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琅琅古渡头——兴县黑峪口渡
黄河出天桥，过马家滩，出保德，一直到山西省兴县，三里一渡，五里一口，众多的古渡口使得黄河顿时像一条喧闹的集市那样热闹起来。这时候，黄河远离了长城，同时也远离了刀枪剑戟的锵铿之声。明清两代，这一段黄河河道虽然偶有战乱，但相对而言还是要平和许多。黄河流经兴县有82公里，沿途就有九大渡口，它们分别是南会渡、裴家川口渡、黑峪口渡、巡检司渡、罗峪口渡、石灰沟渡、牛家川渡、李家畔渡和大峪口渡，这些渡口大都兴起于明代，在清代中叶达到盛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晋陕两省物资流通的重要通道。
黑峪口渡位于兴县城西25公里处，距古县治白家崖仅3公里。清末民初，因晋陕两省许多重要物资在此集散，粮食、土特产源源不断地运来渡口，又源源不断地运往他处，故设税卡，同时常驻军警，并筑有碉堡炮楼等军事设施。1936年春，红军在此强渡入晋，消灭阎锡山河防部队一个营。1940年，八路军120师进驻兴县，兴县成为晋绥边区的军事、政治心脏，抗战期间，黑峪口自然成为沟通晋绥与陕甘宁边区往来和储运战略物资的重要渡口。
然而，与其他渡口不同的是，船工们喊着号子将船靠近岸来，灌进耳朵里的，除了商家吆五喝六的喧闹之外，还有学子们琅琅的书声。
兴县的渡口不仅以物资流通而闻名远近，而且因为兴学办学而名垂后世。几个渡口各有千秋，其中以黑峪口为最。
据黑峪口的老人们回忆说，当年的黑峪口，在最繁盛的时候，全村的人口达到2000多人，而人口的组成则十分驳杂，有晋中的商家，有北路的船家，还有来自南方的行商，甚至北京人、内蒙古人、山东人也穿过吕梁大山的崎岖山路来
到这里，五方杂处，方言不同。码头上天天有渡口船往来晋陕之间，天天有长船从上游下游运来货物，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镇子上沿河有两条街，店铺林立，光大的药铺还开下三家，另外饭店、商铺有一二百家。渡口上隔一天赶一集，是晋陕两岸远近闻名的大集市。
然而，谁能想到，早在1919年，这里就成立了晋西北第一所国民女子学校，而在更前，镇上的商贾大户就让女子放小脚，读新书。黑峪口不仅有着浓厚的商业传统，更有着浓郁的读书风气，开放的、民主的、进步的气息从黑峪口向四面八方辐射着，影响甚巨。村里但凡有些办法的人，都千方百计让子女上学堂读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黑峪口村在外读书就学的就有20多人，有的进入清华、北大就学，黑峪口人骄傲地说：我们黑峪口，连扫大街的都是高小毕业生。此言不虚。这一切，除却兴县人尊师重教的传统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黑峪口村出过一个非常开明的人物，他就是中共早期的共产党员，著名士绅刘少白先生。
刘少白先生一生为革命奔走，同时念念不忘家乡的教育事业，他同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共同兴学办学，事必躬亲，牛友兰先生甚至亲任中学校长。兴县的教育事业在民国时期独树一帜，兴县周边的晋陕数县的早期知识分子莫不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而黑峪口是兴县最出人才的地方，到1950年，全村在外工作的干部就达200多人，到目前为止，全村省部级干部就有六七位之多，刘少白先生的两个女儿刘亚雄、刘竞雄，侄女刘佩雄在1949年之后长期担任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儿子刘易成是中国卫星工程的首批专家，外孙刘纪原更是后来居上，担任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局长。
书香浸染的黑峪口古渡，因此与其他渡口区别开来，显得卓尔不群。黑峪口不仅是晋西北黄河岸边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古渡，更是一个文化象征。当年，日本侵略军入侵兴县，全县的教育受到极大破坏，在师资力量极度缺乏的情况下，边区政府从黑峪口抽调了大批教师在全国各中小学开展巡回教学指导，晋西北的文化教育之火才不致由战乱而熄灭。
古渡也有兴衰，黑峪口的古渡位置和在地方教育的位置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直到1988年连接晋陕两省的黄河大桥修通之前，黑峪口还有渡船和长船4艘，用来摆渡兴县和神木、榆林的过往商客和货物、牲畜。今天，由黑峪口起始的干线公路忻黑线直通晋中腹地，2000年兴神黄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通过黄河大桥则与陕北干线公路相连，直抵神木、榆林，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
杂谈
黑峪口位于黄河岸边，与陕西神木县的盘塘镇隔河相望，在历史上是一个较大的渡口，商业繁荣，各地的商贩和旅客往来于此，这对于当时闭塞的晋西北地区来说，黑峪口却实成了一个消息灵通的所在了。
黑峪口的历史到底有多久，村子里没有人能说清楚了，这块石碑上书写着黑峪口环山抱水居民稠密，倒出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繁荣。
刘少白就出生在这里，刘少白的父亲是前清的秀才，他很宠爱自己的儿子，刚满六岁的刘少白就被父亲送到本村的一家私塾，少年时代的刘少白就对封建礼教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过年不供神。在村里提倡男女平等，提倡丧事新办，遭到亲友和众乡亲的埋怨，但他并不气馁，在埋葬他祖母的时候，他不披麻戴孝，只戴白花和黑纱，连祭文也是用白话文写的。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对刘少白所做的好事记忆犹新，刘少白的大女儿刘亚雄五岁时奶奶要给她缠足，而刘少白认为将女儿的一双天足缠成三寸金莲，供人观赏，是对女儿身体乃至心灵的巨大摧残，因此，他坚决反对，他还在自家的大门上，用英文写下自由、博爱、平等，表明了他与封建礼教坚决斗争的决心。
在黑峪口村的山梁上有一座小庙，庙于始建的年代已没有人知道了。重修碑记上这样说。
这所无名的小庙，虽然很小，却有悠长的历史，而要数热闹和兴盛恐怕就数刘少白在此办学的时候了。
刘少白20岁时离开家乡，到西安去参加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只考得一个贡生，他没有回家，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先是考上太原府中学堂，后又考上山西大学法律系，从此他立场做一个大法官，为社会兴利除弊，然而事与愿违和他的抱负屡遭打击，30岁时的刘少白决定要专心从事教育事业了。
从刘少白开始办学到1982年，黑峪口学校才移到村子里，就在这个破庙里，刘少白的学校一年一年的办下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创办了兴县第一所女子国民学校，他把自己的三个女儿都送到学校读书，这在当时还是封建统治时期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识，事实上刘少白的女儿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像长女刘亚雄早年就读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后赴莫斯科留学，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
随着社会的发展，刘少白深刻的认识到中国要变革，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他一面教学，一面求知，竭尽全力为共产党工作，也许有很多人都知道在北京虎坊桥有一家山西饭庄，那原本是刘家的私宅，当时是北京、天津一带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个中心，在黑暗中摸索大半生的刘少白，在芦沟桥事变前夕，由王若飞、安孜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刘少白也遇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但他毫无怨言，对党忠贞不渝。
刘少白同志在河峪口办学，培养出多少学生，我们不得而知，但史料记载当五星红旗在新中国上空飘扬的时候，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山、陕西两省的干部，只要是在兴县读过书的，均出自刘少白和牛友兰这对金兰兄弟的门下，这让我们想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孔老夫子，在兴县黑峪口上过学，后来成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今天我们在黑峪口追忆刘少白先生和牛友兰先生，我们的心不能不为之感动，年轻时他们立场反封建，办兴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一生像黄土高原般磊磊落落，刚强坚定，像奔腾的黄河坦坦荡荡，百折不悔。
离开了黑峪口村，我们沿着黄河由北向南行走十多华里，来到一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庄，这个村的名字叫作韩家吉，进到村子里我们看见这里的民居比其它地方要讲究的多，我们把目光转到这里，是因为在历史上，这个村出过的读书人很多，同时和黑峪口的刘少白家有着几代姻亲关系。
一斗芝麻官的传说，全然不可深信，但这里历来重视教育，却是有口皆碑的，在黑峪口镇的中学，韩家吉村的学生最多，考得也最好，且男孩、女孩都一样，韩家吉村现在在外面有大学生，研究生，这可是历史遗风，所谓耕读传家。
黑峪口不会忘记刘少白，而刘少白与兴县有着隔不断的乡情，黑峪口的少白希望学校，就是刘少白的后人捐资修建的，恐怕是黄河边上漂亮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