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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興東 Wang Xingdong等
資料來源:重慶出版社
《辛亥革命》一書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電影劇組獨傢授權的小說完整版。
本書真實展現了辛亥革命波瀾壯闊的史詩場面，生動刻畫了孫中山、黃興、徐宗漢、秋瑾、林覺民、黎元洪、袁世凱等歷史風雲人物，精彩再現了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陽夏保衛戰、創建共和製等重大歷史事件。
相對於同名電影，本書着力講述了辛亥革命前後錯綜復雜的時局背景，並介紹了近百位歷史風雲人物的生平事跡，以令人欲罷不能的可讀性、尊重客觀歷史的真實性以及俯仰皆是的知識性，成為廣大讀者瞭解辛亥革命歷史的首選讀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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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年(舊歷辛亥年)爆發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1894年，孫中山建立興中會，後又成立中國同盟會，多次發動反清武裝起義。1911年，清政府出賣鐵路修築權，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掀起保路運動。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成立湖北軍政府。各省先後宣佈獨立，清政府迅速解體。獨立各省代表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孫在南京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正式成立，組成了臨時政府，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2月，清帝下詔退位，清朝統治結束。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力下，孫中山於4月被迫解職，代表地主買辦階級利益的袁世凱竊據了政權，革命遂告失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但是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 |
xīn hài gé mìng xīn hài gé mìng |
| 由孫中山領導的、推翻滿清統治的革命。繼1911年(農歷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義爆發後,各省相繼起義響應,清王朝終於被推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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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 領導的推翻 清 朝統治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1911年(農歷辛亥年)10月10日 湖北 武昌 起義爆發後，各省相繼起義響應，形成了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終於推翻了 清 王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 中國 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制度。1912年1月1日在 南京 成立 中華民國 臨時政府。由於資産階級的妥協退讓，革命果實被北洋軍閥 袁世凱 所竊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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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思潮迅猛傳播，震撼着中國思想界，並推動民主革命運動的到來。首先覺醒的是新興知識分子群體。近代知識分子宣傳民主革命學說，以報刊為重要陣地，創辦了《江蘇》《浙江潮》《蘇報》《中國白話報》等20多種政治性刊物；還出版發行了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鄒容的《革命軍》等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30餘種。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還翻譯了不少西方資産階級的社會政治著作，蔡元培翻譯了德國科培爾的《哲學要領》，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著作。
與民主思潮廣泛傳播的同時，國內外出現許多革命團體。影響較大的有興中會、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和光復會。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政治綱領。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標志着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
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一公佈，立即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人民的反對，出現了廣泛的保路運動。保路運動規模最大、鬥爭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會，宣佈“以保路、廢約為宗旨”。9月，全省60餘縣成立保路公會，數千萬人捲入運動。清政府一面調湖北新軍入川，一面命“實力彈壓”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成為武昌起義的直接導火綫。
四省保路風潮興起時，湖北武昌的文學社和共進會便積極準備相機發動武裝起義。10月9日，孫武在漢口機關配製炸藥不慎，起義機密泄漏，劉復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日晨，彭、劉被殺，清軍四處捕捉革命黨人。當日晚，武昌城內新軍士兵，打死鎮壓革命士兵的排長，攻占楚望臺軍械庫，打響武昌起義的槍聲。經一夜戰鬥，11日，起義軍占領武昌城，成立湖北軍政府；12-13日，起義軍攻占漢陽、漢口。武昌首義的成功，鼓舞了全國各地人民的革命鬥志，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紛紛起義響應。首先響應的是湖南和陝西。此後，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廣東等省先後宣佈脫離清政府而獨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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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29日，孫中山以16票的絶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3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
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一係列有利於推行民主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和法令。如：命令各省官廳焚毀刑具，廢止刑訊；取消清朝律令中各類“賤民”條令；保護華僑；禁止買賣人口；廢除主奴身份；通令剪辮子；禁止賭博、纏足、吸食鴉片。鼓勵興辦工商業，振興農墾業，奬勵華僑在國內投資。提倡普及教育，刪除舊教科書中的封建內容。這些政策法令，移風易俗，革故鼎新，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傳播。
在孫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按照西方資産階級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在中國建立一個實行議會製和責任內閣製的資産階級共和國。由於南京臨時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立憲派、舊官僚、政客的篡權，以及一些革命黨人的妥協退讓，致使南京臨時政府權力被袁世凱所篡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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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展歷史
1890年代，不少人開始主張以暴力革命徹底推翻由滿人成立的皇朝及帝製，建立類似法國及美國的共和政體。最早主張革命的人多數集中在海外，以留學生、華僑青年為多。最早期的革命團體亦是在海外成立，當中由楊衢雲為骨幹的輔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於香港。而孫中山亦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組織興中會，為革命籌措經費。二者後來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併，繼續稱之為興中會，並且於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廣州發動武裝暴動起義，但並未取得成功。孫、楊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緝，並被香港當局禁止入境。孫中山於次年在倫敦為清廷所綁架，事件成為國際新聞，孫亦因而聞名國際。楊衢雲則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殺。
1900年，中國北部爆發義和團事件。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舉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的辛醜條約簽訂後，國內的知識分子更感受到中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自甲午戰爭起，中國派往海外留學的學生大量增加，當中以日本為數最多，1904年時一度達到二萬多人，不少為官費留學。革命的思想在留學生中廣為散播，主張革命的學生成立各種團體，發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當中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等在日本非常活躍。後來不少留學生歸國，成為國內革命組織的骨幹。
1903年日俄在中國東北開戰，滿清政府劃出部分國土讓兩國交戰而自稱保持中立；皇室內更有人稱滿清的國土，“寧贈友邦，不予傢奴”，令革命救亡的呼聲更高。各種革命團體亦於此時紛紛在國內出現。最主要有黃興領導的華興會（1904年在長沙成立，成員有黃興、劉揆一、宋教仁等，以湖南青年為主），以及陶成章、蔡元培領導的光復會（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為會長，成員包括秋瑾、章炳麟等，以江浙青年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革命小團體，如江蘇的勵志學會、強國會，四川的公強會，福建的益聞會、漢族獨立會，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嶽王會，廣州的群智社等等。這些革命團體不一定互相隸屬，而且多數帶有地方色彩。但大致上他們都有相同的目標：謀求推翻滿清、恢復漢人原來的江山；建立類似美國的共和製國傢。當中推翻滿清的訴求着重滿漢之分；而要求恢復的江山亦衹限以漢人為主的十八省，東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內外蒙都被排除。排滿的態度正與中國各地方地下幫會“反清”傳統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組織都有藉助秘密會黨的勢力進行革命。例如華興會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緻公堂的會員。
孫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在8月20日於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並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在《民報》（原名《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華興會機關刊物，同盟會成立後易名民報）上闡述了這一觀點。同盟會積極宣傳他們的思想，大力推動群衆的覺醒。《民報》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編下，由鬍漢民、汪精衛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啓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同盟會雖在1907年曾一度出再次分裂（孫中山因未經衆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自光復會退出。孫中山與汪精衛、鬍漢民等於南洋另組總部；黃興則繼續支持孫中山），但是在革命中仍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會召開成立大會，由劉靜庵主持，到會的還有孫武、張難先、何季達、馮牧民等百餘人。日知會的前身是基督教武昌美國聖公會下設的一個閱報室，日知會，註重在學生、新軍和會黨中灌輸新知識和革命思想。後來日知會成為同盟會湖北分會的機關。
1906年起，陳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後組織成立黃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學團體，1909年又組織成立南社，通過文學創作傳播新思想。
1907年七月，在東京的部分同盟會會員主張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劉揆一、焦達峰、張伯祥、孫武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共進會性質及綱領與同盟會幾乎相同，但不直接隸屬同盟會。共進會是武昌起義的領導組織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推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文學社為新軍內青年軍人組織，旨在通過滲透到新軍中，掌握武裝。文學社是領導武昌起義的另一個領導組織。
（2）階層和群體
辛亥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歸國的學生及知識分子、會黨群衆、海外華僑、新軍士兵、地方士紳、農民、遊民等。
（3）新興知識階層
新興知識階層以留洋學生和新式學堂學生為主體。科舉制度廢除後，清政府興辦新學並鼓勵留學，很多年輕士子或進入新式學堂，或留洋學習。在陶成章的倡導下，很多士子捐官學軍，到日本學習軍事，如徐錫麟等。
1900年代，中國出現了留日熱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學生已纍计萬人多，在日本留學生周圍，集結了一大批反清中堅力量。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參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學生。在日本學習軍事的同盟會成員還組織了丈夫團。
留日學生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巨大貢獻，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除孫中山外，如黃興、宋教仁、鬍漢民、廖仲愷、朱執信、汪精衛等領導和骨幹都是留日學生。
科舉制度的廢除，使的新興知識階層出現和崛起。受過西方文化洗禮的新興知識階層，成為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
（4）會黨群衆
在清朝末期，許多秘密會黨，包括洪門、哥老會、緻公堂、三合會、洪江會是領導群衆進行反清鬥爭的主要力量。會黨的會衆包括地主士紳，農民，手工業工人，小商販，士兵，城市平民和無業遊民等。會黨的上層為地主士紳所把持，會黨嚮來提倡“反清復明”的思想。
華興會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緻公堂的會員。1908年前，革命黨人着眼於聯繫和利用會黨，準備通過會黨會衆發動反清起義，充當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回憶當初尋找革命力量時說“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的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
（5）海外華僑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華僑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們在僑居地積極參加和支持同盟會，提供經費支援革命活動，還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組織，多次參加武裝起義。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興中會，首批加入興中會的20餘人都是華僑。
辛亥革命的成功，海外華僑功不可沒，在黃花崗起義中遇難的黃花崗72烈士中，華僑就占了29人。
（6）新軍士兵
1908年起，革命黨人將發動群衆起義的重點轉嚮新軍。革命黨人在新軍內進行秘密的革命活動，嚮士兵進行革命的宣傳。由於科舉制度被廢除，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投入當時興辦的新軍當兵，成為新軍中的有生力量。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和許多骨幹如劉堯澄（劉復基）、詹大悲、王憲章、張廷輔、蔡大輔、王文錦都是投營當兵的青年。
後來組織武昌起義的文學社、共進會很早就同新軍建立了聯繫。
（7）士紳和商紳
1907年9-10月，清政府下詔籌設資政院和咨議局。這為士紳和商紳參政議政提供了機會。1909年，各省咨議局成立，許多士紳、商紳通過選舉進入咨議局，在咨議局中集結了一批開明士紳。地方士紳的力量在地方政治中有着越來越突出的地位。
這些士紳、商紳本來都是立憲派，後來推出的第一個內閣竟然是皇族和滿族主導的，立憲派對滿清政府有所失望。武昌起義後，立憲派纔紛紛附和革命。
（8）外國人
除了中國人及華僑外，支持及參與辛亥革命的還有部分外國人；當中以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參與最為積極。不少革命組織都是在日本成立和運作；而中國同盟會亦是在支持革命的日本人撮合下在東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會成為會員（甚至包括日本社會主義思想大傢北一輝，後於日本二二六事件後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義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參與，部分更在起義過程中犧牲。
（9）會黨群衆
在清朝末期，許多秘密會黨，包括洪門、哥老會、緻公堂、三合會、洪江會是領導群衆進行反清鬥爭的主要力量。會黨的會衆包括地主士紳，農民，手工業工人，小商販，士兵，城市平民和無業遊民等。會黨的上層為地主士紳所把持，會黨嚮來提倡“反清復明”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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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另一革命組織光復會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第一次廣州起義及同時期其他起義
1895年春天，以香港為中心的興中會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由陸皓東繪製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楊衢雲、孫中山率領鄭士良、陸皓東到廣州，準備一舉而襲取廣州。但是事機泄漏，清政府展開大搜捕，陸皓東在這次的起義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廣州起義因此宣告失敗。孫中山及楊衢雲則被清廷通緝。香港當局在清政府壓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於五年內再次入境。孫中山開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
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拳之亂，北方陷於無政府狀態，於是决定準備軍事起義。6月，孫中山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及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內田良平等從橫濱抵達香港，但被英國當局拒絶入境。9月25日，孫中山在日本黑竜會的幫助下，經馬關赴臺灣。會見日本民政長官之後，得到日本駐臺殖民地官員承諾支持在廣東舉事。孫中山於是在臺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10月8日，孫中山命鄭士良等人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發動起義，也稱惠州起義、庚子革命、庚子首義、三洲田首義等。起義軍在三多祝發展至2萬人。但日本官員於此時改變態度，推翻之前軍備補給、軍官參與的承諾。革命軍因糧絶彈盡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鎮壓下宣告失敗，史堅如、山田良政等被殺。孫中山被臺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
1907年5月，革命黨及三合會人許雪秋、陳蕓生、陳涌波、餘紀成等發動黃岡起義，一舉占領了黃岡城（今潮州饒平縣）。許雪秋、陳蕓生為新加坡華僑，在新加坡加入同盟會。起義後，清潮州總兵黃金福立即帶兵前往鎮壓，革命黨人被殺害200餘人，歷時6天的黃岡起義遂告失敗。
同年，孫中山派人到廣東惠州發動起義，以響應黃岡起義。6月2日（四月廿二），鄧子瑜和陳純等集合少數三合會黨在距惠州20裏的七女湖截獲清軍防營槍械，擊斃巡勇及水師哨弁多人。5日，進攻泰尾，清守兵潰逃，起義軍乘勝連剋楊村、三達、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爺打敗清營管帶洪兆麟。歸善、博羅、竜門各地會黨紛起響應，隊伍增至200餘人。清水師提督李準急調兵鎮壓，起義軍聲東擊西，使得軍獲於奔命。後因黃岡起義失敗，得不到聲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義軍流亡香港，大部分退人羅浮山區。
1907年7月6日，光復會的徐錫麟在安徽安慶起義。徐錫麟時任安徽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監督，在畢業典禮當天刺殺巡撫恩銘，然後率學生軍，連同陳伯平等與清軍戰鬥，激戰四小時後寡不敵衆戰敗，徐錫麟被捕後被處死。秋瑾亦因而受牽連被斬首。
8月，廣東(今屬廣西)欽州那彭那麗那砶三鄉反抗塘捐出現民變，孫中山命會黨首領王和順為“中華國民軍都督”前往聯繫，於9月率衆成攻攻取防城。之後圖攻取欽州，未果，最後退到十萬大山一帶，王和順返回越南。
12月，孫中山派黃明堂為鎮南關都督，於12月2日，在守軍作內應下，攻占中越邊境之鎮南關炮臺。孫中山、黃興、鬍漢民等親自在炮臺指揮作戰。廣西提督調陸榮廷率四千人圍攻，革命軍退入山區。鎮南關起義失敗後，清朝政府到安南追查孫中山等人，孫中山轉赴新加坡，要到武昌起義成功纔再次踏足中國國土。
1908年2月，黃興以越南為基地，以二百多人從法屬越南進攻廣東欽州、廉州，作戰十四天。是為欽州、廉州起義。
1908年4月發動于云南河口，4月30日黃明堂從越南率二百餘人進攻雲南河口，守軍響應兵變。黃興亦加入指揮。至26日清軍攻陷河口，部分革命軍退入越南。
1910年2月12日，黃興、鬍漢民及新軍內的倪映典，乘廣州警察與新軍發生衝突，率廣州新軍起義，陣亡百餘人，被捕百餘人，另有百餘人撤至香港，起義失敗。史稱“庚戌新軍起義”。
第二次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
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趙聲、黃興、鬍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重要骨幹會議。以之前用會黨為主力在邊區的起義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議决集同盟會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政府决一死戰。
1911年4月，趙聲、黃興等人在廣州領導起義。起義隊伍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但最終因力量不敵而失敗。後收殮到72具烈士遺骸，合葬於黃花崗，由此建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義中犧牲的起義軍則不止此數。犧牲者多為同盟會精英，當中包括有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人。
馬來亞地區的革命活動
1911年12月16日，孫中山和他的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住陳金鐘大廈。這是孫中山最後一次到新加坡。在馬來亞地區的革命活動指的是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發生的有關辛亥革命的活動。由於當時馬來亞地區是中國以外，華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以及擁有較雄厚的財力，孫中山多次到該地區並號召當地華人響應革命，而當地華人也大力支持，故馬來亞地區成了當時革命活動的主要中心之一。
孫中山以及同盟會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展開的革命活動並非一帆風順。從國傢關係上來看，英國殖民政府和清政府保持外交關係，清朝在新加坡和檳城所設立的領事館成為了革命活動的阻力。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訪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進行訪問，而這些清政府的官員也一樣受到當地華人的歡迎。這些官員到來的目的主要是呼籲當地華人對清政府效忠，也有售賣官銜以拉攏當地華人。當時鬍漢民曾這樣講述南洋華僑，“衹要在滿洲人底下作過小官兒的到南洋去吹，說道：‘我們傢裏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為顯官，有闊氣的頂戴的！’，這樣一吹馬上可以哄動華僑來崇拜你。”從鬍漢民這樣的敘述，可以看得出當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人的保守思想。這樣的保守思想，也使得在該地區活動的保皇黨康有為得到了當地華人的響應。
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黨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由於在建立新的申匯制度構想上差距甚大，因此當這兩派的在南洋匯合時引發了一番唇槍舌劍的大論戰。保皇黨和革命黨都創辦自己的報紙，在報上圍繞着君主立憲與民主革命的課題進行激烈的爭論。在這一場論戰中，當地華人社會的上層階級是保皇黨的支持者，他們為了自己的財産不受影響，為了維護已經取得的利益而用護保皇黨。而中下階層如店員，小商人，文教人士，礦工，膠工，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則是革命黨的支持者。筆戰最先在新加坡開始，支持保皇派的報紙有《叻報》、《星報》和《天南新報》。而革命派方面則有《中興日報》和《總匯新報》的支持。當時《叻報》和《中興日報》與《總匯新報》的筆戰成了南洋華文報紙的第一次筆戰。在馬來亞方面，1906年，黃金慶創立《檳城日報》，該報成了革命黨在檳城的第一份報紙。1910年12月10日，孫中山，陳新政，莊銀安等人，在檳城創辦《光華日報》。《光華日報》不但是個革命黨人在馬來亞最重要的機關報，也馬來西亞新聞史上以及世界華文報業新聞史上發行歷史最久的華文日報。“光華”二字意味着光復華夏，是孫中山手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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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4月，袁世凱竊得政權後，利用同盟會的內部分化，拉攏部分革命黨人與之合作，並憑藉武力公然嚮資産階級民主制度開刀，迫使唐紹儀辭職。1913年的“宋教仁案”和“善後大藉款”，使資産階級革命派從議會政治、和平建設、實業救國的幻想中驚醒。7月，李烈鈞奉孫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佈獨立，組織討袁軍，“二次革命”爆發。江蘇、上海、安徽、湖南、廣東、福建等地先後獨立。由於國民黨人倉促應戰，缺乏統一領導， “二次革命” 被北洋軍閥鎮壓。
“二次革命”的失敗標志着辛亥革命的徹底失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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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便開始了復闢帝製的活動。為了盡快皇袍加身，袁世凱不惜出賣國傢主權，以取得外國列強的支持。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抗，各地群衆紛紛集會抗議。1915年12月25日，蔡鍔在雲南宣佈獨立，組織護國軍興師討袁，發動護國戰爭。隨後，貴州、廣西、廣東、浙江、陝西等省相繼宣佈獨立。在護國軍的打擊下和全國一片討伐聲中，袁世凱不得不於1916年3月22日宣佈取消帝製。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為皖、直、奉三大派係。皖係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製皖、浙、閩、魯、陝等省；直係的馮國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製長江中下遊的蘇、贛、鄂及直隸等省；奉係的張作霖以日本為靠山，占踞東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晉係軍閥閻錫山，徐州一帶張勳的定武軍，西南的滇係軍閥唐繼堯和桂係軍閥陸榮廷等，都在外國列強操縱下，爾吞我並，爭鬥不已。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職位，與在中央掌實權的段祺瑞爭權奪利，發生“府院之爭”。1917年7月，張勳應黎元洪“調停”之邀，率三千“辮子軍”入京，復闢帝製，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權後，繼承袁世凱的衣鉢，屈膝賣國，企圖建立皖係軍閥獨裁統治。段祺瑞的獨裁賣國激起資産階級革命派及西南軍閥的反對。1917年8月，孫中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隨即討伐段祺瑞的第一次護法戰爭拉開帷幕。在北洋軍的鎮壓下，北伐軍受挫；加之軍政府內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孫中山憤而辭職，護法戰爭失敗。護法運動的失敗，再次證明資産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瀕臨絶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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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說，辛亥革命失敗了。但我認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沒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敗。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民族資産階級領導的更具有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中國人民“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場革命。
由於資産階級和同盟會的組織和領導，提出了比較完整的革命綱領，在廣大工農和其他勞動群衆多種方式反抗鬥爭所匯成的革命怒潮中，趕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專製統治，從而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制度，建立了資産階級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産生了一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資産階級憲法性質的文獻。雖然這部文獻不久被北洋軍閥廢棄，但經過這次革命，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擊了封建勢力，民主主義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為這樣，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洪憲帝製，張勳的復闢帝製，都是曇花一現，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辛亥革命也為民主主義革命嚮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作了思想準備。
辛亥革命也給帝國主義沉重的一擊，雖然資産階級沒有明確提出反帝政治綱領，但正如毛澤東所說：“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但帝國主義利用反動的清政府統治來打破中國人民的美夢。自清政府垮臺後，帝國主義妄圖扶植新走狗，但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個接一個被中國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動勢力對中國人民的壓迫。
再深透點講，辛亥革命實際上也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雖然革命失敗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國成立後，國內實業團體紛紛成立，開設工廠、設銀行都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裏有了顯著的增大，無産階級隊伍也日益壯大。
辛亥革命還打落了亞洲第一個皇冠，具有國際意義。辛亥革命沉重了打擊了帝國主義，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製，對於世界人民，特別是東方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個巨大的鼓舞。在中國革命影響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屬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廣泛掀起民主革命運動。中國人民的革命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産階級統治遭到破壞。
總之，辛亥革命的偉大功績為中國的發展趨勢，鋪開了一條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倉促，到手的乃是不徹底的勝利。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衹完成了第一項——民族主義，其他民權、民生長期挂着欠賬。而且就民族主義一項來說，完成的也僅僅是“驅除韃虜”，各個帝國主義勢力原封不動地保存。袁世凱上臺後,中國在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下，三民主義成了紙面上的東西，他們挂羊頭賣狗肉，雖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就這一點來看，辛亥革命的成功雖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卻是煮了一鍋夾生飯。
辛亥革命果實最終被袁世凱竊取，中國反帝反封建任務並沒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敗了。
領導這次革命資産階級政黨—同盟會缺乏明確反帝綱領和具體行動，由於資産階級歷史的局限性，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産階級革命派，對帝國主義的本質的認識不清楚。從同盟會到南京臨時政府，他們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他們認為建立資産階級國傢，西方是會贊成的，孫中山不僅沒有辨明對帝國主義的所謂“中立”的偽裝，反而在《告各友邦書》中以承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權益為代價，和帝國主義維持友好關係。資産階級的如此妥協，革命實難繼續下去。
資産階級把革命目標衹限於反對清朝皇帝，他們認為“清帝退位”就是專製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為如此，這恰恰給了那些擅於投機取巧的立憲派和舊官僚以可乘之機，後來袁世凱以清帝退位為交換條件竊取政權，破壞革命，革命派不僅沒能識破袁世凱的反革命兩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凱作為同盟者，這就說明革命派對反對封建主義是不徹底性。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未能發動廣大人民群衆，特別是農民群衆參加鬥爭。在同盟會的綱領中，雖然提出“平均地權”口號，但實際上並沒有被全體革命黨人所接受，也沒能找到解决土地問題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實行“平均地權”，從而失去動員農民群衆的作用，既然革命黨失掉農民的支持，就把註意力轉到新軍和會黨。正是由於脫離人民群衆，革命力量纔是顯得十分弱小，毛澤東曾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因而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勾結下，革命遭到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革命黨人沒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組織的革命武裝，同盟會發動新軍和會黨舉行起義，這兩者畢竟不是革命黨人自己建立的武裝，況且新軍、會黨成員復雜，他們中大多數人接受立憲派和舊官僚，因此，在舊勢力煽動下往往會變成破壞革命的力量，革命黨人缺乏有力的武裝隊伍，很難應付反動勢力的反撲。
中國同盟會也沒有建立一條正確的組織路綫，因而在組織上是不鞏固的，同盟會內部復雜，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嚴重的分歧，所以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這樣一個思想上缺乏信仰，組織上鬆懈無力，內部矛盾重重的政黨。
總而言之，革命中出現了許多的問題，這充分地暴露出了資産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當然，也有許多問題是在當時客觀環境下必然會出現的，如封建階級和外國勢力的聯合破壞，迫使革命黨人將國民政府拱手讓給袁世凱；當時農民受封建殘餘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黨難有建立和掌握一支軍隊的經濟、政治和群衆基礎等。
革命也是在與時俱進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績應是它對後來歷次革命的影響，它的成功同時也是失敗的種種原因一直為後來的革命者所藉鑒。大膽地說，正是有了辛亥革命開歷史之先河，纔會有新中國的建立，民主革命的勝利。
所以說，從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敗一半。但從它對後來中國革命的指導和影響來看，是值得我們贊揚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說的那樣是失敗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說明了衹要不斷地革命下去，勝利終有一天會來臨！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首先，辛亥革命給封建專製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制度，建立起資産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闢帝製，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臺。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製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産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産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這一時期，亞洲出現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資産階級革命或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很難說有完全徹底的。所謂徹底，衹能說是基本徹底。自沉階級革命成功的結果足以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剝削制度代替舊的剝削制度，而剝削制度的更替，並不需要新舊完全徹底决裂，他們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協、融合、並存。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傢至今尚保存君主製和貴族頭銜，此即革命不徹底的明顯例子。
辛亥革命作為中國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雖然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務，其成就遠遜於西歐、北美的資産階級革命，但在徹底鏟除封建帝製這一點上，遠勝於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各國。辛亥革命一聲炮響，不僅趕跑了清朝皇帝，還是中國綿延兩千餘年的封建帝製從此永絶。從民元到民六，其間雖經袁世凱帝製自為、張勳復闢，但衹不過是兩場短暫的鬧劇，並沒有使民國中斷，更沒有像法蘭西那樣出現兩次帝國、三次共和國的波折。所以說，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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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國爆發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因該年以幹支計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發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封建專製統治，輓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傢的獨立、民主和富強。領導這次革命的是中國資産階級的政黨同盟會及其領袖孫中山。
過程：1、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熊秉坤、金兆竜率先發難，武昌起義爆發。2、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以五色旗為國旗。3月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部具有資産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國傢臨時大法，具有反對封建專製制度的進步意義。3、袁世凱強大的軍事力量，列強的支持，革命營壘中的立憲派和舊官僚的支持，革命黨人的妥協，使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落到了袁世凱手裏。1912年3月，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歷史意義：1、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制度，建立起了資産階級共和國，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2、辛亥革命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從此，列強在中國再也找不到能控製中國的統治工具。3、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4、它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産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成為這一時期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有力的推動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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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醜條約》簽訂後，中國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應當推翻
2.改革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資産主義民主革命準備了一些物質條件
3.新式學堂的勃興和留學教育的發展，革命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壯大
4.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學說是思想武器
5.民族資産階級得到初步發展並登上政治舞臺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氣象。1905年孫中山發起成立同盟會，提出了實質上是以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為目標的政治綱領，並努力用革命手段來實現這個綱領。上海和東京成為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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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展歷史
19世紀90年代，不少人開始主張以暴力革命徹底推翻由滿人成立的皇朝及帝製，建立類似法國及美國的共和政體。最早主張革命的人多數集中在海外，以留學生、華僑青年為多。最早期的革命團體亦是在海外成立，當中由楊衢雲為骨幹的輔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於香港。而孫中山亦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組織興中會，為革命籌措經費。二者後來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併，繼續稱之為興中會，並且於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廣州發動武裝暴動起義，但並未光復會成員秋瑾取得成功。孫、楊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緝，並被香港當局禁止入境。孫中山於次年在倫敦為清廷所綁架，事件成為國際新聞，孫亦因而聞名國際。楊衢雲則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殺。
1900年，中國北部爆發義和團事件。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舉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的《辛醜條約》簽訂後，國內的知識分子更感受到中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自甲午戰爭起，中國派往海外留學的學生大量增加，當中以日本為數最多，1904年時一度達到二萬多人，不少為官費留學。革命的思想在留學生中廣為散播，主張革命的學生成立各種團體，發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當中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等在日本非常活躍。後來不少留學生歸國，成為國內革命組織的骨幹。
1903年日俄在中國東北開戰，滿清政府劃出部分國土讓兩國交戰而自稱保持中立；皇室內更有人稱滿清的國土，“寧贈友邦，不予傢奴”，令革命救亡的呼聲更高。各種革命團體亦於此時紛紛在國內出現。最主要有黃興領導的華興會（1904年在長沙成立，成員有黃興、劉揆一、宋教仁等，以湖南青年為主），以及陶成章、蔡元培領導的光復會（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為會長，成員包括秋瑾、章炳麟等，以江浙青年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革命小團體，如江蘇的勵志學會、強國會，四川的公強會，福建的益聞會、漢族獨立會，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嶽王會，廣州的群智社等等。這些革命團體不一定互相隸屬，而且多數帶有地方色彩。但大致上他們都有相同的目標：謀求推翻滿清、恢復漢人原來的江山；建立類似美國的共和製國傢。當中推翻滿清的訴求着重滿漢之分；而要求恢復的江山亦衹限以漢人為主的十八省，東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內外蒙都被排除。排滿的態度正與中國各地方地下幫會“反清”傳統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組織都有藉助秘密會黨的勢力進行革命。例如華興會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緻公堂的會員。《民報》創刊號
孫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在8月20日於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並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在《民報》（原名《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華興會機關刊物，同盟會成立後易名民報）上闡述了這一觀點。同盟會積極宣傳他們的思想，大力推動群衆的覺醒。《民報》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編下，由鬍漢民、汪精衛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啓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同盟會雖在1907年曾一度出再次分裂（孫中山因未經衆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自光復會退出。孫中山與汪精衛、鬍漢民等於南洋另組總部；黃興則繼續支持孫中山），但是在革命中仍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會召開成立大會，由劉靜庵主持，到會的還有孫武、張難先、何季達、馮牧民等百餘人。日知會的前身是基督教武昌美國聖公會下設的一個閱報室，日知會，註重在學生、新軍和會黨中灌輸新知識和革命思想。後來日知會成為同盟會湖北分會的機關。
1906年起，陳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後組織成立黃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學團體，1909年又組織成立南社，通過文學創作傳播新思想。
1907年七月，在東京的部分同盟會會員主張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劉揆一、焦達峰、張伯祥、孫武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共進會性質及綱領與同盟會幾乎相同，但不直接隸屬同盟會。共進會是武昌起義的領導組織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推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文學社為新軍內青年軍人組織，旨在通過滲透到新軍中，掌握武裝。文學社是領導武昌起義的另一個領導組織。
（2）階層和群體
辛亥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歸國的學生及知識分子、會黨群衆、海外華僑、新軍士兵、地方士紳、農民、遊民等。
（3）新興知識階層
新興知識階層以留洋學生和新式學堂學生為主體。科舉制度廢除後，清政府興辦新學並鼓勵留學，很多年輕士子或進入新式學堂，或留洋學習。在陶成章的倡導下，很多士子捐官學軍，到日本學習軍事，如徐錫麟等。
1900年代，中國出現了留日熱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學生已纍计萬人多，在日本留學生周圍，集結了一大批反清中堅力量。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參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學生。在日本學習軍事的同盟會成員還組織了丈夫團。
留日學生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巨大貢獻，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除孫中山外，如黃興、宋教仁、鬍漢民、廖仲愷、朱執信、汪精衛等領導和骨幹都是留日學生。
科舉制度的廢除，使的新興知識階層出現和崛起。受過西方文化洗禮的新興知識階層，成為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
（4）會黨群衆
在清朝末期，許多秘密會黨，包括洪門、哥老會、緻公堂、三合會、洪江會是領導群衆進行反清鬥爭的主要力量。會黨的會衆包括地主士紳，農民，手工業工人，小商販，士兵，城市平民和無業遊民等。會黨的上層為地主士紳所把持，會黨嚮來提倡“反清復明”的思想。
華興會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緻公堂的會員。1908年前，革命黨人着眼於聯繫和利用會黨，準備通過會黨會衆發動反清起義，充當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回憶當初尋找革命力量時說“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的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
（5）海外華僑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華僑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們在僑居地積極參加和支持同盟會，提供經費支援革命活動，還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組織，多次參加武裝起義。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興中會，首批加入興中會的20餘人都是華僑。
辛亥革命的成功，海外華僑功不可沒，在黃花崗起義中遇難的黃花崗72烈士中，華僑就占了29人。
山西新軍（6）新軍士兵
1908年起，革命黨人將發動群衆起義的重點轉嚮新軍。革命黨人在新軍內進行秘密的革命活動，嚮士兵進行革命的宣傳。由於科舉制度被廢除，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投入當時興辦的新軍當兵，成為新軍中的有生力量。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和許多骨幹如劉堯澄（劉復基）、詹大悲、王憲章、張廷輔、蔡大輔、王文錦都是投營當兵的青年。
後來組織武昌起義的文學社、共進會很早就同新軍建立了聯繫。
（7）士紳和商紳
1907年9～10月，清政府下詔籌設資政院和咨議局。這為士紳和商紳參政議政提供了機會。1909年，各省咨議局成立，許多士紳、商紳通過選舉進入咨議局，在咨議局中集結了一批開明士紳。地方士紳的力量在地方政治中有着越來越突出的地位。
這些士紳、商紳本來都是立憲派，後來推出的第一個內閣竟然是皇族和滿族主導的，立憲派對滿清政府有所失望。武昌起義後，立憲派纔紛紛附和革命。
（8）外國人
除了中國人及華僑外，支持及參與辛亥革命的還有部分外國人；當中以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參與最為積極。不少革命組織都是在日本成立和運作；而中國同盟會亦是在支持革命的日本人撮合下在東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會成為會員（甚至包括日本社會主義思想大傢北一輝，後於日本二二六事件後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義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參與，部分更在起義過程中犧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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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說，辛亥革命失敗了。但我認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沒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敗。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民族資産階級領導的更具有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中國人民“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場革命。
由於資産階級和同盟會的組織和領導，提出了比較完整的革命綱領，在廣大工農和其他勞動群衆多種方式反抗鬥爭所匯成的革命怒潮中，趕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專製統治，從而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制度，建立了資産階級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産生了一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資産階級憲法性質的文獻。雖然這部文獻不久被北洋軍閥廢棄，但經過這次革命，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擊了封建勢力，民主主義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為這樣，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洪憲帝製，張勳的復闢帝製，都是曇花一現，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辛亥革命也為民主主義革命嚮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作了思想準備。
辛亥革命也給帝國主義沉重的一擊，雖然資産階級沒有明確提出反帝政治綱領，但正如毛澤東所說：“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但帝國主義利用反動的清政府統治來打破中國人民的美夢。自清政府垮臺後，帝國主義妄圖扶植新走狗，但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個接一個被中國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動勢力對中國人民的壓迫。
再深透點講，辛亥革命實際上也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雖然革命失敗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國成立後，國內實業團體紛紛成立，開設工廠、設銀行都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裏有了顯著的增大，無産階級隊伍也日益壯大。
辛亥革命還打落了亞洲第一個皇冠，具有國際意義。辛亥革命沉重了打擊了帝國主義，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製，對於世界人民，特別是東方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個巨大的鼓舞。在中國革命影響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屬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廣泛掀起民主革命運動。中國人民的革命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産階級統治遭到破壞。
總之，辛亥革命的偉大功績為中國的發展趨勢，鋪開了一條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倉促，到手的乃是不徹底的勝利。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衹完成了第一項——民族主義，其他民權、民生長期挂着欠賬。而且就民族主義一項來說，完成的也僅僅是“驅除韃虜”，各個帝國主義勢力原封不動地保存。袁世凱上臺後,中國在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下，三民主義成了紙面上的東西，他們挂羊頭賣狗肉，雖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就這一點來看，辛亥革命的成功雖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卻是煮了一鍋夾生飯。
辛亥革命果實最終被袁世凱竊取，中國反帝反封建任務並沒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敗了。
領導這次革命資産階級政黨—同盟會缺乏明確反帝綱領和具體行動，由於資産階級歷史的局限性，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産階級革命派，對帝國主義的本質的認識不清楚。從同盟會到南京臨時政府，他們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他們認為建立資産階級國傢，西方是會贊成的，孫中山不僅沒有辨明對帝國主義的所謂“中立”的偽裝，反而在《告各友邦書》中以承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權益為代價，和帝國主義維持友好關係。資産階級的如此妥協，革命實難繼續下去。
資産階級把革命目標衹限於反對清朝皇帝，他們認為“清帝退位”就是專製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為如此，這恰恰給了那些擅於投機取巧的立憲派和舊官僚以可乘之機，後來袁世凱以清帝退位為交換條件竊取政權，破壞革命，革命派不僅沒能識破袁世凱的反革命兩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凱作為同盟者，這就說明革命派對反對封建主義是不徹底性。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未能發動廣大人民群衆，特別是農民群衆參加鬥爭。在同盟會的綱領中，雖然提出“平均地權”口號，但實際上並沒有被全體革命黨人所接受，也沒能找到解决土地問題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實行“平均地權”，從而失去動員農民群衆的作用，既然革命黨失掉農民的支持，就把註意力轉到新軍和會黨。正是由於脫離人民群衆，革命力量纔是顯得十分弱小，毛澤東曾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因而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勾結下，革命遭到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革命黨人沒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組織的革命武裝，同盟會發動新軍和會黨舉行起義，這兩者畢竟不是革命黨人自己建立的武裝，況且新軍、會黨成員復雜，他們中大多數人接受立憲派和舊官僚，因此，在舊勢力煽動下往往會變成破壞革命的力量，革命黨人缺乏有力的武裝隊伍，很難應付反動勢力的反撲。
中國同盟會也沒有建立一條正確的組織路綫，因而在組織上是不鞏固的，同盟會內部復雜，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嚴重的分歧，所以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這樣一個思想上缺乏信仰，組織上鬆懈無力，內部矛盾重重的政黨。
總而言之，革命中出現了許多的問題，這充分地暴露出了資産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當然，也有許多問題是在當時客觀環境下必然會出現的，如封建階級和外國勢力的聯合破壞，迫使革命黨人將國民政府拱手讓給袁世凱；當時農民受封建殘餘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黨難有建立和掌握一支軍隊的經濟、政治和群衆基礎等。
簡單來講，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有：
首先，辛亥革命給封建專製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制度，建立起資産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闢帝製，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臺。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製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産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産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這一時期，亞洲出現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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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一談到辛亥革命，人們自然想到的是這是一場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最大的功績是結束了君主專製制度，這樣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卻是對辛亥革命的相當片面的理解，通過對辛亥革命的認真分析，應該清楚的認識到，辛亥革命更大程度上應該是中國人的光復運動，是一場民族革命，而這場民族革命與歷史上朱元璋“驅逐鬍虜，恢復中華” 又有顯著的區別，朱元璋衹是驅逐了蒙古人，在政治上沒有根本性的變革，而辛亥革命則具有民主革命的色彩，結束了君主專製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但是不論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上有多大的成就，但是在革命黨人的初衷、革命黨人在革命中的表現來看，把辛亥革命定義為“資産階級民主革命” 是很牽強的，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色彩遠大於民主革命色彩。
辛亥革命時期，各個革命團體的綱領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以“排滿”為宗旨的，如孫中山先生1894年在檀香山創立的興中會，綱領本為“驅除韃虜，恢復華夏”，後來纔加上“創立合衆政府”的綱領；1903年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人在長沙創立的華興會，也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綱領，並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為口號；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龔寶銓等人在上海創立的光復會則更為明顯，以“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綱領，完全是民族革命的團體。
1905年，在孫中山的建議下，組建了一個統一的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孫中山還為中國同盟會製定了秘密聯絡的口號：“問何處人，答為漢人；問何物，答為中國物；問何事，答為天下事。”我們可以聯繫起來理解為：漢人奪回中國物，平天下不平事。（王春霞，《“排滿”與民族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37——138頁）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起草了《中華民國軍政府檄文》，說道“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為己責者也！……（一）驅除韃虜……（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上四綱，其措施之次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其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第二期為約法之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以上為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為國戮力，矢信矢忠，終始不渝；尤深信我國民必能踔厲堅忍，共成大業。漢族神靈，久焜耀於四海，比遭邦傢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其人人各發揚其精神！我漢人同為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戰士不愛其命，閭閻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民政可立。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孫中山選集》上捲，中華書局，1956年，頁68—70。）
革命黨人在1905年之後兩三年間掀起了輿論上的高潮，各種各樣的革命書籍、文章不斷涌現，而這些文獻，也幾乎是鼓吹排滿的民族革命為主的。比如最為著名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的《革命軍》，現在的人總是引用“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製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把該文說成是反對封建專製最激烈的文章，這固然沒有什麽明顯的錯誤，鄒容確實在文中大聲疾呼要掃除專製，如有“自秦始統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答宇內，私其國，奴其民，為專製政體，多援符瑞不經之說，愚弄黔首，矯誣天命，攬國人所有而獨有之，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於是石勒、成吉思汗等，類以遊牧腥之鬍兒，亦得乘機竊命，君臨我禹域，臣妾我神種……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主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請大哲之寶旌，以招展於我神州上。”鄒容確實對專製政體深惡痛絶，但是鄒容的文章主要內容是這個嗎？通過閱讀《革命軍》的全部內容，可以看出，鄒容的文章乃是鼓吹排滿革命為主的文章。在鄒容的文章裏面，開篇是“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製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絶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命反魄，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絶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後面鄒容論述了“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種”“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革命獨立之大義”然後得出結論，“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高呼“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通讀文章，顯而易見鄒容是宣揚激進的排滿民族革命，光復中華，為了中華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衹有廢除專製統治，實行共和。應該說，鄒容的文章裏面，共和是為民族獨立服務的，民族革命乃是鄒容論述的中心。（鄒容《革命軍》，見於《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捲下册，649-677頁）而其他影響也很大的文獻如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陶成章的《中國民族權利消長史》、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著名革命傢的文章，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鼓吹排滿為中心的，而且指出民主革命的最大障礙就是滿洲貴族以徵服者自居，不把自己當成中國人，不以中國的福祉為念，衹知騎在中國人頭上作威作福。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舉行了多次武裝起義，但都失敗了，革命黨人內部的分歧和渙散開始凸顯。加上1907年日本迫令孫中山出境，同盟會總部更加渙散，這樣在1907年9月，部分同盟會員張伯祥、居正、孫武、焦達峰等人成立了共進會。其則由以同盟會緩不濟事，須另組實行團體，聯合內地會黨，即日起事。黃興曾詰責焦達峰另立山頭，焦答以殊途同歸，有何不可。故仍以同盟會之宗旨為宗旨，同盟會之總理為總理。惟入會誓詞中的“平均地權”一句，改為“平均人權”。他們說“平均地權”不好懂，革命是因為滿漢不平等，所以要“平均人權”。（賀覺非、馮天瑜，《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6頁）後來的武昌起義，就是共進會為主要領導團體的革命黨人發動的。
在1911年10月9日，原定的武昌起義總指揮蔣翊武在危機時刻發佈了作戰命令：“本軍於今夜十二時舉義，興復漢族，驅除滿奴”（因孫武在漢口研製炸彈時偶然失事，蔣翊武與其它人上了後决定提前起義，但蔣翊武在發出命令後不久即被逮捕，後逃出）、（孫武的失事導致起義計劃泄露，蔣翊武的作戰命令也沒有落實，革命黨人一時群竜無首，但仍然毅然發動起義）熊秉坤在武昌起義時，於10月10日發於楚望臺軍械庫的口號是“興漢”。（《“排滿”與民族主義》，224頁）。《湖北革命實錄長編》載：“是日（10月11日），革軍遇旗人，不論老少皆殺”（轉載自《辛亥武昌首義史》，212頁）。(不過在10月12日軍政府謀略處開會，有“嚴禁濫殺旗人”的决策，以避免濫殺無辜)
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成立了軍政府，廢除宣統紀年，改為黃帝紀年；以鐵血十八星旗（共進會的旗幟為九角十八星旗，紅地黑星，且間聯以虛綫，意為聯合十八行省，以鐵血主義實行革命）為旗幟；並以黎元洪的名義發佈了佈告“……須知今滿政府，並非我漢傢兒……共圖光復大業，建立中華民國……”(當時在武昌街頭巷尾，這張佈告貼到哪裏，哪裏就擠滿了觀衆，群情激奮，許多人流下熱淚，感到揚眉吐氣)，賞罰令中更明確地說“本都督驅逐滿奴，恢復漢族……”（《辛亥武昌首義史》，226頁）並於10月17日在閱馬場舉行了盛大的“祭天大典”，昭示光復大業，特告慰華夏始祖軒轅黃帝的在天之靈 (武昌起義成功後，之所以推舉黎元洪為大都督，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革命黨人以“排滿”為宗旨，漢官一概被視作可爭取者) 。軍政府成立後及開始革除滿清舊俗，最重要的就是剪辮子（滿清入關曾提出“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並進行血腥大屠殺，辛亥革命後剪辮子也就成了革命的象徵），軍政府層多次下令剪辮，當時軍政府主辦的《中華民國公報》曾有評論“險矣哉豚尾奴之心也，鄙也哉豚尾奴之志也，謬矣哉豚尾奴之識也，其理由為大局未定，姑試諸異日。所謂異日者，即幹戈偃息。總統已定之際或滿政府覆亡之日也。此中立派也，此觀望輩也，此漢姦也！”（《辛亥武昌首義史》，253頁）。
在軍政府成立後與列強的交涉中，美國領事也說“貴國此次革命，關係種族問題，自不待言，惟不知將來采取何種政體？”（《辛亥武昌首義史》，263頁）。武昌起義後滿清政府不得不讓袁世凱出山以鎮壓革命，袁世凱上臺後，即派大軍進攻武漢，雖然北洋軍是袁世凱的“私傢軍”，但是在前綫袁世凱也不得不反復嚮士兵們宣傳，此役非滿漢種族戰爭，乃是政治集團戰爭（《辛亥武昌首義史》，334頁）。
甚至連被“脅迫”參加革命的黎元洪，在其緻薩鎮冰（武昌起義後滿清朝廷派海軍來武漢鎮壓革命，薩鎮冰是海軍提督，也是黎元洪的老師）的信中也有“吾師素知洪最為謹慎……恐緻不可收拾，不能為漢族雪恥，轉為危害……誰無肝膽，誰無熱忱，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為滿族做奴隸而殘害同胞耶！洪有鑒於此，識事機之大有可為，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土，改革專製政體……方今滿漢興亡之機……刻下局勢，衹要吾師肯出，拯救四萬萬同胞，則義旗所指，山色改觀，以四萬萬同胞與數千滿族競爭……”（《辛亥武昌首義史》，319-320頁）
在響應武昌起義的各地也紛紛打出“興漢”、“排滿”的口號。如陽夏響應武昌起義時革命黨人將旗兵“禁之間所”，並對他們說：“我們今日為種族爭生存，為國傢爭獨立，顧不得不先革爾滿人之命，念爾等尚屬好人，爾等回荊州（滿人駐防之地）可也。”，於是各給七元遣回原籍，“後聞彼等在途中為百姓所創”。（《“排滿”與民族主義》，225頁）詹大悲、蔡濟民在武昌起義後準備派兵過江占領漢口。漢口的市民聽說武昌來了軍隊，不約而同的大放鞭炮，夾道歡迎，無數群衆高呼“殺盡鬍兒”、“興漢滅滿”的口號。1911年10月22日西安響應起義時起義軍自稱“秦隴復漢軍”。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復後，《山西民報》曾發表討滿檄文，措辭嚴厲。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在成都宣佈四川獨立，成立了“大漢四川軍政府”。在上海、福州、重慶、長沙等地響應武昌起義的也基本上打出的是“興漢”、“排滿”的主張。
在武漢三鎮革命如火如荼開展的時候，軍政府發佈了一篇《辛亥革命軍奉天討滿檄文》，裏面言辭激烈，“中華開國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日，中華民國軍政府檄曰：惟我皇漢遺裔，弈葉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傢不造，蕞爾東鬍，曾不介意。遂因緣禍亂，盜我神器，奴我種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由鄂而湘而粵而川，扶搖大風，捲地俱起。土崩之勢已成，橫流之决，可翹足而俟。此真逆鬍授命之秋，漢族復興之會也……（接下來分析“是虜之必敗者”三條及“則漢族之當興者”三條）……維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審斯義，宜各率子弟，乘時躍起，雲集響應。無小無大，盡去其害，執訊獲醜，以奏膚功。維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既審斯義，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堅忍其德，綿係其力，進戰退守，與猛士俱。維爾失節士夫，被逼軍人，爾有生身，爾亦漢族，既審斯義，宜有反悔，宜速遷善，宜常懷本根，思其遠祖，宜倒爾戈矛，毋逆義師，毋作姦細。維爾鬍人，爾在漢土。爾為囚徒，既審斯義，宜知天命，宜返爾部落，或變爾形性，願化齊民，爾則無罪，爾乃獲赦宥。幕府則與四方俊傑，為茲要約曰：“自州縣以下，其各擊殺虜吏，易以選民，保境為治。又每州縣，興師一旅，會其同仇，以專徵伐，擊殺虜吏。肅清省會，共和為政，幕府則大選將士，親率六師，犁庭掃穴，以復我中夏，建立民國。”幕府則又為軍中之約曰：“凡在漢鬍苟被逼脅，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問。其在俘囚，若變形革面，願歸農牧，亦大赦勿有所問。其有挾衆稱戈，稍抗顔行，殺無赦；為間諜，殺無赦；故違軍法，殺無赦! ”同時還附有《辛亥首義歌》：“漢軍起義立志把仇報！裏應外合都有我同胞。長槍大炮都已準備好，楚望臺上旌旗飄！驅除韃虜，還我中華！鐵血男兒壯志衝九霄！長槍大炮都已準備好，楚望臺上旌旗飄！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能爭漢上為先着，此復神州第一功，第一功！” 《興漢軍歌》：“ 地發殺機，中原大陸蛟竜起，好男兒，濯手整乾坤，拔劍斫斷鬍天雲。復我華夏，完我自由，傢國兩尊榮。樂利蒸蒸，世界大和平，中外禔福樂無垠。好男兒！ 撐起雙肩肩此任！！”（檄文內容來自於網上，未及找到出版物核對）
不過，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很多立憲派、舊官僚混進了革命陣營，鼓吹“五族共和”的思想，孫中山迫於壓力，同時也是為了維護國傢領土的統一，在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發佈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說到“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後來在1921年3月6日《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中，孫中山說道“自光復之後，就有世襲底官僚，頑固的舊黨，復闢的宗社黨，湊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豈知根本錯誤就在這個地方……由此可知，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一大民族主義的國傢”（《孫中山全集》第5 , 中華書局，1985年，第473 頁））
在革命迅猛發展的時候，袁世凱掌握了滿清朝廷實權，在相當多革命黨人看來，袁世凱身為漢人，是可以爭取的對象，所以纔有很多革命黨人檄文袁世凱能夠投入革命陣營，推翻滿清統治，孫中山本人也表示：如果袁世凱完成推翻滿清朝廷的“大業”，願意將大總統讓予袁（後來的“二次革命”則是袁世凱要加強專製獨裁，壓迫國民黨，國民黨基於“民主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良藥”而革命）。
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三天後的2月15日,孫中山親自率領臨時政府文武官員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今中國全境光復，特來告慰544年前“驅逐鬍虜，恢復中華”的先驅、民族英雄——明太祖的在天之靈。在祭祀時，孫中山發佈了《祭明太祖文》：“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臨時總統孫文，謹昭告於明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即，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靈曰：嗚呼！國傢外患，振古有聞，趙宋末造，代於蒙古，神州陸沉，幾及拜年。我高皇帝應時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復大義，昭示來茲。不幸季室俶擾，國力罷疲。滿清乘間竊據中夏，嗟我邦人諸父兄弟，迭起迭僕，至於二百六十有八年。嗚呼！我高皇帝時怨時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歲在辛亥八月，武漢軍興，建立民國。義聲所播，天下響應，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復十有七省，國民公議，立臨時政府於南京，文以薄德，被推為臨時總統。瞻顧西北，未盡昭蘇，負疚在躬，尚無以對我高皇帝在天之靈。邇者以全國軍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義，卒使清室翻然悔悟，於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從此中華民國完全統一，邦人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無已，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啓後人，成茲鴻業。文與全國同胞，至於今日，始敢告無罪於我高皇帝，敬於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國民，貢其歡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實鑒臨之，敬告。”以及《謁明太祖陵文》，中心思想與《祭明太祖文》一樣，全文如下：“維有明失祀二百六十有七年，民國始建。越四十有二日，清帝退位，共和鞏立，民國統一，永無僭亂。越三日，國民公僕，臨時大總統孫文，謹率國務卿士，文武將吏袛謁大明太祖高皇帝之陵而祝以文曰：昔宋政不綱，遼元乘運，擾亂中夏，神人共憤。惟我太祖，奮起草野，攘除姦兇，光復舊物，十有二年，遂定大業，禹域清明，污滌膻絶。蓋中夏見製於邊境小夷數矣，其驅除光復之勳，未有能及太祖之偉碩者也。後世子孫不肖，不能敪厥武，委政小人，為猶不遠，卵翼東鬍，坐茲強大，因緣盜亂，入據神京。憑肆淫威，宰割赤縣，山川被其瑕穢，人民供其刀俎。雖義士逸民跋涉嶺海，冀振冠裳之沉淪，續祚胤於一綫，前仆後起，相繼不絶。而夭未悔禍，人謀無權，徒使歷史編末添一傷心舊事而已。自時厥後，法令益嚴，罪罟益密。嗟我漢人，有重足傾耳，箍口結舌以保性命不給，而又假藉名教，盜竊仁義，錮蔽天下，使無異志。帝製之計既周且備，將籍姦術，長保不義。然而張曾畫策於私室，林清焱起於京畿，張李倡教於川隴，洪楊發跡於金田：雖義旗不免終蹶，亦足以見人心之所嚮矣。降及近世，真理昌明，民族民權，盎然人心。加以虜氛不竟，強敵四陵，不寶我土，富以其鄰。國人雖不肖，猶是神明之胄，豈能忍此終古，以忝先人之靈乎？於是俊傑之士飆發雲起，東南厥始發難，吳樾震以一擊，徐錫麟註彈丸於滿酋之腹，熊成基舉烽燧於大江之涘，以及萍鄉之役，鎮南關之役，最近北京暗殺之役，羊城起義之役，屢起屢躓，再接再厲，天下為之昭蘇，虜廷為之色悸，藴釀蟬蛻，以成茲盛。武漢首義，天人合同，四方風嚮，海隅景從，遂定長江，淹有河淮。北方既協，攜手歸來，虜廷震懼，莫知所為，奉茲大柄，還我漢人，皇漢民族，既壽永昌。嗚呼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昔嘗聞之，夷狄之運，不過百年，滿清歷年，乃倍而三，非天無常，事會則然。共和之製，亞東首出，事兼創造，時異遲速。求仁得仁，焉用怨言。又聞在昔救時之士，嘗躋斯丘，毷勵軍志，俯仰山川，唏噓流涕。昔之所悲，今也則樂。鬱鬱金陵，竜盤虎踞，宅是舊都，海宇無叱。有旆肅肅，有旅振振，我民來斯，言告厥成。喬木高城，後先有輝，長仰先型，以式來昆。伏維尚饗。”（內容來自於網上，未及找到出版物核對)
不僅是辛亥革命當時，而且現在我們在說道革命黨人在某處革命成功或者某地和平過渡時，用的都是“光復”一詞，如“武昌光復”“南京光復”等，光復”一詞的含義，就是自己的董事喪失之後又奪回來，這裏很顯然意指各地在被滿洲人占據兩百多年之後中國人收復過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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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軍政府舊址位於武昌蛇山南麓的閱馬場北端，原為湖北咨詢局大樓。1908年籌建，1910年落成，占地28畝，共有房11棟，建築面積6000餘平方米。大樓主體建築為二層磚混結構西式樓房，面闊73米，進深42米，坐北朝南。上層屋頂正中伸出一座望樓，成為當時閱馬場軸綫的製高點，視野開闊，頗為壯觀。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打響第一槍。武昌起義成功後，革命黨人在這裏成立軍政府，一度代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職權。因其主體建築為紅色樓房，因此又被稱為“紅樓”。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是中華民族推翻帝製建立共和的歷史里程碑，具有重要文物價值。因此於1961年被國務院公佈為國傢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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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原因：
關於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可以從兩種角度去認識：一種是從主客觀方面去認識，一種是從具體原因方面去認識。從主客觀來看，一是由於資産階級自身的局限性，一是由於中外反動勢力過於強大。從具體原因方面來看，可從綱領、農民、政黨、軍隊等四個因素去分析：
①資産階級革命派始終沒有一個徹底的反帝綱領。三民主義沒有提出反對中華民族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還幻想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持。沒有認清真正的敵人，是資産階級革命派終歸失敗的原因之一。
②資産階級革命派始終沒有一個徹底的反封建綱領。三民主義沒有徹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製，資産階級革命沒有解决農民的土地問題，因此得不到農民的支持。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沒有農民的支持就無法戰勝強大的敵人。
③資産階級革命派始終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資産階級革命派發動的武裝鬥爭都是短期的。“二次革命”中國民黨人雖然掌握了一些軍隊，但並不是統一的革命力量，護法運動則依靠軍閥的力量，因此每當遇到強大的反革命武裝就不能不失敗。
④資産階級革命派的政黨也是鬆散的。同盟會建立後缺乏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武昌起義爆發前實際上已名存實亡，沒有一個堅強的革命政黨，就不能使革命者緊密地團结起來形成堅強的戰鬥力。袁世凱能夠竊取辛亥革命果實，也與同盟會的渙散、領導成員政見不一有關。
教訓:
1、資産階級革命派提不出徹底的反帝反封的綱領.
2、辛亥革命沒有解决農民的土地問題,使革命缺乏廣泛的群衆基礎
3、同盟會組織渙散內部派係復雜,起不到革命政黨的領導作用.
4、資産階級革命派沒有真正的建立和掌握革命的武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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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ai Geming
辛亥革命
爆發於1911年（清宣統三年）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因以幹支計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朝統治階級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發生的。其目的是推翻帝國主義掌握的工具清王朝的專製統治，輓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傢的獨立、民主和富強，領導和發起者是中國資産階級的政黨同盟會及其領袖孫中山。這次革命，由於帝國主義和中國買辦、地主階級的反對，迅速失敗了。但是，它結束了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君主專製制度，促進了民主精神在中國的高漲，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
革命的準備 19世紀末，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列強，不僅掌握了中國的經濟命脈，也逐步控製了中國的政局。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嚴重阻遏下，中國人民為改變國傢面貌而發動的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相繼失敗。為了緩和人民的仇恨情緒，清政府自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起，陸續實行廢科舉、設學堂、奬遊學、辦企業、設商會等“新政”。但新政的真正目的在於強化封建專製統治，編練一支掌握近代槍炮的新軍（見清末“新政”）。因此，新政非但未達到預期目的，反而因籌措龐大的練兵費用和對帝國主義的巨額賠款，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激化了社會矛盾。通過鬥爭實踐，中國人民逐漸認識到，要反對外國侵略者，必須反對清政府的統治。1901年以後，各地農民的反清武裝起義此伏彼起。但在20世紀初期的歷史背景下，自發的、分散的舊式農民起義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並進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任務，歷史呼喚新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臺。
當時，伴隨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弱小但卻代表着新的生産方式的階級——民族資産階級已經形成。它既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又與之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上層部分封建性較強，政治上懦怯、保守，中下層部分封建性較弱，革命要求較為強烈。與此同時，由於派遊學、興新學和新學書報的出版，一個不同於封建知識分子的新型知識階層隨之出現。他們中的不少人政治上比較敏銳，愛國熱情充沛，又不同程度地具有近代科學文化知識，易於接受和形成民主主義思想。其先進分子的呼聲，往往代表或反映了民族資産階級的政治利益。資産階級革命派最初主要是從這批新型知識分子中産生出來的。
資産階級革命派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孫中山。1894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孫中山在檀香山火奴魯魯的華僑中成立了政治小團體興中會，其宗旨在於“振興中華，維持國體”。此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一直得到華僑的有力支持。1895年 2月，孫中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規定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衆政府”，鮮明地提出了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綱領。興中會的成立，標志着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開始。
20世紀初，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顯示出活躍的勢頭。留日學生創辦的《開智錄》上首先出現排滿字樣。《國民報》則明確主張顛覆清政府。1903年，東京留學界思想愈益活躍,《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等宣傳民族主義、民權學說的刊物相繼出版。上海知識界也出現了新氣象。1902年上海成立了以造成“共和的國民”為目的的中國教育會，接着又在中國教育會支持下成立了愛國學社，學社師生們在演說會上公開倡言革命。
促使知識階層進一步革命化的是拒俄事件。1903年為反對俄國破壞從東北撤兵的條約，上海舉行“拒俄”集會，東京留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後改名軍國民教育會)，拒俄運動迅速在北京、武漢、廣州等地得到響應。清政府下令鎮壓,青年知識分子憤而轉嚮革命。上海《蘇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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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Chinese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d by Dr.Sun Yat-Sen which overthrew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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