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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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姓名：顾祝同(1893～1987)
　　性别：男
　　政党：中国国民党
　　籍贯：江苏省淮阴市涟水县
　　出生： 1893年1月9日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一级陆军上将。字墨三。江苏涟水人。在蒋介石早年的得力干将"五虎将"和"八大金刚"中，顾祝同是唯一到台湾后晋升一级上将的，足见其在国民党军界的地位。
　　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1919年毕业。1922年任粤军第二军参谋。1924年黄埔军校初创时任中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次年东征中任教导第2团营长、第2团团副，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参谋长、副师长。1926年北伐中任第一路军第3师师长。次年9月任第九军军长。1930年2月蒋阎冯中原大战时，任第十六路军总指挥、洛阳行营主任。次年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年底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年参与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北路军总司令。1935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兼任西安行营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安徽泾县策划指挥了皖南事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徐州绥靖主任等职。1946年任陆军总司令。1948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49年4月，重任陆军总司令，12月任“西南军政长官”。1950年3月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1972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87年1月17日卒于台湾。

学历

　　1914年，江苏陆军小学毕业。
　　1916年，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
　　1919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毕业。

生平经历

　　（国民政府）卫戍司令部参谋 1914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 1935.11-1937
　　（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 1927.09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7.10.20-1928
　　（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委员 1928.11-1930.03
　　（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1929.10-1930.09
　　（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兼任）主席 1937.12-1945
　　（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 1934.01.24-1936.12.02
　　（国民政府）贵州绥靖主任 1935.05-
　　（国民政府）四川行营主任 1935.10-
　　（国民政府）贵州省政府（兼代）主席 1936.08-1937
　　（国民政府）贵州全省保安司令 1936.08-
　　（国民政府）西安行营主任 1937.01-1937.11
　　（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7-
　　（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主席 1937.11.26-1939.10
　　（国民政府）江苏全省保安司令 1937.12-1939.10
　　（国民政府）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938.01-
　　（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主任委员 1939.07-
　　（国民政府）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院长 1939.12-
　　（国民政府）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1946.01-1946.05
　　（国民政府）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1946.08-1948.05
　　（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第一任）总司令 1946.05.31-1948.05.13
　　国防部参谋总长 1948.05.13-1950.03.10
　　中央训练团副团长 1948.11-
　　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1949.04-1950.03
　　私立强恕中学董事长 1966-
　　西南军政长官 1949.12.07-
　　国防部（代理）部长 1950.01.26-1950.03.10
　　行政院政务委员 1950.01.26-1950.03.10
　　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04-1959.06.29
　　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7.02.01-1972.05.1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31.11-1987.01.17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1952.10-1987.01.17
　　国防会议秘书长 1959.06.29-1967.02.01
　　总统统战略顾问 1972.05.19-1987.01.17
　　中国孔孟学会名誉理事长 1972- 1987.01.17
　　台北市江苏同乡会名誉理事长 1973.04- 1987.01.17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76.11- 1987.01.17
　　顾参加南京受降仪式(右一)

消极抗日

　　淞沪战争开始后，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负实际指挥责任，先后指挥张发奎第八集团军、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刘建绪第十集团军、陈诚第十五集团军、薛岳第十九集团军及朱绍良、罗卓英、胡宗南、廖磊、刘兴等部约70万人，奋勇抵抗，重创日军，为中央政府和上海的撤退争取了必要的时间。
　　南京失守后，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包括江苏省南部、安徽省南部、江西省东北部及福建省、浙江省。该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与日伪防区接触范围大。顾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后长达八年，经历整个抗战时期。顾祝同利用战区有利条件，以建立战时经济为名，大搞走私贸易，纵容部下发了一笔国难财。整个抗战期间，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并未利用自己的有利战略位置向日寇出击，基本上未打过大仗。正面战场上的大战役多发生在其他战区，第三战区进行过的较大战役仅为浙赣战役。这次会战历时约三个多月，日军集中九个师团以上的兵力，经过苦战，付出惨重代价，实现了预定目的。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死伤28900多人，损失酒井师团长等，并失去战马2600多匹。中国守军由于缺少必要的通讯联络及判断失误，第三战区未能实现与日军决战的计划。

积极反共

　　在对付共产党、新四军方面，顾祝同是全力以赴。他亲手制造的皖南事变震惊中外。蒋介石对于顾祝同忠心事主卖力反共是很赏识的，1945年1月底，顾祝同升任赣州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统一指挥三、七、九战区军政，权力之大，令同行侧目。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顾祝同连任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顾祝同在第三战区接受日军的投降，9月8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典礼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顾祝同作为中国陆军代表也参加了这一仪式。
　　1946年5月，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仿美改制，顾祝同出任陆军总司令，与海军总司令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并列为军事巨头。全面内战开始后，顾祝同充当了蒋介石的内战急先锋。9月，他指挥徐州、郑州一线32个旅(师)计30万人进攻冀鲁豫解放区，结果被刘邓大军歼灭5万多人。
　　1947年3月，国民党组成的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以顾祝同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署兵力两个机动兵团及两个“绥靖”区部队，共60个旅45万余人，采取密集靠拢、逐步推进的战术，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华野正副司令陈毅、粟裕将军采取挖心战术，于1947年5月底在孟良崮地区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顾祝同遭此失败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硬着头皮继续较量，结果一输再输。1947年6月顾祝同又采取所谓的重兵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术，再犯沂蒙山区。此时刘邓大军已突破黄河天险，开始了战略进攻。顾祝同闻讯后，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堵截，但在刘邓大军的打击下损兵折将。到1947年7月上旬，顾祝同被解放军赶出鲁中地区，他苦心经营的对山东重点进攻方案宣告破产。
　　1948年5月，顾祝同任参谋总长一职，协助蒋介石继续策划反人民内战，企图挽救颓势。辽沈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锦州。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长春市、沈阳市、锦州三个战略据点，锦州是沟通关内关外的咽喉，为解锦州之围，顾祝同以参谋总长和最高当局代表的双重身份，与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同机飞往东北，执行蒋介石调出沈阳主力支援辽西的计划。卫立煌建议先飞到锦州，与守将范汉杰商讨作战计划。但到锦州上空时，顾祝同看到解放军正在炮击锦州机场，担心降落后无法再起飞，就拒绝了卫立煌的建议，直接飞到了沈阳。到沈阳后，卫立煌为了说服顾祝同改变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的命令，特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并授意廖耀湘提出一个从营口海上撤退的方案。但不管卫立煌、廖耀湘如何陈述理由，顾祝同就是一句话：“总统的命令，不能违背。”最后的结局是47万精锐部队被歼。
　　辽沈战役结束后，顾祝同到徐州部署对解放军决战事宜，顾祝同力图以少数兵力困守徐州，控制主力于徐蚌间津浦路两侧，作攻势防御，以固长江而保沪宁。顾祝同召见黄埔军校毕业的兵团司令与军长谈话，特别强调：“校长一再交待，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打好了你们黄埔学生前途光明，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但这一套已不起作用，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淮海战役后，西撤的黄百韬第七兵团被歼灭于碾庄地区，由华中来援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全歼，企图突围的杜聿明部第十三、第二、第十六三个兵团也在陈官庄全军覆没。顾祝同只能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与计划，奔波于徐州与南京之间，指挥调动部队，逃避解放军的打击。最终，看着蒋介石最精锐的50多万军队在淮海战场上被歼灭。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主张和平解决，南京国民政府却任命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 (东路军总司令为刘峙)。准备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叛军。
　　“西安事变”发生后，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召集在南京的中央委员及军政要人，举行了紧急会议。他主张：全国军队由他调遣与指挥，成立讨逆总司令部，出兵潼关，轰炸西安。
　　宋美龄得知讨逆军的行动方案后，认为此命令的执行将会威胁到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她迅速约见顾祝同，要求他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以保障蒋介石的安全，不要执行何应钦向西安进军的命令。顾祝同原来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恩宠，但北伐时攻打蚌埠一战，使蒋介石对他改变了看法，转而扶持刘峙，顾祝同深感失落。宋美龄亲自相求，顾祝同向宋美龄立誓道“祝同对委座绝无异心”。
　　在刘峙挥军急进之时，顾祝同借口不到职，始终稳坐南京，协助孔祥熙、宋子文策划和平营救蒋介石的活动。何应钦。正想撤换新人时，张学良于12月26日拒绝了蒋介石好意和提醒（事先蒋介石不要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但张学良坚持护送以表示悔改之意）坚持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由于顾祝同在事变中一切按照宋氏兄妹的旨意行事，事后不仅得到宋美龄的信任，而且因此受到蒋介石重视，马上任命顾祝同为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1937年1月5日，顾祝同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坐镇潼关，指挥陕北军事。顾祝同当面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指挥第二、三、四、五集团军，对西安方面施加军事压力。
　　当顾祝同对西安形成三面合围态势时，杨虎城等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仍坚决请求蒋介石撤退西进大军并释放张学良。蒋介石无奈，只有请张学良去电劝告杨虎城及各将领服从中央命令。在这样的形势下，顾祝同也频繁活动，给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将领去电、去函，进行劝说，实行政治瓦解。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特藏室中，保存着一封顾祝同在1937年1月9日写给东北军将领何柱国的信。何柱国(1898-1985)，广西容县人。国民党陆军上将，东北军重要将领。“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何柱国参加了张学良举行的秘密会议，事变中何柱国的骑兵第六旅参与兵变的行动。
　　1937年1月22日，蒋介石将陕事交顾视同全权处理，杨虎城在张学良的劝说下同意派代表和顾祝同谈判，蒋答应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移防后，军事行动随即停止。并考虑释放张学良的问题。4月，蒋介石正式给杨虎城以“革职留任”的处分，1949年9月杨虎城被处决于重庆。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蒙受耻辱，但对于顾祝同来说却是一个表现忠心的机遇，他凭借灵活、善变的方法，重新赢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视，成了蒋介石的心腹，稳固了他在国民政府高层的地位。

刘煜生案

　　1933年1月21日，江苏镇江传出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枪决。
　　刘煜生，江西南城人，早年曾习法律，1924年在镇江创办《江声日报》。该报消息灵通，记载翔实，颇受社会欢迎。1929年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从南京迁到镇江，《江声日报》成为省会报纸，影响力也随之增大。刘煜生办报有正义感，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官场丑行。顾祝同主政江苏后，令各县设立毒品缉查所，从中抽取苛税，实际上是变相公卖鸦片。刘煜生对此公开指摘，因而遭到顾祝同的忌恨。
　　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赵启禄是顾祝同的亲信，曾任顾祝同军中参谋长。赵身为民政厅长，但吸鸦片烟的瘾很大，又好狎妓。刘煜生侦得赵经常寓居上海某高级旅馆，度其快活生涯，便带了照相机，冒充省府要员，瞒过茶房，直入赵的内室；赵正一榻横陈，在妓女陪伴下吞云吐雾，刘煜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雅姿”摄入镜头。赵方愕然惊顾之际，刘煜生已反身离去。不久，这张照片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刊出，使身为一厅之长的赵启禄很是狼狈，因而对刘煜生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江声日报》有一个副刊名为《铁犁》，经常发表一些不满现实、倾向进步的文艺作品，顾祝同和赵启禄命人从中寻找出几段“反动”文字，断章取义，罗织罪名，于1932年7月26日下令查封《江声日报》，将刘煜生押解至省会戒严司令部讯办。顾祝同在封报捉人的令文中，说刘煜生“宣传赤化”、“鼓动红色恐怖”、“煽惑阶级斗争”，所谓的“罪证”是《铁犁》上发表的《边声》、《时代不是时代》、《我们的希望》、《端午节》等几篇作品。《边声》是一篇描写守边士兵抗日作战的小说，里面有这样的文字：“一队咱们祖国的兵，向左边退下，自然隐隐地右边上来的是敌人。……日本兵在追击，土堡上倾斜了青天白日红地的国旗，正正地树起一面白天红日的大旗。”“在隆隆的枪声炮声中，土堡上的兵渐渐地稀少成几个了，终于都围在国旗下倒毙，倒毙在血泊之中，地上泛起一片红潮。”顾祝同挑拣出“左”、“右”、“红潮”等字眼，说这是“赤化作品”、“含有共党口吻”，完全是深文周纳，制造冤狱。其他几篇作品或描写农村困苦，或叙述劳工生活，虽流露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但并无明显犯禁的言词。
　　刘煜生被捕后，顾祝同将其长期拘押在戒严司令部，迟迟不移送法院审理。南京新闻记者公会派人赴镇江质询并要求保释，遭到拒绝。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也曾干预此案，认为《江声日报》“无反动文字”、刘煜生“无反动行为”，希望顾祝同“准江声日报复刊，将刘煜生交保释放”，顾祝同也不予理睬。刘煜生在狱中向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上书申诉，请求监察院调查此案。监察院派员调查后，认为此案性质严重，决定对顾祝同提出弹劾。弹劾文称：训政约法规定，人民因罪犯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24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理。顾祝同将刘煜生拘押在戒严司令部5月之久尚未移送法院，是“违背约法，蹂躏人权”；监察院调查该案时，顾祝同非但不能尽情答复，且坚决拒绝调卷，“破坏监察制度，藐视政府法令”；出版法规定，禁止出版或扣押之处分权，属于内政部，顾祝同“非法逮捕，逾越职权”；《江声日报》所刊此类文字，中央党部并无禁载之命令，内政部亦无禁载之条例，顾祝同封报捉人，“妨害言论自由，破坏法治精神”。“基上各点，应即依法提出弹劾，将顾祝同移付惩戒，并咨请行政院令饬该省府迅将刘煜生移送法院依法讯办，以维法纪而保人权”。
　　就在监察院呈请弹劾之际，顾祝同竟一意孤行，变本加厉，悍然下令将刘煜生处以死刑，于1933年1月21日执行枪决。当刘煜生由监狱被提出照相时，自知不免，大呼“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等口号，并高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以表示他是三民主义信徒而非“共匪”。顾祝同非法枪决刘煜生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大哗，社会各界群起声讨，抗议浪潮很快席卷全国。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2月1日在上海举行执行委员会议，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邹韬奋等人出席。会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顾祝同残杀报人，指出“此一血案，实与北洋军阀在北京枪毙邵飘萍、林白水之暴行，如出一辙，全国人民应予以严重之注意。查人民应享有言论出版之绝对自由权，为近代文明国家之国民应享之权利，即使刘煜生有轶出自由范围以外之犯法行为，亦应依法交由司法机关审判，行政机关决不能非法拘禁，更决不容非法处死”。“顾祝同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为维护人权，对于顾祝同之军阀暴行，全国人民应共起而作坚决之抗争。”“政府如无以裁制此种暴行，实为政府之大羞。”宣言要求南京国民政府迅速将顾祝同及其他有关系负责人员免职并依法惩办；切实保障人权，务使以后不致再有此种同类事件发生。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宋庆龄还提议由上海报界领导全国新闻界罢工一日，以示抗争，以振民气。上海新闻记者公会也于2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一、呈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查办顾祝同；二、呈请监察院继续弹劾顾祝同；三、联合报界公会、律师公会、市商会、市教育会等法团合力抗争；四、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五、今后关于江苏省政府消息，凡有顾主席字样者，一律称顾祝同。会后，刘案专门委员会派人赴镇江调查事件真相，搜集《江声日报》所刊、被顾祝同指为“宣传共产”的稿件，将这些稿件在沪报上全文刊出。2月19日，上海各报社239位记者签名发表联合宣言。宣言从12个方面列举了顾祝同所犯罪行，并对顾强加给刘煜生的各项罪名一一进行驳斥，指出：“顾祝同冤杀刘煜生案，论事实则断章周纳、颠倒黑白；论法律则前后不符，违法越权”，“人间何世，有此冤狱”，“毁法乱纪、摧残人权之顾祝同，必当受国法之制裁，刘煜生亦必蒙最后之昭雪。” 首都（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于2月5日为刘案发表宣言：“似此任加人罪，何殊军阀暴行，若不依法声讨，严惩重罚，不特新闻记者人人自危，即全国人民亦时时恐怖，国家纪纲破坏无余，社会秩序岂有宁日。本会为维护法律、保障民权起见，不得不本嫉恶如仇、惩一儆百之旨，声罪致讨。务希全国各界，一致愤起，共作不平之鸣，藉尽护法之责。” 北平新闻界于2月17日举行追悼刘煜生大会，声讨顾祝同的罪行，电请中央将其撤职查办。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济南、杭州、郑州、徐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香港、太原、汕头等地新闻界都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强烈要求政府严惩顾祝同，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落实“训政约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全国律师协会也通过决议，呈请司法部指定审判机关，对顾祝同提起控诉，以维法律。
　　面对各方的抗议和声讨，顾祝同极力辩解，为自己开脱罪行。他声称：刘煜生在1927年3月间“曾结合共党分子组织非法工会，煽动车夫罢工，图谋扰乱治安，被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政治部拿办有案”，“现经戒严司令部审讯明确，实系共党”，故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以死刑。他还为抗拒监察院调查进行狡辩，说刘案由戒严司令部办理，“监察院调阅宗卷之权，能否对于军事机关审判罪犯之事件，亦得适用，实属绝大疑问”。
　　《大公报》指出，顾祝同举刘煜生1927年3月被拿办一事作为刘系共党之证，理由殊欠充分，因为当时国共两党尚未分裂，各军政治部中都有共产党人，该军政治部是否因刘系共党而拿办，实属疑问。而此后不久国民党即实行“清党”，如果刘煜生确系共党，当局决不容他再在镇江办报。顾祝同以此不充分之证据置人于死，不能不说是草菅人命。
　　南京司法界人士指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须在剿匪区域或戒严期内方可适用，但现在镇江是否为剿匪区域或值戒严时期？”“监察院调阅宗卷，是否适用于军事机关虽无规定，但亦无凡军事机关可以否认监察权之明文规定。” 监察院监察委员刘莪青、田炯锦发表谈话，指斥顾祝同强词夺理：“刘煜生是否有共党嫌疑，尚属问题，即或有之，情节较诸牛兰、陈独秀孰为重大？牛兰、陈独秀尚须依法交法院审判，而谓刘煜生可以不经法院审判即由行政机关枪毙，有是理乎？纵极力强辩，岂可一手掩天下人之耳目。”二位监委表示，监察院将对顾祝同提出第二次弹劾，“必使受相当之惩戒”。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也致电中央党部，要求严惩顾祝同，为刘煜生申雪，并称：“欲集人民智能共决国事，首当以诚意示天下，人民所渴望者在此，政府所当努力者亦在此，则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经屡次所宣示者，宜不致再托空言。” 舆情汹汹，难以平息，朝野上下的压力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不能不作出一点表示。1933年9月1日，行政院发出《保护新闻事业人员》的通令。通令云：“查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与人民有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训政时期约法第八、第十五条已经明白规定。”“各地政府对新闻事业人员，常多不知爱护，甚且有任意摧残情事”，“特通令各省市政府、各军队军事机关，对于新闻事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接着，行政院宣布改组江苏省政府，陈果夫为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转任“豫鄂皖湘赣北路剿匪总司令”。顾祝同并未受到严惩重罚，监察院的弹劾不了了之，所谓《保护新闻事业人员》的通令，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不过是一纸空文。《生活》周刊发表评论说：“这个命令会有什么效力没有呢？要是政府的法令是有效力的，那么人民身体自由、出版著作自由，本是约法所规定的，违法逮捕拘禁处罚与剥夺人民自由，应如何惩治，法律都有明文规定，但是政府不能惩戒，监察机关失去效用，现在再加上一道空命令，究竟有什么用处？” 不过，既然有了这个“通令”，新闻界就可以利用它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不少地方的响应。这年9月1日，杭州、北平、南京、长沙、青岛、太原、厦门、绥远等地的新闻界，分别举行各类庆祝活动，有的报纸还休业一天，以示纪念。《大公报》评论说：“有了通令，仍然把记者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以为与其停刊纪念，还不如积极地要求解放言论，作有效的维护。”从1935年起，“九一”记者节得到全国新闻界的承认，此后每年这一天，新闻界都要开展有较大影响的活动。

婚姻家庭

　　顾祝同的原配夫人杨氏，是顾祝同发迹前由家人做主为他娶回来的，杨氏为顾祝同生有一儿一女。他在任第3师师长时又娶了一个夫人许文蓉。许文蓉是苏州有名的大家闺秀，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会，被人誉为风流才女。顾祝同专门为许文蓉在上海购买了一套别墅，后来又把杨氏所生儿女接到上海，交由许文蓉抚养。
　　自顾祝同另觅新欢，接走女儿后，杨氏便难得再见到顾祝同一面。时隔不久，杨氏突然死于一场大火。许文蓉便成为正房。知书达礼，性格温柔的许文蓉，并没有改变顾祝同放荡不羁的习性。
　　抗日战争中的1941年春，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迁移到了屯溪。屯溪位于新安江边，是皖南山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号称当地的“小上海”。在当地有个女人名叫史文卿，是个京剧演员。
　　顾祝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听史文卿唱戏，马上就坠人情网。为了追史文卿，顾祝同费了不少心机。他让军法处在屯溪街上贴出一条通告，大意是：值此国难当头之际，一切以抗战为重，通告所有将士，不得擅自进入剧场，以免玩物丧志，贻误戎机。有敢以身试法者，严惩不贷，没过多久，史文卿便自投罗网。作了顾司令长官的笼中之鸟。

晚年生活

　　败退台湾后，顾祝同的身体一直很好，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顾祝同尽管不培植私党，但他的老乡观念、同学观念还是很浓厚。他对王敬久、王仲廉、冷欣、韩德勤、方先觉等同乡的提拔是很尽力的，他的子弟辈如顾希平、顾锡九、顾心衡、顾新葆、顾祝君、顾祝荣、赵锡田、王连庆、也都是他培养起来的。堂弟顾济潮(黄埔一期)1927年秋北伐战争临颖战役中阵亡。凡江苏人特别是涟水人，他都特别关照。顾祝同对能够带兵打仗的军官非常钟爱，即使其犯了军纪，也常从轻处理。他对团长以上军官，每月都发一笔补助；营级军官虽没有明补，但每人每月可透支100元军费；连长吃几个空额也不追究；年纪大了不能再当兵的，就安置到他创办的农场里，或资助一笔钱，让他们经营小商业。他对部下的宽厚，笼络了不少人。他这一套办法，使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获得了“军中圣人”的美名。到晚年，他的部下常去看望他，大家都敬重地称他为“墨公”。1973年5月，82岁的顾祝同与何应钦一起，参观访问了金门与澎湖诸岛。在金门时，顾祝同特地参观了炮兵工事，直夸工事整修得坚固。
　　顾祝同晚年的照片顾祝同从1982年起，开始口述回忆录，名为《墨三九十自述》，由其秘书记录整理后出版。顾祝同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天早睡早起，一直保持着散步的习惯。顾喜欢养花，认为养花不仅能陶冶性情，还能锻炼身体。
　　1985年8月10日，已是94岁高龄的顾祝同突患老年性高血压，8月12日，顾祝同一时又兴起，前往花市赏花。当晚返回寓所后，病情加重，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高血压引起的脑部微血管阻塞，顾祝同从此住进医院，卧床不起，1987年1月17日凌晨4时20分，顾祝同因病重不治，死于台湾三军总医院，终年96岁。

顾祝同公馆

　　顾祝同公馆位于南京鼓楼区颐和路34号。地处颐和小区中心，院广宅大，气派非凡。整个宅院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252.6平方米。
　　院内树木如林，其中一株高大的雪松，苍翠挺拔，巍然矗立。公馆主楼为西式三层楼房，砖混结构，木门窗，红瓦黄墙，耀眼醒目。一楼向阳面为内走廊，二楼是内阳台，三楼则是露天阳台，布局合理，采光充沛。另有西式平房一进七间，共有房屋六幢27间，总建筑面积921 .4平方米。
　　该公馆是顾祝同在1937年前，以其二兄顾祝信之名购地兴建的洋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