宜官书，如雕羽未息，翩翩自逝。” ○梁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举孝廉为郎，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郎，灵帝重之，魏武甚爱其书，帝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 ○左伯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亦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研妙晖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 ○胡昭 胡昭，字孔明，颖川人。少而博学，不慕荣利，有夷皓之节。甚能籀书，真行又妙。卫恒云：“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尺牍之迹，动见默。”羊欣云：“胡昭得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张华云：“胡昭善隶书，茂先与荀勖共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谓宿士矣。” ○钟繇 魏钟繇，字元常。繇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搥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笔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笔阵图》）。繇尤善书于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于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书，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矣。元常隶行入神，草、八分入妙。钟书有十二种，意外巧妙，绝伦多奇。 ○钟会 钟会，字士季，元常少子。善书，有父风。稍备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亦所谓剑则干将、镆鎁焉。会尝诈为荀勖书，就勖母钟夫人，取宝剑。会兄弟以千万造宅未移居，勖乃潜画元常形像。会兄弟入见，便大感恸，勖书亦会之类也。会隶、行草、章草并入妙。 ○韦诞 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于张伯英，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龙孥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云：“京兆韦诞、诞子熊、颖川钟繇、繇子会，并善隶书。”初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纟丸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比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然草迹之妙，亚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将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将，工书。子熊，字少季，亦善书。时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 又云：“魏明帝凌云台成，误先钉榜，未题署。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榜题。去地二十五丈，诞危惧，戒子孙，绝此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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