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博士备论

军事类》何博士备论》何博士备论何去非 He Qufei

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今本缺2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属福建）人，元丰五年(1082)以“对策” 长于论兵入仕，后著《备论》28篇。翰林学士苏轼深为赞赏，遂于元佑四年（1089）、五年两次奏荐，乞为何去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此书宋《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均有著录，现存明 “穴研斋”抄本、清《四库全书》、《浦城遗书》、《指海》等刊本。该书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寻求历史借鉴。它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明“穴研斋”抄本，下同），重要的是要看是否合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正确的谋略。认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有高明的战略策略，所以战胜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对“智”在战胜中的作用，作了多方面的论证：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因而推崇韩信、曹操 “出奇应变”，多谋善断。为了以智胜敌，主张用“谋夫策士”组成自己的智囊，东汉末孙坚所以“功业不就”就是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而致。它还提出君将要和谐，应赋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曾誉“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但其对某些人事的评论，亦有偏颇之处。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宋·何去非撰。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丰五年以特奏召，廷试，除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博士。元佑四年以苏轼荐，换承奉郎。五年出为徐州教授，轼又奏进所撰《备论》，荐为馆职，不果行。是编即轼奏进之本，轼《状》称二十八篇，此本仅二十六篇，盖佚其二也。去非本以对策论兵得官，故是编皆评论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去苏氏父子为近。苏洵作《六国论》，咎六国之赂秦；苏辙作《六国论》，咎四国之不救；去非所论，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轼屡称之。卷首惟载轼荐状二篇，所以志是书之缘起也；卷末有明归有光跋，深讥是论之谬。且以元符、政和之败，归祸本于去非。夫北宋之衅，由于用兵。而致衅之由，则起于狃习晏安，废弛武备，驱不可用之兵而战之。故一试而败，再试而亡。南渡以后，卒积弱以至不振。有光不咎宋之溃乱由士大夫不知兵，而转咎去非之谈兵。明代通儒所见如是，明所由亦以弱亡欤！《何博士备论》简介何去非撰。何去非，字正通，北宋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生活于宋神宗、徽宗年间。他好学古兵法，元丰五年(1082年)以“对策”长于论兵得官，授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历任武学博士、徐州教授、富阳(今浙江富阳)县令、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南)通判、庐州(今安徽合肥市)通判等职，卒年七十三岁。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深得当时大诗人翰林学士苏轼的尝识，于元佑四年(1089年)向朝廷奏荐，加授“承奉郎”。五年又以去非所撰《备论》奏进，荐为馆职，未获准。何去非参加过《武经七书》的校定，其军事著作除《何博士备论》外，还有《司马法讲义三卷》、《三略讲义三卷》，这后两种，可惜今佚。《何博士备论》简称《备论》，成书于北宋元佑年间，南宋《遂初堂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宋史·艺文志》等书目均有著录。关于本书的卷数各种版本和各家书目著录有所不同，成书较早的《遂初堂书目》未著录卷数，《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四卷，而《明辨斋丛书》、《子书百家》、《百子全书》则作二卷，《四库全书》、《指海》、《浦城遗书》、《长恩书室丛书》、《半亩园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和明抄本又作一卷。关于篇数，苏轼荐状称二十八篇，现存各种版本均为二十六篇，佚二篇。有的版本在目录中虽然著为二十七篇，多“邓禹”一篇，但实无内容，如台湾版《中国兵学大系》影印本，“邓禹”下注说：“ 缺，谨按，张氏《爱日精庐藏书志》有此一篇，系从陈君子准处所录，附注其目于此。”今存二十六篇的篇目是：六国、秦、楚汉、晁错、汉武帝、李广、李陵、霍去病、刘伯升、汉光武、魏上、魏下、司马仲达、邓艾、吴、蜀、陆机、晋上、晋下、苻坚上、苻坚下、宋武帝、杨素、唐、郭崇韬、五代。《何博士备论》是一部评论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作者有感于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衰败形势，为适应宋神宗、王安石变法图强，重整军备的需要，对战国至五代各王朝的兴亡成败和重要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以古喻今，从中寻求历史借鉴。每篇以引一朝或一人事迹为主，紧紧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展开评论，然后历数古代正反事例，来论证作者的观点。所以书中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认为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兵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当战则战，当止则止，关键要根据“顺逆之情 ”，“利害之势”来决定。“忘战”、“恶兵”会丧权辱国，“乐战”、“穷兵”也会有败亡之祸，“有以用而危，亦有不用而殆”(《汉武帝》)。主张“兵以义举而以智克；以顺合而以奇胜。”(《苻坚》)在战略决策方面，强调要考虑根本“利害”，全面分析天下形势和民心的向背。他以六国为例，阐述了不要“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要联合与国，共同抗敌的道理。以楚汉为例，说明“形势”和“民心”的重要，指出刘濞失败的原因是，政治上没有得到“亡汉”的民心，军事上没有采纳“取梁”“据洛”的方略。在作战指导方面，反对侥幸取胜，主张要先计而后战，“度有功而后动”；作战要“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要善于捕捉战机，机未至不可动，机已至不可失，认为用兵最忌没有奇变；主张集中兵力，反对把用兵看得很容易，麻痹轻敌，指出：“众而恶分与寡同；强而易敌则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实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苻坚》)他还认为弱能胜强，其原因是弱能思奋，强则易懈，所以胜败不在多寡，在有节制，使百万若使一人者胜。对于兵法的学习和运用，他以霍去病为例，详细论述了学法不泥法、缘法而生法、离法而会法的道理，指出：“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霍去病》)在军队建设方面，强调要加强纪律，反对徇私情。他以李广为例。说明纪律的重要，认为李广是难得的将才，士卒也都拥戴他，但最后败在纪律松弛上。指出：“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军队纪律“号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李广》)要求将帅要有智有勇，认为“智而无勇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则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然后以战必胜，以攻必取。”(《杨素》)他还认为真正的智是“谋夫策士”组成的智囊团，主张要向刘邦那样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何傅士备论》从军事的角度、战略的高度评论历史人物，史论结合，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敢于否定旧说，提出自己的见解，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兵书。苏轼称赞“ 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用现在的观点看，其中对某些人物的评论也有偏颇之处；某些观点也是错误的，如主张愚士卒之耳目等。《何博士备论》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穴砚斋抄本，版心下方有“穴砚斋缮写”五字，前有元佑四年(1089年)正月苏轼荐何去非奏状和五年苏轼知杭州府时再荐奏状，张蓉镜手书封面，后有黄丕烈等跋。现存刊本有一卷、二卷本两种版本，一卷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指海本、浦城遗书本、长恩书室丛书本、半亩园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二卷本主要有：明辨斋丛书本、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留香室刊本、日本万延元年(清咸丰十年)刊本、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刊本等。

何博士备论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于必可并，六国有可以拒秦之势，而秦遂至于不可拒者，岂秦为工于毙六国耶？其祸在乎六国之君，自战其所可亲，而记其所可仇故也。秦之为国一而已矣，而关东之国六焉。计秦之地，居六国五之一；校秦之兵，当六国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强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据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于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国之君知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相与致诚缔交，戮力以摈秦，即秦诚巧于攻斗，则亦何能鞭笞六国，使之骈首西向而事秦哉？又况得以一一而夷灭之也？盖其不知虑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罢者，皆其自相屠毙之谋。此秦所以得收其敝而终为所擒也。盖六国之势，莫利于为从，莫害于为衡。从合则安，衡成则危，必然之势也。方其为从于苏秦也，秦人不敢窥兵函谷关者十五年。已而为衡于张仪，而山东诸侯岁被秦祸，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欢，卒至于地尽而国为墟。六国固尝收合从之利矣，然而终败于为衡之害者，其祸在乎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所谓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者，秦人稍蚕食六国而并夷之，则关东诸侯皆与国也，宜情亲势合以谋抗秦。然而，齐、楚自恃其强，有并吞燕、赵、韩、魏之志而缓秦之祸；燕、赵、韩、魏自惩其弱，有疑恶齐、楚之心而胁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败从约，秦以气恐而势喝之，故人人震迫，争入购秦，唯恐其独后之也。曾不知齐、楚虽强，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独在乎韩、魏也。韩、魏者，实诸侯之西蔽也，势能限秦而使之无东。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后，此秦之所忌。使齐、楚、燕、赵审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知韩、魏之为蔽于我，委国重而收亲之，固守从约，并力一志，以仇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于六国，则六国之师悉合而从之，则秦甲不敢轻越函谷，而山东安矣！或曰：韩、魏者，秦之错壤也。秦兵之加韩、魏也，战于百里之内；其加于四国也，战于千里之外。韩、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间；而其待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韩、魏既归而休兵，则四国之乘徼者尚未及知也。今徒执虚契以役韩、魏，则秦人固将疾攻而力蹶之。是使三国速被灾祸，而齐、楚、燕、赵反居齿寒之忧，非至计也。噫！齐、楚、燕、赵之民，裹粮荷戟以应秦敌者无虚岁也，然终不能纾秦患于一日。四国诚能岁更各国之一军，命一偏将提之，以合戍韩、魏而佐其势，则是六国之师日萃于韩、魏之郊，仰关而伺秦。秦诚勇者，虽日辱而招之，固不轻出，而以腹背支敌矣。夫苏秦、张仪，虽其为术生于揣摩辨说之巧，人皆贱之，然其策画之所出，皆足以为诸侯之利害而成败之。盖苏秦不获终见信于六国，而张仪之志独行于秦。此六国之所以见并于秦也。嗟乎！使关东之国裂而为六者，岂天所以终相秦乎？向使关东之地合而为一，以与秦人决机于韩、魏之郊，则胜负之势盖未可知。使齐能因其资而遂并燕、赵，楚能因其资而遂并韩、魏，则鼎足之势可成。以其为国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间其欢而离其交，终于一一而夷灭之。悲夫！兵，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与而事秦之强也，秦人出甲以攻诸侯，盖将取之也。图攻以取人之国者，所谓兼敌之师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乱也，秦人合卒以拒诸侯，盖将之也。图拒以人之兵者，所谓救败之师也。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兵之常势也。秦人据崤、函之阻以临山东，自缪公以来常雄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岂其君世贤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乱，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不三岁而为墟。以二世之不道，顾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东，严兵拒关为自救之计，虽以无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区犹可岁月保也。不知虑此，乃空国之师以属章邯、李由之徒，越关千里以搏寇，而为乡日堂堂兼敌之师，亦已悖矣。方陈胜之首事，而天下豪杰争西向而诛秦也。盖振臂一呼而带甲者百万，举麾一号而下城者数十。又类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胜败之机取决于一战，其锋至锐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师，乃提孤军、弃大险，渡漳逾洛、左驰右鹜，以婴其四合之锋，卒至于败。而沛公之众，扬袖而下控函关。虽二世之乱足以覆宗，天下之势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从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斗，乐于卫上之风声气俗犹在也。而章邯之为兵也，以攻则不足，以守则有余。周文常率百万之师傅于城下矣，章邯三击而三走之，卒杀周文。使其不遂纵以搏敌，而坐关固守为救败之师，关东之土虽已分裂，而全秦未溃也。或曰：七国之反汉也，议者归罪于吴、楚，以为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汉将一日过成皋者数十辈，遂至于败亡。今豪杰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关转战何也？嗟夫！务论兵者，不论其逆顺之情与夫利害之势，则为兵亦疏矣。夫秦有亡之形，而天下之众亦锐于亡秦，是以豪杰之起者因民志也，关东非为秦役矣。汉无可叛之衅，而天下之民无志于负汉，则七国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为汉役者也。以不为秦役之关东，则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战其民；以方为汉役之天下，则汉安得不趋其地而疾诛其君。此战守之所以异术也。昔者贾谊、司马迁皆谓：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则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讥于后世。彼二子者，固非愚于事机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势耳。虽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势，而不知至于子婴而秦之事去矣，虽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王天下者，其资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刘汉是也。盖以力则不若智之胜，以智则不若德之全。至于项羽之争天下也，其所执者为何资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于智、力之资又皆两亡焉。而后世之议乃曰：项羽其亦不幸遇敌于汉而遂失之。嗟夫！虽微汉高帝，而羽之于天下固将失之也。汉王之于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项羽之于力尝强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项羽以百战百胜之气盖于一时，手袭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观其所赖以为资，盖有类乎力者矣。虽然，彼之所谓力者，内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众之劲，搏ㄏ决战足以吞敌人而已。至于阻河山，据形便，俯首东瞰，临制天下，保王业之固，遗后世之强，所谓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轻指关中天险之势，燔烧屠戮以逞其暴，卒举而遗之二三降虏，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乃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能知者？”此特浅丈夫之量，安足为志天下者道哉！后之数羽之罪者，皆曰：夺汉王之关中，负信义于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项氏无意于王，而徒夺汉王之关中，则谓其得罪于区区之信义可也。如其有意于王而夺之，是得计也。惟其知夺而不知其有，此所以亡耳。古者创业造邦之君而为是之为者，可胜罪哉？韩信未释垓下之甲，而高祖夺其兵，不旋踵而又夺其齐。然而智者不非而义者不罪者，以其为天下者重，而负人者轻故也。是以不顾意气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计也。汉高祖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者也。又其所负者，帝王之度，故于其西迁也则曰：“吾亦欲东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与项羽异矣。虽然，使无智术之士以主其谋，则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关，乃封秦府藏，还军霸上。其画婉矣。乃怵于妄议，一旦拒关无纳东兵以逆其众集之锋，几不免于项氏之暴。使遂卑而骄之，当能舒徐拱揖以得项王之欢心，奠枕而王关中，抚循其众，徐为后图，则天下不足定矣。幸而复获汉中之迁，因思归之士，并三秦定齐、赵，收信、越，以与项王亲角者数岁，仅乃得之。向使项羽据关而王，驱以东出，使与韩、彭、田、黥之徒分疆错壤，以弱其势，则关东之土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兴固有所谓驱除者也。古者，持国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于未形者，贤臣也；祸结而排之使安，难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国安矣挈而错之危，世治矣汩而属之乱者，非愚臣即奸臣也。盖奸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国任事，祸之府也。昔者，晁错尝忠于汉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是以轻发七国之难，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可不谓愚乎？彼错者，为申、韩之学，锐气而寡恩，好谋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东宫，而错说之以人主之术数也，固以知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听之。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是以轻为而不疑，决发而不顾，卒以忧君危国，几成刘氏之大变。而后世之士，犹或知之，独子云乃谓之愚。子云之愚错也，非以其知不足以卫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国未发之祸而故趣之于乱也。东诸侯之势诚强矣。强而骄，骄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无骄，御之而使无反者，岂固无术耶？而错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是错之术无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错之所谓祸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数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为之役也？吴王所发五十万之众者，皆其削郡之民也。连七国百万之师西向而图危关中，乃曰祸小者，真愚也。夫七国之王，独吴少尝军旅，为宿奸故恶。其六王皆骄夫孱稚，非有高材绝器、挟智任术，足以就大计者。其谋又非前缔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视而起，皆吴实迫之，欲并以为东帝之资耳。当孝文之世，濞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究其奸，而以恩礼羁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余年，而濞无他变也。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吴者四十三稔矣。齿发固已就衰，而乡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计不反顾者，濞岂得已哉？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余年。错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赵、诸齐，皆以暗隐微慝夺其封国之半。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是以出于计之无聊为一决耳。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杀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安甘为濞役也？吴王反虏也，固天人之所共弃，未有不至于败灭者。然亦幸其未为晓兵者也，使其诚晓兵，则关东非汉有，而错之罪可胜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谋于宿将，则曰“必先取梁”；其谋于新将，则曰“必先据洛”。二策者，皆胜策也。而吴王昧于所用，故败亡随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亲母弟，国大而强，北距泰山，西界高阳。今释梁不下，而兵遂西，则汉冲其膺，梁捣其吭，不战而成擒矣。此宿将以先取梁为功者，图全之策也，所谓以正合者也。洛阳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冲，积武库之械，丰敖仓之粟。今不疾据而徐行留攻，而汉骑腾入梁、楚之郊以蹙之，败可立待也。此新将以先据洛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谓以奇胜者也。二策者，皆胜策也。虽反国之虏无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数也。幸其当时无以双举而并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据洛，此所以亟败也。所谓双举而并施者，锐师卷甲以趣洛阳，重兵疾攻以覆梁都，虽无能入关，而山东举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则汉兵得以东下；知据洛而不知取梁，则梁兵得以蹑后。使锐师据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据，则汉兵不能即东。汉兵不东，则必举梁，梁举而山东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压梁壁。梁未及下，而亚夫之辈驰入荥阳而壁昌邑矣。求战不得，欲去不可，彷徨无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为晓兵者也。向使吴王两用其策，而又假田禄伯以偏师提之以趋武关，周兵长驱，遂历阳城之北，反虽不迟，而祸实大矣。呜呼！孰谓晁错非真愚者哉！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举之；有所不必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古之人君，有忘战而恶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势蹙于弱而不能振；有乐战而穷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势蹙于强而不知屈。然则，兵于人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西汉之兴，历五君而至于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诛强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乱，征不服，迄终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余年。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惮言而厌用之也，可谓知天下之势矣。孝景之于汉也，盖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时也。然而，即位未几，卒然警于七国之变。故其志气创艾，亦姑安天下之无事，未暇为天下之势虑也。然其为汉之势，亦浸以趋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泽，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弱而不振，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方是时也，内无奸变之臣，外无强逼之国，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汉之起，乘秦之乱，复践河南之地，而其势始强。高帝曾以三十万之众困于白登之围，盖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归，不思有以复之，而和亲始议矣。高后被其书之辱，临朝而震怒矣，终之以婉辞顺礼慰适其桀骜之情。凡此者，皆欲与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顺悦输遗者甚，至饰遣宗女以固其欢。盖送车未返，而彼已大举深入，候骑达于甘泉、雍梁矣。其后乍亲乍绝，盖为寇患至于近，严霸上、棘门、细柳之屯以卫京都。以孝文之宽仁镇静，摄衣发奋，亲驾而驱之者再，乃至乎辍饭搏髀而思颇、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与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纷然其不止也。由是观之，汉之于匈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选待习骑，择命将帅，先发而昌诛之。盖师行十年，斩刈殆尽，名王贵人俘获百数，单于捧首穷遁漠北，遂收两河之地而郡属之。刷四世之侵辱，遗后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单于顿颡臣顺，谒期听令以朝，位次比内诸侯。虽曰劳师匮财，而功烈之被远矣。使微孝武，则汉之所以世被边患，其戍役转饷以忧累县官者，可得而预计哉？甚矣！味者之议，不知求夫天下之势、强弱之任所当然者，而猥曰：“文、景为是慈俭爱民，而武帝黩于兵师祈祀。”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岂不痛哉！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奸以重耗天下，攘敌之役止于卫、霍之既死，而不穷贰师之兵，则其功烈与周宣比隆矣。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驱之使就者，所以齐万民也；纪律非士心之所乐，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严三军也。昔者，李广之为将军，其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任其事。盖以兵居郡者四十余年，以将军出塞者岁相继也，而大小之战七十余。遇以汉武之厚于赏功，自卫、霍之出，克敌而取侯封者数十百人，广之吏士侯者亦且数辈，而广每至于败衄废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当幕府之责。当时、后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窃尝究之，以广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军不用纪律，此所以勋烈、爵赏皆所不与，而又继之以死也。夫士有死将之恩，有死将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骄；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将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战而百胜也。虽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职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职者，可战也。未有以致其职，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战也。盖私者在士，而职者在将。在士者难恃，在将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阵、屯营顿舍，与夫昼夜之警严、符籍之管摄，皆所谓军之纪律。虽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而缓于申严约束者也。故以守则整而不犯，以战则肃而用命。今广之治军，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顿舍、警严、管摄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尝用也。故当时称其宽缓不苛，士皆爱乐，而程不识乃谓：“士虽佚，乐为之死敌，然敌卒犯之，无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难必也。士诚乐死之矣，然其纪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败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昔者，司马穰苴卒然擢于闾伍之间而将齐军，一申令于庄贾，而三军之士莫不奋争为之赴战，遂一举而摧燕、晋之师。彭越起于群盗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号令，斩其后期，众皆莫敢仰视，遂以其兵起为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岂复所谓素抚循之师者哉！以其得治军之纪律，能使夫三军之士必死于令故也。广不求诸此，乃从妄人之谈，而深自罪悔于杀已降，以为祸盖莫大于此者，亦已疏矣。善将将者，不以其将予敌；善为将者，不以其身予敌。主以其将予敌，而将不辞，是制将也；将以其身予敌，而主不禁，是听主也。故听主无断，而制将无权，二者之失均焉。汉武召陵欲为贰师将辎重也，而陵恶于属人，自以所将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之胜兵长技也。广泽平野，奔突驰践，出没千里，非中国步兵所能敌也。以匈奴之强，兵骑之众，居安待佚，为制敌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负粮，徒步深入，策劳麾惫，为赴敌之客。是陵轻委其身以予敌矣。而汉武不之禁也，乃甚壮之，而听其行。上无统帅，而旁无援师，使之穷数十日之力，涉数千里之地，以与敌角而冀其成功。陵诚勇矣，虽其所以摧败，足以暴于天下。卒以众寡不敌，身为降虏，辱国败家，为天下笑者，是汉武以陵与敌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军独出，当单于十万之师，转斗万里，安得不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战者无幸胜而有常功。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后动，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将取荆，问其将李信曰：“度兵几何而足？”信曰：“二十万足矣。”以问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君甚壮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万众，信将而行，大丧其师而还。秦君大怒，自驾以请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顾非六十万人不可也。”秦君曰：“谨受命。”翦遂将之，卒破荆而灭之焉。冒顿单于辱吕后，汉之君臣廷议，欲斩其使，遂举兵击之。樊哙请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昔高祖以四十万众困于平城，哙奈何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也？”吕后大悟，遂罢其议。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将予敌而不辞，吕后听樊哙以身予敌而不禁，则二将之祸可胜悔哉？夫李广、李陵皆山西之英将也，材武善战，能得士死力。然轻暴易敌，可以属人，难以专将。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奋励气节，霆击鸷搏，则前无坚敌，而功烈可期矣。汉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终偾蹶而不济，身辱名败，可不惜哉！大将军卫青之大击匈奴也，以广为前将军。青徙广出东道，少回远，乏水草。广请于上曰：“臣部为前将军，令臣出东道，臣结发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而青阴受上旨，以广数奇，无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广遂出东道，卒以失期自杀。夫以广之材勇，得从大将军全师之出，其胜气已倍矣。又获居前以当单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无复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独摧摈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听其以身予敌而弃之匈奴，侥幸于或胜。及其以败闻，徒延首倾耳望其死敌而已，无他悔惜也。嗟夫！汉武之于李氏不得为无负也。盖用广者失于难，而用陵者失于易，其所以丧之者一也。贾复，中兴之名将也。世祖以其壮勇轻敌而敢深入，不令别将远征，常自从之，故复卒以勋名自终。盖壮勇轻敌者可以自从，而别将远征之所深忌也。观贾复之所以为将，无以异于陵、广也。而世祖不令别将远征，常以自从者，是明于知复，而得所以驭之之术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躯。不然，则复也亦殒于敌矣。呜呼，任人若世祖者，几希矣！天之所与，不可强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习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无可强之材、可习之智，则凡材、智有以大过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战。以其神也，故温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恶欺谲不羁之小人常有以独办。由是观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资也。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夫以兵可以无法，而人可以无学也。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夫“归师勿追”，曹公所以败张绣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所以缓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膑所以杀庞涓也，赵奢犯之而破秦军，贾诩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所以不击吴军之锐也，光武犯之而破寻、邑，石勒犯之而败箕澹。“ 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所以覆楚军也，曹公用之，拒袁绍而斩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所以丧燕师也，秦君用之，将白起而破赵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计，知其必弃上、中而用其下。贾诩策张绣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军击胜卒而胜。宋武先料谯纵我之出其不意，然后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暂出野次，忽焉而归，即降思明之二将。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胶而书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绪余而专守也。赵括之能读父书详矣，而蔺相如谓徒能读之而不知合变也。故其于论兵，虽父奢无以难之，然奢不以为能，而逆知其必败赵军者，以书之无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书之所不能传，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战之日也。昔之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亦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又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又曰：“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善学武者，因诸此而自求之，乃所谓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学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执孙、吴之遗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谓之善者，亦已妄矣。古之豪杰，遭天下之变乱，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拨乱之志。其兵力威势，亦足以就功成业业者。已而，一旦肝脑屠溃于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为天下笑者，何也？怙气而易人，矜众而忽祸，卒然而发于心意之所不及故也。昔者，王莽之盗汉也，而刘氏宗属诛夷废锢，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孱驽不肖、习为佞媚苟生而已。独伯升愤然有兴复绝绪之志，收结轻侠，起以诛莽，虽莽亦深惮之。方其起也，独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诱合新市、平林数千之兵以助其势，而光武之师亦倡于宛，是以斩甄阜、梁邱赐，而破严尤、陈茂之师。不数月，而众至十万，其势振矣。于是豪杰相与议立汉宗，以从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惮其威明，且乐更始之懦弛也，遂定策立之，伯升争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寻、邑百万之众。更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诛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其死也，愚夫且及知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将帅，故群盗耳。方吾之起而借其兵，已而连却大敌而拥众十万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乐也，举而属之驽弱之更始，则三军之权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矣。权分于人，而又固争，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诛矣。昔者，吕后之欲王诸吕也，以问其相王陵、陈平。王陵力争，而陈平可之。夫王陵之争，将欲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不知陈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争也，未所以自安矣。虽然，伯升之心固未尝忘新市、平林之与更始也。惜其抚机而不知发，而为人发之，此其死而不悟也。宋义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斩之。”其意固在乎项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发而诛之。使其不先发，即羽亦诛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为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负之耶，孰若蜀先主之于刘璋、李密之于翟氏也？璋举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为鼎足之资。人不非其负璋，而与其得取蜀之机也。密始臣于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间言，密即诛之，其权遂一，而兵以大振。使伯升乘举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寻、邑之势，勒兵誓师，以戮新市、平林之骄将，而黜更始，则中兴之业不在世祖矣。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妇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于负人而终为人之所负者，以其相伺之机，间不容发故也。世祖之连兵决战不及伯升，而深谋至计乃甚过之。盖伯升类项羽，而世祖类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复大业也。始伯升之见杀，而世祖驰诣更始，逡巡引过，深自咎谢，不为戚伤。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资成矣。乃徐正其位号，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长安。使其遂形愤怏不平于伯升之祸，则亦并诛而已矣。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古之人有以众而败，有以寡而胜者，王寻、王邑以百万而败于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万而败于三万之周瑜，苻坚以百万而败于八千之谢玄是也。夫率师百万以临数千之军者，必胜之军也。然有时而至于败者，骄吾所以必胜而以轻敌败也。提卒数千以当百万之众者，必败之道也。然有时而至于胜者，奋吾所以必败而以致死胜也。夫兵多在敌者，智将之所贪，而愚将之所惧也。兵寡在我者，愚将之所危，而智将之所安也。多固可惧，而我贪之，恃吾有以覆其骄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奋也。提数千之兵以抗大敌，使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为数千之弱者，易能也。连百万之众以临小敌，使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为百万之强者，难能也。何者？弱则思奋，而强则易懈故也。弱而奋，则奋者其气也；强而懈，则懈者其情也。于气则易乘，于情则难率。因易乘之气而激之，故有以寡而胜者矣；就难率之情而驱之，故有以多而败者矣。是以古之善论将者，必知其所以胜任之多寡。苟非所胜任，虽多而累矣。韩信以高祖之所胜将者，十万耳；而其自谓，则虽多而益办也。是以古之善将者，其用百万如役一人，分数既定，形名既饰，节制素明，威赏素著，有术以用其锋故也。赵括一用赵人四十万，束手而就长平之坑者，败于众也。王翦必用秦军六十万然后取胜于荆者，办于多也。汉高祖尝一大用其军矣，劫五诸侯之兵，合六十万，以攻楚也。而项羽逡巡以三万之锐，起而覆之，濉水为之不流。此将逾其分，而韩信之所忧也。曹公之于兵也，巧谲奇变，离合出没，其应无穷，白首于兵，未尝不以少敌众也。卒丧赤壁之师，而成刘备、周瑜之名者，骄荆州之胜，恃水陆之众，而败于懈也。方寻、邑百众之众以压昆阳，其视孤城之内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数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奋，身先而搏之，则其反视寻、邑之众者皆几上肉也，是以胜。虽然，是役也，人以其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为能事也。唯诸将观其生平见小敌怯，见大敌勇也，皆窃怪之。而不知光武为是勇、怯者，乃所谓能事而皆以求胜也。夫怯于小敌者，其真情也；勇于大敌者，其权术也。敌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励，胜之道也。敌大而勇，勇而决，决而奋，亦胜之道也。于敌之小而示之真情，是以不易胜之也；于敌之大而用其权术，是以不畏胜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败众也，固又至于多而益办也。呜呼！光武之于取天下者，亦何独不出于真情之与权术欤？顾人莫之测耳。始伯升之结宾客喜士，规以诛莽以复刘氏，而世祖乃独事田业勤稼穑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谨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宾客，绛衣大冠而起于宛，则勇决之气又有过于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岂一日之间邪？然于莽之世，而为伯升之所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独事田业，为谨厚者，其权术也；卒然而起，绛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呜呼！英雄若世祖者，为难及也。昔者，东汉之微，豪杰并起而争天下，人各操其所争之资。盖二袁以势，吕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刘备、孙权各挟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刘备、孙权仅获自全于区区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借其世资以撼天下。绍举四州之众，南向而逼官渡；术据南阳，以扰江淮，遂窃大号；吕布骁勇，转斗无前而争衮州。方是之时，天下之窥曹公，疑不复振。而人之所以争附而乐赴者，袁、吕而已。而曹公逡巡独以其智起而应之，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收济衮；蹙袁术于淮左，彷徨无归，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画之出，常若有余，而不少困。彼之所谓势与勇者，一旦溃败，皆不胜支。然后天下始服曹公之为无敌，而以袁、吕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势与力，及夫各挟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独以智强而未易敌也，故常内惮而共蹙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视敌甚轻，为无足虞。于其东征刘备也，袁绍欲蹑之；于其官渡之相持也，孙权欲袭之；于其北征乌桓也，刘备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窥伺间隙者所起之时也。然而曹公晏然，不为之深忧而易计者，亦失于负智轻敌之已甚，是以数乘危而侥幸也。虽然，于势不得不起者，盖刘备在所必征，袁绍在所必拒，然又其近在于徐州之与官渡。使其人之谋我，而我亦将有以应之，未有乎颠沛也。至于乌桓之役，则其轻敌速寇，而苟免祸败者，固无殆于此时也。夫袁绍虽非曹公之敌，亦所谓一时之豪杰，横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争天下，一旦摧败，卒以忧死。而其二子孱驽不肖，曹公折棰而驱之，北走乌桓，苟延岁月之命，虽未就枭戮，亦可知其无能为矣。方是之时，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孙权、刘备觇伺其后，独未得其机以发之耳。而操方穷其兵力，远即塞北，以从事于三郡乌桓为不急之役，侥幸于一决。呜呼，可谓至危矣！使刘表少辨事机，而备之谋得逞，举荆州之众，卷甲而乘许下之虚，则魏之本根拨矣。曹公虽还，而大河之南非复魏有矣。然则操之数为此举而蔑复顾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于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势有不得不应，虽易之可也。今提兵万里，后皆寇仇，而前向劲敌，且甚易之而不顾者，亦已大失计矣。刘备之不得举者，天所以相魏耳。嗟乎！人唯智之难能。苟惟获乎难能之智，加审处而慎用之，则无所不济。今乃恃之以易人，则其与不智者何异？曹公所以屡蹈祸机而幸免者，天实全之耳。后之人无求祖乎曹公，而谓天下之可易也矣。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失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以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韩信者然后能斩陈馀；遏其归师而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俦也。谲众图胜，而人莫之能知；既胜而复谲以语人，人亦从而信之不疑。此韩信、曹公无穷之变诈不独用于敌，而亦自用于其军也。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韩信以数万之众，当赵之二十万，非脆敌也，乃令裨将传食曰：“破赵而后会食。”信策赵为必败可也，而曰必破而后会食者，可预期哉？使诚有以破赵，虽食而战，未为失赵之败也。然而韩信为此者，以至寡而当至众，危道也。故示之以必胜之气，与夫至暇之情，所以宁士心而作之战也。曹公之征关中，马超、韩遂之所纠合以拒公者，皆剧贼也。每贼一部至，公辄有喜色。贼既破，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据险，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举而灭之，是以喜耳。”袁绍追公于延津，公使登垒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积多，步兵不可胜计。公曰：“勿复白。”乃令解鞍纵马待焉。有顷，纵兵击之，遂大破绍，斩其二将。夫敌多而惧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惧，则其下震矣，故以伪喜、伪安示之。众恃公之所喜与安也，则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胜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独以诈敌，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昔者创业造邦之君，盖莫盛于汉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实无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诛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资机警，挟汉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师、决机合变，当日无与其俪也。然卒老于军，不能平一吴、蜀，此其故何也？议者以其持法严忍，诸将计画有出于己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旧怨无一免者，此所以不济。嗟夫！曹公残刻少恩，必报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谋夫策士，收揽听任，固亦不遗，未尝深负之也。盖尝自诡以帝王之志业，期有以欺眩后世。然稽其才，盖亦韩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变，无以异于刘、项之际。刘备、孙权皆以人豪，因时乘变，保据一隅，而公之诸将皆非其敌。至于鞭笞中原，以基大业，皆公自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为烈与汉异也。昔之君臣，相择相遇天下扰攘之日，君未尝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尝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于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于甚惮者，何也？君非有恶于臣而忌之也，忌其权略之足以贰于我也；臣非有外于君而惮之也，惮其刚忍之足以不容于我也。此忌、惮之所由生也。虽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无所当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惮，以其得无所当惮之君。昔者蜀先主之与诸葛孔明，苻坚之与王猛是也。至于曹公之与司马仲达，则忌惮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达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达惮。天下之士，不应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达一不起，已将收而治之矣。仲达之不起，固疑其不为己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为己用。此相期于其始者，固已不尽君臣之诚矣，则忌、惮何从而不生也？虽然仲达处之，卒至乎曹公无所甚忌，仲达无所甚惮者，此所以为人豪以成乎取魏之资也。人之挟数任术若荀文若者几希矣，盖曹公之策士而倚之为蓍龟者也。公之欲迁汉祚也，于其始萌诸心，而仲达启之以中其欲；于其既形于迹，而文若沮之以悴其情。已而，文若出于直言，而不能救其诛；仲达卒为之腹心，而遂去其惮。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业也，将师四出，无一日而释甲。而仲达独以其身雍容治务而已，未尝一求将其兵，虽公亦不以为能而欲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应变，奄忽若神，无往不殄，虽曹公有所不逮焉。魏文固已无忌，仲达固已无惮，天下始甚畏之，犹公之不亡也。由是观之，仲达之以术略自将其身者，可得而窥哉。奈何诸葛孔明欲以其至诚大义之怀，数出其兵求与之决于一战以定魏、蜀之存亡哉？仲达、孔明皆所谓人杰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为不见夫二人者决胜负于此举也。亮之侨军利在速战，仲达持重不应以老其师，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帼遗之，欲激其应。仲达表求决战，魏君乃遣辛毗杖节制之。亮以仲达无意于战，其请于君，徒示武于众耳。嗟夫！谓仲达之请战以示武于众者，则或有之；谓其有所终畏，而无意于一决者，亦非也。虽然，使辛毗不至，则仲达固将不战也。仲达之所求者，克敌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战之机，乃悻然轻用其众为忿愤之师，安足为仲达也？晋之朱伺号为善战，人或问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胜之。”岂以仲达而无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诛曹爽者，足见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此仲达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达语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 ”昔曹公攻邺，袁尚以兵救之，诸将皆以归师勿遏，当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且避之，若循西山则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战擒之。卢循反攻建邺，宋武策之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当避之；回泊蔡州，则成擒耳。”循果泊蔡州，一战而走之。亮之趋原，与袁尚之循西山、卢循之泊蔡州等耳。盖锐气已夺，固将畏而避人，不足为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岁之出，其兵不过数万，不以败还，辄以饥退。今千里负粮，饷师十万，坐而求战者，十旬矣。仲达提秦、雍之劲卒，以不应而老其师者，岂徒然哉！将求全于一胜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师引还，而仲达不穷追之者，盖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饱而军未有变，蜀道阻而易伏，疑其伪退以诱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于相持，则仲达之志得矣。或者谓仲达之权诡，不足以当孔明之节制，此腐懦守经之谈，不足为晓机者道也。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系。通之以情，则有以适变，而应乎圣人所与之权；系之以迹，则无以制宜，而入乎圣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于权；而其不济，常主于固。夫以人为是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践者，于今为非；以人为非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者，于今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系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践与矫者，适足以为祸悔之资也。昔卫青之击匈奴，其裨将苏建尽亡其军，于令当斩。青以不敢专诛于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权，得所以为臣与帅之顺道也。皇甫嵩讨贼梁州，董卓副之，贼平，诏卓以兵属嵩，卓不受诏，挟兵睥睨。人皆劝嵩诛之，嵩不欲其专诛于外也，而以状闻。卓因遂其凶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于他也，盖以卫青不戮苏建，获恭厚之誉，遂系迹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舍卓者，于今为纵寇也。邓艾之伐蜀也，出于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乘危决命，卒俘刘禅，可谓功矣。然其心气阔略，以为阃外之任，当制威赏。乃大专拜假，至欲擅王刘禅，留西不遣。虽司马文王以顺谕之，犹不见听。是以钟会得入其间，以及于诛而不悟也。夫艾之专制者，非出于他也，盖以皇甫嵩常要誉求全而失于董卓，故蹈后悔，遂系迹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嵩者，于今为召祸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专系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祸悔之集也。观艾之为将也，急于智名而锐于勇功喜激前利而忘顾后患者也。艾常以是胜敌矣，而卒结祸于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钟会以十万之劲而趋剑阁。姜维以摧折之师，惫于奔命，虽能拒扼，而终非坚敌也。艾为主帅，不务以全策縻之，乃独以其兵万人，自阴平邪径而趋江油，以袭刘禅。盖出其不意，而行无人之境七百余里，凿山险，治桥阁，岩谷峻绝，士皆攀缘崖木，投堕而下。又粮运不继，而艾至于以毡自裹，转运而下。呜乎！可谓危矣。士皆殊死决战，仅获破诸葛瞻之师，而刘禅悸迫，即时束手。使禅独忍数日之不降，以待援师之集，则艾为以肉齿饿虎矣。艾一不济，则钟会十万之师，可传呼而溃矣。艾以其身为侥幸之举者，乃求生救则之计，非所谓取乱侮亡之师，而亦非大将自任之至数也。是役也，非艾无以取胜于速，而其胜也有出于幸。使其不幸而至于溃败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将以掩覆于其外，必有以应听于其内，然后可与胜期而功会也。唐李之入蔡以取吴元济也，以其有李之为乡道故也。使其无应听之主，则亦何能乘危而侥幸也？西汉中兴之名将，无若赵充国，史称其沈勇有大略。观其为兵，期于克敌而已，每以全师保胜为策，未尝苟竞于一战。故其居军无显赫歼灭之效，卒至胜敌于股掌之上。安边定寇，皆出其画，而独收其成勋，他将无与焉，几于所谓无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观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术之致然也！古之豪杰，有功业之大志，其才力虽足有以取济，而无谋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转其不迨，使无失乎事机之会，则往往功败业去而为徒发者皆是也。昔东汉董卓之变，豪杰相视而起于中州者，若袁、曹、刘、吕，皆负其奸豪之资，求因时乘变以济所欲。特孙坚激于忠勇，投袂特起于区区之下郡，奋以诛卓，虽卓亦独惮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机而功业不就，卒以轻敌遂殒其身，由无谋夫策士以发其智虑之所不及故也。始坚以义从之士起于长沙，北至南阳，众已数万。南阳太守不时调给，坚责以稽停义师，按军律而诛之，人大震服。南阳民籍且数百万，兵强食阜，而坚不遂据之以治军整卒，命一偏将西趋武关以震三辅，身扼成皋而定巩、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顺讨逆，以济其志，乃反弃去。而袁术得以起而收于羁旅之中，以为己资，遂以骄肆。此坚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强，天下畏之。袁绍、曹公相与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将，皆拥据州郡，众合数万，然无敢先发以向卓者，独曹公与其偏将遇，遂以败北。而坚独以其兵趋之，合战阳人，大破其军，集其锐将。卓深震惮，乃遣腹心诣坚和亲，咸令疏其子弟胜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坚阳合而阴伺之，差其宗亲苟胜军事者皆列疏与焉，使得各据土握兵以大其势，徐四起以蹙之，则其取卓易于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诛卓，使之愤惧，遂残污洛阳，劫持天子，西引入关以避其锋而穷其毒。此坚之二失也。夫兵以义动者，其势足以特立，则何至于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义足以为天下之所归往者，然后从之。袁术徒膺藉世资以役天下，其骄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坚已驱卓而收复雒阳之残坏，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势之便，以观天下之变。乃还军鲁阳听役于术，为之崎岖转战以搏黄祖，卒殒其身于襄、汉之间，无异士伍。此坚之三失也。夫一举事而三失随之，则其功业违矣。孙策壮武，术略过于其父，又有周瑜、鲁肃之俦以辅其起。惜乎，坚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奋于中原以竞天下。然策一举而遂收江东，为鼎足之资，使之不死，当为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于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盖袁绍已据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独无隙以投之故也。以刘备之间关转战，至于白首，不获中州一块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馀渡江转斗，不数岁而席卷江东，此其过备远矣。权之勇决进取，无以逮其父兄，然审机察变，持保江东，于权有焉。夫三国之形，虽号鼎足，而其雌雄、强弱固有所在：魏虽不能遂并天下，盖不失其为雄强；吴、蜀虽能各据其国，然不免为雌弱。权惟能知乎此，是以内加抚循，而外加备御而已。时有出师动众，以示武警敌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过襄阳，未尝大举轻发，以求侥幸于魏。而魏人之加于我，亦尝有以拒之，未尝困折，是以终权之世而江东安。由是观之，则权之为谋，审于诸葛武侯之用蜀矣。或曰：刘备之争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人巴蜀，此所以据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欤？曰：有之也。备非特委中原而趋巴蜀也，亦争之不可得，然后委之而西入耳。备之西者，由智穷力惫，盖晚而后出，于其势之不得已也。方其豪杰并起，而备已与之周旋于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吕布夺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夺之，晚得荆州而孙权夺之。备将兴复刘氏之大业，其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无以暂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孙权之兵轧之也。备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刘表也，始得孔明于羁穷困蹙之际，而孔明始导之以取荆、取益而自为资。孔明岂以中州为不足起，而以区区荆、益之一隅足以有为耶？亦以魏制中原，吴擅江左，天下之未为吴、魏者，荆、益而已，顾备不取此，则无所归者故也。是以一败曹公而遂收荆州，继逐刘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虽然，孔明之于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荆州，而劳用蜀民，功业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荆州之壤，界于吴蜀之间，而二国之所必争者也。自其势而言之，以吴而取荆，则近而顺；以蜀而争荆，则远而艰。蜀之不能有荆，犹魏之不能有汉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孙权暮求其荆州。权之求之也，非以备之得蜀而无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争下，不若乎吴之顺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盖备一不听而权已夺其三郡，备无以争，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之荆州，而有孙权之窥听其后，为之镇抚则安，动复则危。亮不察此，而恃关侯之勇，使举其众以北侵魏之襄阳。故孙权起蹑其后，杀关侯而尽争其荆州。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荆也。然后备之所有，独岷益耳。虽然，地僻人固，魏人不敢轻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备之不西，而唯徘徊于中州，则亦不知所以税驾矣。备之既死，举国而属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故尝数动其众而亟于立功，功每不就而众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夫蜀之为国，岩僻而固，非图天下者之所必争。然亦未尝不忌其动，以其有以窥天下之变，出而乘之也。虽然，蜀之与魏，其为大小强弱之势，盖可见也。曹公虽死，而魏未有变，又有司马仲达以制其兵。孔明于此，不能因备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怠共心，使其无意于我。励兵储粟，伺其一旦之变，因河、渭之上流，裹粮卷甲，起而乘之，则莫不得志。乃以区区新造之蜀，倡为仁义之师，强天下以思汉，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复刘氏。故常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不以败还，即以饥退。此其亟于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为兵者，攻其所必应，击其所不备而取胜也，皆出于奇。孔明连岁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应以老其师，遂至于徒归。而不以吾小弱而向强大，未尝出于可胜之奇。蜀师每出，魏延常请万兵趋他道以为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愤惋。孔明之出者六，盖尝一用其奇矣。声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关辅大震，卒以失律自丧其师。奇之不可废于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务此也。此锐于动众而无其智以用之也。呜乎！非汤、武之师而恶夫出奇，卒以丧败其众者，可屡为哉？虽然，孔明不可谓其非贤者也。要之，黠数无方，以当司马仲达则非敌故也。范蠡之谓勾践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范蠡自知其所长，而亦不强于其所短，是以能济。孔明之于蜀，大夫种之任也。今以种、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获两济者也。扫境内之众而属人以将，持疏远之身而将人之兵，于君臣授受之际，皆危机也。善任将者，不以其兵轻属于人；善为将者，不以其身轻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于臣而使之将，臣必有以深得于君而为其将，故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君臣皆获令名于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孙武之于吴王阖闾，田穰苴之于齐景公，周亚夫之于汉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吴王也，王试之以妇人。武即因其所以试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爱者。武固知夫深宫之妇人且安王之宠，岂尝知桴鼓之约束，而严将军之令哉？然必斩之而不释者，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诚心，所以信我者固与不固也。吴王果不恤二姬之死，而知孙武之善兵，遂卒将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为其将。故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而吴以强霸。齐景公以田穰苴之为将军也，受钺之始，因请其宠臣庄贾以监其军。穰苴岂真以人微权轻，而有赖于贾哉？其意固已在乎贾之戮也。贾虽差顷刻之约，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诛者，非有忍于贾也，姑借其死以探齐君之诚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笃与否也。景公果贤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大却燕、晋之师，而还其所侵。汉文严三将军之屯以备边，躬劳其军。至于细柳之亚夫，虽天子之诏，而屈于将军之令。方是之时，细柳之士徒知亚夫之威，而不知汉文之尊也。岂亚夫于此悖君臣之分，而为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诚心，以占其待我者至与未至也。汉文果高其才，属于景帝，以为可以重任，而亚夫亦以阃外之事自专。故七国之反，总制其军，遂能固拒救梁之诏，而平关东之变。世之浅者，徒见夫三人得徇众立威之道，曾不知其为术也微，非特主乎徇众立威而已也。至于君臣所以相得之始，固结其心，不可以间离毁败，而以勋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甚矣！陆生之不讲乎为将之术也。机以亡国羁旅之身委质上国，于术无所持，于气无所养，徒矜才傲物，犯怒于众。司马颍强肆不君，举犯顺之师，岂足为托身之主哉？机以怨仇之府，一朝身先群士，都督其军，而众至数十万，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机内无术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无权以济其所以属我者之事，乃方掀然自拟管、乐。临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仆虏，而机不以为戮而舍之。以是而将，用是而战，虽提师百万，孰救其败哉？故鹿苑之溃，死者如积，众毁因之，遂致其诛，为天下笑。才不足胜其所寄，智不足酬其所知，一投足举踵，则颠踣随之。乃归祸于三代之将，岂不缪欤？或曰：机虽世将而儒者也，军旅之事，非其素所长者，遂丧其师。此王衍、房之徒皆以招败也。嗟乎！以儒而将至乎丧师者，才不足以任将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将，将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无恶其儒也。使儒而知将，则世将有所不能窥也。至若机者，适足以杀其躯而已，何足道哉？神器之重，有以自归而后收之，有以力取而后得之。自归而后收之者，三代之上是也；力取而后得之者，秦、汉而下是也。夫归我而收之，与夫我取而得之，固有间矣。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又有甚异者焉！然则享天下者，亦观夫所取之道如何耳。魏之取汉，异于汉之所以取秦；晋之取魏，异于魏之所以取汉。魏示晋以所取汉之迹，晋袭魏以所取魏之权。是晋之取魏者，魏启之也。晋将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执魏之权。魏徒见权之去我而在晋，犹昔之去汉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输之，乃自谓所当然者。故晋于得魏之迹，无以异于魏得汉。而于所以取魏之道，最为无名，盖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虽然，晋室之祸，亦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耶？昔者秦为无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杰相与起而诛秦。秦亡而汉得之，是汉无所负于秦也。东汉自董卓之乱，天下痛其祸汉之深，相与建议歃血起而诛卓者，凡以为汉也。卓既诛矣，而曹操、二袁乃始连兵相噬，以争天下而求代汉。曹操先得挟汉之策以令天下，终于汉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犹有负于汉也。汉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取之也。虽然，微曹操则汉之天下不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窃取之也。操收天下于二袁窃取之中，是汉尝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则魏犹为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汉，异乎汉之取秦也。至于晋也，则不然。自司马仲达已韬藏祸奸于操之世，操尝悟之而不自决也，以授之于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于操之亡，乃稍以立其盗权之功，遂收其权而私制之。所谓盗权之功者，盖东定辽东而取孟达，南摧王凌而内诛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续其既绝之大勋，若魏之于汉也。盖知夫魏之取汉，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窃收其权，更四世而固执之。至于一旦取魏于偃然无事之间，而天下之人亦安之于无可奈何，是最为无名，而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及夫晋之宗室内叛，烽烟外起，至于陵夷而不可胜叹者，亦魏有以遗之。魏亡公族之恩，虽号加侯王，而无尺土一民之奉。晋人取而代之，矫其无枝叶之庇，于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专国之权。一旦八王内相屠噬，至于祸结不可胜解，而群盗乘之关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西北之众而错居之，以捍蜀寇。至于近发肘腋，不可胜救，以成永嘉之祸。由是观之，则凡晋室之大变，皆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耶？天下之祸，不患其有可睹之迹而发于近，而患其无可窥之形而发于迟。有迹之可睹，虽甚愚怯，必加所警备。而发于近者，其毒常浅，无形之可窥，虽甚智勇亦忽于防闲。而发于迟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祸晋室，其起非一朝之故也。探其基而积之，乃在于数百岁之淹缓。国更三世，而历君者数十。平居常日，不见其有可窥之形，是以一发而莫之能支。夫非无形也，盖为祸之形常隐于福，为福之形常隐于祸。人见其为今日之祸福而已，不就其所隐而逆窥之。是以于其未发，皆莫睹其昭然之形。此其为祸至于不可胜救之也。先王之世，侯甸要荒，各以其职来贡。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四国之君立于四门之外，使得与夫备物盛礼之观，而隐寓其羁縻勿纵之义，甚深远也。后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悦其向服也，因内徙而亲之。其事肇于汉之孝宣，渐于世祖，而盛于魏武。或空其国而罢徼塞之警，或籍其兵而为寇敌之捍。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谓世主之大欲，国家之盛福矣。不知积之既久，而大祸之所伏，一旦汹然若决防水，莫之能遏。晋为不幸而适当之，以其平居常日不睹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击匈奴之威，令五单于内争，始纳呼韩邪之朝。元帝时请罢边备，赖侯应之策，以为：“自孝武攘之漠北，夺其阴山，匈奴失所蔽隐，每过阴山，未尝不哭其丧亡也。今罢备塞，则示之大利。”元帝虽报谢焉，自是北人亦浸而南顾，汉亦甚悦其来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纳之。稍内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之七郡。而河西之地，悉为彼有。加徙叛羌，错置三辅。魏武复大徙武都之氐以实关畿，用御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晋而近在肘腋矣。于晋之兴，大率中原半为敌国。元海，匈奴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氏，氐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黎。种族日蕃，其居处饮食皆趋华美；而其逞暴贪悍、乐斗喜乱之志态，则亦无时而变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众乘时四起，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国者几二百年。所谓发于迟而为毒深者也。虽然，彼之内徙而听役也，亦迫于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尝不怀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国羁拘而贱侮之也。是以刘猛发愤而反于晋，事虽不济，而刘氏诸部未尝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其间非无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渐，为子孙后世之虑。然皆安其内附，或乐用其力，惟恐其不能鸠合而收役之。虽有失为祸之形，皆不为之深思远虑，就其所伏而消厌之。由晋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吴会，遍抚天下，固无藉乎夷狄之助矣。苟于此时，有能探其所伏之祸而逆制焉，因其怀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导其行，为之假建名号而廪资之，使各以其种族而还之旧土，彼将乐引轻去而惟恐其后也。然后严斥障塞，使截然有内外之限，后虽有警，则无至发于肘腋之间，而被不可胜言之祸矣。虽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为子孙后世之虑，则不能决于有为以救其未发之深祸。彼晋武自平一吴会，方以侈欲形于天下，其能有及于此耶？虽郭钦抗疏，江统著论，其言反复切至，皆恬不为省，方抱虎而熟寐尔。嗟乎！为天下者，无恃其为平日之福，而忽所隐之祸也哉！兵以义举，而以智克；战以顺合，而以奇胜。坚之为是役也，质于义顺则犯，考于奇智则诎。悖于其所兴者三，玩于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败亡而不救也。所谓悖于其所兴者三者：不惩魏人再举之退败，而求济其欲于天命未改之晋，一也；逞其桀驽之雄心，求袭正统而干授天命，二也；溺于鲜卑中我以祸，而忘其为社稷之仇，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于所以用者二焉：势重不分而趋一道，首尾相失，无他奇变，一也；骄其盛强足以必胜，弃其大军，易敌轻进，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吴王劫七国百万之师而西，不用田禄伯之言，乃专力于梁，以至于败者，恶其权之分也。禄山举范阳数十万之众而南，不用何千牛之画，乃并兵徐行，卒以不济者，惜其势之分也。虽假息反虏，败亡随之，亦昧于兵之至数也。赵括之论兵工矣，虽其父奢无以难之，然独忧其当败赵军者，以其言于易也。王邑耻不生缚其敌，而徒过昆阳，卒以大败者，以其用于易也。恶其权之分，则不以其兵属人；无属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势之分，则不以其兵假人；无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将，而将必败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战，而战必溃也。盖众而恶分，则与寡同；强而易敌，则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实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夫东南之所恃以为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长淮大江千里之险也。然而吴亡于前而陈灭于后者，彼之动者义与顺，所出者智与奇也。晋之取吴也，二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陈也，五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则彼之所受敌者众，是其千里之江淮，固与我共之矣。今坚之所率者百万之强，而前后千里，其为前锋者惟二十五万，而专向寿春。坚尝自恃其众之盛，谓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乃自向项城，弃其大军而以轻骑八千赴之。是以晋人乘其未集而急击之。及其既败，而后至之兵皆死于躏践，恶在其为百万之卒也。使坚之师离为十道，偕发并至，分压其境，轻骑游卒营其要害，将自为敌，士自为战，虽主客之势殊，攻守之形异，晋诚善距而却我之二三，则吾所用以取胜者盖亦六七。虽未足以亡晋，而亦以胜还也。嗟夫！坚之于诸国也，固所谓铁中之铮铮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难办也。盖兵有众寡，势有分合。以寡而遇众，其势宜合；以众而遇众，其势宜分。黥布反攻楚，楚为三军以御之，而又自战于其地，布大破其一军，而二军溃散。吴汉之讨公孙述，以兵二万，自将而逼成都；授其裨将刘尚万人，使别停禄山举范阳数十万之众而南，不用何千牛之画，乃并兵徐行，卒以不济者，惜其势之分也。虽假息反虏，败亡随之，亦昧于兵之至数也。赵括之论兵工矣，虽其父奢无以难之，然独忧其当败赵军者，以其言于易也。王邑耻不生缚其敌，而徒过昆阳，卒以大败者，以其用于易也。恶其权之分，则不以其兵属人；无属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势之分，则不以其兵假人；无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将，而将必败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战，而战必溃也。盖众而恶分，则与寡同；强而易敌，则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实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夫东南之所恃以为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长淮大江千里之险也。然而吴亡于前而陈灭于后者，彼之动者义与顺，所出者智与奇也。晋之取吴也，二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陈也，五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则彼之所受敌者众，是其千里之江淮，固与我共之矣。今坚之所率者百万之强，而前后千里，其为前锋者惟二十五万，而专向寿春。坚尝自恃其众之盛，谓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乃自向项城，弃其大军而以轻骑八千赴之。是以晋人乘其未集而急击之。及其既败，而后至之兵皆死于躏践，恶在其为百万之卒也。使坚之师离为十道，偕发并至，分压其境，轻骑游卒营其要害，将自为敌，士自为战，虽主客之势殊，攻守之形异，晋诚善距而却我之二三，则吾所用以取胜者盖亦六七。虽未足以亡晋，而亦以胜还也。嗟夫！坚之于诸国也，固所谓铁中之铮铮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难办也。盖兵有众寡，势有分合。以寡而遇众，其势宜合；以众而遇众，其势宜分。黥布反攻楚，楚为三军以御之，而又自战于其地，布大破其一军，而二军溃散。吴汉之讨公孙述，以兵二万，自将而逼成都；授其裨将刘尚万人，使别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将攻之，汉、尚俱败，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知其妙者，虽少犹将分之，以兵必出于奇，而奇常在于分故也。项羽之二十八骑而分之为四，会之为三是也。至于兵大势重而致溃败者，未尝不在乎不分之过也。法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此言其阵之分也。以阵而必分，则凡兵之大势者可知也。盖兵大势重，分之则所趋者广，足以出奇而人自为战。不分则所应者独，难以合变而身萃其敌。将以其身萃敌，而士不自为战，求其无败，不可得也。嗟呼！人常乐乎大众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虽至死而不悟者，岂特为苻坚也哉？荆、阳虽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长淮大江之阻，其俗轻易劲悍，喜事争乱。自周之微，为吴、越、楚之僭强，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为形势，非图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争。故后世豪杰，多乘中州之扰，趋而据之。自其为孙氏之吴，已而为晋、宋、齐、梁、陈之代兴，虽不能遍抚二州之境，然皆以帝号自娱，抗衡北方而不为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国失政，虽以重师临之，鲜有得志。故魏武乘举荆之势，以数十万之众困于乌林。魏文继之大举，独临江叹息而返。苻坚以秦雍百万之强而临淮淝，一战而溃。唯其后世孱昏骄虐，上下携叛，而中州之主为伐罪吊民之师，则虽江淮之阻，亦无足以凭负矣。然而陈叔宝犹谓周师之众，尝退败于五至，而不以为虞。是以晋武之俘孙皓，隋文之俘叔宝，皆易于拾遗也。而苻坚不惩魏人之不济，乃欲申其威于天命未改之晋，此其所以败也。虽然，自古边徼之强，未有遂能并集天下之一统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训其子孙，使必无忘于归晋。而苻融倦倦致戒于坚者，凡以此也。而坚昧于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为愧，而锐于东南之并。违忠智之言，收奸幸之计，一举而大丧其师，寇仇因之，遂亡其国。不惟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坚以豪壮之资，奋于俦伍，获王猛之材，以辅成其志业。遂能自三秦之强，平殄燕代，吞灭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谓盛矣。然而东晋虽微，众材任事，主无失德。而坚乃弗众图之，其廷臣戚属相与力争，而不得也。独慕容垂以失国之仇，欲以其祸中之，求乘其弊而复燕祀，乃力赞其起。坚甚悦而不疑，以为独与己合。遂空国大举，而偾于一战；返未及境，而鲜卑、叛羌共起而乘之，身为俘虏，遂亡其国。呜呼！可不谓其非昏悖欤？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祸，使之悦赴而不以为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祸，虽死而不悟。汉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将谢躬，以兵数万来屯于邺。光武忌之，乃好谓之曰：“ 吾行击青犊必破，而尤来在山阳者，势当溃走。若以君之威力击之，则成擒耳。”躬善其言，遂以其兵去邺而趋尤来。世祖即命吴汉袭夺其城，躬败还邺，而汉杀之。孙策之渡江也，庐江太守刘勋新得袁术之众而贰于策，策深恶之。时预章、上缭宗民万家保于江东，策语勋曰；“上缭，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临之，无不克也。”勋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轻锐袭拔庐江，而尽降刘勋之众。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复燕祀于既亡也。夫与人为敌，乃受其甘言而从其所役，未有不堕其画中者也。法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传曰；“成败之机，在于善察人之言。”坚于垂之言也，虑其所以为利，而不虑其所以为害。一失其机于无以察人之言，而遂至于丧败。人之于虑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坚之晚而昏悖自用，虽景略尚在，固将不用其言，而亦无以救秦之亡矣。天下之事，日至而无穷。而吾有以应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用其机。况乎争天下之利，处两军之交，不得其机以决之，则事亦随去矣。盖机之为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会，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机而起，于机为妄赴；后机而发，于机为失应。是以御天下之事于一己而权不移，制天下之变于无穷而智不诎。夫机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数至者。待之百年而无可乘之机，则吾未尝迟之而求于先发；居之一日而机数至，则吾未尝厌之而怠于必应。呜呼！人能知此，然后可与济天下之大业矣。昔者越王勾践辱于会稽之栖，迨其返国，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报于吴也。盖七年而民求奋于吴，其臣逢同、大夫种、范蠡之徒止之，以为未睹其可乘之机以发之也。于是乎敛形匿迹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吴王空国，北从黄池之会，遂一举而败吴，再举而亡之。西晋自永嘉之乱，群雄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窜身南渡，收区区之江左以续宗祀。而群雄自相搏噬，骤兴聚灭，百年之久。至于苻坚，并兼略尽，乃空国大举而图江南，遂及淝水百万之败。反未及国，而慕容亡燕之裔并起而乘之，垂收陕东而冲乱关右。苻丕坐困邺城，求我粮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馑死殆尽，其党溃叛，退保中山。坚、冲相持，其势俱惫。于斯时也，可谓千载一至之机也。晋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馀，因淝水克敌之势，选师择将而命二军：一军北收邺城以举燕代，一军西趋咸阳而定关陇。据旧都之固，复七庙之坠，镇抚士民，以殄馀党，则武帝之业一朝可复，而大耻刷矣。晋人抚机而不知发，乃方出师漕粟以慰其既来，而尺土不获，而师以丧败。此谢安以气怯而失机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灵宝于旧楚，定刘毅于荆豫，灭南燕于二齐，克谯纵于庸蜀，殄卢循于交广，西执姚泓而灭后秦，盖举无遗策而天下惮服矣。北方之寇，独关东之拓跋，陇北之赫连耳。方其入关，魏人虽强，不敢南指西顾以议其后。而秦民大悦，以谓百年愤辱去于一朝，相与涕泣而留之，以其为汉室之裔，乃以长安十陵、咸阳宫室以动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悦附之民，治兵搜骑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举荆豫之师，发青齐之甲以拔赵魏，从事于中原，则天下之势，不劳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暖，举千里之秦，属之乳褓之儿，引兵遽还，无复顾虑，大违秦民之望。盖一举足而赫连蹑踵以收关中，如探物于怀间。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机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为当捐，而赵魏为足惮也。然其亟去而不顾者，盖以其艰难百战，凡所以造宋之基业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卢循乘虚而下，几失建业。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议其后而为卢循之举也。此所以轻捐关中而不顾也。又其起于渔樵匹夫之微，崎岖转战以经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师者，徒欲成败晋之资，而其志虑之所在，亦曰代晋而已，未暇为王业万世虑也。使司马氏卒不复见中州之定，而群敌遂为不讨之仇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机也。嗟夫！集大事者，恶夫志卑而失机，宋武兼之矣。战必胜、攻必取者，将之良能也。良将之所挟，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无勇，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则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然后以战必胜，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当之！昔者杨素之于隋，可谓一代之名将矣。而贺若弼评之，谓其特猛将耳，非所谓谋将也。甚哉！弼之过于自负而轻于议人也。隋自平陈之后，素已为统帅矣。其克敌斩将，攻策为多。既俘陈主，而江湖海岱群盗蜂起，大者数万，小者数千，而素专阃外之权，转战万里，穷越岭海，无向不灭。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称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钺专征，其所摧陷者不可胜计，遂靖边氛，而清内难。然素之兵未尝小衄，隋功臣无与比肩者，其为烈亦至矣。而弼犹不以谋将处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许之以谋，盖所谓徒勇而无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则凡所以决机取胜者，其谁之谋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谓名将者，独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与素耳。擒、弼自平陈之后，不获立尺寸之效，独史万岁从素征讨，以骁勇称。而弼乃以大将自处，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尽其材，亦见其不知量，而务以其私言动世主也。素之驭戎，严整而喜诛。每战必求士之过失者斩之以令，常至百辈。而先以数百人赴敌陷阵，不能而还却者悉斩之。复进以数百人，期必陷阵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无坚敌。此弼之所以得目之为猛也。嗟乎！素非有忍于士也，以为士之必死者乃所以决生，必生者乃所以决死故也。唐之善于兵者，无若李靖，其为书曰：“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将，十卒而杀其三者，威振于敌国；杀其一者，令行于三军。”靖岂以卒为不足爱哉？以为杀一而百奋，则奋者可期于胜也；纵一而百惰，则惰者可期于败也。奋而克敌，与夫惰而为敌所克，则是杀者乃所以生之，爱者乃所以害之也。善为将者，能审乎此，则无恶乎其苟忍也。虽然，在素之术，有足以致胜，未足以为胜之工也。法曰：“兵无选锋曰北。”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其启行者，选锋之谓也。越王勾践之伐吴，其为士者数万，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谓君子者，其选锋也。素之所使以陷阵者，其选锋之谓欤。然至有不克而还不免于诛者，疑其非选之特精，而养之素厚之士也。又尝观唐太守之将，未尝先以其身亲搏战也，必以骁骑、劲旅而经营于其傍，或瞰临于其高，常若无意于战。其兵既交，其斗皆力而未决也，卒然率之而奋，士皆殊死，突贯其敌之阵而出其背，凡所婴者无不摧败。犹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钧而力偶，方相持而未决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则夫受助者蔑不胜矣。此法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者也。使素之所用以为锋者，皆精其选，而又量敌之坚脆以遣之，其必足以陷敌，无至乎不克而还又加之诛，而常出于唐太宗之奇。则如弼者，亦何得而妄议矣？据天下之势，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权。盖权待势而立，势待权而固。有是之势，而其权不足以固之，则其势日就倾弱，而天下莫能安强。是以主之于权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己而分于人。凡物之去己者犹可收，分者犹可全也。至于权也，一去而不可复收，一分而不可复全。而所据之势随之，可不慎哉？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祸乱，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谓固天下之势，以遗诸子孙者，盖未立也。于是乎藉兵于府，置将于卫，据关而临制之。处兵于府，则将无内专之权；处将于卫，则兵无外擅之患。然犹以为未也，乃大诛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浑，平高昌，灭焉耆，皆俘其王，亲驾辽左而残其国。凡此者，非以黩武也，皆所以立权而固天下之势者也。武后以女主专制，挟唐以令天下图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息重足，从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权而逆持之，然犹若此，况以顺守者哉？明皇以英果之气，起平内难，遂袭大统，可谓谊主矣。然狃于承平晏安之久，府卫之制一切废坏，尽推其权以假边将。禄山虎视幽蓟，横制千里，而军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阳之变一起，天下大震，徒驱市人以婴其锋。使微肃宗召号忠义，驾驭豪武，奋不顾身，与之从事，则两都不复矣。虽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赖以收天下者，皆为方镇矣。天下之权已分于下而不全矣。至于代宗仅夷残盗，乃瓜裂河朔以输寇党，遂相为背腹，世袭不禁。陵夷至于大历、贞元之间，两河方镇日以强肆。而当时之君，畏缩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妩不暇，以苟旦暮之无事。而陵犯益至，虽内设禁军，统以阉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变。故泾师之乱，而神策六军，召之无一至者，从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兴，天下之为方镇者五十，县官赋入止于东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于不赦，排斥众议而大治之。于是擒刘辟于剑南，执李于浙西，缚卢从史于昭义，服王承宗于镇冀，诛李师道淄青五世之袭，平吴元济淮西三世之叛，可谓盛烈矣。然其至于后世，益以不振。在内之权而阉尹执之，在外之权而方镇执之，浸微、浸削而遂至于亡焉。盖唐以权夺势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宝之载焉。以其丧所以制天下之权者，实兆乎此故也。故其后世之君若章武者，仅能自立，不为之深屈而已。况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后之为天下者，苟无意于所执之权而为人执之，则视唐可知也矣。人谓汉高祖以布衣之微，召号豪杰，起定祸乱，乃瓜裂天下以王。勋将韩、彭、英布，皆连城数十，南面称孤，举天下之籍而据其半。及夫释甲就封，创血未干，皆相视诛灭。盖由高祖封赏过制，陷之骄逆，其于功臣不能无负。光武率义从之士，平夷盗逆，收还神器。天下既定，遂鉴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为通侯，大者不过数县，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勋故将，皆能自全。李靖，谈兵之雄者也，亦以谓光武得将将之道，贤于高祖远甚。嗟乎！是皆不深求高祖、光祖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虽圣智不能迁而避之。高皇以宽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业。岂所谓阴忮暴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秦为无道，天下高材疾足争起而竞搏之，皆有代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杰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轻属于人者也。韩信挟百战百胜之略，择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齐而自王之。方汉王大败于彭城，随何不能缓颊于淮南，则黥布不至。及困于固陵，诸侯弃约不会，微张良之画，则彭越、韩信不从。方是时，汉王不捐数千里之地，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则楚不亡。汉之待此三人者，譬若养虎，饱则不动，饥则噬人。由是观之，封赏过制，岂得已哉？欲就大业于须臾之顷故也。虽然，大业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则彼持是而安归，且高祖亦得安枕而卧乎？故疑似之衅一发，而大祸集矣。此其势必至于夷灭而后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祸，收率怀汉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阳故人，其尤伟杰者，寇、邓数人而已。然较其材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顾之役，非有骄桀难制，若韩、彭之与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数千之户，莫不志欲盈足，唯恐持保之不获。为光武者，独何隙以诛除之哉？而曰光武独得保全勋旧之术，高祖于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与夫势理有所必至者也。后唐庄宗，承武皇之遗业，假大义、挟世仇，以与梁人百战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谓难且劳矣。然有二臣焉：其为韩、彭者，李嗣源；为寇、邓者，郭崇韬也。嗣源居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得国兵之权，执之而不释也。庄宗无以夺之，而稍忌其逼。崇韬常有大功于国，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庄宗苟能挟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则嗣源虽怀不自安，而有顾惮，非敢辄发也。庄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韬以忠见疏谗疾日急。使其营自救之计，乃求将其征蜀之兵。庄宗归国中之师，属之而西。崇韬虽已举蜀，捷奏才上，而以谗死矣。庄宗知得蜀足以资其盛强，而不知崇韬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邺下之变，嗣源以一旅之众，西趋洛阳，如蹈无人之境，其迁大器易若反掌。且内有权臣窥伺间隙，乃空国之师勤于远役，固已大失计矣。而又去我之所与与彼之所畏者，则大祸之集，可胜救哉？虽得百蜀，无救其失国也。使崇韬之不死，举全蜀之众，因东归之士，拥继岌，檄方镇，以讨君父之仇，虽嗣源之强，亦何以御之？盖嗣源有韩、彭之逼而不践其祸者，庄宗无高祖之略故也。崇韬有寇、邓之烈，而不全其宗者，庄宗无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祸，起于操权，而速祸之权，莫重于制兵。崇韬谋逭祸自全，而方求执其兵，此于抱薪救火者何异也？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兴，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合其世祀，不数十年。自古有国，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窃观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仇之忠义，发迹阴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北人骄功恃强，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负反之。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则晋安得而后亡哉？汉祖承兵戈扰践之馀、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号而应之。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亦皆俯首听役于汉。然一旦委裘，而强臣世室已不为幼子下矣。故不胜其忿，起而图之，侥幸于一决。而周人抗命，卒无以御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谓一时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而真人德业日隆，已为天下之所归戴，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由是观之，自梁以迄于周，其兴亡得丧，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尝究之，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皆以雄武壮决转斗无前，摧夷强敌，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晋祖之甲倡于并门。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需死期，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无以自救之也。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故古者拔乱定倾之主，不忧天下大计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强，战士之或骄。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于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国家安强；举而遗之冲人弱息，而变故不作。彼以乱继乱者则不然：方其图天下之即集也，日责功于将，而责战于士。责功之亟，则凡所以酬将者未尝恤，其或至于强；责战之切，则凡所以抚士者未尝病，其或至于骄。是以天下略定，强臣倚骄兵而睥睨，骄兵挟强臣而冀望。一旦相与起而迫之，反视其身，彷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则虽有平日壮决之气，持是而安归哉？此唐之庄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图天下于亟集，而不计其既集之利害者，终亦亟亡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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