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陪審團 為法院中,用以判定事實的團體,多見於英美法係國傢。目前於司法制度中采用陪審團 制度的有美國、英國和香港等。
案件事實的認定是初審法院的重要工作,在采用陪審團 的審判制度裏,由普通民衆所組成的陪審團 通常用來認定純然客觀之事實。陪審團 所認定的結果在英美法上稱為verdict,僅具事實認定之效果而非正式判决,法官會據以參酌法律判斷做出判决。如果陪審團 所認定判决不合乎常理,或者有違背法官所給的法律指示,法官得依一造之聲請排除陪審團 的結論而逕為判决(英美法上稱為JNOV)。
藉鑒美國陪審團 制度:
(一)陪審團 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審團 被美國看成是捍衛自由的堡壘,陪審團 制度通過二種方式捍衛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審團 制度通過人民分享司法審判權,以權力製約權力,保障公民自由。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徵就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因現代國傢由於地域遼闊、人囗衆多、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等原因,現代民主都是間接民主或代議製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經常地行使自己的權力,而是選舉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國傢和社會公共事務。這意味着政治權力的主體與政治權力的行使主體之間存在某種分離。這種分離可能失控——政治權力不是按照權力所有者的整體意志,而是憑着權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緒而運行,以至出現政治異化——政治權力在運行中發生異變,權力的行使不利於權力所有者或者偏襢部分所有者。
國傢正是權力的行使者,為防止政治權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項制度或機製,以製約權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資産階級啓蒙思想傢提出了“以權力製約權力”,就是在權力行使者——國傢內部,將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三權相互製約。這是權力行使者對權力行使者的製約。這種製約制度要發揮防止政治異化的作用是以各權力行使者都能恪盡職守為前提條件,這顯然衹是一種理想。在三權中,司法權被認為是一個國傢一個社會是否能夠確保正義的最後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對一個國傢還有沒有信心的檢測標尺,同時還是一個社會能否穩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權威相對於其他政府部門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於此,必須確保其公正性。
一旦出現權力失控,後果不堪沒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公的其他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公的舉動不過弄髒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
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參與立法、行政權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參與司法權的行使就具有特別的意義。陪審團 制度就是作為社會公衆代表的陪審員參與訴訟活動,是權力的所有者與職業法官分享了司法權,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參與了權力的行使,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傢托剋維爾評價說:“實行陪審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這實際上就是把陪審制度,把領導社會的權力置於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
權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權力,權力所有者與權力行使者實現了統一,相對其他權力行使者來說,他們是最不容易濫用權力和腐敗的。他們分享司法權,從而使司法權內部實現了一部分司法權對另一部分即職業法官的權力製約,是權力製約權力。從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獨斷與專橫,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國認為陪審團 保障公民自由不僅通過權力製約權力來實現,而且陪審團 審理是公民的權利,通過權利製約權力來實現。陪審團 制度傳入美國後,進一步受到資産階級啓蒙思想傢提出的每個人都有權由“和自己同類的人”來審訊、“人民代表參加審判”等思想的影響,使得陪審團 制度有了更新的意義,陪審團 制度不僅僅是對抗王權和勢力集團的武器,而且成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為民間法律組織與另一民間法律組織——律師職業團體是民主審判的兩根柱石,是産生權利、公正及合理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前提。
因此,1776年的《獨立宣言》對英王進行的一係列控訴中,就指責英王在許多案件裏剝奪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審團 辦法的利益。
陪審團 制度作為美國獨立戰爭要爭取的重要權利之一,作為獨立戰爭的勝利果實而被寫入美國1787年憲法,陪審團 制度成為憲法上的權利(1975年美國最高法院判决陪審團 不是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公民可以沿引憲法上的權利要求陪審團 審理,排除職業法官的獨斷,從而以權利製約職業法官的權力,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民主。而英國則沒有明確將陪審團 審判作為權利賦予公民,相反,1933年法律明確規定的適用陪審團 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否使用陪審團 屬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所以英國法官法官德夫林勳爵稱贊說:“由陪審團 審判不僅是實現公正的手段,......,它還是象徵自由永存的明燈。”
潘恩贊揚說:“在這裏居於至高地位的陪審委員團就是一個共和國,一個從人民當中選舉出來的法官團體”,陪審制度是人權的偉大的而又幾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壘。
陪審團 制度真正使人民成了最終的審判者,也衹有人民成為自己的審判者,才能確保人民的民主、自由。
(二)陪審團 審判提升審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
美國學者認為,陪審團 審判的消極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種隱蔽的社會偏見者的容納者,所以,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給判决帶來偏見。但瑕不掩瑜,就社會正義來說,陪審團 本身可被看作是一個重要平衡器,就是說,陪審團 的人民性使陪審團 能夠通過證人證據,並通過自己的潛意識,有時是有意識的觀察世界的方式,從警察或社會大衆所要求的角度來作出解釋。
1、組成成員的人民性
陪審團 在古英語中的解釋至少是一組與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輩,所以17、18世紀和19世紀時英國人受同一階級的人們的審判,如一個有世襲爵位的人被指控犯罪,他有權由從上院選出來的人組成的陪審團 進行審判,否則,就不由陪審團 審判。但美國被認為是沒有階級的社會,沒有世襲爵位,不具備屬於陪審團 成員的專有資格。因此,如果說英國那時陪審團 還有階級性,那麽自美國獨立時,美國陪審團 就具有了超越階級的人民性。現代美國法規定陪審員應是21歲至70歲的美國公民;陪審員應是每年納稅250美元以上的有財者;還要求能閱讀和書寫英語;還有一些不得擔任陪審員的人。早期婦女不能擔任陪審員,但現在婦女也可以擔任陪審員,美國現有學者主張陪審員的挑選應不受貧富、經濟地位、國籍等狀況的影響。
從而在法律上確定了陪審團 的人民性。
同時為確保陪審團 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審員召集制度。美對陪審員的選任由法官召集,具體由陪審團 選審官或法院辦事員負責,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轄區內選任,最初是從電話號碼簿上挑選陪審員,這一做法被一些指責是以不公正的方式選定陪審團 名單,它排除了那些裝不起電話的人。近年來通常聯合使用選民名單、電話號碼簿名單、汽車登記名單以及其他程序進行挑選。目的是使陪審團 能夠超越種族、經濟方面的偏見,使審判公正,同時也使更多的人有機會參加到司法民主中。
2、組成人數的人民性
從數量上說,人民總是代表多數,也衹有多數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議庭一般人數較少,如我國民事訴訟中合議庭一般由三人組成,刑事訴訟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組成,司法實踐中多是三人,而美國陪審團 一般由12組成,是我國合議庭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審團 人數的衆多性使其不易腐敗,正如凱文所言,要影響甚至收買12個人,比影響甚至收買1個人要睏難得多。人數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
美國的陪審團 負責事實審,判决實行多數同意制度,即12名陪審員的多數意見作為陪審團 的裁决,相對於法官的裁决,更有人民性,這是因為是陪審團 裁决是人數衆多人的裁决,陪審員通過對證人證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綜合判斷而取得一致意見,比法官一己的判斷更為穩當;其次是因為陪審團 裁决是來自普通民衆的裁决,美國認為某種程度上法官必然與雜亂無章的社會脫節,常誤認一切的人都像他們一樣的合邏輯,而陪審員來自普通民衆,他們常常比較明了普通人的昏亂和謬誤。所以,陪審團 進行事實審,法官進行法律審,法官和陪審團 相互影響、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單獨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結果。
從而使司法更貼近社會生活,反映民意。
為了保證陪審團 裁决的人民性,一是建立了陪審團 審查制度,以盡可能地排除那些對特定案件抱有明顯的或可察覺的偏見的人,美國采取詢問主義,即就是從候選陪審員宣誓就職開始,法庭將詢問他們的姓名、職業、是否與案件的利害關係,是否對案件具有可能影響判斷的特殊知識,是否對訴訟的一方當事人有偏見,是否認識證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擔任陪審員的原因。二是法官對陪審團 裁判時不加幹預,衹是告訴陪審員如何投票,如何選出陪審長主持評議,看待證人、分析證據的方法,而不對證據發表意見,宣佈他們應當運用的法規。即使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亞憲法允許法官對證據發表意見,但他們從不這麽做。美國體製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務是嚴格限於行使公斷人或仲裁人的責任,他們衹是告訴陪審團 基本原則,並鼓勵他們自己决定運用這些原則。
三是對陪審團 裁判的低效,美國則認為陪審團 是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平衡器,因此使用陪審團 即使費時費財,也是實現社會正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相對於時間和金錢而言,社會正義更重要。
正是因為陪審團 審判的人民性,相對於合議庭制度,即完全由專業法官組成法庭進行審判,其組成成員的身份不是普通民衆,也是社會的管理者,是與普通民衆相對的人,這種身份的不認同使得人們對他們的審判心存芥蒂。而陪審團 由普通民衆組成,與被審判者、社會公衆身份認同,是自己人的審判,而且人數衆多。因此,陪審團 審判相對於完全的專業法官審判在民衆中有更強的公信力,可以促進公衆對司法程序的信心。
陪審團 制度使人民成為真正的審判者,也衹有人民的審判纔會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審團 促進立法的造法功能
英的陪審團 制度和法國等國的陪審制度作為司法制度,衹有司法功能,但在美國,陪審團 制度除司法功能外,還有造法功能。美二國都承認陪審團 容易被當事人的辭藻所打動,有時做出不顧法律的裁判。對此,英國法官有時以陪審團 的裁判不合法為由,否定了陪審團 的裁决,而進行重新審理。而美國認為陪審團 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覺的漠視的情形則比較多,儘管美國有的州法規定,法官在陪審團 沒有足夠證據作出這樣的决定時,可以作出不顧陪審團 决定的判决,但法官一般並不這樣做,而是承認陪審團 的裁判,並努力為這種裁判尋求合理的解釋,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審團 不顧本來應該阻止原告取得救濟的被害人的助成過失,衹是在損害賠償金額上考慮原告過失,從而發展了所謂比較損失原則。這一原則後來為法院采用。美國學者對此解釋是,既然陪審團 作出不顧法律的裁判,該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該懷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審團 有時就是正規法律的批評的和間接的法律改革者。
這種思想在辛格審判中已經凸現,殖民地陪審團 不顧法律作出了約翰.彼得.辛格無罪的判决,就在此時産生了有關後來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想法,主要是陪審團 希望這成為他們的法律。所以陪審團 確實有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驚人力量。
陪審團 制度實現了人民是最終的審判者,不僅是案件的審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審判者。
(四)陪審團 制度推進法製教育的教育功能
法製教育的形式很多,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製教育模式,一種是課程化教育模式,就是將法製教育作為課程,納入教學計劃中,這種模式重在理論係統教育,但與社會生活現實有一定距離。另一種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生活實踐,進行法製教育。這種教育比課程化教育更生動,更具體,更深刻,而且與社會生活密切聯繫,更容易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審團 制度正是一種生活教育。
陪審團 人數雖然衹有12人,但他們是從上千人中遴選出來的,這個遴選過程本身就是法製教育的過程;在審判過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傢分析問題的思路、方法及語言的影響;而且普通公民參與審理和裁判,直接體驗法律與生活關係、法律思維。因此,陪審團 審判不大會將法律變為與生活脫節的神秘而抽象的東西。
而是把法律變為現實生活。所以陪審團 審理也是法治精神嚮社會滲透的重要渠道,無形中提高了社會整體的法律意識,擴大了司法審判的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
而且相對於課程化法製教育來說,參加這種司法活動(陪審團 審判)對於培養人們的守法習慣所起的作用要超過其他任何活動。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曾把它說成是“有利於國傢和平發展和進步的一種最強大的力量”。
陪審團 的缺點
陪審團 審理的多為比較嚴重的刑事案件,普通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一般不適用陪審團 。這是因為陪審團 審理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並且程序復雜繁瑣,審理時間冗長拖沓,不利於糾紛迅速及時的解决。同時由於陪審團 不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無法保證他們對證據和實事的認定能夠符合法律的規定和精神。因此英美法國傢關於陪審團 的存廢問題,一直是爭論激烈的話題。目前的趨勢是,對陪審團 審理案件的適用條件,加以嚴格的限製,以保證這種有限的司法資源在最需要它的地方發揮作用。
如果政府對陪審團 保護不利的情況下 很容易發生陪審團 被買通被威脅的事件
這樣使社會上層人士有個很好的保護傘 : jury n.: country, inquest, bring in, bring in guilty, bring sb. in guilty, group of people in a lawcourt who have been chosen to listen to the facts in a case and to decide whether the accused person is guilty or not guilty 小陪審團 陪審團的 陪審團席 大陪審團 陪審團主席 陪審團人選 驗屍陪審團 召集陪審團 買通陪審團 陪審團裁决 陪審團團長 賄賂陪審團 幕後陪審團 失控陪審團 烏竜陪審團 陪審團制度 陪審團之一員 陪審團的判决 由陪審團審理 陪審團女團長 失控的陪審團 陪審團式面談 陪審團的迷思 陪審團的女人 陪審團成員名單 授陪審團以法權 要求陪審團審判 人民陪審團制度 法律與秩序陪審團 收買法庭或陪審團 的人 企圖以非法手段左右法庭或陪審團 的人 陪審團 衹提供已證明的事實對陪審團 的組成表示反對或提出異議 企圖以非法手段籠絡法庭或陪審團 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