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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国团(1937-1968) : 乒乓球运动员。运动健将。广东中山人。生于香港。1957年入广州体院学习。1959年获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1961年在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中，是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主力队员。1963年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教练，带领中国女队在第二十八届世乒赛中首次夺得世界女子团体冠军。两次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并两次立特等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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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男子乒乓球运动员。1937年8月10日生于香港。广东省中山县南屏乡(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从小喜爱乒乓球运动。十五岁时即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957年，二十岁时从香港回来，同年进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8年被选入广东省乒乓球队，同年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随后被选为国家集训队队员。他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变化多，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并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他运用战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的技术风格，就是在总结了它的技术经验之后，由原来的“快、准、狠”，发展为“快、准、狠、变”。1959年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先后战胜各国乒坛名将，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1961年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做出了重要贡献。1964年后他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在他和其他教练员的指导下，中国女队在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1958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1961年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4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来杰出运动员之一。
1956年容国团以2∶0击败来港访问的世界乒乓球团体冠军日本队的主力队员荻村伊智朗。次年，他代表工联乒乓球队参加全港比赛，一举夺得了男子单打、双打和男子团体三项冠军。这一年他随父亲回广州定居，考进广州体育学院。1958年他代表广州参加全国九城市乒乓球锦标赛，获全国男子单打冠军。在技术方法上，容国团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成功地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入选国家队后，苦心练就了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并很快形成了“快、准、狠、变”的技术风格。1959年3月，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西德多特蒙德拉举行。容国团在男子单打中，最后与九获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争夺桂冠。针对西多肥胖的身材，他发球长短兼施，配合拉侧上旋，把拉杀的角度加大，在先输一局情况下连胜三局，战胜西多。容国团的名字第一次刻在圣•勃莱德杯上，为中华乒坛健儿首获世界冠军者。 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上，中国队在3∶4的不利情况下，容国团淌下了眼泪。女队员丘钟惠见了就问他，他回答说已负了两局，随即激动地说：“人生难得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他振奋精神，挥拍上阵，力挫素有“凶猛雄狮”之称的日本队员星野，以5∶3战胜日本队而首次问鼎斯韦思林杯，为我国立下战功。从此“人生难得几回搏”这句名言便流传开了。
十年动乱中，容国团遭受诬陷，被扣上“特务嫌疑”等帽子，于1968年6月含冤自尽时，年仅31岁，遗一女儿。1978年，国家体委为容国团恢复名誉。1987年在容国团的家乡珠海市建立一座容国团铜像。
忆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张五常
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整整三十年。没有哪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这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小房间作为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我有时在那里闭目让单马，仿效着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那样去剥削一下那工会的会员)。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糊里糊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赶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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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男子乒乓球运动员。1937年8月10日生于香港。籍贯中山县南屏乡(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从小喜爱乒乓球运动。十五岁时即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957年，二十岁时从香港回来，同年进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8年被选入广东省乒乓球队，同年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随后被选为国家集训队队员。他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变化多，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并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他运用战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的技术风格，就是在总结了他的技术经验之后，由原来的“快、准、狠”，发展为“快、准、狠、变”。1959年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先后战胜各国乒坛名将，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1961年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做出了重要贡献。1964年后他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在他和其他教练员的指导下，中国女队在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1958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1961年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4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来杰出运动员之一。
1956年容国团以2∶0击败来港访问的世界乒乓球团体冠军日本队的主力队员荻村伊智朗。次年，他代表工联乒乓球队参加全港比赛，一举夺得了男子单打、双打和男子团体三项冠军。这一年他随父亲回广州定居，考进广州体育学院。1958年他代表广州参加全国九城市乒乓球锦标赛，获全国男子单打冠军。在技术方法上，容国团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成功地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入选国家队后，苦心练就了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并很快形成了“快、准、狠、变”的技术风格。1959年3月，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西德多特蒙德拉举行。容国团在男子单打中，最后与九获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争夺桂冠。针对西多肥胖的身材，他发球长短兼施，配合拉侧上旋，把拉杀的角度加大，在先输一局情况下连胜三局，战胜西多。容国团的名字第一次刻在圣•勃莱德杯上，为中华乒坛健儿首获世界冠军者。 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上，中国队在3∶4的不利情况下，容国团淌下了眼泪。女队员丘钟惠见了就问他，他回答说已负了两局，随即激动地说：“人生难得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他振奋精神，挥拍上阵，力挫素有“凶猛雄狮”之称的日本队员星野，以5∶3战胜日本队而首次问鼎斯韦思林杯，为我国立下战功。从此“人生难得几回搏”这句名言便流传开了。
十年动乱中，容国团遭受诬陷，被扣上“特务嫌疑”等帽子，于1968年6月含冤自尽时，年仅31岁，遗一女儿。1978年，国家体委为容国团恢复名誉。1987年在容国团的家乡珠海市建立一座容国团铜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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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夺得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1961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容国团为中国第一次获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4年，容国团担任中国乒乓球队女队的教练员，在他和其它教练员的指导下，中国女队夺得敢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子团体冠军。
国家体委为了表彰容国团对中国乒乓球运动所作的贡献，曾于1961年和1964年，两次给他记特等功，多次授予他荣誉奖章和奖状。
容国团-个人影响
容国团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中华体坛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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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作者：张五常
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整整三十年。没有哪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这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小房间作为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我有时在那里闭目让单马，仿效着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那样去剥削一下那工会的会员)。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容国团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糊里糊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容国团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赶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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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历史学家在临终前忧心忡忡地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恶性断裂。其全部后果，将持久地影响中国至少几十年……
一个人，当他选择离开人间而到另一个冥冥世界去的时候，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那对亲人的怀恋，对往昔美好岁月的追忆，以及对眼前世界的倦怠，各种错综复杂的感情，都会在心中像潮水般汹涌。
1968年6月20日，从国家体委大楼里走出了一位年青人，他刚刚参加完批判大会，满脸愁云，双眉紧蹙，一双大眼似乎心不在焉地扫视着前方，这种异样的表情并没引起人们的留意。因为那时，这绝望、憔悴的面孔，在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见到。
他，拖着像灌满了铅的腿、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里。他留恋地看着这个刚建立三年的温暖的小家。他眷恋贤慧的妻子，疼爱不满两岁的女儿，更牵挂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父亲。他知道，自己就这样走了，会给家庭带来臬的巨大的悲怆！
但，他是个男子汉，又有着十分执拗的个性，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义无反顾地 下去。他颤巍巍地拿起了笔，用泪、用血，用生命写下了临别的心声：
“我历史清白！”
“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他着重地把遗书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又装进了一条尼龙绳……
妻子黄委珍回来了。她知道丈夫心情不好，政治风云变幻，她已做好准备，一旦他被拘留，自己也要前去和丈夫一起过“牛棚”生活。她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把晚饭端到丈夫面前，一同吃起来。
“今天的会有什么新情况？”妻子看了看丈夫的脸色问。
“还不是老样子，总免不了要揪我。”丈夫眼里闪动着愤懑的光泽。
“你怕什么，事实总是事实。”妻子像往日一样抚慰着。
“恐怕，恐怕以后没什么干头了……”丈夫神色黯然。
妻子要开会去了。他欲言又止地望着妻子，眼神中蕴含着深情、哀伤和歉疚。因为他决定“远行”了。
他走了。走向遥远的“天国”。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也是一个非凡的人－－他为中华民族体育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是我国体育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容国团，你这响亮的名字，曾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容国团，你不该匆匆离开你热爱的球台，不该离开你心爱的亲人，更不该舍弃你的青春与生命。走上这一步，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是他意志薄弱?
对于一位名人之死，人们总是想把来龙去脉弄清楚，这也是对历史负责任。在那特殊的时代，在众多受凌辱的人中，为什么他偏偏要以死抗争呢?
可惜，在人离世前，不会像摄像机一样在大脑皮层留下记录。而那个年月也太黑暗了，别世的人，留下的遗书也只能是经过筛选又筛选的话，因为他们还要考虑到尽量少株连自己的亲属，他们甚至不能像革命先烈那样，在公开的敌人面前，痛快淋漓地倾诉自己的愤恨。
在人们印像中，大凡寻短见的都是意志薄弱者。其实也不尽然。一个从各国强手的密林中冲杀出来的人，一个代表中国率先登上世界冠军奖台的人，必然有着超人的意志和品格。
容国团是从苦难中崛起的。在五十年代初，在还谈不上繁荣的香港，他十三岁便因生活困难而退学。因肺病折磨得瘦骨伶仃的他，打过杂，搬运过又脏又腥的鱼。在老板的喝斥声中，他没有半点的媚骨。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时刻，16岁的容国团兴奋地参加了一场庆祝国庆的乒乓球表演赛。鱼行老板暴跳如霄，向容国团发出了警告：“你马上给我写悔过书！”容国团毫不示弱地回答：“爱国无罪，不能写悔过书。”老板再度紧逼：“你要考虑后果。”容国团更是斩钉截铁：“人头落地也不写!”
他果真辞退了工作。鱼行老板自知赌注下错了。他并不看中容国团的力气，他是为自己的球会少了根台柱子而后悔。老板不得不反过来加薪，求容国团去球会打球。容国团不是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人。他一口回绝：“不去！给多少钱也不去，我人穷志不穷。”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