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一”细菌部队用来做实验的活人被称为“马路大(muruts)”,日文意思为“试验品”。
1935至1936年间,日本在东北设立了两个极端秘密的机关:一个命名为“关东军部队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它是在石井四郎主持的实验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另一个新设立的“关东军兽类传染病试验局”。1941年后,这两个机关分别改名为“第七三一号部队”和“第一百号部队”,由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直接总指挥。
“第七三一号部队”驻在距哈尔滨市南20公里的平房车站地区,专门建造了一座小成。该部及长官是石三郎,有3000多名科学技术人员,拥有大量实验设备,下分五处,…… 日本法西斯匪徒,测验细菌武器的主要方法,就是采用了有系统目的和大规模的对活人的直接试验,其试验对象即是被日本宪兵机构确实为要刑讯致死的中国、苏联和其他参战国的爱国分子、共产党员、抵抗运动成员、被俘战士以及和平居民。主体项目的实验者多是中国人和苏联人。其试验手段包括注射、感染、炸伤、打活人靶等,残忍至极。
据当时参加试验的日本匪徒供词:“自1941——1945年间,仅于通过七三一部队实验而杀害的人也不下3000人。”而且死者都被运送往特别火葬炉中焚毁。
根据日本“赤旗报”揭露:日本法西斯为进行试验起见,曾将动物的血注入人体中,并从活人身上抽取淋巴腺。还将被弄死的中国抗日战士的头和躯体,加以肢解,运回日本,以供研究之用。
更为罪恶的是,日本法西斯为研究防止梅毒,竟丧尽天良的先使中国妇女染上梅毒,再以妇女人体进行防止试验。七三一部队还广泛地进行冰冻人的非人性试验。刽子手们强迫把被实验者的手和脚放在特制的冰箱里,直到四肢冻伤或四肢烂掉,然后再带回实验室进行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在侵略苏联期间,以寻求防止四肢冻坏的某些办法。死亡于此项实验的中国军民也无计其数。
战争结束二十年后,一位前七三一部队员写下这样一首充满服罪感的诗句:
一位画家在画“冻伤试”,他自己的手也在发抖,
因为眼看着“马路大”在寒冻中冻掉双手。
解剖活人的手术刀也冻得凝结一层血迹,
酷热的天哪,锁链声仿佛象人在哭泣。
为了同死亡做斗争,越狱的怒火也曾炽烈地燃烧,
墙壁上留下了“马路大”用血写成的反帝口号。
烈火中“马路大”,在触摸着烧烤的肉脂,
十字架上“马路大”,在忍受着鼠疫跳蚤的袭击。
自命不凡的恶魔医生,如今已跑得汗流夹背,
那已焚毁殆尽的白色魔塔,陡化成一片墟废。
诗中所说的“马路大”,指的就是关东军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所属哈尔滨矫正院逮捕的俄国人、中国人和蒙古人俘虏,据说也包括朝鲜人。然后被送到七三一号部队特设监狱,在这里,他们失去了人的资格,成了“马路大”(日语“马路大”就是材料的意思)。他们在各种试验中被做记录时,仅按他们的性别,在表格上标注“♀马路大”或“♂马路大”的字样,这两个符号是第七三一部队用来表示实验材料的专用术语。平均两天就要“消耗”三个“马路大”。
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机构,日本军方投入的研究经费十分可观。据档案记载:1944年一年的研究经费就达600万日元,相当于当时的250万美元。这个数字为1945年以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给北平协和医学院提供的经费的4倍以上。
日本军部搞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用于实战。细菌武器被用于实战而致死的人数并未计算在实验致死的人数内。据档案记载,早在1942年春,当时中国的重庆政府卫生部就详细报告过:在1940年10月27日、11月4日、11月28日和1941年11月4日,日本飞机先后到浙江宁波、金华和湖南的常德低空投下麦、谷粒、纸、棉絮等物,在金华还投下不知名的颗粒。 这些物体和不知名的颗粒投掷数日后,就发现有淋巴鼠疫的患者。因此,宁波死亡99人,常德死亡9人,而这几个地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鼠疫流行的记载。战后的1947年,美军在东京审讯有关日本人时,得到有力的证实。他们说,石井四郎及大量随员于1940年8月,携带了70公斤斑疹伤寒菌、5公斤霍乱菌和相当量的被感染了鼠疫的跳蚤,飞往杭州进行细菌武器实验,曾投放到宁波、金华等地。1942年7月,石井四郎又携带了130公斤伤寒菌和鼠疫及被感染的跳蚤到华中地区投放,石井四郎在1939年冬向别人讲述,他曾在东北山区投放霍乱和鼠疫菌取得了效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有300多颗各种类型的细菌弹被销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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