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诗词 ：《杜鹃 cuckoo》 《经史阁四言诗 The History of House the poem each line of which consists of four words》 《龙潭瀑布泉》 《题东老庵》 《挽陈东湖先生 draw Chen dong Lake baas》 《挽陈东湖先生 draw Chen dong Lake baas》 《挽陈东湖先生 draw Chen dong Lake baas》 《挽陈东湖先生 draw Chen dong Lake baas》 《用广陈君以画徵题 Zheng Chen Jun to painting with a broad question》
张衡 集》14卷，久佚；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张衡 (78-139) : 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字平子，河南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曾在洛阳就读于太学。曾任南阳郡主簿、郎中、尚书侍郎、太史令。精通天文历算。创制浑象、候风地动仪、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木鸟。研究过圆周率，求得π=10(31622)，绘制中国第一幅较完备的星图，还是东汉六大画家之一。著有《灵宪》、《灵宪图》、《算网论》、《二京赋》、《归田赋》和《四愁诗》等。 张衡 （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 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张衡 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
张衡 观测记录了两千五百颗恒星，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第一架测试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数里的木鸟等等。
张衡 共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
张衡 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 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 小行星”。
张衡 的评价是：“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张衡 为木圣（科圣）。张衡 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建初三年(公元78年)生；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卒。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 张衡 传（出自范晔《后汉书》）
张衡 ，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欲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张衡 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祖父张堪自小志高力行，被人称为圣童，曾把家传余财数百万让给他的侄子。光武帝登基后张堪受荐拜官。曾被任为蜀郡太守随大司马吴汉讨伐割据蜀郡的公孙述，立有大功。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有功，拜为渔阳(今北京附近)太守。曾以数千骑兵击破匈奴来犯的一万骑兵。此后在他的任期内匈奴再也没有敢来侵扰。他又教人民耕种，开稻田八千顷，人民由此致富。所以，有民谣歌颂他说：“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张堪为官清廉。伐蜀时他是首先攻入成都的，但他对公孙述留下的堆积如山的珍宝毫无所取。蜀郡号称天府，但张堪在奉调离蜀郡太守任时乘的是一辆破车，携带的只有一卷布被囊。
张衡 像他的祖父一样，自小刻苦向学，很有文采。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三辅(今陕西西安一带)。这一地区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以后又到了东汉首都洛阳。在那儿，他进过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结识了一位青年学者崔瑗，与他结为挚友。崔瑗是当时的经学家、天文学家贾逵的学生，也精通天文、历法、数学等学问。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张衡 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作了他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8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 即辞官居家。在南阳期间他致力于探讨天文、阴阳、历算等学问，并反复研究西汉扬雄著的《太玄经》。他在这些方面的名声引起了汉安帝的注意。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张衡 被征召进京，拜为郎中。
张衡 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一阶段里完成的。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升为侍中。但不久受到宦官排挤中伤，于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调到京外，任河间王刘政的相。刘政是个骄横奢侈、不守中央法典的人，地方许多豪强与他共为不法。张衡 到任后严整法纪，打击豪强，使得上下肃然。3年后，他向顺帝上表请求退休，但朝廷却征拜他为尚书。此事颇有蹊跷，因尚书的官职远低于侍中或相，他是否应征，史载不彰。就在这一年(永和四年，即公元139年)他即告逝世。 张衡 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
张衡 在天文学方面有两项最重要的工作——著《灵宪》，作浑天仪。此外，在历法方面也有所研究。
张衡 有关天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全面体现了张衡 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发展。原文被《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所征引而传世。文中介绍的天文学要点如下：
张衡 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认为宇宙并非生来就是如此，而是有个产生和演化的过程。张衡 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与西方古代认为宇宙结构亘古不变的思想传统大异其趣，却和现代宇宙演化学说的精神有所相通。
张衡 虽然长期研究扬雄的《太玄经》，并受到扬雄较深的影响，但在宇宙的无限性上却不愿遵循扬雄。《灵宪》认为人目所见的天地是大小有限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人们就“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宇宙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扬雄的思想和目前天文学界最负盛名的大爆炸宇宙学说在终极本质上是相通的。而张衡 的结论却和当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合。看来，宇宙有限无限的问题还得长期争论下去。
张衡 心目中的地是个半球。在地面上来说，如以8尺高的表在同一天正午测量日影长度，则南北相距千里的两个地点所量得的表影长度相差1寸。
张衡 测值可谓精确。
张衡 之前的《周髀算经》中也介绍过一个观测：用一根8尺高的竿子垂直立于地面，每当太阳过子午线时量竿影长度。当影长正为6尺时，用一根8尺长、孔径1寸的竹管观看太阳。《周髀算经》认为此时太阳视圆面正好充满竹管。由此，《周髀算经》按照“千里差1寸”的比例关系，求得此时太阳距人目为10万里，进而求得太阳的线直径为1250里。由于“千里差1寸”等基本出发点都是错误的，因而《周髀算经》所得极为荒谬(太阳的线直径实际为139.1万公里)。就观测本身而论，《周髀算经》的结果也是相当粗疏的。按竹管长8尺，孔径1寸计算，太阳角直径为42′58″。误差比《灵宪》所载大多了。
张衡 之前，人们已对日食的原因有所认识。西汉的刘向就说过：“日蚀者，月往蔽之”(见《开元占经》卷九所引)。东汉王充在《论衡•说日篇》中引述过别人的一种更明确的说法：“或说，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于日之形也。”而对于月食原因，则在张衡 之前尚无明晰的解释。大概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张衡 在《灵宪》中就未及日食原因，而是专门论述了月食的原因：“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 这段话中说到，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才产生光月。月亮之所以出现有亏缺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照不到日光。所以，当月和日正相对时，就出现满月。当月向日靠近时，月亮亏缺就越来越大，终至完全不见。这样一种月相理论，在《周髀算经》中已有大概：“日兆(按：通照)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汉京房说得更为明确：“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开元占经》卷一引)。张衡 的月相理论和他们没有本质的差别，所突出的是张衡 强调了月相与日、月相对位置的关系。但这样一来人们自然要问，既然“当日则光盈”，那么何以有时候当日时会有月食呢？对此，张衡 回答说：“蔽于地也”，即大地挡住了日光，使日光照不到月亮上去了。张衡 把这块大地所产生的影子起个名字叫“虚”。月亮进入虚时就发生月食。《灵宪》对月食原因的阐述是很科学的。
张衡 看来，水是一种透明度较高的物质，所以深入地下之后的日光仍能穿透厚厚的水层而射到月亮，产生皓然明月。
张衡 之前还没有人提起过，并且在他之后也未对此点给予重视，这就使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三点虽然说得非常含混难解，而且完全不正确，但它却显然是在寻求说明行星运动之所以有顺逆迟速的力学原因。这种努力的本身值得在整个天文学史上大书一笔。1500多年之后，王锡阐在《五星行度解》里提到了类似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天对日、月、五星有一种类似磁石吸针的力量。王锡阐的思想的力学性就更明确了。虽然张衡 、王锡阐的思想都并不正确，但是行星和它们的卫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地球是一颗行星)的运动，的确都是受到万有引力定律所支配的。因此，追究这些天体运动中的力学原因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西方，对于这种力学原因的探讨在张衡 之后的1000多年里仍然是没有的。许多伟大的希腊天文学家都只有对日、月、五星的运动作精细的运动学描述，而从未想到过解释其力学原因。力学原因的探讨要直到16世纪科学革命开始之后才被提出来。第四点也很有意思。《灵宪》的行星分类正好是太阳系中内行星与外行星的分类。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都是绕太阳转的，而月亮则是绕地球转的。所以，“附于月”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张衡 和其他古人一样，把月亮作为阴的代表。不过，从金、水两内行星的运动来说，人目所见的鲜有和外行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外行星只能从晨出于东方开始一个会合周期。而内行星则在一个会合周期不但可以晨出于东方，而且还可以像月亮一样，昏出于西方。正是由于这种昏出于西方的相似性，《灵宪》才提出“附于月”的说法。
张衡 时代，流传于世的星官体系有以《史记•天官书》为代表的体系，有石氏、甘氏、黄帝以及“海人之占”等等的体系。对这些各有特色的体系，张衡 作了一番比较、整理和汇总的工作，发展出了一整套收罗恒星最多的新体系。《灵宪》记载，其中“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张衡 的这一星官体系整理工作比(三国吴)天文学家陈卓总结甘、石、巫咸三家星官的时代要早100多年，而且所包括的星官、星数比陈卓要多得多(陈卓所总结的有283官1464星)，成就当然要比陈卓大。可惜张衡 星官体系已经失传，这是我国恒星观测史上的重大损失。
张衡 认为有微星存在，且星数比亮星多得多，这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张衡 继承了前人“星坠至地则石也”(《史记•天官书》)的思想，对陨石的来源予以较正确的解释。同时，张衡 还探讨了陨星产生的原因，认为是与日、月、星的衰败有关。虽然这个想法不正确(太阳系内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流星体，当它们在运行中与地球相遇，进入大气层后因摩擦而燃烧，便成为流星；较大的流星体在大气层中未及烧尽而坠落地面，便成为陨星，或称陨石)，但是，每个天体都有发展到“衰”败死亡的阶段，这却是非常科学的结论。张衡 的这个思想非常合乎辩证法，而且也正是西方古代天文学中所缺乏的。
张衡 之所以会有山岳之精气上升为星的想法，原因即在于他见到的陨星至地都是石头，而山岳则正是最多石头的地方。石头又怎能上天？所以必然会想到这是山岳的精气，这就可以上升到天上成为星。这些反映了陨石来自天外的思想。而在西方，直到17世纪，还有天文学家认为陨石并非来自地外的说法。
张衡 。总之，尽管《灵宪》有一些缺点，但是它在天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因此而逊色。梁代刘昭赞颂张衡 是“天文之妙，冠绝一代”，其评价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灵宪》这篇杰出的著作。 张衡 所做的浑天仪是一种演示天球星象运动用的表演仪器。它的外部轮廓有球的形象，合于张衡 所主张的浑天说，故名之为浑天仪。这架浑天仪在《晋书•天文志》中有三处记载。 一处是在“天体”节中，其中引到晋代科学家葛洪的话说：“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在“仪象”一节中又有一段更具体的细节描写：“张衡 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荚于阶下，随月盈虚，依历开落。”这里又称为浑象，这是早期对仪器定名不规范的反映，并不表示与浑天仪是两件不同的仪器。第三处则在“仪象”体之末，说到张衡 浑天仪的大小：“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也。张衡 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
张衡 的浑天仪，其主体与现今的天球仪相仿。不过张衡 的天球上画的是他所定名的444官2500颗星。浑天仪的黄、赤道上都画上了二十四气。贯穿浑天仪的南、北极，有一根可转动的极轴。在天球外围正中，应当有一条水平的环，表示地平。还应有一对夹着南、北极轴而又与水平环相垂直的子午双环，双环正中就是观测地的子午线。天球转动时，球上星体有的露出地平环之上，就是星出；有的正过子午线，就是星中，而没入地平环之下的星就是星没。天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远在地平环上转动而不会落入其下。这部分天区的极限是一个以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当时称之为内规。仿此，有一以南极为中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称之为外规。外规以内的天区永远不会升到地平之上。 张衡 天球上还有日、月、五星。这7个天体除了有和天球一道东升西落的周日转动之外，还有各自在恒星星空背景上复杂的运动。要模拟出这些复杂的运动远不是古代的机械技术所能做到的。因此，应该认为它们只是一种缀附在天球上而又随时可以用手加以移动的一种附加物。移动的目的就是使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位置和真正的位置相适应。 荚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机械装置。所谓荚是一种神话中的植物。据说长在尧帝的居室阶下。随着新月的出现，1天长1个荚，到满月时长到15个荚。过了月圆之后，就一天掉1个荚。这样，数一数荚的荚数就可以知道今天是在一个朔望月中的哪一天和这天的月相了。这个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尧帝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张衡 的机械装置就是在这个神话的启发下发明的。听谓“随月盈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期显示。
张衡 浑天仪中的动力和传动装置的具体情况史书没有留下记载。张衡 写的有关浑天仪的文章也只留存片断。这片断中也没有提及动力和传动装置问题。近几十年来，人们曾运用现代机械科技知识对这个装置作了一些探讨。最初，人们曾认为是由一个水轮带动一组齿轮系统构成。但因有记载明言浑天仪是“以漏水转之”，而又有记载明言这漏水又是流入一把承水壶中以计量时间的。因此，就不能把这漏水再用来推动原动水轮。所以，原动水轮加齿轮传动系统的方案近年来受到了怀疑。最近有人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设计。他们把漏壶中的浮子用绳索绕过天球极轴，和一个平衡重锤相连。当漏壶受水时壶中水量增加，浮子上升，绳索另一头的平衡锤下降。这时绳索牵动天球极轴，产生转动。此种结构比水轮带动齿轮系的结构较为合理。因为(i)张衡 时代的齿轮构造尚相当粗糙，难以满足张衡 浑天仪的精度要求。(ii)这个齿轮系必含有相当数量的齿轮，而齿轮越多，带动齿轮旋转的动力就必须越大。漏壶细小缓慢的水流量就越难以驱动这个系统。(iii)更关键的是前面已提到的漏壶流水无法既推动仪器，又用于显示时刻。而浮子控制的绳索传动就可避开上述三大困难。人们已就此设想做过小型的模拟实验。用一个直径为6.5厘米，高3.5厘米的圆柱形浮子和一块27克重的平衡重锤，就可通过绳索带动质量为1040克的旋转轴体作比较均匀的转动。其不均匀的跃动在一昼夜中不过数次，且跃动范围多在2°以下，这种误差在古代的条件下是可以允许的。因此，看来浮子- 平衡重锤- 绳索系统比原动水轮- 齿轮系统的合理性要大一些。不过，张衡 的仪器是个直径达1米以上的铜制大物。目前的小型实验尚不足以保证在张衡 的仪器情况下也能成功，还有待更进一步的条件极相近的模拟实验才能作出更可信的结论。
张衡 的动力和传动系统的实情究竟如何，总之，他是用一个机械系统来实现一种与自然界的天球旋转相同步的机械运动。这种作法本身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开始，我们诞生了一个制造水运仪象的传统，它力图用机械运动来精确地反映天球的周日转动。而直到20世纪下半叶原子钟发明和采用之前，一切机械钟表都是以地球自转，亦即天球的周日转动为基础的。所以，中国的水运仪象传统乃是后世机械钟表的肇始。诚然，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化时代，西方也出现过一种浮子升降钟(anaphoric clock)，它的结构和最近人们所设想的浮子- 平衡锤- 绳索系统浑天仪相仿，不过其中所带动的不是一架天球仪，而是一块平面星图。可是在随后的罗马时代和黑暗的中世纪，浮子升降钟的传统完全中断而消失。所以，中国的水运仪象传统对后世机械钟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个传统的创始者张衡 的功绩自然也是不可磨灭的。
张衡 浑天仪能和自然界的天球的转动配合得丝丝入扣，“皆如合符”，可见浑天仪的转动速度的稳定性相当高。而浑天仪是以刻漏的运行为基础的。由此可以知道，张衡 的刻漏技术也很高明。 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计时仪器。目前传世的三件西汉时代的刻漏，都是所谓“泄水型沉箭式单漏”。这种刻漏只有一只圆柱形盛水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容器内水面不断降低。浮在水面的箭舟(即浮子)所托着的刻箭也逐渐下降。刻箭穿过容器盖上的孔，向外伸出，从孔沿即可读得时刻读数。这种刻漏的计时准确性主要决定于漏水滴出的速度是否均匀。而滴水速度则与管口的水压成正比变化。即随着水的滴失，容器内水面越来越降低，水的滴出速度也会越来越慢。为了提高刻漏运行的均匀性和准确性，古人想了两步对策。第一步是把泄水型沉箭式改为蓄水型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收到另一个圆柱形容器内，把箭舟和刻箭都放在这个蓄水容器内，积水逐渐增多，箭舟托着刻箭渐逐上升，由此来求得时刻读数。第二步则是在滴水器之上再加一具滴水器。上面的滴水器滴出的水补充下面滴失的水，这样，可使下面的滴水器水面的下降大大延缓，从而使下面的滴水器出水速度的稳定性得到提高。这样的刻漏称为二级刻漏。如果按这思路类推，可以在二级刻漏之上再加一级，则刻漏运行的稳定性又可提高。这就成了三级刻漏，如此等等。大概在隋唐以后，中国发展出了四级和四级以上的刻漏。不过，关键的从单漏到二级漏这一步发生在什么时代？在张衡 以前的文献和考古实物中都没有提供明显的资料。
张衡 漏水转浑天仪制》的文章中描述了张衡 所用的刻漏是一组二级刻漏。这篇文章当是张衡 或其同时代人的作品，原文已佚，现只在唐初的《初学记》卷二十五中留有几段残文。文如下：“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盖上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金胥徒，居右壶”。“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其中所谓叠置当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所谓差置是指上下二具容器放置得不相重而有所错开。所谓再叠差置当是指有三层容器错开叠放。至于下面的蓄水壶又分左、右两把，那是因为古代的时刻制度夜间和白天有所不同，所以张衡 干脆就用二把。同时，这样也便于刻漏的连续运行。
张衡 漏水转浑天仪制》是目前所知第一篇记载了多级刻漏的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正是张衡 作出了从泄水型沉箭漏到蓄水型浮箭漏和从单漏到多级漏这样两步重大的飞跃。
张衡 在创作了浑天仪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此文全文已佚。只是在梁代刘昭注《后汉书•律历志》时作了大段引述而使之传世。刘昭注中把这段文字标题为《张衡 浑仪》。称之为“浑仪”可能是刘昭所作的一种简化。在古代，仪器的定名并不严格。虽然后世将“浑仪”一词规范为专指观测仪器，但在隋、唐以前，“浑仪”也可用于表演仪器。刘昭所引此文与前面提到的《张衡 漏水转浑天仪制》是否原属一篇文章，此事也已无可考。不过从二者标题文字相差甚大这一点来说，说是二篇文章也是有理由的。不管这事究竟如何，单说刘昭所引，近人已有证明，它应是张衡 原作。
张衡 其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除了刘昭所引的这段文字之外，在晋、隋两《书》的“天文志”里所引述的葛洪的话中转引了一段题为《浑天仪注》的文字；在唐代《开元占经》第一卷里编有一段题为《张衡 浑仪注》和一段题为《张衡 浑仪图注》的文字。把这3段文字和刘昭所引的《浑仪》一文相比较后可以知道，葛洪所引的《浑天仪注》这段文字不见于刘昭所引，而见于《张衡 浑仪注》中。《张衡 浑仪注》的剩余部分和《张衡 浑仪图注》即是刘昭所引文字的分割，但又有所增删。除此之外，在《开元占经》卷二十六“填星占”中还有3小段题为《浑仪》的文字；卷六十五的“天市垣占”下小注中有题为《张衡 浑仪》的文字一句。这4段文字也不见于刘昭所引。总括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刘昭所引只是张衡 《浑仪》一文的节选。张衡 原文的内容更为丰富一些。但丰富到何种程度，现已无可考。且自《隋书•经籍志》以来的目录著作中，对《浑仪》(或《浑天仪》)一文从来只标注为“一卷”。因此，想来不会有惊人的数量出入。其二，张衡 《浑仪》一文确曾被人作过注，还补过图注。注和图注大概不是一人所注，且大概不是张衡 本人所加，否则就不会有单独的《浑仪》一文的存在了。
张衡 原作的问题。因为这一段文字素来被现代研究家视作中国古代浑天说的代表作，甚至视其地位犹在《灵宪》之上。过去人们当然把它看作是张衡 的作品。但到70年代末，有人对此提出了全盘的否定。认为所有冠以或不冠以张衡 之名的《浑仪》、《浑仪注》、《浑仪图注》、《浑天仪注》等等都是后人的作品。嗣后，又有人对之作了全面的辩驳，维护了传统的观点。这一段争论前后历时长达12年。现在看来，全面否定张衡 有《浑天仪》一文传世的论点已基本失败，即至少可以肯定，刘昭所引的《浑仪》一文是张衡 原作。但否定者仍有其历史贡献，他启发人们去注意古代文献流传中的复杂情况。例如，过去人们并未认识到《浑仪》一文还有行星和恒星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仍然还有理由可以怀疑葛洪所引《浑天仪注》一段是否是张衡 原注。因为第一，这一段名之为“注”，而在古代文献中，加不加“注”字是有本质差别的。不加“注”字的是指原文，加“注”字的就有注文。既然有不加注字的《浑天仪》，则加“注”字的《浑天仪注》就不只是《浑天仪》原文，而且还有注文。第二，《浑天仪注》的思想就其正确面而言，并不超出《灵宪》。如果我们把《灵宪》中的地看作是浮于水面，孤居天中央，远较天为小的陆地的话，那么这与《浑天仪注》所说的“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等这段纲领性的话并无矛盾。反之，《浑天仪注》中认为“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这段话当不可能是注重实际观测的张衡 的结论。张衡 的诞生地南阳，长期当太史令的地点洛阳，都不会有北极出地三十六度的现象。根据他曾到过全国很多地方的经历来看，张衡 也似乎不应有北极出地为固定值的概念。这大概也正是他在《灵宪》一文中未提北极出地数值的原因。有鉴于此，宁可把《浑天仪注》的作者问题作为存疑，而期待今后的研究与发现。
张衡 曾参加过一次东汉王朝的历法大讨论，这件事发生在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张衡 当时任尚书郎之职。这次大讨论的起因是，有人从图谶和灾异等迷信观念出发，非难当时行用的较科学的东汉《四分历》，提出应改用合于图谶的《甲寅元历》。又有人从汉武帝“攘夷扩境，享国久长”出发，认为应该倒退回去采用《太初历》。张衡 和另一位尚书郎周兴对上述两种意见提出了批驳和诘难，使这二宗错误意见的提出者或者无言以对，或者所答失误，从而为阻止历法倒退做出了贡献。 张衡 、周兴两人在讨论中还研究了多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把它们和各种历法的理论推算进行比较，提出了鉴定，认为《九道法》最精密，建议采用。的确，《九道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长度数值比《太初历》和东汉《四分历》都精密。
张衡 、周兴建议采用《九道法》本是当时最合理、最进步的，但却未能在这场大讨论中获得通过。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损失。月行不均匀性的被采入历法又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刘洪的《乾象历》中才第一次得以正式采用。
张衡 的另一个有杰出贡献的科学领域是地震学。他的代表作就是震烁古今的候风地动仪的发明。不过，要声明的是，现在中国所见到的地动仪，并不是张衡 发明的地动仪，而是后人复原的。张衡 发明的地动仪早就毁于战火了，地动仪发明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这是他在太史令任上的最后一件大工作。在《后汉书•张衡 传》中对这件事有较详细的记载。自19世纪以来即有人力图运用现代科技知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来复原张衡 的这项伟大的发明。 到了20世纪60年代，王振铎先生"复原"了张衡 地动仪, 并且被认为是科学的, 甚至广泛的被纳入小学生课本. 不过，王振铎复原的地动仪多次在公开场合大出洋像，它要么不能动，要么就是跺脚也会被当成地震，可是人们却误信王振铎的复原就是张衡 原本的发明， 国内外学者也因此早就开始不停的否定它。其中不乏言辞激烈者， 这给张衡 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科技的名誉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现今证明，不是张衡 的地动仪有错，而是王振铎先生的复原有原理性错误。不过，王振铎在地动仪外型上的复原， 还是卓有建树的，这点应该肯定。 关于地动仪的结构，目前有两个版本：王振铎模型，即“都柱”是一个类似倒置酒瓶状的圆柱体，控制龙口的机关在“都柱”周围。这一种模型最近已被基本否定。 另一种模型由地震局冯锐提出，即“都柱”是悬垂摆(见于袁宏的《后汉纪》),摆下方有一个小球，球位于“米”字形滑道交汇处（即《后汉书·张衡 传》中所说的“关”），地震时，“都柱”拨动小球，小球击发控制龙口的机关，使龙口张开。另外，冯锐模型还把蛤蟆由面向酒樽改为背向酒樽并充当仪器的脚。该模型经模拟测试，结果与历史记载吻合。
张衡 这台仪器性能良好，据当时记载：“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甚至可以测到发生在数千里外而在洛阳并无人有震感的地震。这台仪器不仅博得当时人的叹服，就是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也无不赞叹。世界上地震频繁，但真正能用仪器来观测地震，在国外，那是19世纪以后的事。候风地动仪乃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虽然它的功能尚只限于测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却超越了世界科技的发展约1800年之久！
张衡 掌握了很高明的机械技术。他的朋友崔瑗在为他写的墓碑中赞道：“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前一句是道他数学天文学知识之渊博，后一句则是赞他制造的各种器物之神奇。其实，神奇是由于他巧妙地运用各种机械技术的结果。
张衡 的木雕，大概也是一种风筝。不过，北宋类书《太平御览•工艺部九》引《文士传》中一段记载说：“张衡 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这里说到“腹中施机”，而且“能飞数里”，因此，过去有的作者认为是一种飞机类的飞行器。但装在飞行器上的动力机必须重量足够轻而马力足够大，并且还要求飞行器本身具有一定的适宜起飞上升的形状等等，这些条件在张衡 时代没有一条是能做得到的。所以，张衡 的木雕即使真的“腹中施机”，那么，这种机也不会是动力机，而是一种装在风筝上用线控制飞行的操纵机构。
张衡 传》中引《宋书•礼志》：“指南车，其始周公作，张衡 始复创造”(按：这是《宋书•礼志》的摘引，实非原文)。看来，指南车的形象更符合于“自转”的用词，因为不管下面轮子怎么转，车上的人只见到指南车木人的手指在自动地转向南方。
张衡 在机械技术方面是非常高明的。《太平御览•工艺部九》引晋代葛洪《抱朴子》曰：“木圣：张衡 、马钧是也。”现在的中国科技史家都公认马钧是我国三国时代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而在葛洪看来，张衡 、马钧都是一代木圣。
张衡 传》中提到，张衡 写过一部书叫《算罔论》。此书至迟到唐代已经失传，以至唐代的章怀太子李贤怀疑张衡 没写过这部书，而是因为《灵宪》是网络天地而算之，故称《灵宪算罔论》。从《九章算术•少广》章第二十四题的刘徽注文中得知有所谓“张衡 算”，因此，张衡 写过一部数学著作是应该肯定的。从刘徽的这篇注文中可以知道，张衡 给立方体定名为质，给球体定名为浑。他研究过球的外切立方体积和内接立方体积，研究过球的体积，其中还定圆周率值为10的开方，这个值比较粗略，但却是我国第一个理论求得π的值。另外，如果按照钱宝琮先生对《灵宪》的校勘：“(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则当时π值等于730/232=3.1466，较10的开方有精密了。 不过，从刘徽注中也可以看到，这位100多年之后的大数学家对张衡 的数学有较严厉的批评，认为张衡 ：“欲协其阴阳奇耦之说而不顾疏密矣！虽有文辞，斯乱道破义，病也！”如按此批评来看，则钱宝琮先生所作的校勘似乎未必都符合张衡 的原来数字。 5．其他方面的成就 张衡 曾被唐代人看作是东汉时代的大画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记有：“张衡 作《地形图》，至唐犹存。”这幅《地形图》中是否还有地理科学上的意义，现已无可考了。当时还流传有他用脚画一只神兽的故事。故事虽然神化了，但也反映出张衡 有很高的画技。
张衡 虽然在年轻时就已才闻于世，但他却从无骄傲之心，他的性格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也不追求名利。大将军邓骘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多次召他，他都不去。后来他当了官，显然因为这种性格，使他很长时间不得升迁。他对此毫不在意，而是孜孜于钻研科学技术。大概是为了回答好心人的劝慰，他写了《应闲》一文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文中说到，有的人劝他不要去钻研那些难而无用的技术，应该“卑体屈己，美言”以求多福。他回答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这二句掷地有声的话，表明了他不慕势利而追求德智的高尚情操。他认为能不能得到高位是由命运决定的。这种想法现代人当然会目之为唯心主义。但张衡 的落脚点却是在于认为对高位“求之无益”，智者是不去追求它的。反之，叫他去“卑体屈己”以求升官，他说这是“贪夫之所为”，自己是羞于为此的。他特别还回答了学技术的问题，说是你们认为这些技术无用，我却唯恐高明的人不教我。这里充分表达出张衡 作为一个科学家渴求知识、敢于和鄙弃知识的社会愚昧思想作斗争的崇高精神。
张衡 虽然淡于名利，却不是一味清高，不问政治，不讲原则的人。恰恰相反，他一生中有许多事迹表明了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更坚持作为一个科学家的鲜明品格的实事求是原则。
张衡 坚持原则。例如，东汉皇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提倡所谓的图谶。谶是一种人们以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典而泡制成的著作，其中附有大量所谓预兆吉凶的预言和隐语。这种书往往还附有谜语式的图画，故又称图谶。光武帝刘秀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就泡制和利用过图谶。因此，图谶在东汉前期的地位甚至比儒家经典还高。可是张衡 在研究了图谶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却认为，这些东西是虚妄的，非圣人之法。他证明这些东西出于西汉末年。可是像王莽篡汉那样的大事却毫无预兆。图谶当时有80多种，各种之间相互矛盾处极多；与儒家经典或与史实不合的也很多。种种错谬说明，这些东西是虚伪之徒欺世罔俗的产物。于是他上书朝廷，要求把这些东西统统收藏起来“一禁绝之”。当然，这道奏章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但却证明了张衡 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张衡 的政治抱负也很简单，就是8个字：佐国理民，立德立功。而佐国理民的具体目标和方法则是改革时弊，加强礼制，剔除奸佞，巩固中央。
张衡 的时代正是政治日渐腐败，宦官逐渐在和外戚的斗争中权力越来越大，而地方豪强也趁中央衰落之际猖獗起来，他们一起对人民的剥削压榨越加残酷。对这些腐败黑暗现象张衡 都有过抗争。他曾向顺帝上书，讽示近世宦官为祸，要皇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从上下，事依礼制”。对选拔人才的方法他也提出建议加以改革。在河间相任期时他还积极进行了抑制豪强的斗争。当时朝廷腐败，像张衡 那样个人的斗争已无济于事。就在他上书要皇帝警惕宦官为祸不久，顺帝却又下诏特许受封为列侯的宦官可以收养义子，继承爵位，使宦官获得了和贵族世家同样的世袭特权！张衡 明白了，他的反宦官斗争已没有意义。所以，后来顺帝问他：当今天下所憎恨的是什么人？这时，在宦官们环视之下，他已无话可说，只好“诡对而出”。由此，他思想里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他晚年的诗赋里大量反映了这种情绪。后人把他的《四愁诗》和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相比，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张衡 晚年有消极避世的思想，因而有《归田赋》之作。这是封建制度下的时代悲剧，不足以减损张衡 这位伟大科学家为人民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在诗中开始指摘“天道之微昧”，表露出对统治者的失望；他仍然讽刺热中利禄的人，说他们是“贪饵吞钩”。这些都说明，张衡 的是非观念仍然是十分清晰的。
张衡 墓碑题词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这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张衡 (?—179)道教第二代天师。字灵真，汉永寿二年(156年)袭教。《三国志·张鲁本传》云：“陵死，子衡行其道”。《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以下简称仙鉴)说：衡少博学，隐居不仕，有大名于天下。精修至道，不与世接。时皇帝闻其有道，欲征为黄门侍郎，辞而不就。袭教后，居阳平山(今四川彭县)以经箓教授弟子，克彰正一之道。言约理明，闻者有感。光和二年(179)正月以祖传印剑付子鲁，与妻卢氏得道于阳平山。嘱子鲁曰：汝祖以天地为心，生灵为念，诚敬忠孝为本，周行天下除妖孽之害。嗣吾教者，非诚无以得道，非敬无以立德，非忠无以事国，非孝无以事亲(见《汉天师世家》)。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赠“正一嗣师太清演教妙道真君”。道教称嗣师。 张衡 墓位于南阳县北25公里石桥镇南小石桥村西20米处。墓地坐落在一个周围平坦、中间略高的台地上。墓北约250米处,有平子读书台,墓东为鲁南(鲁山至南阳)公路,古代洱河旧道跨其北,鄂城寺塔峙立其东。据有关史料记载,汉时陵园建造宏伟,翁仲、石兽对立,祠庙巍峨壮观。汉代崔瑗曾有张衡 树碑,晋代夏侯湛也曾为之撰刻碑碣,唐代诗人骆宾王、郑谷者曾为之讴歌吟诗。后经战乱,以往胜迹荡然无存。
张衡 墓园与“平子读书台”。墓园面积5280平方米,墓室封土高8米,周长79米,在高大的古墓周围遍植松柏。墓前的明、清石碑加盖了碑楼。并于墓前立方碑1座,碑文为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撰写,称颂张衡 :“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墓北读书台遗址,亦重新建台立碑。且在墓西南侧建有张衡 事迹展览室。张衡 墓今已成为国内外游客瞻仰游览之胜地。 为了纪念张衡 的功绩1977年，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 星”。人们还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 环形山”，另外一颗为纪念中国古代伟大科学家张衡 及其诞生地河南南阳的“南阳星”。国际小行星中心曾将我国天文学家于1965年12月20日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河南星”。 隋代的张衡 ，字建平，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其祖父张嶷为西魏河阳太守，父亲张光则为北周万州刺史。出身于中级贵族家庭.文帝时御史大夫,协助杨广登基。
张衡 （78-139），东汉建初三年(公元78年)生；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卒。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汉族。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诗人、汉朝官员，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 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张衡 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诞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今河南省南阳市城北五十里石桥镇)。祖父张堪是地方官吏，曾任蜀郡太守和渔阳太守。张衡 幼年时候，家境已经衰落，有时还要靠亲友的接济。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使他能够接触到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和一些生产、生活实际，从而给他后来的科学创造事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张衡 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
张衡 观测记录了两千五百颗恒星，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第一架测试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数里的木鸟等等。
张衡 共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
张衡 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 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 小行星”。
张衡 的评价是：“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张衡 为木圣（科圣）。 张衡 所做的浑天仪是一种演示天球星象运动用的表演仪器。它的外部轮廓有球的形象，合于张衡 所主张的浑天说，故名之为浑天仪。这架浑天仪在《晋书·天文志》中有三处记载。一处是在“天体”节中，其中引到晋代科学家葛洪的话说：“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在“仪象”一节中又有一段更具体的细节描写：“张衡 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荚于阶下，随月盈虚，依历开落。”这里又称为浑象，这是早期对仪器定名不规范的反映，并不表示与浑天仪是两件不同的仪器。第三处则在“仪象”体之末，说到张衡 浑天仪的大小：“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也。张衡 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
张衡 的浑天仪，其主体与现今的天球仪相仿。不过张衡 的天球上画的是他所定名的444官2500颗星。浑天仪的黄、赤道上都画上了二十四气。贯穿浑天仪的南、北极，有一根可转动的极轴。在天球外围正中，应当有一条水平的环，表示地平。还应有一对夹着南、北极轴而又与水平环相垂直的子午双环，双环正中就是观测地的子午线。天球转动时，球上星体有的露出地平环之上，就是星出；有的正过子午线，就是星中，而没入地平环之下的星就是星没。天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远在地平环上转动而不会落入其下。这部分天区的极限是一个以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当时称之为内规。仿此，有一以南极为中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称之为外规。外规以内的天区永远不会升到地平之上。
张衡 天球上还有日、月、五星。这7个天体除了有和天球一道东升西落的周日转动之外，还有各自在恒星星空背景上复杂的运动。要模拟出这些复杂的运动远不是古代的机械技术所能做到的。因此，应该认为它们只是一种缀附在天球上而又随时可以用手加以移动的一种附加物。移动的目的就是使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位置和真正的位置相适应。 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计时仪器。目前传世的三件西汉时代的刻漏，都是所谓“泄水型沉箭式单漏”。这种刻漏只有一只圆柱形盛水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容器内水面不断降低。浮在水面的箭舟(即浮子)所托着的刻箭也逐渐下降。刻箭穿过容器盖上的孔，向外伸出，从孔沿即可读得时刻读数。这种刻漏的计时准确性主要决定于漏水滴出的速度是否均匀。而滴水速度则与管口的水压成正比变化。即随着水的滴失，容器内水面越来越降低，水的滴出速度也会越来越慢。为了提高刻漏运行的均匀性和准确性，古人想了两步对策。第一步是把泄水型沉箭式改为蓄水型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收到另一个圆柱形容器内，把箭舟和刻箭都放在这个蓄水容器内，积水逐渐增多，箭舟托着刻箭渐逐上升，由此来求得时刻读数。第二步则是在滴水器之上再加一具滴水器。上面的滴水器滴出的水补充下面滴失的水，这样，可使下面的滴水器水面的下降大大延缓，从而使下面的滴水器出水速度的稳定性得到提高。这样的刻漏称为二级刻漏。如果按这思路类推，可以在二级刻漏之上再加一级，则刻漏运行的稳定性又可提高。这就成了三级刻漏，如此等等。大概在隋唐以后，中国发展出了四级和四级以上的刻漏。不过，关键的从单漏到二级漏这一步发生在什么时代？在张衡 以前的文献和考古实物中都没有提供明显的资料。
张衡 漏水转浑天仪制》的文章中描述了张衡 所用的刻漏是一组二级刻漏。这篇文章当是张衡 或其同时代人的作品，原文已佚，现只在唐初的《初学记》卷二十五中留有几段残文。文如下：“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盖上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金胥徒，居右壶”。“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其中所谓叠置当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所谓差置是指上下二具容器放置得不相重而有所错开。所谓再叠差置当是指有三层容器错开叠放。至于下面的蓄水壶又分左、右两把，那是因为古代的时刻制度夜间和白天有所不同，所以张衡 干脆就用二把。同时，这样也便于刻漏的连续运行。
张衡 漏水转浑天仪制》是目前所知第一篇记载了多级刻漏的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正是张衡 作出了从泄水型沉箭漏到蓄水型浮箭漏和从单漏到多级漏这样两步重大的飞跃。 张衡 在创作了浑天仪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此文全文已佚。只是在梁代刘昭注《后汉书·律历志》时作了大段引述而使之传世。刘昭注中把这段文字标题为《张衡 浑仪》。称之为“浑仪”可能是刘昭所作的一种简化。在古代，仪器的定名并不严格。虽然后世将“浑仪”一词规范为专指观测仪器，但在隋、唐以前，“浑仪”也可用于表演仪器。刘昭所引此文与前面提到的《张衡 漏水转浑天仪制》是否原属一篇文章，此事也已无可考。不过从二者标题文字相差甚大这一点来说，说是二篇文章也是有理由的。不管这事究竟如何，单说刘昭所引，近人已有证明，它应是张衡 原作。
张衡 其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张衡 浑仪注》和一段题为《张衡 浑仪图注》的文字。把这3段文字和刘昭所引的《浑仪》一文相比较后可以知道，葛洪所引的《浑天仪注》这段文字不见于刘昭所引，而见于《张衡 浑仪注》中。《张衡 浑仪注》的剩余部分和《张衡 浑仪图注》即是刘昭所引文字的分割，但又有所增删。除此之外，在《开元占经》卷二十六“填星占”中还有3小段题为《浑仪》的文字；卷六十五的“天市垣占”下小注中有题为《张衡 浑仪》的文字一句。这4段文字也不见于刘昭所引。总括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刘昭所引只是张衡 《浑仪》一文的节选。张衡 原文的内容更为丰富一些。但丰富到何种程度，现已无可考。且自《隋书· 经籍志》以来的目录著作中，对《浑仪》(或《浑天仪》)一文从来只标注为“一卷”。因此，想来不会有惊人的数量出入。其二，张衡 《浑仪》一文确曾被人作过注，还补过图注。注和图注大概不是一人所注，且大概不是张衡 本人所加，否则就不会有单独的《浑仪》一文的存在了。
张衡 原作的问题。因为这一段文字素来被现代研究家视作中国古代浑天说的代表作，甚至视其地位犹在《灵宪》之上。过去人们当然把它看作是张衡 的作品。但到70年代末，有人对此提出了全盘的否定。认为所有冠以或不冠以张衡 之名的《浑仪》、《浑仪注》、《浑仪图注》、《浑天仪注》等等都是后人的作品。嗣后，又有人对之作了全面的辩驳，维护了传统的观点。这一段争论前后历时长达12年。现在看来，全面否定张衡 有《浑天仪》一文传世的论点已基本失败，即至少可以肯定，刘昭所引的《浑仪》一文是张衡 原作。但否定者仍有其历史贡献，他启发人们去注意古代文献流传中的复杂情况。例如，过去人们并未认识到《浑仪》一文还有行星和恒星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仍然还有理由可以怀疑葛洪所引《浑天仪注》一段是否是张衡 原注。因为第一，这一段名之为“注”，而在古代文献中，加不加“注”字是有本质差别的。不加“注”字的是指原文，加“注”字的就有注文。既然有不加注字的《浑天仪》，则加“注”字的《浑天仪注》就不只是《浑天仪》原文，而且还有注文。第二，《浑天仪注》的思想就其正确面而言，并不超出《灵宪》。如果我们把《灵宪》中的地看作是浮于水面，孤居天中央，远较天为小的陆地的话，那么这与《浑天仪注》所说的“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等这段纲领性的话并无矛盾。反之，《浑天仪注》中认为“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这段话当不可能是注重实际观测的张衡 的结论。张衡 的诞生地南阳，长期当太史令的地点洛阳，都不会有北极出地三十六度的现象。根据他曾到过全国很多地方的经历来看，张衡 也似乎不应有北极出地为固定值的概念。这大概也正是他在《灵宪》一文中未提北极出地数值的原因。有鉴于此，宁可把《浑天仪注》的作者问题作为存疑，而期待今后的研究与发现。 张衡 曾参加过一次东汉王朝的历法大讨论，这件事发生在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张衡 当时任尚书郎之职。这次大讨论的起因是，有人从图谶和灾异等迷信观念出发，非难当时行用的较科学的东汉《四分历》，提出应改用合于图谶的《甲寅元历》。又有人从汉武帝“攘夷扩境，享国久长”出发，认为应该倒退回去采用《太初历》。张衡 和另一位尚书郎周兴对上述两种意见提出了批驳和诘难，使这二宗错误意见的提出者或者无言以对，或者所答失误，从而为阻止历法倒退做出了贡献。张衡 、周兴两人在讨论中还研究了多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把它们和各种历法的理论推算进行比较，提出了鉴定，认为《九道法》最精密，建议采用。的确，《九道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长度数值比《太初历》和东汉《四分历》都精密。
张衡 、周兴建议采用《九道法》本是当时最合理、最进步的，但却未能在这场大讨论中获得通过。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损失。月行不均匀性的被采入历法又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刘洪的《乾象历》中才第一次得以正式采用。 张衡 的另一个有杰出贡献的科学领域是地震学。他的代表作就是震烁古今的候风地动仪的发明。不过，要声明的是，现在中国所见到的地动仪，并不是张衡 发明的地动仪，而是后人复原的。张衡 发明的地动仪早就毁于战火了，地动仪发明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这是他在太史令任上的最后一件大工作。在《后汉书·张衡 传》中对这件事有较详细的记载。自19世纪以来即有人力图运用现代科技知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来复原张衡 的这项伟大的发明。到了20世纪50年代，王振铎先生“复原”了张衡 地动仪（见右图），并且被认为是科学的，甚至广泛的被纳入小学生课本。不过，王振铎复原的地动仪多次在公开场合大出洋像，它要么不能动，要么就是跺脚也会被当成地震，可是人们却误信王振铎的复原就是张衡 原本的发明， 国内外学者也因此早就开始不停的否定它。其中不乏言辞激烈者，这给张衡 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科技的名誉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现今证明，不是张衡 的地动仪有错，而是王振铎先生的复原有原理性错误。不过，王振铎在地动仪外型上的复原，还是卓有建树的，这点应该肯定。
张衡 传》中所说的“关”），地震时，“都柱”拨动小球，小球击发控制龙口的机关，使龙口张开。另外，冯锐模型还把蟾蜍由面向樽体改为背向樽体并充当仪器的脚（见左图）。该模型经模拟测试，结果与历史记载吻合。
张衡 这台仪器性能良好，曾预报过洛阳的一次地震，据当时记载：“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甚至可以测到发生在数千里外而在洛阳并无人有震感的地震。这台仪器不仅博得当时人的叹服，就是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也无不赞叹。世界上地震频繁，但真正能用仪器来观测地震，在国外，那是19世纪以后的事。候风地动仪乃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虽然它的功能尚只限于测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却超越了世界科技的发展约1800年之久！ 从上面所介绍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构造即可得知，张衡 掌握了很高明的机械技术。他的朋友崔瑗在为他写的墓碑中赞道：“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前一句是道他数学天文学知识之渊博，后一句则是赞他制造的各种器物之神奇。其实，神奇是由于他巧妙地运用各种机械技术的结果。
张衡 的木雕，大概也是一种风筝。不过，北宋类书《太平御览·工艺部九》引《文士传》中一段记载说：“张衡 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这里说到“腹中施机”，而且“能飞数里”，因此，过去有的作者认为是一种飞机类的飞行器。但装在飞行器上的动力机必须重量足够轻而马力足够大，并且还要求飞行器本身具有一定的适宜起飞上升的形状等等，这些条件在张衡 时代没有一条是能做得到的。所以，张衡 的木雕即使真的“腹中施机”，那么，这种机也不会是动力机，而是一种装在风筝上用线控制飞行的操纵机构。
张衡 传》中引《宋书 ·礼志》：“指南车，其始周公作，张衡 始复创造”(按：这是《宋书·礼志》的摘引，实非原文)。看来，指南车的形象更符合于“自转”的用词，因为不管下面轮子怎么转，车上的人只见到指南车木人的手指在自动地转向南方。
张衡 在机械技术方面是非常高明的。《太平御览· 工艺部九》引晋代葛洪《抱朴子》曰：“木圣：张衡 、马钧是也。”现在的中国科技史家都公认马钧是我国三国时代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而在葛洪看来，张衡 、马钧都是一代木圣。
张衡 传》中提到，张衡 写过一部书叫《算罔论》。此书至迟到唐代已经失传，以至唐代的章怀太子李贤怀疑张衡 没写过这部书，而是因为《灵宪》是网络天地而算之，故称《灵宪算罔论》。从《九章算术·少广》章第二十四题的刘徽注文中得知有所谓“张衡 算”，因此，张衡 写过一部数学著作是应该肯定的。从刘徽的这篇注文中可以知道，张衡 给立方体定名为质，给球体定名为浑。他研究过球的外切立方体积和内接立方体积，研究过球的体积，其中还定圆周率值为10的开方，这个值比较粗略，但却是我国第一个理论求得π的值。另外，如果按照钱宝琮先生对《灵宪》的校勘：“(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则当时π值等于730/232=3.1466，较10的开方有精密了。
张衡 的数学有较严厉的批评，认为张衡 ：“欲协其阴阳奇耦之说而不顾疏密矣！虽有文辞，斯乱道破义，病也！”如按此批评来看，则钱宝琮先生所作的校勘似乎未必都符合张衡 的原来数字。
张衡 曾被唐代人看作是东汉时代的大画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记有：“张衡 作《地形图》，至唐犹存。”这幅《地形图》中是否还有地理科学上的意义，现已无可考了。当时还流传有他用脚画一只神兽的故事。故事虽然神化了，但也反映出张衡 有很高的画技。
张衡 虽然在年轻时就已才闻于世，但他却从无骄傲之心，他的性格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也不追求名利。大将军邓骘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多次召他，他都不去。后来他当了官，显然因为这种性格，使他很长时间不得升迁。他对此毫不在意，而是孜孜于钻研科学技术。大概是为了回答好心人的劝慰，他写了《应闲》一文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文中说到，有的人劝他不要去钻研那些难而无用的技术，应该“卑体屈己，美言”以求多福。他回答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这二句掷地有声的话，表明了他不慕势利而追求德智的高尚情操。他认为能不能得到高位是由命运决定的。这种想法现代人当然会目之为唯心主义。但张衡 的落脚点却是在于认为对高位“求之无益”，智者是不去追求它的。反之，叫他去“卑体屈己”以求升官，他说这是“贪夫之所为”，自己是羞于为此的。他特别还回答了学技术的问题，说是你们认为这些技术无用，我却唯恐高明的人不教我。这里充分表达出张衡 作为一个科学家渴求知识、敢于和鄙弃知识的社会愚昧思想作斗争的崇高精神。
张衡 虽然淡于名利，却不是一味清高，不问政治，不讲原则的人。恰恰相反，他一生中有许多事迹表明了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更坚持作为一个科学家的鲜明品格的实事求是原则。
张衡 的政治抱负也很简单，就是8个字：佐国理民，立德立功。而佐国理民的具体目标和方法则是改革时弊，加强礼制，剔除奸佞，巩固中央。
张衡 的时代正是政治日渐腐败，宦官逐渐在和外戚的斗争中权力越来越大，而地方豪强也趁中央衰落之际猖獗起来，他们一起对人民的剥削压榨越加残酷。对这些腐败黑暗现象张衡 都有过抗争。他曾向顺帝上书，讽示近世宦官为祸，要皇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从上下，事依礼制”。对选拔人才的方法他也提出建议加以改革。在河间相任期时他还积极进行了抑制豪强的斗争。当时朝廷腐败，像张衡 那样个人的斗争已无济于事。就在他上书要皇帝警惕宦官为祸不久，顺帝却又下诏特许受封为列侯的宦官可以收养义子，继承爵位，使宦官获得了和贵族世家同样的世袭特权！张衡 明白了，他的反宦官斗争已没有意义。所以，后来顺帝问他：当今天下所憎恨的是什么人？这时，在宦官们环视之下，他已无话可说，只好“诡对而出”。由此，他思想里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他晚年的诗赋里大量反映了这种情绪。后人把他的《四愁诗》和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相比，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张衡 晚年有消极避世的思想，因而有《归田赋》之作。这是封建制度下的时代悲剧，不足以减损张衡 这位伟大科学家为人民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在诗中开始指摘“天道之微昧”，表露出对统治者的失望；他仍然讽刺热中利禄的人，说他们是“贪饵吞钩”。这些都说明，张衡 的是非观念仍然是十分清晰的。
张衡 墓碑题词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这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张衡 墓位于南阳市北25公里石桥镇南小石桥村西20米处。墓地坐落在一个周围平坦、中间略高的台地上。墓北约250米处，有平子读书台，墓东为鲁南(鲁山至南阳)老公路,古代洱河旧道跨其北，鄂城寺塔峙立其东。据有关史料记载，汉时陵园建造宏伟，翁仲、石兽对立，祠庙巍峨壮观。汉代崔瑗曾有张平子碑,晋代夏侯湛也曾为之撰刻碑碣，唐代诗人骆宾王、郑谷者曾为之讴歌吟诗。后经战乱，以往胜迹荡然无存。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重修了张衡 墓园与“平子读书台”。墓园面积12000多平方米，墓室封土高8米，周长79米，在高大的古墓周围遍植松柏。墓前的明、清石碑加盖了碑楼。并于墓前立方碑1座，碑文为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撰写，称颂张衡 ：“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墓北读书台遗址，亦重新建台立碑。张衡 墓今已成为国内外游客瞻仰游览之胜地。
张衡 与小行星 为了纪念张衡 的功绩1977年，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 星”。人们还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 环形山”，另外一颗为纪念中国古代伟大科学家张衡 及其诞生地河南南阳的“南阳星”。国际小行星中心曾将我国天文学家于1965年12月20日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河南星”。 张衡 ，字建平，隋代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其祖父张嶷为西魏河阳太守，父亲张光为北周万州刺史。衡最初仕周，隋初，拜司门侍郎。性谨慎而圆滑，有忧国一面。开皇年间率兵镇压熙州李英林起义。协助杨广登基。炀帝时拜御史大夫，恩宠无比。谏炀帝扩汾阳宫遭贬，后被赐死。 男，1942年1月生，山东省安邱市人。教授，1965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分配留校在山东医学院生理教研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30余年。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1-1983年考取国家教育部公派留学到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生理系作访问学者2年。在山东医科大学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外，还先后担任基础医学部副主任，科研处处长，现任山东医科大学副校长。还是卫生部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理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医学科研管理学会委员，山东省生理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疼痛研究会副理事长，山东省高校科技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科学研究方向为呼吸神经生理学和神经生理学。发表论文60余篇，专著5部。科研成果曾集体和个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学大会奖，山东省优秀学术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 星”。人们还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 环形山”。 张衡 (公元78—139年)，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和政治家，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在天文学方面，他发明创造了“浑天仪”(公元117年)，是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大型观察星象的天文仪器，著有《浑天仪图注》和《灵宪》等书，画出了完备的星象图，提出了“月光生于日之所照”科学论断。
张衡 在太史令任内，积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系统观测天体运行，著《灵宪》等书，创制浑天仪，且在历法方面也有所研究。《灵宪》是张衡 积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写成的一部天文巨著，也是世界天文史上的不朽名作。该书全面阐述了天地的生成、宇宙的演化、天地的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及其运动等诸多重大课题，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使我国当时的天文学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Zhang Heng
张衡
张衡 勤敏好学，博识多能，在述志之作《应闲》中曾以“约己博艺，无坚不钻”自许。他在任太史令期间，悉心研究天文、历算，著《灵宪》、《□罔论》等科学著作，并先后发明和制作了举世闻名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又曾上疏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写有《请禁绝图谶疏》。
张衡 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辞赋和诗。他的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这两篇赋合称为《二京赋》，是他早年入京后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后汉书·张衡 传》）而作。题材体制均模拟班固《两都赋》，但结构更为宏阔，思想艺术上也显示出某些特色。赋的主旨是规讽统治阶级，有些议论颇为深刻切直。如告戒统治者切莫“剿民以□乐，忘民怨之为仇”，警告他们要知道“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危机的深刻忧虑和对人民力量的理解。《二京赋》中描述了以前的同类大赋从未记载的若干新事物，如它对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和角□百戏的演出情况等都有所反映。有些片断描写生动，如《东京赋》中“濯龙芳林”以下一段，仿照《子虚赋》，按东、西、南、北方位铺写景物，语句清新，颇富文采。《西京赋》中写平乐广场观“角□之妙戏”一段，记述各种技艺的表演，宛如目睹，且是中国古代极珍贵的杂技艺术史料。
张衡 的赋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思玄赋》主要抒写政治上忧愤不满的心情。《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是他感到不得志、欲归隐田园时所写。开头写他欲离京归田的原因，中间设想他退隐田园后欣然自乐的生活；末尾则以老庄“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作结。这篇赋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外戚交相干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对现实的不满和绝望，以及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语言清新，情味悠长，而且颇有骈偶成分，对魏晋抒情赋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张衡 的诗今存数首，《同声歌》一首为完整的五言诗,写得情真词丽,标志着东汉时代早期文人五言诗的进步；其中又以《四愁诗》最为有名。诗中以比兴的手法写他自己“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四愁诗》序）的苦闷。诗分四章，写他的“所思”在“太(泰)山”、“桂林”、“汉阳”、“雁门”等远方，但均“路远莫致”，令其不胜忧烦，作品以情诗的形式寄托政治怀抱和失意的忧伤，写得意绪缠绵，兴寄幽深，颇能动人。全诗通篇七言，虽然每首第一句尚有“兮”字，但已是文学史上较早的七言诗，对后世七言诗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张衡 集》14卷，久佚；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 Zhang Heng 张衡街道 南阳 发明 地震 古代科学 历史 文学 古典诗词 中国古代文学 人物 地理 天文 科学 古文 汉赋 历史人物 班固 并称 东汉 小行星 天文学 称谓 专有词汇 宇宙思想 更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