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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现在的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36年迫于抗战形式的紧要和南开学校的生存发展,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重庆南开中学。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2004年4月10日在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建立了张伯苓纪念园。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
张伯苓的晚境 Wan Jing Zhang Boling |
张伯苓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被称作“南开先生”。他在世的七十五年中，大部分时间为南开学校而喜而忧，殚精竭虑，从无保留。不过，在他最后的几年，却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如1948年出任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使这位教育家添加了复杂成分，以至由喜而悲，进退维谷，处境尴尬，最终在南 开校园视之如“瘟疫”，自感“一生事业全遭否定”的黯然心绪下抑郁而死。如此无奈的结局，乍看起来似属个人悲剧，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审时度势的功夫欠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矣。然倘深入探究，悲剧也许就不只属于张伯苓个人……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在此暂住的张伯苓已经七十四岁，在新中国他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其间，他先后两次中风，第一次在1950年1月的重庆，幸而经治疗恢复过来；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发病九天后去世。关于张氏这段最后岁月，现存的文字资料并不完整，其中令人质疑或相互矛盾之处颇不少。总的感觉是，张伯苓的处境不妙，其精神状态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连不断，难以融入正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美国，张谢绝了，留在大陆。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云云（赵光宸《张伯苓年谱》），而以当时接触过张的南开校友观察，此时张“精神衰微，体力已竭，愿终老故乡。”显然身体因素不容忽视。不过，从他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的情形揣测，他选择留在大陆或许内心也有某种把握。素来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恐怕不会轻易让老校长“沦落海外”，通过特定渠道捎话给张也未可知。不过，由于张伯苓留在大陆，这面南开的旗帜随之发生了政治性分裂，台海两侧的南开校友们明显地赋予他不同的政治色彩，以至在他身后竟有两份政治取向截然相反的“遗嘱”流传……
在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张伯苓无疑得到早年学生周恩来的特别庇护，政治上没有像对旧政权军政要员那样进行清算。张氏夫妇搭乘飞机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暂住傅作义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故乡，可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间温情。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从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自强不息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张伯苓逝世后，除天津报章刊出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无任何评论和深度报道。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作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见梁吉生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35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致悼词者乃早先南开大学秘书长、张氏遗嘱（大陆版）代笔人黄钰生（字子坚）先生。这篇洋洋万余言的长篇悼文，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其中写到：……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这篇悼文经过差不多三十年后方公开发表。
此后，在南开大学的各院系便陆续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对于张伯苓逝世的反应和评价则是另一番情形。香港、台湾、美国等地报纸和通讯社反应迅速而强烈，《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称颂南开校长张伯苓“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致祭文，党政元老几乎倾巢出席。在台的南开校友随后陆续编印有关纪念册、纪念文集、传记和专著，对张伯苓的办学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当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也所在多有。
台海两岸对张伯苓的认知趋于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两地南开人颇有“历尽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识”的感受，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而他的晚年经历，固然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 |
电视剧《张伯苓》 TV series "Boling" |
片长：二十集
主创人员：
制片人：洪宝生
总编剧：周振天
导 演：周友朝
主摄影：赵镭
领衔主演：唐国强--饰张伯苓
主要演员：
刘冠雄--饰严 修 赵 亮--饰武思平
马晓伟--饰张彭春 雷镇语--饰车行远
傅 晶--饰沈砚琴
这是一部中国著名教育家风雨人生的壮丽颂歌；
这是一部宣扬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雄伟诗篇。
他的名字就是——张伯苓！
早在58年前，著名文学艺术家老舍、曹禺就说过：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张伯苓有着传奇的人生——他当过清朝海军，参加过壮丽的甲午海战。他当过私墅教师，他又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他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又在天府之国的重庆创办新的南开中学；他是著名西南联合大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又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周恩来是他的学生，张学良是他的朋友，他也曾与蒋介石、汪精卫多有过从。他从清末走来，直到新中国出生。他用人才丈量了中国近代历史；他从平民中走来，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立起教育家的丰碑。
电视剧的故事情节就是从张伯苓放弃海军生涯，立志传播新式教育开始的。宏伟的历史场景，把人们引向血与火交融的东海战场。近代天津的特有生活情味，展现了张伯苓初为人师的教学、爱情和抱负。他苦苦情愫中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战败的原因。他与南开的另一位创办人严修乘舟东去，到日本学习新教育的经验。他们携手在中国北方吹响了新教育的号角，成立了敬业中学堂----这就是著名南开学校的滥觞。而后又是艰难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以及重庆南开中学……
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运动的主题，也是教育家不可回避的现实课堂。电视剧在充满激情地展现南开教育的同时，也极具巧妙地引出另一条主线，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爱国斗争。日本的军人、外交官、文化人一一走近张伯苓的生活舞台。与此同时又交织出封建卫道文人螳臂挡车的挣扎的及反动军政当局的种种表演，从而构成了北洋军阀社会的众生相和春风桃李的另一个天地。
历史为敢立潮头者歌。电视剧并不是图解式的----描写张伯苓建立中学、大学的过程。是在教育和学校的平台上，展现一位教育家的大情、大义、大智、大勇。当民间的捐款一时告罄，学校立即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外国教会用抹着蜜的大洋来诱使张伯苓将学校变成十字架的“乐土”时，张伯苓愤怒了！中国学校岂能用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民族教育家的骨气。学生们不满意于学校机械地照搬外国教育而拾人牙慧，他们的文章在南开园掀起一场教育是否要本土化的激烈争论，一些教授甚至以罢教维护他们趸来的美国教育。
日本时时不忘占领中国，把抗日救亡的南开视为眼中钉。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顾国际公法，首先把炮火对准南开大学，对准传承文化的普通教师和学生。炸弹无情地降落在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大学被夷为了平地，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被日寇野蛮地摧残。惊人动魄的剧情震撼人心。张伯苓在南京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资，而南开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加奋动”这位62岁的老人的话是昭告世人的民族宣言！
电视剧的后几集主要反映了张伯苓在重庆的生活，展现了一个教育家晚年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教育家、社会名人成了跻身政治的公众人物。他住在重庆南开中学里，以国民参政会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参与了政治活动。他的学生周恩来作为中共南方局负责人长期驻足重庆。他的另一些学生如吴国桢也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学校教育、国共两党、政治活动、师生情谊，如网络交错，使剧情跌宕起伏。张伯苓有了更多接触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机会，渐渐地了解着共产党及其抗日的正确。国民党的腐败也在教育着这位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
伴随着张伯苓的生活，有周恩来与吴国桢的激烈政治争论，有国民党特务机关对重庆南开中学的无端诋毁，有他的同事在国民党党派之争下受的不白之冤。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张伯苓在会见毛泽东时表达了对和平建国的愿望，此后他开始为南开大学复员回天津、南开中学复校而努力。他想继续保持南开的私立，他想继续把住他一手创办的南开大学的校长。但他哪里知道，他已经成为蒋介石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蒋介石要用张伯苓社会贤达的名声为其反共反人民的行经遮羞。张伯苓有过短时间的迷茫。但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势，国民党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腐败，逐渐使他们有了清醒的认识。他的学生周恩来以“飞飞”为笔名，从北京经香港给老校长发出密信：“飞飞不让老校长动！”从此张伯苓向着光明、向着真理大踏步走去。
历史的挡道者，该剧中的梅津、多田，都没有好的下场。蒋介石无奈地跑到了台湾。重庆解放了，张伯苓把私立南开捐给了国家。他以其无私奉献的教育家人生，为万千桃李树立了典范，为“科教兴国”伟业作了铺路先锋。
分集剧情：
第1集
甲午海战中九死一生的北洋水师学堂高材生、见习军官张伯苓，含恨离开海军，另觅救国之路。张伯苓来到天津名儒沈华庭的沧澜书院，欲教新学，遭沈华庭白眼。与路遇的严修，携手改良私塾，创立新学。八国联军攻陷津京，张伯苓同严修谈起应尽快揭开日本迅速富强之奥秘，二人一起赴日本考察，决心将日本强国之法学到手。
第2集
日本东京。严修、张伯苓在文部省和早稻田大学座谈参观，纯真的千岛樱子当翻译。她被中国儒学的博大和严、张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当严修、张伯苓决定回国创办私立中学并诚聘她为教师时，她含泪深鞠一躬。1904年秋，私立敬业中学堂出世，1907年秋，南开洼地上，敬业变南开！校园内绿阴一片，学生武思平设计的欧式教学楼和袁世凯捐建的慰庭礼堂，矗立其间，张伯苓热泪下淌，他敲响了上课的钟声。
第3集
张伯苓正在编新剧《用非所学》，千岛樱子来南开任教，美籍教师罗伯特请校长批评学生忽视体育，张伯苓介绍千岛樱子和罗伯特认识。老父张云藻来校，张伯苓引他参观。学校生气勃勃，老父十分欣慰。杨镇邦怀揣五千元银票，想私自安插内侄汪福全进南开，张伯苓坚持必须考试。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手举留美录取通知书踏进家门，向父亲报喜。南开学校水费欠资，冬煤告罄，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
第4集
南开经济来源完全断绝，张伯苓办公室滴水成冰，但无计可施。教堂内，约翰与众牧师讨论，应该趁此天赐良机，把南开变成教会学校。这时，严修雪中送炭，从上海汇来了银票，校工小五子带头捐钱。罗伯特、千岛樱子也献出支票。大家纷纷捐款，南开又有了希望。1912年，辛亥洗礼，民国成立，南开声名远播，海内学子纷纷来校报考。1913年秋，周恩来、向怀恩、吴国桢考入南开学校。
第5集
张伯苓看着周恩来、向怀恩等学生一天天在进步的成绩，甚感欣慰。在张伯苓鼓励下，罗伯特终于向千岛樱子表白爱慕之情。周恩来作文发挥失常，张伯苓与车行远纳闷，他亲自找周恩来查问原因，周恩来泣告实情。张伯苓殚精竭虑，南开学校蒸蒸日上。
第6集
南开学校食堂，看着学生用餐并询问青春期卫生教育有感的张伯苓，发现韩子乔因吸烟熏黄的手指，对他提出严肃批评，韩子乔却跟校长较劲。张伯苓当机立断，决心跟学生一起戒烟！张彭春留美归来，兄弟俩亲切探讨中日美文化异同，并拿来多个欧美名剧。清晨，省教育厅两视学突然宣布来南开进行封闭考试，张伯苓立即动员全体同学以诚实自信和感激之情迎接考试。
第7集
南开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两视学对他们的考核，南开学业、新剧和体育为全省模范。张伯苓宣布周恩来获免除学杂费的嘉奖。1916年，张伯苓赴东北考察多次发表“中国不亡有我在”的讲演。张学良来到会场，被张伯苓激昂的爱国情怀和深入浅出的哲理所折服，当场拜张伯苓为师。1917年8月，张伯苓足已41岁，仍踏上留学美国的征途。张伯苓、严修遍访各大学，决定回国后在天津创办私立南开大学。
第8集
为办大学筹款，严修与张伯苓四处化缘。心情烦乱的严修、张伯苓来到杭州西湖拜见了弘一大法师李叔同，以求见教。大学筹委会工作紧张有序，一些军政人物和工商界捐款源源而来。虎跑寺外，李督军率队而来，把巨捐款交到严修、张伯苓手里。张伯苓万分惭愧……
第9集
1919 年春，南开大学破土动工。张伯苓与武思平日夜坚守工地，周恩来、韩子乔、石玉坚返回母校，张伯苓十分高兴。“五四”运动爆发，北洋、南开等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周恩来、向怀恩等都勇敢参加，张伯苓致电徐世昌声援被捕学生。南开校董会，严修出资设立“严范孙奖学金”，张伯苓等称严修为南开校父。1919年10月17日，张伯苓代表严修宣布南开大学成立。
第10集
警察厅内，张伯苓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教育厅长继续向张伯苓施压，强逼开除周恩来等十二人，否则大学不准立案，中学休想得分文资助！为了襁褓中的南开大学免于夭折，张伯苓心如刀绞，被迫书写开除周恩来、马骏的布告。周恩来与众多留学生登上了去法国的邮轮……
第11集
南开师生严重对立，教授全体罢教，校董会宣布提前放假，张伯苓被迫离校。被‘轮回教育’事件搅得晕头转向的张伯苓，同严修、梁启超反思西方教育和文明制度的严重缺陷，于是拜访来京的弘一法师。然而法师已离去，只给严、张留下一张白纸，要二人共赏……伯苓茅塞顿开，立即返校。
第12集
严修、梁启超说“轮回教育”提出了西方教育思想和制度“中国化”问题，张伯苓进而提出办“土货化”南开口号，南开大学教育迈上了新台阶。南开校园一切如常，陶行知、丁宿堂率教育部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联合调查组来校调查，确定南开大学立案和基金会拨款问题。五卅运动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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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三问
一百年前，有个人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一百年后，三问皆有答案，奥运今朝梦圆。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张伯苓，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体育校长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张小辫爬竿最快”，连校长严复都知道；后来成为南开大学创始校长，张伯苓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同学生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学生制造器材，为学生聘请名家，率南开足球队胜天津租界队，被誉“体育校长”。
奥运之最
张伯苓先生的嫡孙张元龙回忆：张伯苓关于奥运会的最早言论，是在1907年。
那年的10月24日，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颁奖仪式演讲“雅典的奥运会”时，明确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又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
张伯苓还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最早派出奥委会代表。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梦圆腾飞
1932年，第7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以张伯苓、王正廷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急电国际奥委会，为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报名，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代表中国出征，参加短跑比赛。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
张伯苓还是倡议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第一人。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当时张老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
张伯苓-传奇人生
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欧洲列强像一群饿狼扑向中国，鲸吞瓜分，肆无忌惮。1898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当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后，再行转让给英国。这一交接仪式定于在威海卫举行。张伯苓所在通济舰护送清廷大员前往。风在呜咽，浪在怒吼，乌云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滚过。交接仪式开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阳旗，挂起清朝的龙旗，这算是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后再是拱手让给英国人。这一拱让比从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凄怆。但见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就是过于短小，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走出来，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穿戴威严，列队行进，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地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鲜明地对照，强烈地印象。张伯苓亲眼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话剧，悲愤交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张伯苓不禁自问：国家积弱到这种地步，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以这样的官兵对阵外敌，怎能不一败涂地，任人宰割？他站在甲板上，凝视苍茫的大海，耳听海浪冲击岸石的轰鸣，眼里射出坚毅的光，他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经过新地思索，张伯苓得出这样地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地国民。欲培养健全地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
私墅教师
从“物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此，张伯苓以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严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严、张二人思想主张一致，对教育救国、培育新人同具热心。1904年他们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南开中学。后来这所中学越办越好，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张伯苓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酝酿。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9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体育校长
当南开的校友们回忆起张伯苓校长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刚毅洪亮的天津腔。而在老一辈南开人心目中更为重要的，则是校长在体育这片广阔天地中活跃的形象，这便是巍巍南开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刘公岛上亲眼目睹了英国士兵身体强健而中国士兵体质羸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1929年，他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又看到很多原本强壮的矿科毕业学生，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做工时，竟然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赤诚的爱国之心，使张伯苓暗下决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投身教育事业之后，张伯苓便将这样的理念带入南开学校，使更多的有志青年受其泽被。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
张伯苓与周恩来
周恩来与张伯苓交往近四十年，于私，是师生情谊；于公，属团结统战范畴。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在校时，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很有社会活动能力。对于这样一个学生，不能不在校长张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当时那种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张伯苓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漠然视之，相反，他很赏识、关怀周恩来。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周恩来常到他家中去，师生俩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涉及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
周恩来于1917年6月中学毕业后，在日本留学一年多。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他接触了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他开始用新的宇宙观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他对于南开教育，对于张伯苓虽然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敬重，但他不赞成张伯苓当时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陪笑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他在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信中公开批评张伯苓的上述做法，公开批评南开教育的弊端。张伯苓通过对外国教育的考察、研究，也深感南开教育需要革新，他积极创办大学也意在摸索中国教育的道路。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文科学习。12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这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来对张伯苓办教育的有力支持。
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苓的接触，远远超出了师生之谊，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关系也更为复杂。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与国民党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南开大学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这么解决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1938年7月，张伯苓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津南村一时成了当时社交活动中心。同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也把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之一。周恩来经常以校友身份去学校，或以师生关系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战形势宣传，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南开师生于1940年春抵制了蒋介石鼓吹的“从军”运动。
张伯苓晚年曾经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1948年冬，张伯苓离开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担心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便找到周恩来。周恩来正要想办法透露消息给张伯苓，不让他去台湾。随后，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向张伯苓传达了上述信息。张伯苓知道这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顿觉豁然，下决心婉言拒绝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当周恩来听了傅作义报告的“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很高兴。周恩来请邓小平给予协助，并给重庆军管会打了电报。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北京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接待。周恩来当天匆匆赶到傅作义家，问候校长和师母。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4个月，周恩来常去看望他。秋天，张伯苓回天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华厅为他饯行。饭后，周恩来关切地问张伯苓回天津还有什么困难，并说要写信给天津，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逝世，周恩来一听到消息马上赶来天津吊唁，并由他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他同校友们见面时说：“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还关心着张伯苓家属的生活。
张伯苓与张学良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和夫人暂时留住在台北寓所休养，是年8月中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在采访当中，日本记者突然向张将军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接着张将军回忆了早在1916年他还是一位年仅16岁翩翩少年的时候，在故乡沈阳聆听了张伯苓先生的一次讲演，张伯苓的讲话十分感人，使他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讲演。讲题是“中国之希望”。这时张伯苓年届40，正当壮年，办学有成，他创办南开中学已满12周年，积累了丰富的对青年进行教育的经验。以他口若悬河的天津话和善于鼓动的激情，打开了青年听众的心扉。掌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讲演大厅。
鬼使神差，谁也不知道在台下听众席中有一位显赫人家的子弟，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的16岁公子张学良。此时的张学良正是一位享受优越生活无所作为的富家纨绔子弟，前来听讲只是由于慕名张伯苓的办学业绩，同为基督教教友，抱着好奇心来猎奇的。但在他当时的二八年华，正是青年人憧憬未来征程，为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踌躇苦闷、思想多变的时期。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不亡吾辈在！”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引起了震撼。张校长讲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几句话对张学良竟然丝丝入扣，震撼心弦，对他起到了拨雾指迷的作用。
张学良听了张伯苓的讲演词，认识到自己不应该继续沉湎于游乐、做父亲和家庭庇护下的公子哥儿，而是男儿当立志，应该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业。张伯苓的声影在张学良的头脑中深深打下了难忘的印记。 |
张伯苓先生纪念园 Mr. Zhang Boling Memorial |
| 张伯苓先生纪念园 张伯苓先生纪念园位于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于2004年4月10日建立，纪念园的建立，将会让更多的人在缅怀张伯苓先生的同时，将缅怀之情化为一种爱国热忱，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层次上影响人、唤醒人、教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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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南开”系列学校（南开体系）包括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原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重庆南开融侨中学、自贡蜀光中学、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南开翔宇学校、原南开小学（被日军炸毁，后未复校）和重庆南开小学，这些学校都起源于张伯苓和严修创办的私立南开学校，并有着相同的校歌和校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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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方面。实际工作，成绩显著，但没有从美育心理理论方面分析研究。
[ 戏剧美育心理思想文学艺术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戏剧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戏剧是综合艺术，借助演员的形体、动作、表情、舞台背景，音乐伴奏等直接面对观众，属直观性艺术，能引起观众集中注意欣赏、感受和体验表演情节，从而促成观众心灵感应、震动、净化和升华，因此戏剧美育功能显著，美育心理效应最深刻。看演焦裕禄、孔繁森的戏剧或由戏剧构成的电影的效果，比抽象地上几堂政治课的效果还好。 在解放前，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著名的大学校长中最重视美育的要算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了。蔡元培在他留学德国时，已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他又是德国心理学泰斗冯特的学生，所以他在美育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他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是引起世人重视的，他对美育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的论述。张伯苓在美育理论方面的论著不多，而在实践和效果方面却超过了蔡元培。 张伯苓不是文学家或艺术表演家。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但他体会到“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所以他自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早在1901年就提倡话剧(当时称“新剧”，也称“文明戏”)。他和教职员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他曾亲自编剧、导演。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当时周恩来、曹禺还在天津南天中学读书时，已经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曹禺后来成为中外知名的戏剧文学家。张伯苓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他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曹禺也曾说。“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剧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他还在《回忆我在南开开始的戏剧生话》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张伯苓领导南开新剧团的宗旨、剧目，演出效果等。他以感激的心情说：”南开新剧团对我影响很大。”周恩来在他写的“校闻”中也说：“校中每次周年纪念会，例演新剧，以志庆贺。今年暑假期问，校长(张伯苓)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勿匆忙于临时。……每人均编稿本三、四，而业经校长认可演者有二。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其中情节，固求能免俗，然悲欢离合，实深合社会心理，且布景丰富，以之陪衬内容，情节当能益肖。”这都说明张伯苓以对待师生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剧本的审定。重大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审阅剧本，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后作出决断。他在抗战前的天津南开中学、大学指导戏剧演出是如此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的重庆南开中学也是如此，这是我耳闻目睹的。演戏属课外文艺活动，我当重庆南开中学教务主任时期也是在他的指导下推动这些活动的。他虽然是古稀老人了，但他对戏剧教育仍然抓得很紧。剧目他要严格审查，首先是教育性，但也很注重趣味性。每次演出他都亲临现场，成功或失败，他都要在校务会议讨论。对他的戏剧美育思想的理解也逐渐加深了。 根据曾禺的回忆，张伯苓早在1909年就提倡新剧“目的在练习演讲，改良社会”。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这也是他重视戏剧教育的观点。 张伯苓说：“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他说的这些话是已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张伯苓提倡戏剧，是以戏剧为教育手段。。对剧本的编选，非常严格。在他的提倡影响和扶持下，四十多年来，在天津、昆明和重庆各个时期的南开话剧理论、史话、纪事、演出剧目(近200个)，创作及改译的剧目(近100个)剧评等。
音乐美育心理思想南开的音乐、美术教育虽然没有体育和戏剧教育那么突出，但比同时代的普通中学和普通高校更为重视，成绩也较显著。这与张伯苓重视美育有密切有关。张伯苓是提倡戏剧美育的先驱。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演出也离不开音乐、美术多方面的配合。 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父亲张久庵先生在晚清放弃科举仕途，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尤其擅长琵琶，天津人誉为“琵琶张”。久庵公对音乐的执着笃学精神，耳濡目染，对张伯苓由爱好、欣赏音乐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这表现在天津南开中学、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学和课外音乐活动方面。 张伯苓很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如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教师，都是当代有名的音乐教师。张伯苓把《诗经》解释为“达情之歌”非常恰切。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是源远流长的，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1938级老校友李世 在《忆南开的音乐教育》一文中说：“回忆起来，南开的教育是非常出色的。既有普及又有提高。同学一般欣赏点音乐，还造就了不少人才，如现在的沈汀、李孚生学史都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声乐家。”
环境美育心理思想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园地了。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张伯苓深悟此理，在南开大、中、小学都重视环境美的教育，而且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美育之中，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诣，感人肺腑。 张伯苓深知学校建筑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建筑的第二属性，是交化属性，即美育心理功能。在大学校长中，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自拉线测查建筑面积的，张伯苓可算得前无古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初期，经费十分困难，但他不主张因陋就简，他注重建筑为教学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美育功能。他没有发表过建筑艺术心理的文章，但他一生在领导学校建筑的实践中证明他有建筑术和美化校园的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也非常重视校园美的整体性，即建筑物的艺术性与周围人工改造的自然美相结合。有的设施还渗透着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体现了寓德育于美育的原则。 张伯苓重视学校建筑美和校园环境美的措施，是为了影响学生的心灵美。他认识到，创造美的学校环境，进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的确，赏心悦目、整洁卫生的环境，能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恰，促使人乐观奋进。反之，杂乱、肮脏、丑恶环境，会使人心烦意乱、精神萎糜，导致言行失常。 环境美能影响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张伯苓提倡的“镜箴自鉴”和“考美”也是一种美育措施。所谓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实际是对自己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的要求。启发自觉遵守纪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质。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南开教育重视全校的美化。对学生宿舍、教室的整洁卫生、美观尤为重视。 我曾多次听张伯苓校长讲过：紫白是代表南开的校色。“紫”是象征“高尚”的颜色，他还风趣的说：“满朝朱紫冠，尽是读书人。” ‘白’是象征“纯洁、廉洁”的颜色。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生活环境中的颜色，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以紫白的颜色象征性地要求学生应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洁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
[ 美育心理思想应继续研究从张伯苓的教育主体和半个世纪的教育实践，证明他非常重视美育，而且有丰富的美育心理思想。他在美育方面的贡献，用当前教育方针衡量，也是完全吻合的。 美育的感染力量，就如杜甫的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默默地培养了学生的高尚情操，增强了学习奋进的力量。数以万计的南开校友都肯定，南开教育非常严谨，但学生能精力充沛地学习，学习成绩好也与南开视重美育有关。以美育促智育、德育、体育、劳动教育是有效的，心理学家的美育心理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种观点。而且已体现在多数南开人的心灵美、言行美和环境美中。但是，张伯苓在这方面的贡献长期被人忽略，本文也是初次探索，难免挂一漏万。今后当继续学习研究，并希望有更多的校友，集思广益，使之日臻完善。
“公”“能”教育
张伯苓教育的真谛是“公”“能”教育。他说：南开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间，居然能由默默无闻的一个私立学校，而终至于誉满中外，是自有其独特的教育精神的。这一种精神可以从几方面去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或者说是科学教育。但是在本质上，这几个名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先生毕生所倡导的“公”“能”教育。“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贪污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在“公”“能”的教育宗旨之下，先生对于教育的方法曾不断改进。在校政的措施上，也都本着这个原则去努力。他特别注意那些优秀贫寒的青年子弟。他深信，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不分贫富的，只要我们能给以受教育的机会和适当的训练，每个青年都不难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在平时，他希望他的学生都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公者，他勉励他们求学戒空谈，而希望学校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基于这一个观念，所以先生在校政上的若干措施，也都和一般的学校不尽相同。南开学校的科学图书仪器及体育器具特别完备，这都是因为先生注重科学教育，提倡体育的缘故。譬如说，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的组织，因此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视察的活动。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以上这些事都是他提倡“公”“能”教育的种种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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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Boling
张伯苓
国现代教育家。名寿春，天津人。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深感中国积弱不振，又受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影响，主张教育救国。1904年与前贵州学政严修在天津创办私立中学堂，后改称南开学校。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以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并先后担任校长40余年。
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分任校务常委，共同负责联大工作。1938年 7月，他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1946年 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 7月，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解放前夕，他拒绝蒋介石多次“催请”，不去台湾。盛赞新中国及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1950年 5月，从重庆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张伯苓是位爱国教育家。他认为国家的不振和民族灾难之深重,在于愚、弱、贫、散、私“五病”,为痛矫时弊，育才强国,曾为南开制定“允公允能”校训,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他仿学日本和美国的教育制度，并实行教育改革计划：①重视体育训练；②注重学习科学知识，强调联系实际；③鼓励学生成立社团，开展各种课外活动；④提倡团体精神，树立优良校风；⑤注意道德教育，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张伯苓主张学生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提倡研究学术和生动活泼的学习，鼓励学生发展特长。南开大学曾专门通过《特材生办法案》，对优秀生“特别优长之门类，宜设法使之尽量发展”，并用各种方式奖掖优秀学生。
南开向以体育著称。张伯苓指出，提倡体育不仅在于培养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不仅在技术之专长,而在体德之兼进；不仅在学校，尤重在全社会体育蔚然成风。他积极倡导和组织全国体育活动，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总裁判，率领中国体育代表队参加国际比赛。
他十分注意学校的用人和效率。聘请教职员均注意严谨选择，无论中学或大学，都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教学骨干。他们教学严格认真，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在张伯苓领导下，南开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办事效率高，有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并制定“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方针，多方听取师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
张伯苓勇于进取和创新，对南开教育几次实行改革。他从多年的办学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照搬外国教育不联系本国实际的严重弊端，明确提出“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1928年他主持制订《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规定“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并先后成立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大量社会经济调查工作,编辑物价指数、工人生活费指数等,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郑致光 梁吉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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