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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山石经 房山石刻经书 房山石经 房山石刻经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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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山石经 旅游
国家旅游投诉电话：010-65275315
从1956年开始，中国佛教协会和有关部门一起，对房山石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和整理工作，前后历时三年完成。这些从公元7至12世纪陆续刻制的石经，一直被封藏在石经山上九洞中和压经塔下的地穴中，从来没有经过彻底的整理、验对和拓印。这次发现藏经洞中存放的经板，由于历代遭到破坏、盗窃以及自然风化残蚀等原因，损坏相当严重，但埋在地下藏经穴中的经板，则大部保存完整。房山石经是我国的石经宝库，也是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它对我国古代文化、历史、艺术以及佛教历史和典籍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在书法艺术方面，隋代的刻经，已是当代高手所书，唐代的刻经，更具有当代书法的优美风格。与欧、虞、褚、薛等大家的碑刻相比也无逊色，其艺术价值之高，早为书法界所称道。从石经中也可以看到我国书法风格的变迁和文字演变（如：俗写字、异体字、简化率、武周时期新造字等）的情况。在雕刻艺术方面，如造像风格、刻字技巧等，也是今天值得汲取借鉴的。石经在有许多经文后面附刻有题记，这些题记是研究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的宝贵资料。如题记中发现了一些后代天宝至贞元年间北方州郡的手工业和商业的行全资料，特别是大历以后，出现了较复杂的手工加工业和经营百货的商业组织，反映了当时涿州地区工商业生产组织和发展情况。还有的题记中有刻经人的官衔，有些可与史籍相印证，有些则可补官志所载之缺。就佛教史来说，一个时期石经刻造数量之多寡，说明一定历史条件下佛教发展的盛衰。隋唐以来的石经，对于校勘木刻藏经的误字、脱字等，更是最可靠的依据。例如第三洞中存放的唐初玄导所刻的《胜天王波罗蜜经》上发现一篇经序，订正了日本《大正陆》所载经序中的误字和脱字多达26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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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山石经
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于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山在云居寺东，故又称东峰。高约500公尺，开凿九洞，分上下二层。下层二洞，自南而北为第一、二洞；上层七洞，以雷音洞为中心，右面为第三、四洞，雷音洞为第五洞，左面顺次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原作经堂，称石经堂，有石户可启闭。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户熔铁锢封。至辽金时，又于山下云居寺西南隅开辟地穴二处，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其上建塔镇之，称压经塔。
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即智苑）发起刻造。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自隋大业（605~617）年间开始筹划，至唐贞观十三年（639），刻完《涅盘经》后即圆寂。据考证，静琬除刻《涅盘经》外，还有贞观八年所刻《华严经》，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经石146块。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谓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唐开元年间，由于帝室的支持，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经堂）下辟新堂两口（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由于当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后刻有石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于九个石洞。唐末五代战乱，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至辽代继续镌刻。据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藏于石洞中的石经数量：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宁三年，有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此乃就所刻般若、宝积二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清宁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应是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片。其门人善锐、善定在天庆八年（1118）于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以镇之。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金代续刻石经始于天会十年（1132）。后天会十四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帙（10卷）；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1138~1149）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皇统九年至明昌（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刘丞相夫人、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明代朝廷修理了云居寺和石经山，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当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计划中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第六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心安理得藏经碑1.4万余块。
明清以来，房山石经已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但均从碑刻书法着眼，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这些经碑，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是可贵的实物依据。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区的行会名称和政治、社会、经济情况，对研究当时华北社会状况尚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林子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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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山石经 百科辞典 房山石经 百科辞典
房山石经
藏在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的一批从隋代至明末刻造的石经。全称为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是中国数量最大的文字铭刻，在东方文化史上有很高价值,早已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并进行研究。1956～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等单位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和整理拓印。该石经与遗存在云居寺的唐、辽古塔、碑碣等均受到国家保护，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房山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75公里太行山余脉白带山中，建于唐初。辽金时云居寺专以刻造石经出名，又称之为石经寺。明代因山东麓建东峪寺，云居寺在山之西，俗称西峪寺。清康熙年间名“西域云居禅林”。20世纪40年代，被日本侵略者烧毁，夷为废墟。
刻经缘起 隋代幽州智泉寺僧静琬依据佛说“诸法无常”的教理，相信佛法分为 3个时期：正法时期（佛教兴起时期）、像法时期（演变时期）、末法时期（衰退时期）。鉴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年间和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年间两次废佛，静琬担心书写的经文难于久存，故与其师慧思发愿在房山刻经。静琬于贞观八年 (634)刻碑题记曾简述其缘由。
静琬题刻（唐贞观八年)
各代刻经 房山石经始刻于隋代而终于明代，以唐、辽时最盛。静琬从隋大业至唐贞观的30余年中刻了法华经、涅□经、维摩经、胜□经、金刚经、华严经等百余碑。静琬死后,由其弟子继承,并得到皇室和地方官吏的资助，续刻有大品般若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胜天王般若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等。武周时刻金刚经、佛说当来变经、弥勒下生成佛经、观弥勒上生兜率经等。中唐开元、天宝时期，以新译佛经 4千卷为底本，继续刊刻，住持僧惠暹、玄法等刻有心经、佛说恒水流树经、佛说摩达国王经、正法念处经、大般若经、大集经日藏分等。晚唐时刻经主要为大般若经、妙法莲花经、梵纲经、大乘流传诸有经等。总观唐代,共刻经百余部，400多万言，分藏于小西天9洞中。五代时因战乱,刻经陷于停顿。辽代圣宗时主要补刻了大般若经，兴宗时以契丹藏经为底本，刻了大宝积经、放光般若经、陀罗尼集经等87帙,161部，656卷,共1000余石。辽大安九年(1093)后通理大师主持刻了首楞严经、菩萨地持经、大智度论、显扬圣教论等69部，443卷,小碑4000余石。金代前期除继续前代刻经外，还刻了镌葬藏经总数题字目录等记载刻经的刻石，后期刻了宋辽两代新译经。辽金两代刻石主要藏于压经塔下。元明时期虽然仍有刻经，但已处于尾声了。 藏经洞 房山石经总计 15061石，其中完好的经石14621石（洞外尚有重要碑铭82石）,共刻佛经约1025种，900多部，3000多卷。这些刻石分别藏在小西天9洞和压经塔下。9洞位于白带山山腰中,南北向，除雷音洞为开放式外，其余 8洞均以石门锢户，其内叠藏经版。雷音洞面积最大，正面开门辟窗,中间以4根八角形石柱支撑洞顶岩石，石柱各面雕像，共1056躯，故称千佛柱，为隋代遗物。洞体作不规则方形，每面约10米左右。静琬最初所刻石经 146块就镶嵌在四面壁上。压经塔即南塔，位于云居寺西南，为八角十一层辽式密檐塔。现塔已被拆毁，辽道宗所刻的大碑、通理所刻全部经碑和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外） 10082片，均出土于此塔地穴中。
雷音洞内壁上所嵌石经
压经塔地穴内经版出土情况
石经中还保存了大量题记，约6051则，其中有明确纪年者1467则,唐代有354则,辽代919则。这些材料反映了幽州范阳郡、涿州等地的经济和各行业组织情况，也涉及官爵的升迁、各州郡文武官员的升降、郡邑省并等方面的状况，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房山石经在研究中国佛教兴衰、典籍等方面有很高价值，也为研究北方幽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书法艺术等，提供了丰富资料。
参考书目 中国佛教协会：《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 林元白：房山石经初分过目记，《现代佛学》1957年9期。 吴梦麟：房山石经述略，《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集。
（于杰 吴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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