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测量学家、天文测量学家。江苏常熟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大地测量工程师文凭。1937年及1939年先后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测量学院特许工程师文凭和工学博士学位。武汉测绘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测绘学会理事长。毕生致力于我国测绘教育事业，是我国大地天文学的奠基人，并在提高天文方位角测定精度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组建、发展我国的测绘教育和测绘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夏坚白先生1903年11月20日（农历十月初二）生于江苏省常熟县吴市乡，1977年10月27日卒于湖北武汉。
夏坚白先生是中国当代测绘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当代大地测量学家，大地测量学奠基人，原武汉测绘学院首任院长。夏坚白先生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已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上海解放后任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成立，夏坚白先生首批当选为自然科学学部中生物地质学部委员，在荣膺这一称号的172名科学家中，他是我国测绘界第一位学部委员。他力主创建我国每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府和中国测绘学会，并受命担任武汉测绘学院第三筹委会副主任、首任院长和中国测绘学会筹委会主任委员和副理事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测量制图组副组长。他还历任上海各界代表会议代表、上海市首届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市中苏友协常务理事、市科学技术协会理事；湖北省科学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科技协会委员、武汉市中苏友协理事、武汉市首届人大代表。他还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科学文教工作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武汉分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负笈留欧 探求救国之道
夏先生出身于农民家庭，童年时代在家乡读了3年私塾和3年小学。从1921年2月起4年时间里相继在上海公学、中国公学和浦东中学学习，1925年7月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同年10月考取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1929年7月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应用天文学助教。1934年8月他和王之卓、陈永龄、董锺林等26人考取第二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攻读测量。1935年7月4人都取得该院特许工程师文凭（d、i、c）。同年8月上述前3人联袂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测量系学习，董锺林转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学习测量。1937年7月，3人均获该校特许工程师文凭，继而攻读大地测量学博士学位。1939年8月夏坚白获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在德国柏林konrad出版。当时祖国正遭受日军蹂躏，战火连天，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毅然决然远渡重洋，先后回归，倾其所学，和全国同胞一起抗战救亡，报效祖国。
初展测绘事业鸿图
1939年10月，夏先生回国，到抗战大后方任同济大学测量系副教授、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副研究员，后任同济大学教授。1934年被聘为中央测量学校教授兼教育处长，他不计待遇微薄，为了振兴测绘事业欣然应聘，凭他个人的才华和魄力，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教育改革，将原有的三角测量、航空摄影测量、地形测量、制图4个专业改成大地测量、航空摄影测量、地形测量、制图和测绘仪器制造5个专业，将大专体制的学校改成高等军事测绘学校，并对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进行大胆改革，做到既重理论、又重实践，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改革考试制度，对他本人所授的课程——实用天文和测量平差法，先口试后笔试，全面了解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和工作能力，不断改进教学。在短短的三四年间，他就为国家迅速培养出一大批合格的高级测绘人才。
1946年10月夏先生被调到南京任测量局二处处长，研究管理全国各省测量局测绘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事宜，并主管地图编制、印刷和出版。1947年2月到1948年2月兼任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讲授实用天文学。
渴望光明 振兴同济
1948年7月，上海同济大学聘请夏先生任测量系教授，兼任教务长，同年12月任校长。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启发下，他毅然冲破国民党特务的胁迫，在解放前夕，自己不仅不离开上海，还劝说叶雪安等著名测绘专家不去台湾，掩护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等人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为新中国保护了珍贵的人才。
上海解放前夕，夏先生担任同济大学应变组织主任委员，以校长身份保护全校师生员工，组织大家护校护产和储粮，使同济大学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夏坚白担任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他为发展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更加不遗余力，力图将同济大学建成由医、工、理、文、法5个学院组成的综合性大学，并附设职业学校。遴聘知名学者和教授充实师资队伍。同时领导全校进行课程改革和院系调整，将同济大学改造成全国知名的土建类大学。嗣后，为贯彻苏联教育体制，结合国情而进行了教学改革。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到教学计划和教学法等都有在改革之列。
积极呼吁 建立新中国测绘管理和事业体制
解放后，夏先生深感测绘事业对国家各项建设都起着重要作用，测绘事业为能适应各方面的需要，除自身不断提高和创新外，还应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他特约方俊教授一起去拜访他的良师益友、科学家李四光，请李先生到中央人民政府任职后能为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多方呼吁。在夏先生和测绘界人士的不断呼吁下，测绘科学成为全国科技界公认的一门独立学科，得到了应有和重视。
李四光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久便批准夏先生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专司测量制图事宜。从此他参与了我国科学事业的许多重大决策，发挥了智慧和才干，使我国测绘科学事业日新月异向前发展。他呼吁说：“仅有总参测绘总局是不够的，国家应设立管理全国经济建设的测绘业务部门——国家测绘总局，以加强对全国测绘事业的规划和管理，加快全国基本测绘工作。另一方面，需要迅速成立测绘学院，大量培养各种测绘技术人员和高级测绘人才。”在夏先生和各方面的呼吁和建议之下，中央经过研究，195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国家测绘总局。同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武汉测绘学院。另外，夏先生认为，还必须有测绘研究所和测绘学术团体，这样才能形成发展测绘科学事业完整的体制，才能应对测绘科学事业面临的各种新的挑战。因而他呼吁恢复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大地测量组（即现今的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这一问题1950年9月得到解决。这个所对我国的重力测量、地球形状理论，固体潮和海潮论及大地天文测量学方面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随之，他又积极发起筹备成立中国测绘学会，1956年7月中国测绘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夏先生任主任委员。1959年2月中国测绘学会正式成立。至此，我国的测绘体制才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
呕心沥血 创建武汉测绘学院
1955年1月，夏先生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测绘教育经验交流座谈会。会上，他带头倡议“集中全国高等院校测绘专业及其教师、图书、仪器和设备，创建一所专业齐全的测绘学院，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并以会议的名义起草通过了建议报告。是年6月，即获国务院批准，任命夏坚白为筹委会副主任（高等教育部工业教育司司长唐守愚兼主任），具体领导筹建武汉测绘学院，要求建校工作在1956年8月完成，1956年9月1日新建学院开学。
自武汉测绘学院诞生之日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夏先生一直担任院长，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建设和发展学院上，用他的话说：“一心要将学字办得不仅在中国有名气，而且在世界上也要有名气。”“一、适应祖国的需要，培养大批合格的工程师；二、开展科学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学院诞生后，夏先生特远赴外地亲自登门邀聘测绘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增强师资力量。组织交流教学经验，以提高教学质量。他要求青年教师订出进修计划，学院为之创造条件，定期考核。要求青年教师关注当今科技发展与测绘科技发展的关系，吸收新理论，新技术。他觉得测绘科学离不开计算机技术，应开此新课。随之，特派青年教师到上海、北京有关学校学习电子计算机。接着，他特地聘请苏联大地测量和航空摄影测量专家来校担任顾问和讲学，后又请物理大地测量专家前来讲学。在学生中则加强了政治思想、纪律品德、理想前途、尊师爱校等教育。
建校初期，学院仅设3个系4个专业，到1957年分为工程测量、航空摄影测量、天文大地测量和制图学4个系。同年增设函授部，并创办《武汉测绘学院学报》。1958年又增设测量仪器制造系和中专部。建校不到1年即举办了第一次学生科学报告会和教师科学研究讨论会。1959年增设了无线电技术、计算技术两个专业，1960年又增设计算数学专业。
奋力著述 积极开展测绘科研
夏先生在数十年教育生涯中，注重科学实践，他身体力行，无论炎夏寒冬，经常观测天文数据至深夜。这种踏实的科研作风，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为广大师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开创了敬业乐群求是创新的校风。
夏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便潜心于测绘科学的学习和研究。1929年起他撰著《应用天文学》，书中所有的实力都是他亲自实践的结果，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天体测量学教材，1933年出版。继之与陈永龄合著《养路工程学》，1935年出版，书中实例也是他利用几个寒暑假考察我国6条主要铁路而得到的。
夏坚白、陈永龄、王之卓3位先生于1939年秋回国后，深感测量学教材及参考书籍缺乏，为解决此问题，相互联系约定合编一套测量专业大学丛书。最先合编的《测量平差法》一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们3人合著的大学丛书《航空摄影测量学》，195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们3人合著的大学丛书《大地测量学》，1953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们3人合著的大学丛书《实用天文学》。这套书到解放后陆陆续续出全，弥补了我国测绘教材的奇缺，推动了新中国测绘教育和测绘事业的发展，深受广大测绘工作者的喜爱。
1963年由夏先生领导和主持编著的《大地天文学》上、下册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大地天文学著作，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既是一部好教材，也是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有了这部书，教学和生产的质量得到显著提高。1965年由夏先生主持编著的《全能经纬仪t4的检验与应用》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全能经纬仪t4的著作，书的内容密切结合我国大地天文测量工作要求，不仅指导大地天文测量工作怎么做，而且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此书是夏先生等的科研的成果，内容称得上独特、实用，是《大地天文学》的姊妹篇。这两本著作，深为大地天文测量人员所喜爱，对提高我国大地天文测量作业人员的业务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1961年，夏先生承担了国家科研项目《天文方位角测定精度研究》。1963年秋冬两季夏先生亲自率领十多人赴湖北襄樊进行天文方位角观测实验，历时5个月，完成天文方位角400个双测回。那时，夏先生已年逾花甲，还不辞辛劳，攀登崇山峻岭，指导天文观测，实在感人。1965年完成项目的计算和分析工作，同年10月，由他主持在实验基础上写成的《1963年天文方位角测定精度研究报告》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夏先生利用点滴时间自学俄文，很快和李春生合译了苏联勃拉日哥所著《实用天文学教程》，1954年出版。在他带动下，同济全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翻译教材的高潮。他组织全校翻译俄文教材70余种。其中他直接主持集体翻译了奥尔洛夫著《测量学教程》上、下册，拉宾诺维奇著《大地测量控制网的建立原理》上、下册，萨卡托夫著《高等测量学教程》，戈卢比亚特尼科夫著《地质测量与普查方法指南》等等，并先后出版。20世纪60年代初，当他得知德国科学名著《测量全书》再版后，立刻倡议翻译出版，并率先组织集体译出其中第四卷第二分册——《球面和椭圆体面上的大地测量》，1966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1970年10月武汉测绘学院被撤销。他到华中师范大学英语教材组编写英文教材。在很困难的环境下，他为了我国测绘事业今后的发展，毅然于1972年7月向华中师大领导写报告，以表达自己的心愿。报告中这样写道：“我再三考虑之后，决定利用业余时间，继续钻研测绘专业”“我时常想，今天和明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测绘的要求将是很多很大的”“读书的目标有两个：了解当前国际上整个测绘科技的发展情况，学习大地测量学方面的新技术”“测量是一门古老的科技，它永远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今天我们应该及时的编写出中国体系的、适应当前需要的书”。他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可以公开钻研测绘业务了，可以研究国外测绘文献资料了。他自费购买、预订国内影印的外国测绘期刊，来满足自己求知的需要。在华中师大和湖北省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夏先生组成了卫星大地测量研究组，华中师大还提供办公室，为讨论和研究创造了条件。为了很好的开展卫星大地测量研究，夏先生提出组内必须派人到北京、紫金山、上海、陕西天文台，天津纬度站和中科院天文仪器厂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有关资料，以便进行以后的研究工作。
卫星大地测量研究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夏先生的论文《卫星大地测量问题——卫星大地测量基本原理及应用》，刊登在华中师大《科技资料》1973年第二期专辑上。随后他又组织人员编译英文专著《卫星大地测量学概论》（1978）、德文专著《卫星大地测量方法》（1980）。他夜以继日地翻译校对，期望这两本书能早日问世。这两本书是我国较早的有关空间大地测量理论和新技术的译著，至今仍有学习参考价值。他说：“要编写结合中国实际反映伟大祖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新成就的自成体系的《大地天文学》和《标准时间系统》两部专著。”可惜，不久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
1956年春夏之交，夏先生参加制定《1956—1967年国家最重要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十二年科学规划），其中确定“测量制图新技术的研究和中国基本地图的绘制”为中心课题之一，包括项目有：青藏高原测量和成图技术的研究试验、国家大地图集的编制、大地测量法式的制定、各种测量基准的建立、天文大地网的整体平差计算和地球形状的研究、一些主要测绘仪器的研制等。
1962年12月，夏先生参加制定《1963年—1972年测量与制图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十年科学规划），内容包括大地、航测、地图制图、工测、仪器等专业共16个中心问题，66个重要项目，使我国测绘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有了明确方向。
在上述两个规划的贯彻执行中，夏先生参加了首先要进行的工作之一：在1957—1959年期间制定《中国大地测量规范细则和法式》。
1956年7月中国测绘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他随即组织开展学术活动和国内外的测绘学术交流活动，藉以了解国内外测绘科技的发展趋势，再根据我国测绘科技现代化的需要，提出新的课题，使各测绘专业赶超世界水平有了明确方向。之后，中国测绘学会与国际上的许多测绘协会和学会取得了密切联系和合作。这对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夏先生尽力推动我国测绘科技与教育的国际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1956年9月他代表中科院出席匈牙利科学院测量学术会议，并考察了莫斯科测量制图学院。1957年10月参加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苏联莫斯科各学术团体和机关。夏先生是该团测绘顾问，参与中苏合作会谈，其中有共同研究“测量、制图新技术的研究”项目。同年11月，夏先生还代表武汉测绘学院和中国测绘学会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苏、朝、越、蒙5国测绘科技会议。各国代表团在会上共提交28篇论文，其中我国有18篇。夏先生组织武汉测绘学院向会议提交了5篇论文。会议期间举办了中国测绘科技展览。会后又邀请各国代表团访问武汉测绘学院，进一步扩大了武汉测绘学院的影响。他逐步把武测带到国际学术界，使武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力陈已见 呼吁恢复测绘体制
文化大革命中武测撤销，夏先生为测绘事业后继无人深感不安。他从国外最新测绘期刊文献中得知，国外测绘科技的发展突飞猛进。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执著的事业心使他毅然决定为恢复我国测绘体制上书中央。1972年，夏先生先在湖北省委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慷慨陈词，呼吁恢复我国的测绘体制。与会者无不为之动情，表示支持。会后，新华社驻武汉记者据此写了内部参考呈送中央。他又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简述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与被撤销的情况，陈述测绘科学之重要，并列举各国测绘科研、教育机构的设置与变迁，当前世界测绘科技发展及新技术应用情况，进而提出我国应该重视发展测绘科技的意见，最后向周总理建议：一、恢复武汉测绘学院，以期承担测绘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研究工作的展开。二、恢复两个测绘科学研究所，从事测绘业务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以期适应我国国民经济的需要，并为测绘学科的长远发展建立牢固的基础。三、为了便于全国测绘业务的统一筹划，实施管理和测绘人员的统一使用，以及明确不同时期的测绘学科不同的研究和发展方向，藉以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请及时恢复国家测绘总局。
夏先生担心此信周总理难以收到，又给郭沫若副委员长写了内容相同的信，请他转报周总理。后来得知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将出席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部分高等学校座谈会，即给周培源写信，请他在会上提出：“在高等院校内恢复设置测绘专业及有关研究所，并增设必要的测绘新技术专业，以便培养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测绘人才，从事测绘业务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信中夏先生再次呼吁恢复国家测绘总局、武汉测绘学院和两个测绘研究所，请他多多予以支持。
1973年初，夏先生利用寒假将建议信件抄成多份，准备找各种机会送呈给周总理。亲友们都为之担心，夏先生则说：“目前国家测绘事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解决”“我已是古稀之躯，别无所求，为测绘事业之恢复愿献出余生”。同年春节刚过，夏先生借出差北京的机会，见到了周培源、竺可桢、吴有训等中科院副院长，请他们将自己的建议信转给周总理，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在夏先生等人和各方面的建议下，由于实际的需要，1973年3月6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作了调整测绘部门体制问题的批示。5月23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通知：“重建国家测绘总局和两个测绘科学研究所，重建武汉测绘学院。”规定重建后的武测“实行湖北省和国家测绘总局双重领导，其筹建工作由湖北省负责。”
1973年8月，武测重建领导小组成立，国家测绘总局重建小组负责人鲁突随即召集武测重建小组成员商讨了重建学院事宜。夏先生喜闻此讯，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他仍为重建武测奔忙，劝说不少被遣散而离开武汉的教师回武测工作，劝回了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
1974年4月，夏先生回到了重建后的武测，立刻建议学校开展卫星大地测量理论与新技术研究。他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在这片被荒芜的园地里继续辛勤耕耘，直至去世。
作为我国当代测绘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大地测量学奠基人，我国优秀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教育家，夏先生在发展中国当代测绘科学事业，创建中国测绘体制（国家测绘总局、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汉测绘学院）等方面，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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