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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宁市盐官镇西门周家篼。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海宁人。近代著名学者，早年研究哲学、文学，1907年至北京任学部图书馆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研究，辛亥革命后东渡日本，专习经学、小学、金石、甲骨。1924年北京清华研究院聘为导师，主要著作有《宋元戏曲史》、《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古礼器略说》等。王国维在海宁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故居坐北朝南，2进，总面积约290平方米，前为平屋，三开间，后进楼房，两进之间有天井及厢房，整组建筑自成独立院落。 门票：5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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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故居坐落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西门内周家兜，是近代国学大师少年时代的住宅。庭院坐北朝南，建筑为木结构。前厅正中置放王国维半身铜像，陈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王国维故乡、家世及其生平。第二部分，介绍王国维的主要学术成就，陈列王氏各种著作和手稿。第三部分，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王国维的论著。陈列室开放以来，吸引了众多游人和学者前来瞻仰。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静观,海宁盐官人.自幼沉静好思。5岁进私塾，背诵和学作诗文。9岁时父回乡奔祖父丧，以后便长居家中，教授他骈散文及古今诗词。王国维16岁中秀才，才华初露。清光绪十九年(1893)、二十四年两次应乡试未中。22岁进上海《时务报》，业余去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辛亥革命后，王氏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此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尤其致力于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和唐人写本的考释。王国维是新兴学科甲骨文、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所著《流沙坠简序》、《殷墟书契考释序》、《宋代金文著录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均被称为划时代之作。其史学论文几乎篇篇皆有发明，后汇编成《观堂集林》20卷。他把历史文献与出土资料密切参证的治史方法——两重证据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推崇。
2006年05月25日，王国维故居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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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染局胡同29号
织染局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在北河沿大街迤西的“水簸箕胡同”内，东起“水簸箕胡同”，西止“东板桥街”，中间稍有曲折，长约300米，胡同南侧有两条支巷通“后局大院”。
明代，胡同内有“内织染局”，胡同因之得名，但省略了“内”字。清宣统时改称“织染局”，1965年整顿地名时复称“织染局胡同”。所谓“内织染局”是标明此处的“织染局”属于皇宫大内，是宫廷官署，由宦官掌控。设“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掌司监工无定员，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就用缎匹”。织染局只是管理机关，其下属单位有建在朝阳门外的生产场所——“外厂”和建在城西北的颜料基地——“蓝靛厂”。如今，朝阳门外的“外厂”已无端倪如寻，但海淀区的“蓝靛厂”地名仍存。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将“织染局”改建为“嵩祝寺”；乾隆十六年（1751年），将织染局“移万寿山之西，与稻田毗近，立石曰《耕织图》”，并将机器上的“织染局”三个字也改用《耕织图》作为标识；乾隆三十七年，“嵩祝寺”移地重建，此地成为“华严寺”，今为‘织染局小学“，门牌是”水簸箕胡同甲5号。
有人撰文说，颐和园的昆明湖东岸置有铜牛，昆明湖迤西立有《耕织图》刻石，或明示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鼓励男耕女织；或暗寓天上牛郎织女双星传说，等待七夕鹊桥双渡。想象是丰富的，传说是美妙的。然而，无论“铜牛’作用何在，《耕织图》只是织染局的一件遗存，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恐非颐和园建园造景之时的初衷。
织染局胡同29号，旧时的门牌是织染局10号，在胡同西口路北，坐北朝南。原来应该是二进宅院，后来被分割为一个院落，在“巽”位建屋宇式街门，街门西侧为4间倒座南房；北房3间，两侧各有耳房1间；南房和北房均为带前廊的起脊瓦房。
1923年6月，国学大师王国维出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之时，搬入织染局10号；1925年4月，王国维应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之聘任教，迁居清华园西院17号、18号。王国维在织染局10号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如今，因御（玉）河改造工程织染局胡同29号被拆除。
王国维（1877—1927），著名学者，原名国祯，字静庵（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又号官堂，亦号永观、人间等，浙江海宁人。
海宁王氏家族世系原籍河南开封，“靖康之难”后，王国维的远祖随宋高宗南渡居于海宁，世代书香。王国维7岁开蒙，15岁时被推为“海宁四才子”之首，16岁考中秀才。
王国维早年研究哲学、文学，他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甘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或在二者之间乎？”王国维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始，在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任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光绪三十三年，始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以前清遗老自居，衣冠不异昔时，脑后拖着一条辫子，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布大褂。与同样“衣冠不异昔时”的辜鸿铭的装束相比，少了几分华贵，添了几分朴素。
1913年，王国维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考订，尤其对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的考释更是成果斐然。在史学研究方面，王国维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是“新史学”的开山之人。他在《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1923年4月，清逊帝溥仪颁旨任命王国维“南书房行走”。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京畿警卫总司令鹿仲麟、警察厅总监张璧和民意代表李石曾将溥仪逐出宫禁，“王国维萌生死志”，“有自杀之心，为家人严视得免”。
1925年，王国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讲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诗经》等，并研究古代史兼作西北史地和蒙古史料的整理考订。
1927年6月2日，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力见到用一张破席裹着的湿淋淋的王国维先生的遗体失声痛哭，洒泪写下《哭静安师》：
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
一自童时哭王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王国维先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少年才气骏发，中年蓬勃外烁，晚年大器宏深”，生平著作六十二种，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史学、古文字学、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教育学、心理学诸多领域，且均有度越阡陌的新发现，对辜鸿铭的英译《中庸》一书，王国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理解上的偏差和译文上的失误。
郭沫若先生称赞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文集》的选编者说：“纯熟地以小学沟通学术之林，为王国维治学中一大法宝。”如同《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王国维的作品，篇篇文采飞扬、美不胜收。先生自言：“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足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所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文学上以“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百万的后学”。他在《文学小言》中的“三级境界说”，更得文学三昧。先生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未有未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ju）跻第三境者。文学亦然。”
王国维先生的鸿篇巨制，自是黄钟大品、空谷足音；其小品随感亦流光溢彩、耀眼夺目。比如：1923年，王国维再度来京，“离南方之卑湿，乐北土之爽垲（kai）。九十月之交，天高日晶，木叶尽脱，因会得‘肃霜’、‘涤场’二语之妙”，写下《“肃霜”、“涤场”说》。几百字的短文，先生章引经据典达二十多处，对《诗·豳风》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进行剥茧抽丝的解析。指出：“马有肃霜，鸟有鹔鷞，裘有鹔鷞，水有潇湘，皆以清白得称。”“《诗》之‘涤场’，则肃清之义。‘九月肃霜’，谓九月之气清高颢白而已，至十月则万物摇落无余矣。”
王国维先生治学严谨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他在讲课之时遇到某些问题又常以“这个问题我不懂”一语带过，有时一节课竟有几个“我不懂”的问题。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当年曾师从王国维，起初不理解为什么先生常说“我不懂”；后来悟出，这正是先生治学严谨的表现。做学问的人，不懂就是不懂，万万不能不懂装懂。正可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