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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北宋苏辙所著的诗文别集。《栾城集》早在宋代就早多种版本,并以有无《应诏集》和章疏有无删削为标志区分出两个系统。有《应诏集》并多书章疏三十七篇的本子,现今见到最早的是宋刻《苏文定公文集》,分《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共九十六卷。现存四十六卷。其次是明清梦轩刻本《苏文定公栾城集》,四卷数同上。再次是清道光壬辰眉州三苏祠刻本,但卷数、文字与清梦轩本皆有出入。《前集》才四十八卷。中有清宛陵贡刻本,系清梦轩本的翻刻本。
  另一系统缺《应诏集》和三十篇章疏。属于此系统的现存最早的本子为宋刻递修本《苏文定公集》,今仅存十卷。另一宋刻递本《栾城集》今存二十一卷。其次是明嘉靖二十年蜀藩朱让栩刻本《栾城集》,今《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又有明治字本,按明嘉靖蜀刻本排印,款式相同。再次是《四部丛刊》本,实际上也是明嘉靖本之翻版。今人曾枣庄、马德富以明清梦轩本为底本,以其他各本参校,又收辑苏辙佚诗、佚词、佚文共七十四篇,名为《栾城集拾遗》,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栾城集》中。
  苏辙,字子由,眉州眉山人,苏轼的弟弟。仁宋嘉六年(1061),他与苏轼同举制科,一起及第。本应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但王安石当时知制诰,他认为苏辙在应制科的试卷中论述朝政对袒护宰相而攻击皇帝,不肯制诏诰命,终于未曾到职。其后王安石得到神宗信任,推行新法,苏辙又加以反对,所以在神宗时期,苏辙去仕途上很不得意。直到元年七年(1084)才被任命为绩溪县令。次年神宗逝世,司马光当政,废除新法,恢复旧法,苏辙也就很快得到提拔。元元年(1086),苏辙任中书舍人,至元七年,被任命为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但到元八年,重新推行新政,他又连遭贬谪。绍圣四年(1097),他以化州别贺的小官身分,被勒令居住于雷州,次年移居循州。至元符三年(1100),才获得思准赦免,寓居许昌,过了二十年的宁静生活,于政和二年(1112)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苏辙一生著述甚丰,特别是在两次贬官和晚年闲居期间,更加致力于著述。除了《栾城集》外,还有《诗集卷》二十一卷、《春秋集解》十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八卷、《老子解》两卷等。苏辙比较注意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重视实践如阅历对创作的作用,要求作品须有自己的风格,自成一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他说:“子瞻之文奇,余文但稳耳。”(《栾城遗言》)他的文章立意允当,结构严谨,行文简洁畅达,语言朴实淡雅。他的一生写的大量政论文就具有这种特点。而且在短短的篇幅中,往往波澜起伏,委曲变化,说理透辟精警,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如他的《民政策第二》,其主旨乃欲论述宋代科举之弊,但他却首先从周泰民风之异说起,后半部分才自然入题,指责朝庭一面想“求生忠信孝悌之人”,一面却仅仅以科举取士,于是“士大夫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文章主旨至此才完全显豁。清代刘海峰说:“子由之文,其正意不肯一口道破,纡徐百折而后出之,于此篇可见。”苏辙的大量史论也往往具有这种特点,例如《唐论》一篇,用了一半以上篇幅论述一般历史现象,无只字及唐,但却处处都为后文论唐作铺垫,而论唐又实际上是在论宋,是为宋王朝开救弊的药方。落笔甚远而紧扣中心,言在彼而意在于此,具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苏辙的许多杂记、传状也富于文学色彩,语言冲雅淡泊,不事艳丽,然而形象生动,往往给人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其佳文如《黄州快哉亭记》: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序,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日快哉。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不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清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
  文章先从观览江山形胜着眼,然后结合历史遗迹的凭吊和怀想,就“快哉”二字抒发,气势很足,寓意也很深刻。另一篇散文《巢谷传》,首写巢谷弃文习武,已使人觉谷与众不同;次写谷与照河名将韩存宝的金石之交,韩因罪“自料必死”,托巢谷以后事,谷“即变姓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后写巢谷与苏辙兄弟的交谊。当他们青云直上时,“谷浮沉里中,未尝一见”,而在他们远谪岭南时,谷却自眉州“万里步行”相访,结果死于途中。全文语言质朴,选材典型,详略得宜,只以三件事就将义士巢谷的风节和形象写得很逼真。苏辙的诗自然朴实,正类其文。
  他早期作品反映现实较多,如《夜泊牛口》:“水寒又胫长,坏不蔽股。日莫江上归,潜鱼远难捕。稻饭不满盂,饥卧冷彻曙。”以质朴的语言描写了蜀中人民的悲惨境况,表现了诗人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他有些诗还对开河劳民、朝廷派劝农使督耕扰民、以及新法的一些弊端进行了讥讽。不过这类现实性较强的诗作在他的诗集中并不多,他写得较多也较有味的是一些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如仕途失意的抑郁和牢愁就经常得到表现:“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徒社稷原非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疏新种似吾郎。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次韵子瞻闻不赵商幕》)这是他在仕途上遇到第一次挫折,因在制科考试时挟击时政“忤世”,只好辞去去商州军事推官职务时作的诗,诗以婉而不迫的笔调抒发内心的怨抑和不平。
  他在贬官监筠州盐酒税时写道:“微官终日守糟缸,风雨凄凄夜渡江。早岁谬知儒术贵,安眠近喜壮心降。夜深唧唧醅鸣瓮,睡起萧萧叶打窗。阮籍作官都为酒,不须分别恨南邦。”(《雨中宿酒务》)首写酒务之繁忙,次写壮心消尽,再以眼前景烘托凄凉心情,最后以自我安慰作结。全诗表现得委婉蕴藉,哀而不伤。此外,苏辙一生还写了不少咏景诗、咏物诗、题画诗,也同样以清新淡雅为特色,诗中大都寄托了他的人生感慨。
  苏辙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声名,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文章胜过苏轼。苏轼自己说:“子由之文实胜仆”(《答张文潜书》),此外如刘放、秦观等也有类似说法。南宋陆游曾劝周必大“哦苏黄门诗”,作为学诗门径(周必大《跋苏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明清两代更把苏辙文列为学习典范,明朱石编《八先生文集》、唐顺之著《文编》、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清人储顿的《唐宋十大家全集录》,苏辙均在先,可见对其文评价之高。
  关于《栾城集》的被禁情况,简述如下:苏辙从循州遇赦北返后,由于朝廷继续推行新法,旧党在政治上仍是受排挤和打击的。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下诏焚毁苏轼、苏辙等人文集的板片,他的《栾城集》也就成了禁书。不过,《栾城集》中的《后集》、《三集》及《应诏集》在当时尚未编成,所以被禁的其实只是今天所谓的《栾城集·前集》五十卷。
  苏辙文集之被禁,不仅因为他在政治上是旧党,而且因为他在文集中对新法及新党多所攻击。如写于神宗时的《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他对新法的四个主要方面——青苗、保申、免役、市易都加以否定:“盖青苗行而农无余财,保甲行而农无余力,免役行而公私并困,市易行而商贾皆病。上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下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栾城集》卷三十五)写于元初的《乞诛窜吕惠卿状》则说:“臣伏见前参加政事吕惠卿……诡变多端,敢行无度,见利忘义,黩货无厌。
  王安石初任执政,用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诞,其于吏事冥无所知。惠卿指レ教导,以济其恶。”(《栾城集》卷三十八)对神宗时推行新法的两大台柱王安石和吕惠卿的挟击,都极猛烈。在新光重新得势时,这一文集的处境自然不妙。而且,在元任初,他还对神宗时推行新法、官至宰相的蔡确及同族蔡京,一再施以弹劾。说蔡确“险佞刻深,以狱吏进”,“随时翻覆,略无愧耻”,要求加以罢免(《栾城集》卷三十六《乞选用执政状》及《乞罢左右仆射蔡确、纬缜状》);说蔡京“新进小生,学行无闻,徒以王安石姻戚蔡确族从,因缘幸会”,得以被任命为权知开封府,而任职期间“故意扰民”,并包庇贪污犯,所以应予免职(《栾城集》卷三十六《乞罢蔡京开封府状》)。他弹劾蔡京的奏疏,前后有五道之多。及至徽宗继位,蔡京成了最受宠信的宰相,蔡确也获得了“配飨哲宗庙廷”的殊荣,因此,苏辙的文集自然非倒霉不可了。
  《栾城集》和河北省栾城县的关系,历史上的三苏,发迹于四川眉山,但其祖上苏味道确是河北栾城人,《栾城集》盖有怀念故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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