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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徵鎰 (1916— )，號白兼，別名白堅。1916年出生在江西九江，祖籍安徽歙縣，寄籍江蘇儀徵，從小在揚州長大。 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著名的、具有國際聲譽的植物學家，植物區係研究的權威學者，從事植物科學研究已逾60年，專長植物分類地理學和藥用植物學。193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本科，1940－1942年入北京大學理科研究所攻讀研究生，師從北大生物係主任張景鉞教授。張景鉞教授是我國植物形態學和植物係統學的開拓者。吳徵鎰1950年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1979年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1958年任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長，1979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昆明分院院長。後曾任雲南省科委副主任，雲南省科協主席。現任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譽所長兼研究員，《中國植物志》（中、英文版）主編。他自1980年後任美國植物學會終身外籍會員，瑞典植物地理學會名譽會員，前蘇聯植物學會通迅會員。1997年當選世界自然保護協會iscn理事。2008年1月8日，吳徵鎰院士獲得了2007年度國傢最高科學技術奬。
吳徵鎰院士自1936年起從事植物學諸多領域的研究，先後去過除非洲之外的四大洲觀察植物。多次組織領導了全國、特別是雲南植物資源的調查，並指出植物的有胩物質的形成與植物種原分佈區及形成歷史有一定相關性，對以上各學科的造詣日深，提出了指導植物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的理論，並在實踐中得到證實。迄今為止，己發表140多篇各類論文，並主編或編寫了數10部學術專著。他在植物分類研究中，發現並發表了1300個以上新分類群（植物亞科、族、組等新等級不下10個，新屬10個），在國際植物分類學研究領域中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吳徵鎰院士70多年來專心從事以中國植物為中心的東亞植被和區係研究，潛心研究生物多樣性，編著了大量寶貴文獻，為人類認識自然，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鑒於他對中國和世界植物學和其它有關研究領域作出的偉大貢獻，於1999年榮獲號稱世界園藝諾貝爾奬的日本花卉緑地博鑒會紀仿協會“考斯莫斯國際奬”（internationnal cosmos prize 1999）,成為世界第7位，亞洲第2位獲得該奬的學者。
吳徵鎰院士的兄長分別是著名醫學家吳徵鑒院士和著名物理化學家吳徵鎧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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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說出每一種植物的名字、瞭解每一種植物的習性，那麽吳徵鎰一定是其中一個。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聽懂每一種植物的語言、理解每一種植物的情感，吳徵鎰也是其中一個。
吳徵鎰，這位一生與草木打交道的科學家，憑藉他對我國和世界植物學研究的傑出貢獻，在92歲高齡之際登上了國傢最高科學技術奬的領奬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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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吳徵鎰是在他位於昆明的傢中。身體的原因讓這位92歲的老人幾乎已經足不出戶。
吳徵鎰傢所在的這個居民小區草木扶疏，很多人傢的陽臺上都種了漂亮的花草。可這位一生研究植物的科學家傢裏卻什麽植物也沒有種。
那些花草樹葉都清清楚楚地記在他的腦子裏、心裏。
“現在我的身體不行了，做不了什麽事情了。我搞了一輩子植物學研究，仍感到學無止境。”這位老科學家說。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這句古話說的是要盡力探索草木的本源。吳徵鎰院士曾親筆書寫了這八個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場邊的一塊石頭上。
他經常對年輕人講述這八個字的意義，這也正是他一生的寫照。
吳徵鎰和植物打交道，第一位啓蒙老師竟是傢裏的後花園。那時纔五六歲的他最愛去花園裏玩耍，千姿百態的花草樹木讓他領略到大自然的神奇。長大些開始讀書了，吳徵鎰最愛讀的書是傢裏收藏的一本清代人撰寫的《植物名實圖考》。他對着這本書的圖譜，去花園裏認識那些以前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樂在其中。
人們哪會想到，就是這個小時候喜歡琢磨花花草草的孩子，後來竟成了中國發現和命名植物最多的大植物學家。
從懵懂孩童到耄耋老者，吳徵鎰一輩子沉浸在他鐘愛的植物學研究中，踐行着“極命草木”的精神。
他參與組織領導《中國植物志》的編纂，為中國960萬平方公裏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葉建立了戶口本。他在這部歷時45年完成的植物學巨著中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完成了全套著作2／3以上的編研任務，並重點完成了一些大科、難科的研究。
在70多年的植物分類研究中，他定名和參與定名的植物分類群有1766個，涵蓋94科334屬，是中國發現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為代表的三代中國植物分類學家改變了中國植物主要由外國人命名的歷史。
他全面而係統地回答了中國種子植物的組成和來竜去脈問題，提出了中國植物區係的熱帶親緣等創新觀點。他對植物分佈區類型的劃分及其歷史來源的論述，是植物學、生態學領域的經典篇目。
他在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提出了諸多前瞻性和戰略性的設想和建議。1956年他率先嚮國傢提出在中國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建議，提出了在雲南建立24個自然保護區的規劃和具體方案。1999年，他又提出了建立國傢“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設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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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吳徵鎰到英國考察，來到大英博物館。英國人安排請中國植物學家鑒定清朝時期駐華的英國大使在中國採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鑒定的標本。
吳徵鎰用放大鏡認真觀察了標本，然後用流利的英語說出了每一種植物的拉丁學名，它們的科、屬、種、地理分佈、曾經記錄過的文獻、資源開發的意義等等。他對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記憶力，令英國人贊嘆不已。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所長李德銖告訴記者，由於對植物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廣博知識，吳徵鎰被稱為中國植物的“活詞典”。
這樣的贊譽來自於吳徵鎰對植物學研究的熱愛和數十年的潛心積纍。不管是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中，還是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的艱難，或是在動蕩的“文革”時期，他從來沒有放棄過植物學研究。
在西南聯大任職期間，他在茅草房裏創建了一間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標本室，這個極為簡陋的標本室竟然擁有兩萬多號標本；他在雲南進行了大量的科考調查，和幾個年輕教師一起在昆明郊區的一個土地廟裏自畫自刻自印，歷時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圖譜》。
他還用了整整10年時間，抄錄和整理了我國高等植物各種屬的文獻記載，以及這些植物的分佈，完成了一套3萬多張的中國植物卡片，成為後來《中國植物志》最基本的資料之一。
二十世紀70年代，他在“牛棚”中完成了《新華本草綱要》的初稿，對當時中草藥名物混亂的情況進行了大量校訂，為我國中草藥的規範化、科學化和走嚮世界奠定了基礎。
“他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植物學家之一，是一位對中國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廣博知識的真正學者。”一位美國科學院院士這樣評價吳徵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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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很多科學研究一樣，植物學研究離不開野外考察。吳徵鎰以花甲之齡，仍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喜馬拉雅山的雪峰上留下了他的足跡，塔什庫爾幹沙漠裏的仙人掌與他說着衹有他纔懂的語言。
植物王國雲南更是吳徵鎰考察最頻繁的地區。雲南的紅土地讓這位植物學家吃了不少苦頭，因為吳徵鎰長了一雙平腳板，走路不穩，經常摔跟頭。
“大傢給他送了個雅號叫‘摔跤冠軍’，但是他滿不在乎，因為摔跤還給他帶來過意外收穫。”昆明植物所原所長周俊院士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在文山考察，吳徵鎰在密林中摔了一跤，當他坐在地上的時候發現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細一看就認出是“錫杖蘭”，這是中國植物分佈的新記錄。
在考察的基礎上，吳徵鎰主編完成了《西藏植物志》《雲南植物志》等地區植物志，還主持或參與了《中國種子植物數據庫》《中國高等植物圖鑒》等編寫工作。這些積纍和研究為現在生物多樣性、植物資源開發利用、分子進化與係統發育學等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吳徵鎰先後參加和主持了《全國植被區劃》《中國植被》《中國植物志》等大型專著的編寫工作。
和吳徵鎰一起工作過的人都說，吳老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學問的科學家。他經常告誡年輕人不要總是“浮在上面”，要踏踏實實做學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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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耄耋之年，吳徵鎰仍在關註着我國植物學研究的動態，與國內外有關植物學家保持着密切聯繫，經常與身邊的助手、學生交流信息。
“這一年多來，他的眼睛不行了，耳朵背，行動不便，但他仍堅持每天工作3個小時。”他的秘書楊雲珊說。
2007年，他在91歲高齡的時候應邀出任《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主編。吳徵鎰憑藉數十年積纍列出了1300多種有價值的參考書目。他還憑驚人的記憶力，對史籍中提到的各種植物進行正本清源，並一一標註拉丁文學名。
當得知自己獲得了國傢最高科技奬的時候，這位一生淡泊名利的老科學家說：“我的工作是大傢齊心協力做的居多，今天個人得到國傢如此重大的褒奬，我衹能盡有生之力，多帶一些年輕人，帶他們走到科學研究 的正路上。我的能力有限，年輕的科學工作者一定要後來居上，我願意把我的肩膀給大傢做墊腳石。”
92歲的吳徵鎰，愛着每一片緑葉，他的生命之樹也因此而常青！
中國植物的“活詞典”
——吳徵鎰
2008年1月8日上午10時，人民大會堂，2007年度國傢科學技術奬勵大會。萬衆矚目的2007年度國傢最高科技奬“花”落兩傢，其中一位便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譽所長吳徵鎰。
這位老人一生研究植物，可傢裏卻什麽植物也沒有種——他把植物都裝在自己的大腦裏了。在中國植物學家中，吳徵鎰是發現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吳徵鎰定名和參與定名的植物分類群就有1766個，涵蓋94科334屬，其中新屬22個。以他為代表的3代中國植物分類學家改變了中國植物主要由外國人命名的歷史。
共80126册的《中國植物志》是中國首部植被專著，記載了301科、3409屬、31155種植物。
為花木建立“戶口簿”
吳徵鎰在世界科學界被稱為中國植物的“活詞典”。這種贊譽來自於吳徵鎰對植物學研究的熱愛和數十年的潛心積纍。多年來，吳徵鎰有個習慣，就是他總是隨身攜帶着一部照相機，走到哪裏，拍到哪裏，就算是看上去很尋常的花草樹木，也會仔細地拍攝下來。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資料室的一角，放置着植物學家們常年積纍的中國植物卡片，其中，有3萬多張是吳徵鎰1938年到1948年這10年間製作的。拉丁學名、發表時間、文章名、發現者、標本號和模式標本照片……一張巴掌大的卡片上，吳徵鎰用自成一體的“蠅頭小楷”工整地將各個植物的資料記錄得詳詳細細。在西南聯大生物係任教的時候，吳徵鎰在茅草房裏創建了一間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標本室，這個極為簡陋的標本室竟然擁有兩萬多號標本。
解放初期，吳徵鎰纔30多歲，就已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從事植物學研究的同時他還兼着行政職務，有時開會會間休息10分鐘，他還去標本室看標本。晚上電話比較多，他有時候就把電話擱一邊，專心做研究。即使在“文革”中受衝擊等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吳徵鎰也沒有放棄對植物的研究工作。那時候，吳徵鎰被剝奪了工作權，而在他被強迫去昆明郊區黑竜潭田間勞動的時候，白天，他在鋤地時記下看到的各種植物，晚上回到小屋後就趕緊悄悄寫出來、歸類，就這樣完成了9萬字的《昆明黑竜潭地區田間雜草名錄》。
共80126册的《中國植物志》是中國首部植被專著，全套著作共5000萬字，並有5000餘幅圖版，記載了301科、3409屬、31155種植物。可以說，該書為中國960萬平方公裏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葉建立了“戶口簿”，基本摸清了中國植物的傢底。《中國植物志》工作於1959年啓動，2004年全部書稿編輯完成出版，歷時45年，吳徵鎰全程參與、領導，完成了全套著作約三分之二以上的編輯、研究任務。
1988年，吳徵鎰代表《中國植物志》編委會與美國科學院院士peterh.raven博士簽訂了《中國植物志》英文修訂版《floraof china》，吳徵鎰任中方主編。目前，該書進展順利，已完成全書25捲的過半數。《floraof china》的出版在國際植物界産生了重要影響，是中國植物走嚮世界極為關鍵的一步，提高了中國植物學研究在國際上的水平和地位。
2006年，90歲高齡的吳徵鎰率領弟子着手整理研究我國清代著名的植物學專著《植物名實圖考》及其《長編》，開啓了中國植物考據學研究的新篇。2007年1月，91歲高齡的吳徵鎰又接受中華大典主編任繼愈的委托，擔任國傢編纂的《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主編，並且兼任《植物學分典》主編。此時，吳徵鎰的眼疾已經很嚴重了，傢人反對他參與這項繁重的工作，但是吳徵鎰說，“我不做，誰來做？”吳徵鎰說，衹要有生之年，他都要工作下去，他最後一項工作就是希望把《中華大典》的《生物學典》能夠編完。
有一次，吳徵鎰考察雲南文山西疇植物，在密林裏跌了一跤坐到了地上，突然看見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在手上仔細察看……
摔跤“摔”出的新紀錄
與很多科學研究一樣，植物學研究離不開多種環境下的野外考察。世界五大洲，吳徵鎰走過了除非洲以外的四大洲。吳徵鎰花甲之齡時還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足跡留在了喜馬拉雅山的雪峰和塔什庫爾幹的沙漠裏。80歲高齡時，吳徵鎰還去臺灣考察植物。走遍了全國所有省市，讓他最難
忘懷的是西藏之行:“當我們從唐古拉山下來時，天空是那樣透明、那樣藍，背後是雪山，前面是大草原，沼澤地裏牛羊成群。心胸頓時開闊，什麽勞累、什麽煩惱都沒有了，非常非常痛快。”1974年，吳徵鎰從“牛棚”解放出來。為獲得第一手資料，兩年之中，他兩次進藏，前後行程兩萬多公裏。
西雙版納是雲南植物種類最多的地方，也是吳徵鎰學術考察最頻繁的地方。每逢雨季，熱帶雨林的紅土地一片泥濘，吳徵鎰是平腳板，又因他有“衹顧眼前不顧腳下”的習慣而吃盡苦頭，在紅泥巴路上不知滑了多少跤，全身糊滿紅泥。因此，大傢送了吳徵鎰“摔跤冠軍”的雅號。有一次，吳徵鎰考察雲南文山西疇植物，在密林裏跌了一跤坐到了地上，同行的人都為他捏着一把汗，擔心他跌傷了。吳徵鎰卻不急於起來，左顧右盼，突然看見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在手上仔細察看，認出是錫杖蘭。有了“重大發現”，吳徵鎰對大傢說:“這裏有個植物，是中國的新紀錄。”
創新，是吳徵鎰科學研究的主綫。他科學地劃分了中國植物屬和科的分佈區類型並闡明了其歷史來源，形成了獨創性的區係地理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他闡述了中國種子植物的組成和來竜去脈，提出中國植物區係的熱帶親緣，完成了中國植物區係區劃和植被區劃，為植物資源保護、農林區劃和國土整治提供了科學依據。在對全球植物區係進行綜合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東亞應成為獨立的植物區，即“東亞植物區”，修改了世界陸地植物分區係統。為我國植物區係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創新貢獻。他的學術生涯被認為是現代植物學在中國本土化和中國植物學走嚮世界的縮影。
1999年，吳徵鎰榮獲號稱“世界園藝諾貝爾奬”的日本花卉緑地博覽會紀念協會“考斯莫斯國際奬”，成為世界第7位、亞洲第2位、中國首位獲得該奬的學者，受到國際社會的極大關註，為祖國爭得了榮譽。
研究植物的最終目的是保護和利用植物資源。吳徵鎰是植物的“揭秘者”，也是植物資源的“保護神”、“開發者”。
植物的揭秘者和保護者
早在1956年，吳徵鎰便前瞻性、戰略性地嚮國傢提出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倡議。1958年，他與壽振黃先生又具體提出在雲南建立24個自然保護區的規劃和方案，其規劃和方案逐步得到落實，上個世紀80年代雲南第一個自然保護區———南滾河自然保護區建立。截至2006年底，全國共建立各種類型、不同級別的自然保護區2395個。自然保護區的建立，對於保護中國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
建國之初，吳徵鎰負責橡膠宜林地的考察，與其他幾位專傢共同解决了中國橡膠種植的一些關鍵技術難題，使國傢急需而緊缺的戰略物資得到緩解。他提出的“植物有用物質形成與植物物種分佈區及其形成歷史相關聯”的觀點，推動了中國植物資源的尋找、開發利用以及引種馴化等工作。
中草藥是中華文明的瑰寶，吳徵鎰很早便涉足中草藥研究領域，並提出中草藥的保護利用。抗戰時期，吳徵鎰在雲南進行了大量的科考調查，於1945年完成了《滇南本草圖譜》。“文革”期間，被關在“牛棚”裏的吳徵鎰偶然得到一本“赤腳醫生”使用的中草藥小册子，感到很高興，就請朋友們幫他收集這種小册子。那幾年裏，他一邊在“牛棚”燒開水，一邊摘抄小册子上的內容，憑着自己驚人的記憶力，把新中國的中藥、草藥5000多種，按低等嚮高等的演化次序編出了詳細的目錄。並把植物名稱和中草藥名稱統一起來，在古代醫書及植物學有關書籍的記載中進行考證。在考證中，他發現了很多名不見經傳、或在經傳中已經失傳的中草藥植物。1983至1988年，吳徵鎰組織了3個研究所的力量集體編著出版了《新華本草綱要》(上、中、下册)，計2278頁，含植物藥(由菌藻至種子植物)約6000種。此專著為繁榮中華醫學寶庫，使中草藥規範化、科學化並且走嚮世界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99年8月，吳徵鎰懷着對中國生物科學發展的深謀遠慮，給朱閒基總理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議:“十分有必要盡快建立雲南野生種質資源庫，對其中有近期開發價值的野生種質資源進行遺傳背景的分析研究，提取dna進行分類保存，在此基礎上進行合理開發。”該設想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學術界的普遍認同。2004年，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被列入國傢重大科學工程建設計劃。“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
源庫”已於2007年竣工投入使用。該庫的建立，使中國生物研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為中國的生物學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並對國民經濟建設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
吳徵鎰一直對植物學研究情有獨鐘，去雲南研究植物是他青年時期便立下的宏願。
後半生落戶“植物王國”
追溯起與雲南的情緣，吳徵鎰的思緒回到了戰火中的青年時代。
吳徵鎰在清華大學生物係學習時，師從吳韞珍教授。他在大學的成績也非常好。1937年畢業前，吳徵鎰參加了西北考察團，後因北京淪陷衹好返回揚州。在家乡一所學校教了一天書，吳徵鎰就接到恩師吳韞珍的通知，要他到昆明新組建的西南聯大任助教，教授生物學。在昆明，吳徵鎰平時主要是教書，帶着學生到昆明附近的名勝寺廟采標本實習。假期裏，他隨步行團把昆明四周都走遍了。吳徵鎰被紅土高原的山山水水、豐富的植物種類和復雜多樣的植被景觀所吸引。多次實地考察，年輕的吳徵鎰在學識上有了長足的進步，也立下了立足雲南、放眼中國甚至世界植物的宏圖大願。
吳徵鎰既是學者，又是老革命。吳徵鎰很早就投身進步學生運動。他入高中不久，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接着又是“一二八”抗戰，吳徵鎰愛國心奮起，在揚州四鄉奔走宣傳抗日。1945年，吳徵鎰在聞一多的介紹下加入民盟。1946年2月，吳徵鎰在雲南大學標本室，宣誓加入中國共産黨。
解放前夕，吳徵鎰按照黨的指示致力於清華教職員讀書會活動。每遇聲援和簽名活動，他就出入於周培源、朱自清、湯佩鬆等著名教授傢中徵求簽名。當年，《抗議美國扶植日本並拒絶領取美援面粉聲明》曾在全國引起轟動。當年在聲明上簽名響應的有上百人，簽名者第1排第1位即是朱自清先生，而第3排第11位就是吳徵鎰。據吳徵鎰回憶，1946年時，朱自清任清華大學中文係主任，他與吳徵鎰同住清華園圖書館北面的一個院子。“我們常常用家乡話聊天。”吳徵鎰回憶說，當時徵集簽名，朱自清教授先簽了，吳徵鎰也毫不猶豫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1949年6月，吳徵鎰任北京市軍管會高教處副處長。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成立，錢崇澍、童第周、俞德瀎、侯學煜……一位位科學家們被吳徵鎰請出山，新中國的植物學研究逐步走上正軌。12月份，吳徵鎰任中國科學院(機關)黨支部首任書記。1950年，他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第1批學部委員(中科院院士)。在旁人眼裏，具有老革命資歷的吳徵鎰似乎可以走一條仕進之途，擔任更重要的管理職務。可是，吳徵鎰一直對植物學研究情有獨鐘，去雲南研究植物是他青年時期便立下的宏願。1958年夏天，吳徵鎰偕夫人段金玉毅然帶着剛7歲的兒子和5歲多的女兒，乘小飛機到達雲南，籌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為學無他，爭千秋勿爭一日。”這是吳徵鎰送給學生的一句教誨，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嚴謹治學的寫照。到90歲以後，吳徵鎰每天上午工作兩個小時，下午工作1個小時，而且1周工作6天以上。一旦工作起來，吳徵鎰總忘記了自己是個高齡老人。有時醫護人員為了他的健康，在他投入工作時進行勸阻，他要麽裝着聽不見，逼急了就發一點脾氣；可工作一做完，他又笑着和醫護人員打招呼，像什麽事都沒發生。這個“不服老”的老人，讓醫護人員也沒辦法。
其實吳徵鎰是個非常溫和的老人。傢人或者學生有做得不對的地方，吳徵鎰從來不會責怪，每回都是輕聲細語講道理。從1995年起便擔任吳徵鎰秘書的楊雲珊說，吳老的脾氣不是一般的好，自己在他身邊工作的12年裏沒有看過他發一次脾氣。
對於一位90多歲的老人來說，吳徵鎰的身體還算是不錯。“主機尚未壞，零件多不靈”，吳徵鎰常這樣風趣地表述自己的身體現狀，說自己到了“多病所需唯藥物”的老年境界。“人生有限，我把我有限的時間有一份力發一份力，有一分光發一分光。”這或許可以作為吳徵鎰對衆多評價的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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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Zhengyi
吳徵鎰
白兼，別名白堅。中國植物分類、植物地理學家。1916年 6月13日生於江蘇揚州市。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生物係，畢業後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等校任助教、教員至1946年（其中1942～1946年曾兼任中國醫藥研究所研究員）。1946～1949年任清華大學講師。1950年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1954年起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後（1979）又當選為主席團成員。1958年任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長。1979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昆明分院院長。
自1936年起從事植物分類學和植物地理學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1964年在北京科學討論會上,宣讀了《中國植物區係的熱帶親緣》一文，並獲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一等奬，該文在充分分析了中國高等植物約3000個屬的分佈區類型之後，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即：“中國植物區係與東南亞植物,特別是印度支那半島區係之間,有一個較長的和更相似的歷史背景。在北緯20°～40°之間的中國南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區，是植物最富於特有古老科、屬的地區。這些從第三紀古熱帶植物區係傳下來的成分，可能是東亞植物區係的核心，而這一地區正是這一區係的搖籃，它也許甚至是北美和歐洲植物區係的發源地。”這一見解在《中國自然地理──植物地理（Ⅰ）》(1983)一書中得到進一步論證和發揮，明確指出中國植物區係有3大歷史成分,即古南大陸的、古北極的和古地中海的，而中國西南部則是這些區係成分發生和發展的關鍵地區。從1956年起他還致力於中國植被分類、分區問題的研究，並聯繫到區係分區上來，主編出版了《中國植被》(1980)一書。
自1944年以來的40年間，曾發表30餘篇論文和10餘部專著,如:《雲南熱帶、亞熱帶植物區係的初步報告》(1957、1965)；《論中國植物區係的分區問題》(1979)；《唇形科的進化和分佈》(1982)；《通過統計植物地理分析資料論西藏植物區係的起源、發展和區劃》(1981)；《論太平洋各大洲洲際分佈的意義》（1983）；《論橫斷山地區植物區係及其意義》(1988)；《中國植物志》(1977～ )；《雲南植物志》(1979～ )；《西藏植物志》(1983～1987)等。迄今他已發現了新屬 8個，新種400個以上。
自1975年起任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雲南省植物學會理事長、《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副主任，1987年任主編。1980年當選為美國植物學會的終身外籍會員，1981年當選為瑞典皇傢植物地理學會的名譽會員。1986年又當選為雲南省科學技術協會第三屆委員會主席。
（陳介 馬毓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