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魔志怪 》 xù jì gōng chuán   》 chū bǎn shuō míng      kēng yú shēng Keng Yusheng

济公的故事，虽为长篇巨制，实际上是由许多独立的故事联缀而成，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系列剧而非连续剧。因此，《续济公传》虽名为续集，情节却完全可以独立于《济公全传》之外而存在。而且故事内容与人物形象，与《全传》比也有较大的变化。续集叙述了济公率领弟子，劝导一批忠臣后裔和江湖义士，严惩卖国投降的奸臣和皇亲国戚，平定“大狄国”的内患，以保南宋江山“国泰民安”的种种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济公的活动范围从市井社会拓展到整个朝野江湖，其所作为也从撮合男女美满姻缘、扶危济困、除怪降妖扩展到关系国家安危的军机大事，社会场景更为广阔，情节也特别丰富、曲折，引人入胜。济公的形象也从一个游戏人间行侠仗义的“颠憎”，逐渐演化成一个忠肝义胆、神机妙算、佛法无边的济世活佛。 济 颠 形 象 与 民 众 心 理 徐永恩 中国历史上，有三位和尚举世瞩目，名扬寰宇，即唐代的玄装，鉴真和宋代的济颠。玄装跋山涉水十七年，历尽险阻，向西天竺求取佛经，昭示的是中华民族主动接受外来文化的虔诚与坚毅；鉴真飘洋过海十二年，前后七次饱尝劫难，东渡日本传经布道，昭示的是中华民族主动传输本土文明的执着与勇敢。两者都以虔诚和执着而对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卓绝。一部《西游记》小说使唐僧玄装成了孺妇皆知的公众人物，而与玄装功绩相类的鉴真却因无《西游记》之类的名著为之张扬，其知名度比玄装稍逊一筹。所幸的是，新中国发行的鉴真邮票稍可弥补不足，因为鉴真是唯一上了国家名片的和尚。 宋僧济颠，就业绩与功勋来说，根本无法与玄装、鉴真相提并论。济颠不过是一位不守清规，游戏风尘的疯和尚，用当今的话说，仅仅是一位另类和尚而已。就算济公重修慈寺，是一位高僧大德，也仅仅是一位高僧或者名僧。这种高僧僧史上比比皆是。倘若说济公为人排忧解难，具有慈悲精神，这也只是践行佛教所信奉的大慈大悲的信条罢了，亦非济公所独有。但是，济颠的知名度却远远超过玄装与鉴真。 那么，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何以能走上神坛，幻化为罗汉、活佛？这恐怕是一种发人深思，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从人到神，从道济到济颠形象，经历了几个朝代的演化，纵然有这样那样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却是民众自己把济公捧上了神坛。即民众心理促使济颠形象的塑造成形并使之流芳百世。 一 济颠自身具有民众认同的某种特质 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 舍利凡一善有常者咸有焉。不用阇维法者，故未之见。都人以湖隐方圆叟舍利晶莹而耸观听，未之知也。 叟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远孙，受辞于灵隐佛海禅师。狂而疏，介而洁，着语不刊 削，要末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缁逸韵。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荡、康庐、潜皖题墨尤隽永。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游族姓家，无故强之不往。与蜀僧祖觉大略相类，觉尤诙谐。它日，觉死。叟求予文祭之，曰： 于戏，吾法以了生死之际验所学，故曰：‘生死事大。’大达大观，为去来，为夜旦，颠沛造此，无非定。死而乱耶？譬诸逆旅宿食，事毕，翩然于迈，岂复滞留？ 公也不羁，谐谑峻机，不循常度，辄不逾矩。白足孤征，萧然蜕尘化门。既度一日，千古迥超尘寰于谭笑间。 昧者昧此，即法徇利，逃空虚，远城市，委千柱，压万指，是晃漾无眹为正传，非决定明训为戏言。坐脱立亡，斥如斥羊，欲张赝浮图之本也。相与聚俗而谋曰：‘此非吾之所谓道，灵之迈往，将得罪于斯人；不得罪于斯人，不足以为灵所谓道也。’ 叟曰：‘嘻，亦可以祭我。’逮其往也，果不下觉。举此以祭之，践言也。 叟名道济，曰湖隐，曰方圆叟，皆时人称之。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于净慈。邦人分舍利，藏于双岩之下。 铭曰：壁不碎，孰委掷，疏星繁星烂如日；鲛不注，谁泛滥，大珠小珠俱走盘（1）。 该塔铭略述济公的狂疯之态，①嗜酒如命，以衣兑酒，“暑寒无完衣”，寝食无定处，举止确实有点反常。②善诙谐，与蜀僧视觉相类。其实诙谐，称不上颠狂，体现一个人的幽默风趣，机敏睿智而已。③语言张狂，“着语不利削”，竟能“尽合准绳”且“往往超谐”，有晋宋名僧的流风逸韵。这一点似乎也算不上疯颠。④“信脚求天下，落魄四十年”，只是告诉世人，济颠是一位不甚得志的云游僧。云游四方更与疯颠不相及。作者对他的评价是“狂而疏，合而洁”。即疯狂而粗疏，有独特之行而洁净（高洁）。 此文当是解读历史上的宋僧道济最有力的文献。因为作者居简(1164—1246)，南宋潼川人，曾筑室居杭州飞来峰北涧三十年，为净慈寺37代住持，是与济颠同是代的和尚，且与济颠同住净慈寺。其铭文当属可信。 再看济颠的供状（2）： 南屏山净慈寺书记僧道济，幼生宦室，长入空门，宿慧神通三昧，今修语具辩才。理参无上，妙用不穷。云居罗汉，唯有点头；秦州石佛，自难夸口。卖萝卜也吃得饭，打口鼓侭觅得钱。倔强塞过德州人，跷蹊压倒天下汉。尼姑寺里讲禅机，人俱笑我颠倒；娼妓家中说因果，我却自认风狂。唱小词，声声般若；饮美酒，碗碗曹溪。坐不过，禅床上翻筋斗；戒难持，钵盂内供养屠儿。袈裟当于卢妇，尽知好酒颠僧；禅仗打倒庞婆，共道风流和尚。醉昏昏，偏有清头；忙碌碌，的无拘无束。欲加其罪，和尚易欺。但不犯法，宣威难逞。请看佛面，稍动慈悲；拿出人心，从宽发落。今蒙取供，所供是实。 此供状倒有点颠味：①语言狂妄，称自己“神通三昧，语具辩才”，连云居罗汉也要对他点头，乐山大佛羞于夸口。②行为跷蹊，不守常规。谈禅理，说报因，到佛教禁入的娼家；耐不住坐禅，便在禅床上翻筋斗；守不住戒律，即拿袈裟去换美酒；唱小词，饮美酒，活脱脱的一个风流和尚。③颠不迷真。颠通“癫”，疯；狂。是一种病。颜师古注《急就篇》曰：“颠疾，性理颠倒失常。亦谓之狂獝，妄动作也（3）。” 颠，指精神失常，指精神分裂症。可以引申为放纵不羁，轻狂，轻薄。济颠的“颠”正是放纵不羁，轻狂。 其《呈冯太尉》诗：“削发披缁已有年，只同诗酒是因缘。闲看弥勒空中戏，困向毗卢顶上眠。撒谎便能欺十圣，低头不顾三贤。茫茫宇宙无人识，犹道颠僧绕市廛（4）。”道出自己的最爱，竟是诗与酒。作诗不违教规，饮酒却违反戒律。 济公嗜酒，显然违反佛教徒所应遵守的五条戒律。这五条戒律是：①不杀生，②不偷盗，③不邪淫；④不妄语，⑤不饮酒（5）。《大乘义章》卷十：“此五能防故名戒。前三防身，次一防口，后一种通防身口，护前四故（6）。”反之，即五恶。济颠恰恰违反了通防身口的第五戒。 济公嗜酒，竟自称“我是李太白（7）”。唐代的浪漫诗人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8）”，“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　　　 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9）”。李白在襄阳大醉如泥，被儿童拦住拍手唱歌，引起满街的喧笑，却仍要“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10）。”杜甫曾称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支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11）”，“敏捷诗千万，飘零酒一杯（12）。”如果说李白嗜酒，是蔑视权贵，展示恃才放旷，潇洒飘逸的个性。然一生壮志难酬，欲一醉解千愁，却是“借酒浇愁愁更愁”。 那么，济颠的嗜酒便算是对佛门清规的一种叛逆。因为，佛教的清规戒律无一不体现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法制度，况且宋太平兴国年间曾明文规定：若有卖酒肉给僧人，可以举报，朝廷以重罪论处。济公的嗜酒明为不守戒律，实则与朝廷态度相左，是对朝廷宗法制的一种无声抗争。 正是这种微弱或者说是无力的不守常规的叛逆行为，使民众内心潜藏的意识为之共鸣。民众从济颠的叛逆，看见了自己内心潜藏对封建宗法制的叛逆心理。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心理投射。 因为，南宋王朝背负丧权失土的耻辱，向金人纳币称臣，大半北方国土被金人占据，不思励精图治；抗金将士救国无门。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擅权，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势处于崩溃边缘；连年饥荒，民不聊生，而朝廷依然笙歌燕舞，“直把杭州作汴州。” 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照诗：“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人勤织长无衣（13）”；戴复古诗：“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可如此，君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14）。”赵汝鐩诗：“我腹不饱饱他人。终日茅檐愁冻死（15）！” 韩淲《贺新郎》词： 万事佯休去，漫栖迟、灵山起雾。玉溪流渚，击楫凄凉千古意，怅怏衣冠南渡。泪暗洒、神州沉处。多少胸中经济略，气［］［］、郁郁愁金鼓，空自笑，听鸡舞。 天关九虎寻无路。叹都把、生民膏血，尚交胡虏。吴蜀江山元自好，形势何能尽语。但目尽、东南风土。赤壁楼船应似旧，问子瑜公瑾今安在。割舍了，对君举（16）。 此词缅怀靖康南渡，叹先辈北伐遗愿，至今未能实现，此恨千古难灭，写尽南渡以来屈辱局面，锋芒直指南宋朝廷。 这样的反叛心理普遍存在于无法聊生的民众中，存在于救国无门的爱国志士中，存在与渴望收复失地的将士中，他们从济颠身上获得了自己心中永远也无法实现的那种怨恨、叛逆和反抗行为的满足。 再说“佛教害怕痛苦，并放弃存在，放弃人的个性，以便摆脱痛苦（17）。” 济公以醉掩本性，是人性自我意识的张扬，欲在痛苦中寻找被摒弃、被扼杀的个性，是对被佛教扼杀的人的个性的自我拯救。 有个现象值得注意，济颠的生卒是1130？—1209年，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而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生卒是1129——1200年，正好与济颠同时代，这恐怕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政治上早年主战，后转为主守。一生大部分时间用在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上，在哲学上发展了两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主张“理在先，气在后”、“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的学说成为宋明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的正统，控制了社会意思的各个领域（18）。民众正是从济颠的叛逆看到了自己内心对人性的解放，追求个性自由的渴望。因而民众对济公便格外崇拜，使济公走上神坛有了可能。 二．说书人迎合听众心理，塑造济颠形象，使济公逐步走上神坛。 中国的小说从唐传奇、宋话本到明清小说的发展历程中，说书人的贡献不可磨灭。鲁迅先生说： 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又不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听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吾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说书人说话时所用的底本称之为话本（19）。 宋南渡以后，汴京之说书之习，杭州亦盛。据吴自牧《梦梁录》记载有三科：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数家，各有门庭。且小说者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发迹变态之事……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谈经者，谓演说佛书， 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又有说诨经者。……讲书史者，谓讲说《通鉴》，汉唐代历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20）。 周密的《武林旧事》已列有说书人三种，曰演史，曰说经诨经，曰小说（21）。与《梦梁录》同。看来南宋之时，说经或诨经的三分说书天下，于是，说济公的平话应运而生。据路工介绍： 济颠的传说自南宋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明嘉靖年间晁瑮的宝文堂书目，记载了《红倩难济颠》的平话，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里也记载了嘉靖年间杭州人讲济颠的故事（22）。 《红倩难济颠》的话本可能难以见到，题“仁和沈孟柈”述，日本内阁文库藏的明隆庆己巳（1569年）四香高斋平石监刻本的《钱塘湖隐济颠语录》（以下简称《语录》），可能是现今能见到的最早说济颠的话本。 《语录》中的济颠不仅仅是有点疯狂的人间凡僧，而是超凡脱俗能知过去未来的圣僧。话本极力渲染济颠的“颠”，嗜酒如命；耐不住坐禅，便在禅床上打筋斗；甚至和猿猴打闹，翻筋斗；和小儿戏耍，唱小词，去西湖采莲；贱视自己的肉身为“顽皮袋”，“臭皮囊”；寒暑无完衣，赤着双脚，别人送给他的绫、银两，都舍给乞儿；视钱财如粪土，当讲主因财物被偷而伤心时，济公劝解说：“出家人要财物何用？待他偷去，倒省得记挂（23）！”临圆寂时，徒弟沈万法求济公“胡乱把两件与弟子作忆念”时，济公道：“来时无一物，去时无一物。若要我衣钵，两个光卵核（24）。” 结交社会名流，王公贵族，计有十六厅朝官、二十四太尉、十八财主。结交如此多的社会名流，是为募化更多的钱财服务。果不其然，济公托梦给太后，募化了三千贯钱修寿山福海藏殿；托梦皇上，朝廷便派人送银三万贯。朝廷出资建净慈寺并非空穴来风，因为 “宋高宗赵构登基后，即大力提倡佛教，将北宋徽宗时改为道宫的佛庙寺院，全部恢复佛寺原名，并大力出卖度牒，使僧尼人数继续增加，致使高宗绍兴年间，出现了‘无路不逢僧’的景况。赵宋宗室文化从而由北宋时期的道教色彩，变成了佛教色彩，形成了‘北道南释’的神秘特征（25）。”济公替原先从道的徐居士写疏头，让其从王太尉处得度牒，正是这种去道崇佛现象的极好注脚。 然而，说书人却是说给听众里的社会名流听的，希望他们也象话本中的王公贵族一样善结佛缘，慷慨解囊。 《语录》写济公的慈悲着墨不多，济公为张公张婆要回前世被劫之财；为馄饨铺老板唤走门前的死人（此人或许是羊癫病患者，昏厥在门前），奔山下而死；翻倒酱缸，放走两条赤练蛇，救人一命；让陈干娘得神子挣了三千贯钱；为馄饨铺题诗（用现在的话说，是提高店铺的知名度，以增加经济效益）；掩后生免遭雷击；裸身为王家女儿治痨病；为王公下火；拿别人送他的绫子和钱舍给乞儿等。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①济公给予恩惠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劳苦民众，而是大都有小本经营的小市民，仅乞儿和王生与济公素不相识。②且这些小老板都曾给过济公酒啊饭啊，即给过济公好处的。济公领情而知恩图报。济公的行为就是佛教所说的广结善缘，为佛教招揽更多的善男信女崇佛。 其实，这些慈悲又无不笼罩在因果报应的循环论中。因此说《语录》的主旨，乃是宣扬佛教的佛法无边，神通广大，如火化蟋蟀、虱子、虾蟆，见青衣童子上升；死后还托人投书还鞋等神异之事，乃自神其教而已。 《语录》杂六朝志怪小说、唐人传奇和神魔小说于一体。如金身罗汉投胎，即类似于六朝志怪小说。《法苑珠林》十三载： 汉明帝梦见神人，形垂二丈，身金黄色，项佩日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致竺，写致经像（26）。 身金黄色的神人与金身罗汉有异曲同工之妙。济公的出身被说成是金身罗汉投胎，与《西游记杂剧》中的唐三藏由原来的凡夫俗子一变而为“西天毗庐尊者”托化陈光蕊家为子，长大出家为僧，往西天取经阐教，同出一辙。 就连济公最本质特征的“颠”，完全是瞎堂禅师奉伽蓝的旨意，特意点化而成的。《语录》写济公初次坐禅，因耐不住，连跌几次，被监寺的打得头上起了鸡皮疙瘩，于是想脱僧衣还俗。“先是伽蓝已告知长老，言天台山出家的罗汉，近差念头，我师可点化他，休得放去。”济公声称无酒肉，又吃不饱；坐禅打跌，又挨打熬不过，问长老：这样如何得成正果？长老叫济公近前，只一掌，道：“此人必悟。”只见道济扒将起来，看着长老胸前只一头，将长老撞翻，跌下禅椅，径奔走了……又去用头撞首座的和尚。长老还说被济公偷走了“禅门大宝”。僧众以为济公疯了，道济道：“我痴则痴，自家知。” ……次早，长老方丈独坐，寻想道济虽如此，未知他参得透否？于是长老召僧众曰：“昨夜三更月正明，有人晓得点头灯。蓦然思起当时事，大道放知一坦平。”济公闻讯上堂道：“弟子记得当时事。” 长老曰：“既然晓得，盍从大众之前发露？” 道济就在法座前打一筋斗，正露出当面物事。众僧掩口而笑，长老道：“真乃吾家之种。”自此，济公则越发疯起来，僧众便称道济为济颠。之后长老在僧众欲责打济公的单子上批了“禅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27） 这正是一出绝妙的双簧，长老这一掌分明暗示济公装颠，以颠掩人耳目。这样急啊肉啊，全都有了；且坐禅，挨打，也可一笔勾销。济公果然也“参得透”，领会长老的暗示，便越法疯了。到这里，读者才清楚，济公之“颠”，非本来纯乎自然，发乎本性的“ 颠”，而是本于佛祖旨意以颠掩真，中饱皮囊而已。怪不得济公只在寺里疯癫，寺外却与常人无异。 尤其可笑的是，济公露出物事时，长老曰：“真乃吾家之种。”若非具有慧眼，自然无法从此物事上观见是否为“吾家之种”，不知长老何以观之？我们局外人自然无法知道。然就其露阴行为而言，当属精神分裂症中的“露阴癖”。然推测长老之意，大概是济公露阴，乃是真颠的表现，此颠之真也；且又窥见济公的修元之“元”依旧，故有此言吧。联想到 《西游记》中的唐僧，时时害怕破阳丧身。“我的真阳为至宝，怎肯轻易与你这粉骷髅（28）！”“怎肯丧元阳，坏了佛家德行；走真精，误了本教人身？我若把真阳丧了，我就身堕轮回，打在那阴山背后，永世不得翻身（29）！”《西游记》里的女妖精都以为“唐僧乃童身修行，一点元阳未泄，正欲那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呢（30）！”因此可以说，济颠的“颠”完全是长老一手导演的装颠、假颠！ 《语录》充斥着佛法无边，因果报应，以及“万物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的宗教世俗化观念，真是佛徒自神其教的典型表现。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则有方士亦自造伪经，多作异记，以长生久视之道，网罗天下之逃苦空者（31）。”此《语录》当属“宾主参禅悟道等事”的说经诨经。据此推测《语录》的说书人本身极有可能就是佛徒，或者是佛教信徒。据《武林旧事》开列的说经诨经是僧尼的说书人就有十八人之多。 说书人把说书场演化为宣扬玄机禅理的戒坛，意在最大限度的吸引听众，使听众在公共空间里欣赏小说成了某种公众娱乐和公众狂欢的性质。 “说书人对应众审美期待具有某种揣摩和迎合的性质。一方面，听众的喜悦、满足，意味着说书人的成功，也就意味着小说审美价值的实现。因此，传统小说的叙述与接受过程，往往是说书人不断揣摩听众心理，不断迎合的过程（32）。” 由于“所有人都部分地受对快乐、权力和智慧的这些欲望的促动（33）”，无论那个阶层的听众，内心都有对这些欲望的渴求，于是说书人把自己心理潜藏的心理偶像（或心理心象）表述为神话或超意志力的神异怪谈，以期引起听众的心理投射，激发其内心的幻想以满足愿望，使 “头脑深处的更大的快感释放出来（34）。”从而达到听众增加，生意兴隆，使自己的生存获得最大的利益。 三．僧徒利用民众心理，炮制济公神话，使济公彻底走上神坛。 济公的事略，屡见于僧史，南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济颠》比较贴近地记述了济公的行略。入明后，至少有三种传记见于僧史。 1．释大壑撰的《道济传略》（35）。（详下文） 2．释传灯的《济颠传》（36）。传灯（1554—1628）俗姓叶，号无尽，衢州龙游（今属浙江）人。居天台高明寺，中兴天台宗，人称幽溪大师，编有《天台山方外志》、《幽溪别志》等。传灯的《济颠传》显然是摘录大壑的《道济传略》，表现在：①“母王氏，梦吞日光生”济公。②“乃天台五百应真之流”也，比大壑的增加了“天台”两字，因相传天台山石梁方广寺为五百罗汉道场。③对大壑所记灵异事，仅称其“逆行顺行，言行叵测。其济物利生，神通感应，事迹颇多”。 3．释明河的《二颠师传》（37）。明河（1588—1640），号汰和，吴郡华山寺华严宗僧人。该传记述了二位颠僧：济颠与明颠“皆以素风颠”著称。所写济颠的行状与居简的塔铭相去不远，称济颠“息人之诤，救人之死，皆为于戏谑笑间。神出鬼没，人莫能测。”只是“寒暑无完衣”，表述为“不著裈，形媟露人，姗笑自视。”这显然受《语录》的影响而书。 传灯的《济颠传》与明河的《二颠师传》对后世神化济颠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大壑的《道济传略》。为了说明，照录全文如下： 道济，字湖隐，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绍兴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也。年十八，就灵隐瞎堂和尚远落发。风狂嗜酒肉，浮沉市井，或与群儿呼洞猿、翻筋斗游戏而已。寺众讦之，瞎堂云：“佛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遂不敢摒。自是人称济颠。 远公示寂，往依净慈德辉为记室，矢口成文，信笔满纸。尝欲重新藏殿，梦感皇太后，临赐帑金。嘉泰四年，夕醉，绕廊喊：“无明发！”众莫悟。俄而火发毁寺，乃自为募疏，行化严陵，以袈裟笼罩诸山，木自拔，浮江而出。归报寺众曰：“木至江头矣！”将集众搬运，祖曰：“无庸也。”在香积井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监寺欲酬之钱，辞曰：“我六甲神，岂受汝酬乎？”遂御风而去。 濒湖居民食螺，已断尾矣，师乞放水中，活而无尾。九里松酒肆之门，有死人，主人大惧，师以咒驱其尸，忽奔至岭下而毙。一日骤雨忽至，邑生黄者，趋避寺中，师预知其当击死。呼匿左下，衣履之。雷绕左下不得，遂击道旁古松而已。师常为人下火，累有果证。至火化蟋蟀，见青衣童上升，诸显异不可殚述。 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忽又喊：“无明发！”寺众咸惊，谓且复火。而师乃索笔书偈曰：“六十年来狼籍，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书讫，掷笔而逝。荼毗，舍利如雨，葬虎跑塔中，俗寿六十，僧腊四十有三。 时有行脚二僧，遇师六和塔下，授书一封鞋一双，寄往住持崧和尚。崧启视，大骇曰：“道济终时无鞋。此老僧与道济之鞋。荼毗矣，而独不坏耶？”明日，复有泉塘役人自天台回，又寄崧诗云：“片帆飞过浙江东，回首楼台渺漠中。传与诸山诗酒客，休将有限恨无穷，拄杖挑云入乱峰。欲识老僧行履处，天台南岳旧家风。”盖五百应真之流云。 《道济传略》极力神化济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杜撰神话。 ①“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这是一则创世神话，此类神话在先秦史籍中屡见不鲜，《史记》里就有不少例子。《史记·秦本纪》载：“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38）。”李善注引《河图》曰：“皇帝时，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意感，生白帝朱宣（39）。” “舜的母亲叫握登，曾因看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40）。”尧是庆都在欣赏春光时，与赤龙交合而生。黄帝是母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于寿丘。 如果说，这些神话，是司马迁对远古母系氏族人类繁衍的困惑而记述，尚可理解。而在人类历史发展到十六世纪的明代，竟创造出母系氏族般“梦吞日光”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神话，以达到“自神其教”的目的，实是荒唐；或者说是 “灭人欲”到了如此严酷地步，竟不要或不认亲生父亲，岂不可笑而又可悲？ ②“行化严陵，以袈裟笼罩诸山，木自拔，浮江而出，归报寺众：‘木至江头矣！’将集众搬运，祖曰：‘无庸也。’在相积寺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监寺欲酬之钱，辞曰：‘我六甲神，岂受汝酬乎？遂御风而去。” 此则神话折取道家呼风唤雨，移山填海，符录经咒之法力于济公身上。“袈裟笼罩诸山”使人联想至《封神演义》中的混元气斗法宝，竟把交战双方的兵将均笼于此宝中，连去西天取经返还东土路过的唐僧师徒亦被罩在其中，其法力可谓广且大矣。“六甲神”，乃道教神名，即甲子、甲戊、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大阳神与六丁（丁卯、丁已、丁末、丁酉、丁亥、丁丑）六大阴神相对，统称六丁六甲，《无上九霄雷霆玉经》：“六丁玉女，六甲将军。”据说：“六丁六甲”为天帝役使，能“行风雷，制鬼神。”道士可用符箓召请 “祈禳驱鬼。”《道藏》有《灵宝六丁秘法》、《上清六甲祈祷秘法》（41）。出乎意料，作为僧人的大壑竟也能驱使“六甲神”来香积寺中，为济公古井运木。道为佛用，真可谓“佛法无边”矣！ 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大壑（1525—1576），字元津，钱塘（今杭州）人，净慈寺主持。因能诗工绘，博学善辩，士大夫目之为支道林。曾创修《南屏净慈寺志》。主要生活在明世宗嘉靖年间。从朱元璋开始，明代帝王大都崇尚方术，信奉道教。明 “世宗是明代最崇道教的皇帝（42）”，在这种大环境下，大壑把道教的神祗请来为他帮忙，为佛教使用，也合乎当时现实，并无意间印证了三教合一的时代潮流。况且神魔小说盛行于世，鲁迅先生说： 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宣和之时，元号归佛，亦甚崇道，其惑故遍行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以方伎杂流拜官，荣华熠耀，世所企羡，则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43）。 大壑很自然受当时文艺潮流的影响，因而把济公传略也写成类似于神魔小说。 另一方面，《道济传略》全盘照抄《语录》的灵异之事六则：①放生断尾螺；②馄饨铺门前死了一人，“师以咒驱其尸”。至岭下而毙。③掩黄生避寺中，免遭雷击。④为蟋蟀下火，见青衣童子上升。⑤济公临终前喊“无明发”。⑥死后在六和塔托行脚僧寄书与鞋。⑦死后托钱塘役人自天台寄诗崧长老。 大壑杜撰《道济传略》，企图利用民众喜欢济公的心理，宣扬佛法无边，阐释禅机玄妙，张扬净慈寺神异，以达到宏教之目的。 果然后世小说家从大壑的《道济传略》中汲取营养，进一步添油加醋，使济公神上加神。比如“古井运木”，著作家无不加以渲染夸大，甚至被目为人类的特异功能。 四．后世济公作品的创作，依然以满足民众的心理为前提。 清末郭小亭在《语录》的基础上，结合大壑的《道济传略》，汇聚280回本的《济公全传》以及 120回本的《评演济公传前后集》，编著了240回本的《评演济公传》。其后坑余生的《续济公传》更是鸿篇巨著。总之，篇幅越来越长，故事越编越多，济公也越来越神。于是小说集侠义、公案、神魔于一体，塑造了一个扶危济困，仗义扶贫，除暴安良，拯弱救死，惩恶扬善的济公形象，使济公成为民众脱离苦海的救世主，成为十全十美的道德化身。 这种济公形象恰恰是生活在末落的封建时代，呻吟于暴政枷锁之中，悲号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之下的民众所渴望的。民众反抗无力，斗争无能，失败之余，往往希望于英雄豪杰，幻想借助于超人的力量来改变现状，求得精神上的慰藉，于是民间的和专业的作家艺术家利用民众这种心态把侠士剑客、绿林豪杰、神仙道流的特点硬按在济公身上，换句话说，即是袭用济公这个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名字，另行构想一部巨制而已。 同样地，在当今时代，作家艺术家依然是迎合、利用民众喜欢济公的心理，从而创造类似于崇拜的偶象，以填塞民众灵魂的荒野，使让民众得到最大限度的心理满足，从而为自己获取最佳的创作效益。济公便走出国门，奔向世界，名震寰宇。于是，艺术家便名利双收，皆大欢喜。济公成了某些人的摇钱树。 纵观济公从一个行为有点疯颠的僧人被棒上神坛，成了忠肝义胆、神机妙算、佛法无边的活佛的全过程，都是“作者的无意识通过作品，得到象征性表现，获得意愿的满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自居作用，即设身处地去感受，同样得到想象的满足（44）。 ”简言之，是历朝的民众自己使济公从人变成神。 注：⑴转引自许尚枢《天台山济公活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90—91页，1997年版。 ⑵《道藏精华录·济祖师文集》，转引自许尚枢《天台山济公活佛》，第89页。 ⑶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第1825页，1992年版。 （4）文正义《解读济公》，首届吴越佛教研讨会论文，见www．Baidu．com新闻网页。许尚枢《天台山济公活佛》引作《赠冯太尉》。 （5）、（6），（41）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第67页，第222页，1981年版。 （7）（23）（24）路工编《明清平话小说·钱塘湖隐济颠师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58页，第262页，第285页，1986年版。 （8）（9）（10）李白《行路难》，《将进酒》，《襄阳歌》，转引自《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第258页，第225页，第255页。1986年版。 （11）（12）杜甫《不见》，《饮中八仙歌》，转引自《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第532页，第433页。1986年版。 （13）徐照《促促词》，转引自《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132页，1991年版。 （14）戴复古《庚子荐饥》，同上，第1220页。 （15）赵汝鐩《耕织叹》，同上，第1220页。 （16）韩淲《贺新郎》，《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787页，1988年版。 （17）〔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张源等译，《精神与实在》，中国城市出版社，第113页， （18）刘佑平《中华姓氏通书·朱姓》，东方出版社，第155页，2000年版。 （19）（26）（31）（4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文集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1477页，第1459页，第1460页，第1492页。1995年版。 （20）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96页，1984年版。 （21）周密《武林旧事》，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05—106页，1984年版。 （22）路工《明清平话小说·钱塘湖隐济颠师语录》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6页，1986年版。 （25）沈其新《中华姓氏通书·赵姓》，东方出版社，第224页，2002年版。 （27）路工《明清平话小说·钱塘湖隐济颠师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43—244页，1986年版。 （28）吴承恩《西游记·色邪淫戏唐三藏性正修持不坏身》，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11页，1984年版。 （29）吴承恩《西游记·姹女求阳元神护道》，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45页，1984年版。 （30）吴承恩《西游记·姹女育阳求配偶心猿护主识妖邪》，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22页，1984年版。 （32）杨联芬《新之启蒙与公众舆论——论晚清新小说的价值》，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四期，第194页。 （33）〔美〕默里·斯坦因著，喻阳译《变形：自性的显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8页，2003年版。 （34）孙恺祥译《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诗人同白昼梦的关系》，中国展望出版社，第51页，1986年版。 （35）载《南屏净慈寺·法嗣门》，转引自许尚枢《天台山济公活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93页，1997年版。 （36）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圣僧考》，香港百通出版社据光绪甲午年佛陇真觉寺原刻本影印，卷之五第七页，2001年版。 （37）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九，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32页，1991年版。 （38）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转引自《中华姓氏通书·赵姓》，东方出版社，第18页，2000年版。 （39）李善注引《河图》，见刘佑平《中华姓氏通书·朱姓》，东方出版社，第23页，2000年版。 （40）孔彦泓《中华姓氏通书·陈姓》，东方出版社，第33页，2000年版。 （42）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96页，1991年版。 （44）张隆溪《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见〔美〕卡尔文·斯·霍尔等著《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第225页，1986年版。
出版说明 颠僧济公的故事，肇源深远，宋代已露端倪。明代即有演说济公故事的小说行世。至清代，署称“济公全传”的小说已非一种，济公的故事流传极广。于是，济公传的续集也相继出现，有多至一百二十卷、一千二百回的（见张颖、陈速《通俗小说书目补遗及其他》）。我社“古典通俗小说文库”中已出版有《济公全传》一种，现在推出其续集（续至八集），以满足喜爱济公故事的读者的愿望。 济公的故事，虽为长篇巨制，实际上是由许多独立的故事联缀而成，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系列剧而非连续剧。因此，《续济公传》虽名为续集，情节却完全可以独立于《济公全传》之外而存在。而且故事内容与人物形象，与《全传》比也有较大的变化。续集叙述了济公率领弟子，劝导一批忠臣后裔和江湖义士，严惩卖国投降的奸臣和皇亲国戚，平定“大狄国”的内患，以保南宋江山“国泰民安”的种种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济公的活动范围从市井社会拓展到整个朝野江湖，其所作为也从撮合男女美满姻缘、扶危济困、除怪降妖扩展到关系国家安危的军机大事，社会场景更为广阔，情节也特别丰富、曲折，引人入胜。济公的形象也从一个游戏人间行侠仗义的“颠憎”，逐渐演化成一个忠肝义胆、神机妙算、佛法无边的济世活佛。作者实在是将旧时群众心目中理想人物的美德、本领，集于济公一身了。 作为流传于民间的通俗小说，《续济公传》的语言明白流畅，极近口语。济公的滑稽诙谐，自不待说，其他人物的语言也都尽肖口吻，贴近生活，十分生动有趣。 《续济公传》自续六开始，署名“坑余生初稿”，续七序末署“坑余生写于申江心出家之龛中”。据此，作者似为一饱经磨难的出家人，但“出家”云云，或许不过是执笔文人的伪托。成书年代约在清光绪年间。此次整理出版，即以光绪三十四年上海普新书局石印本为底本。原书中个别文字错讹之处，径予改正。整理中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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