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阴谋案是一次失败的政变和企图刺杀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动。于1944年7月20日由一班德国国防军军官和另外一些人展开行动。政变的主谋是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其他参加政变的人包括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路德维希·贝克上将、埃里西·赫普纳上将、卡尔·格德勒(莱比锡市长)、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阿尔弗雷德·台尔普神父等等。埃尔温·隆美尔元帅和京特·冯·克鲁格元帅都被指牵涉其中，最后两人被迫自杀。
原本计划
原计划由施陶芬贝格往东普鲁士拉森堡的狼穴在希特勒附近放置计时炸弹，然后立即前往柏林命令部队起义。并成立一个新的影子政府，由贝克上将担任国家元首，格德勒担任总理，大部份参与者都希望最终能恢复德国帝制。瓦尔基里行动是一个军事计划，假装柏林出现工人暴动，派出军队镇压。利用事件掩护更进一步的军事部署。
失误，巧合和炸弹
因为狼穴的高温和有建筑工程进行中，希特勒把会议由地下碉堡转到地面一栋木建筑物内。施陶芬贝格虽然带了两枚炸弹，但他只能够装设其中一枚，然后放在一个公事包中。施陶芬贝格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和一只眼睛令到他能够以听觉受损为由靠近希特勒。
施陶芬贝格在下午12时37分把载有炸弹的公事包放在希特勒右方橡木大桌桌腿侧，然后在会议中途静静地离开了会议室。当时希特勒伏在桌上看著东线地图，并聆听他的军官叙述战争形势。下午12时42分，炸弹爆炸，橡木大桌被炸成碎片，整栋建筑物倒下。施陶芬贝格目睹爆炸认为没可能有人生还。他与他的副官赫夫特中尉穿过一道又一道的保安封锁线离开狼穴，然后飞到柏林会合其他在战争指挥部等候的同谋。
爆炸前一刻，一位上校为了看清楚地图而靠近桌子，却被施陶芬贝格的公事包绊了一下，于是他把公事包推到桌腿外侧。厚实的桌腿为希特勒挡住了爆炸的冲击，木建筑物亦减弱了爆炸的威力。有四人当场死亡，大部份在场人士都受了伤，希特勒也保住了性命，只受了轻伤。
狼穴方面下达了击落施陶芬贝格坐机的命令，但中途被空军的政变参与者截住了。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在到达柏林陆军总司令部打算指挥政变部队时被捕。由于消息混乱，令弗利德利希·欧布利特将军迟迟未有展开瓦尔基里行动，延误了四小时直到施陶芬贝格到达柏林。
谋反者并未能占领电台令到希特勒生还的消息得以传开。起初，柏林的后备军的确有执行施陶芬贝格的命令，但后来他们的长官阻止了行动，政变失败。
近五千人被处死
政变主谋，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弗利德利希·欧布利特将军，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威纳‧冯·赫夫特中尉在当晚被捕，在战争指挥部的庭园被枪毙。很多人(包括希特勒)都相信这次就地处决政变主谋是为了不让他们供出其他参与者。希特勒用行动去回应这次政变，处决了五千名反对他的政权的人，有些被酷刑煎熬至死。
在今天的德国，参与是次政变的人都比称为抵抗战士。更有以部份参与者名字命名的街道。
1967年后期，7月20日阴谋案被拍成电影the night of the generals 。
初夏，我在柏林，和同志们轮流在总理府值班。即使希特勒不在总理府，我每周至少也要在那里度过两个晚上。只要一有机会，我便马上回家。格尔达已经停止了所有与职业有关的活动，一心一意照顾我们年幼的女儿布里吉塔，她是4月11日出生的。这些年来，我太太一直在经济部工作，后来又给一位大学教授做秘书。格尔达和我一样，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
我们一般不谈论国家大事，既不讨论军事形势，也不议论我在希特勒身边的日常工作。即便是今天，这种态度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也没有人触及这些话题。没有理由讨论这些，同样，我们也不谈论是不是害怕红军。即使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那个邻居，他也没想过要了解更多，尽管他的书架上放着一本《我的奋斗》。
相反，在岳父家，我们倒是经常探讨诸如战争何时结束这类问题，话题更加广泛，和格尔达的父亲在一起时尤其是这样。从1943年起，我们便讨论这一话题。我想，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在我们看来，德国显然不会成为这场冲突的胜利者。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似乎不可能像希特勒所期望的那样，打赢这场战争。
实际上，在最亲密的同志之间，那个时候也在谈论同样的话题。有时，我们在列举这类失败和一个接一个的重挫时，甚至会提到俾斯麦号装甲舰的沉没。如果是和突击队其他人在一起，我们常常谈论背叛、破坏行为这类问题。我还清楚地记得盟军登陆后不久总理府流传的那张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名国防军指挥官，有人说他是保卫瑟堡或该地区的负责人，他边喝着酒边笑，身边有两名英军士兵。据一位同志说，这名少校没有向抢滩登陆的盟军开一炮。他还说，底片是瑞典大使馆提供的。
7月20日拂晓，在“狼穴”司令部度过几天后，我终于回到了柏林。我先是去奥托·梅斯纳办公室，向他转交一份邮件后，回到家，躺在沙发上休息。中午刚过不久，格尔达突然把我叫醒，告诉我，总理府打来电话。“情况紧急。”她补充说。我拿起话筒，一个声音对我说：立即返回总理府。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也没有，”对方在电话中说，“你必须立即回来！你明白！”我迅速穿上衣服，跳上前来接我的汽车。
直到下午，我们才到达总理府。我在大门前下了车，大街上有一队队士兵。进入总理府后，我面对的是一片混乱。工作人员、卫兵、警察，所有人都在四处乱窜，楼上楼下、花园里，人们到处在跑，希特勒的房间由我们的护卫突击队守着。奥托·恩斯特·雷曼少校的部队——柏林卫兵营也在那里。我最终弄明白了，他们准备迅速占据戈培尔的住处，它正好在总理府的后面，勃兰登堡门附近。他们部队的一名成员过来对我说，电话总机室需要人手。同志们已经在工作。我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发现所有的线路运转良好。他们简要地向我讲述了他们掌握的有关爆炸的情况。希特勒还活着，他们刚刚在戈培尔办公室和“狼穴”之间建立起电话通信。半小时后，雷曼带着最后的人马离开总理府。晚上8时许，我带着邮件登上了一列邮政专列，它每天都与希特勒的司令部联系。
当我到达“狼穴”时，已是早晨7点。一进入安全区域，那里的宁静气氛就让我感到惊讶。人们或许会认为，这只是普通的一天。同志们向我概述了头天发生的事情：放在手提箱里的炸弹、爆炸声、伤员、死亡以及墨索里尼的来访。尽管发生了爆炸，但墨索里尼仍按原计划来访，于下午到达。爆炸发生几小时后，一切似乎就恢复了正常。电话通信正常，中午的会议照常举行。总之，司令部的日常生活恢复了以往的节奏。至于现场调查工作、审查和安全措施，则由德意志保卫部负责，与我们无关。
当天晚些时候，我又听到伙伴亚瑟·亚当的版本，他是希特勒司令部的国防军报务员，负责看管木屋会议室的总机。他告诉我，施陶芬贝格上校是怎么马上成了被怀疑对象的。施陶芬贝格将爆炸装置放在房间里的木桌下，不久就离开了会议室。他问亚当，他叫的汽车在哪里？当时汽车还没有来。于是，施陶芬贝格打开门，离开现场。亚当说，正在这时，希特勒的国防军副官鲁道夫·施蒙特感到施陶芬贝格的提包碍手碍脚的，便将它挪开。几分钟后，窗户和门被炸弹撕开了。于是，亚当立即喊道：“是施陶芬贝格干的，是他干的！看，他的军帽还挂在衣架上呢！”
爆炸案发生后，我们突击队没有收到特别的命令，我也没有发现保护希特勒的安全措施有进一步的加强，除了搜身以外没有别的措施，这一工作仍由德意志保卫部负责。总之，只是晚些时候，也仅是在柏林的总理府花园内圈定了安全范围，禁止他人进入。
希特勒在爆炸中似乎只受了点皮肉伤，肯定会留下后遗症，但他什么也没流露出来。不久，他对司令部的巡视更加起劲。戈培尔来此与希特勒会谈，有相当一部分纳粹党的区长和党的领导人被调换。
我们的工作日在延长。由于前线战场的局势愈来愈令人担忧，总理府的气氛异常紧张，空袭警报越发频繁。每次警报拉响时，我们都会到春天才能完工的地堡里藏身。希特勒地堡成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工事，墙壁有几米厚。电话中心也进行了加固。
我曾耳闻目睹了一些争执。大概是爆炸案发生几周后的一天，我重新回到木屋前站岗，希特勒和威廉·凯特尔元帅在屋子里交谈。屋子的窗户是开着的，我可以听到他们的所有谈话内容。当谈到北方战线问题时（似乎是指芬兰），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德军刚刚在那里遭受惨重损失。面对苏联红军，德军展开的火力攻势已远远不足。据我的理解，大约300门大炮已经运到日瓦尔港（塔林），但却没人想到去卸下来，可能是由于消息渠道不畅。凯特尔替自己辩护，试图庇护他的部队，也为他们辩解。希特勒马上来气了，大发雷霆。他大声喊道：“为什么没有得到消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消息却没有得到！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消息，又怎么能下达正确命令！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一次失败，而我是这一失败的负责人！损失呢？寡妇和孤儿，所有的人都会对我发怒！”
我不了解希特勒与凯特尔两人的关系如何，也不清楚他和国防军其他负责人关系的性质。也许副官和侍从可以对此提供证明，但我不能，我和他没有亲近到可以了解这一切的程度。相反，希特勒的一件轶事向我表明，他非常器重费迪南德·舍尔纳将军，这是一名专横而严厉的军人，以骁勇善战著称。
一天，阿尔贝特·鲍曼拿着文件夹来到我面前，文件夹里放着一些需要希特勒签字的文件。我刚从奥托·狄特里希的新闻办公室回来，手里还拿着最新的新闻快讯。这时，希特勒进了房间，鲍曼朝他转过身去，向他问候并用开玩笑的口吻开始了交谈。他告诉希特勒，我非常希望能有几天时间回一趟我在西里西亚的故乡。希特勒回答他说，我可以走，并明确指出：“可万一舍尔纳知道了此事，我的允许就没什么作用了！”战后几年，我在苏联被关押期间，一名苏联军官对我说，希特勒或许需要十几个舍尔纳才有可能改变一点本性。
9月份，希特勒病倒了，急性黄疸使他卧床不起。他有好几天没有离开地堡的小房间，也不能参加军事会议了。但一能站立，他便重新出现在参谋部的日常例会上。可是，他的身体还需大约两周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疲劳、精力不济已经写在了他的脸上。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艰难而关键的时期，来自前线的消息总是愈加恶劣。
在这气氛紧张的日子里，希特勒决定打发走两名陪伴他多年的医生，他们是卡尔·布兰特和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中校将取代他们，此人是希姆莱从前的私人医生之一。莫雷尔医生则一直没有变动。
11月底，希特勒踏上了专列，离开“狼穴”回柏林，此后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前，苏联红军已进入东普鲁士，战斗异常激烈。
旅途中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柏林给人的印象是，自7月20日以来（即我匆忙离开的那天），这座城市在狂轰滥炸中已面目全非。希特勒返回总理府后不久，立即决定将司令部搬到西线战场。一个重大反攻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次坦克行动正在秘密组织中，将在阿登地区展开，我们及时获悉了这一消息。
希特勒及其随从人员重新登上专列，这次是前往齐根堡，它是一座位于巴特诺海姆的小城，在法兰克福以北。当时是12月中旬，我一直是在旅行中。司令部位于一个林区，在山谷中。我们睡觉的地堡在地下，那一时期流行这种做法。新总部起名为“鹰穴”，这肯定是希特勒的个人选择。
我的记忆又模糊不清了。日复一日，会议不断增加。我站在那里，发现党卫军和国防军的将军们一个接一个地跟着希特勒。局势的发展不可收拾，反攻行动受挫，东线传来了最令人担忧的征兆。时间已屈指可数，必须立即返回。希特勒重新登上火车，返回柏林，这里是他最后的司令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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