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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
作者: 徐志耕 Xu Zhigeng
资料来源:江苏文艺出版社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者攻破南就,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遭难者达三十万人。这三十万中国人排起来,可以从南京连到杭州;这三十万中国人的血,凝起来有一千二百吨。然而,日本至今尚有人根本上否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尚有人著书撰书为侵略者开脱罪现。而我们国内尚无一部较全面、较完整地反映这一事件的著作。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从纪实文学方面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饱蘸国人的血泪、历史的风烟,以详尽的事实和资料,将这一事件的始未告诉给读者。
南京大屠杀 The Rape of Nanking
作者: 张纯如 Iris Chang
南京大屠杀
  原书名为《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II
  
  作者从三个方面解读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是听取了当年亲历事件的日本人的证言;二是记录作为大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中国人的回忆;三是挖掘出当时置身“国际安全区”的外国人的记录。张纯如首次发现的《拉贝日记》,已成为记述“南京大屠杀”的著名历史档案。
  纯如走了,但她发现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与《南京暴行》一道,成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张纯如在1997年以英文写成《南京大屠杀》,2005年译成中文版出版,10年后其日文版终于出版,这是一个“对纯如在天之灵的安慰”。
  纯如最喜欢的座右铭是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名言:忘记历史的人将重蹈历史覆辙。“只有吸取历史教训,才能有未来的和平,”
  
  以下是部分书摘:
  导言
  位历史学家估算,如果南京城死难者手拉手连在一起,其长度可以从南京延伸到杭州城,横跨的距离为两百公里。他们流出的鲜血重量达到1200吨,他们的试题可以装满2500节铁路车厢,把他们的尸体一个个堆砌在一起,可以和74层大楼相比高。
  --吴志铿的估计。(圣何塞《麦哥里新闻》1988年1月号)
  
  敲响的宣布死亡钟声——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城市所敲响的,便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时期所敲响的数字。(大不列颠失去了总共61000位公民,法国失去108000人,比利时市区101000人,荷兰也失去了242000人。)有的人仔细琢磨,飞机轰炸应该是做这种集体消灭事情上,最为可怕的工具;然而,即使是战争中最猛烈的空中袭击,也没有超过大屠杀给南京带来的灾难,在南京死亡的人数似乎比英国对德累斯顿轰炸以及随后到来的火海中丧生的人数更多。(当时国际上认可的数字是225000,但如今更为客观的统计数字认为,德累斯顿案例死亡60000人,伤残至少也有30000人。)确实,在南京死难的人⑥,无论我们采用最保守的数字260000人,还是最高的数字350000人,当想到南京的死难人数大大超过美军轰炸东京的死难者(估计为80000到120000人)、甚至超过超过1945年中在广岛和长崎两次敲响丧钟加起来的数量(估计分别为140,000与70,000人)
  关于广岛及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死亡人数,参见理查德罗德著《原子弹的制造》,第734、740页,罗德宣称,在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中,大约有14万人死于广岛,7万人死于长崎。不仅如此,因为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疾病使死亡在继续,在五年后,广岛总共有20万人死亡,长崎有14万人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五年后两个城市的死亡人数之和,也少于对南京暴行中死难人数的最高估计。
  
  一种答案都会引发一个新的问题,而且我现在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一罪行的受害人不曾呼喊着要求争议。也许他们确实呼喊过,那为什么他们的痛苦不曾被认可?事情很快便让我弄清楚了,沉默帘子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甚至美国,都因为某些深深植入二战的原因,要对这一事件的被历史性忽略负责。在1949年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华民国”也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如同以色列要求德国那样),因为这两家政府竞相要求和日本贸易,并取得对方政治上的承认。而至于美国,面对苏联与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威胁,为寻求其过去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也不曾提起此事。于是乎,冷战的紧张态势,许可日本逃脱了许多猛烈的鉴定性检查,而日本战时的盟国们却被迫经受过。
  
  除此之外,日本国内的高度压抑气氛,也不许可公开和学术性地,讨论南京大屠杀,进而获取对事件的认知。在日本,表述对中日战争的真实见解,会受到——也将继续受到——丢掉饭碗、甚至丢掉性命的威胁(1990年,日本的一名枪手,开枪打中了长崎市市长的胸部,只因为他说日本天皇裕仁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一定的责任)。这种普遍觉察到的恐惧感,使得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访问日本,去查阅档案,实施他们对此题目的研究;我在南京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少允许他们的学者去日本旅行,因为唯恐危害到学者们的人身安全。在这种环境下,日本岛国之外的人们,想要获得南京大屠杀原始档案资料,那是非常困难的。另外,许多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退伍老兵,也不愿意就他们的这份经历接受采访;虽然近年来也有少数人不怕受排斥,不怕死亡威胁,将他们的故事公诸于世。
  
  第一章 走向大屠杀之路
  世纪20年代,日本军队中年轻的激进分子就不断地论证军事扩张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陆军中校桥本欣五郎在他那本《致青年人》的书中写道:
  要想从人口过剩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移民,打人国际市场,和领土扩张。第一扇门,即移民,已由于其它国家的反日移民政策而对我们关闭,第二扇门……由于关税壁垒和废除通商条约而正在关闭。当三扇门中的两扇门拒绝让日本通行时,日本应该怎么办?
  
  第二章 六个星期滔天罪恶
  东史郎实在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不与敌人战斗到死。当他发现俘虏的人数超过捕捉者的人数的时候,他对中国人的鄙视加深了。
  
  第三章 南京的陷落
  四天失守之谜
  一。空军被蒋带走了。
  二。先进的通讯设备也被带走了。
  三。军队不是来自同一地区,相互间语言沟通有困难。
  四。这些士兵大多从未握过枪杆子。
  五。中国士兵没有团结一致协同作战的观念。指挥官之间的表现不比士兵好一些,他们相互都不信任。
  
  第四章 六周暴行纪实
  在日军穿过南京城门的时候,那些但凡有点钱、有点权或有点先见之明的人早已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大约原来人口的一半离开了这里:战前南京本地居民超过100万,但12月减到大约50万。然而,这个城市却充斥着成千上万的乡下人,他们离开乡下到城里来,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城墙的保护下是安全的。那些在军队撤退后还留在城里的人实际上是最无能力保护他们自己的人:孩子,老人,以及那些太穷或身体太弱而无法安全逃出城去的人。
  即使怀疑论者把太田的交待当作一纸谎言而不予理睬,人们也必须记住,就算没有他的估计,南京关于掩埋尸体的记录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大屠杀中死亡的总数至少在20万人。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记录中发现的法庭证据材料(见下表)证实了孙的研究。把慈善机构估计的掩埋尸体的数字(后来孙的论文中提到)和由其他个人提供的数字(孙的论文没有提到)加在一起,法庭判断约26万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数字并没有包括日本人掩埋的中国死亡者的数字,如果加上这个数字,那么死亡人数将达30万或40万之多。
  南京日本大屠杀受难者人教估计
  崇善堂................................................ 112,266
  红十字会.............................................. 43,071
  下关区.................................................26, 100
  鲁甦先生的陈述.........................................57,400
  于、张、杨先生的陈述...................................7,000或更多
  吴先生的陈述...........................................2,000或更多
  根据无名遇害者墓的记载................................ 3,000或更多
  共计(约计)...........................................260,000
  资料来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法庭证据文件,第1702号文件,第134盒,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犯罪档案集,第14项,第238组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
  近年来其他学者支持孙宅巍的研究,并相信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死亡总数可能超过30万人的理由。例如,南伊利诺伊大学名誉历史教授吴天成在他的论文“让全世界都了解南京大屠杀”中,估计南京陷落前的城市人口大约是63万,他承认这个数字远不是精确的,但可能相当接近实际数字。他准备了详细的有关南京人口编年史数字的研究资料,并对这些数字进行了仔细考察,然后他断定,在这场大屠杀中的死亡总数超过30万人——或者是34万人,其中19万人被集体屠杀,其余15万人分别遇害。
  如果蒋介石不下达那个无意义的在紧要关头撤离南京的命令,而是坚持抗战到最后一个人去保卫这座城市,那么南京城的命运将会有所不同。对这种说法我们也必须再次小心慎重。正面的对抗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有更好的装备,受过更好的训练,他们早晚会打败中国的部队。但是一场长期持久的运用游击战术的斗争将挫败日军的士气,并激昂中国军队的斗志。即使没有别的作用,这种战略战术也将使更多的日军在与中国人的战斗中被消灭,而且只有勇猛的抵抗才能打掉他们对中国士兵的狂妄骄横之气。
  
  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在此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英勇行动是如此之多(他们的日记长达数千页),以至于在这里无法叔述他们的所有事迹。基于这个原因,在记述整个安全区委员会的功绩之前,我决定先专门谈谈3个人的活动——一名德国商人,一名美国外科医生及一名美国传教士。从表面上看来,他们实在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人。
  也许在南京暴行这段历史中脱颖而出而又最富吸引力的人物就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一位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传奇首领,他保全了成千上万个中国人的性命。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一名德国公民——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从1996年开始,我对约翰·拉贝的生平进行了一番调查,并最终发现了拉贝和其他纳粹党人在暴行期间保存下来的数千页日记。这些日记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约翰·拉贝是“中国的奥斯卡·辛德勒”。
   南京城唯一的外科医生
  南京城的外科医生都撤离了南京,只有罗伯特·威尔逊先生留了下来,这并不奇怪,他出生在这里,井在这里度过童年时代,南京在他心目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随着局势的恶化,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减少了。中国医生和护士们加入了成千上万南京居民向西迁移的行列,逃离南京,威尔逊竭力劝阻他的同事们要留下来,并坚持认为,南京陷落以后在戒严法的保护之下,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危险。然而最终他未能说服他们。到12月的第一个周末,金陵大学医院里仅剩下3名医生:罗伯特·威尔赴,C· S·持里默和一名中国医生。城中的另一位美国外科医生理查德·布雷迪也因他的小女儿在牯岭病重而离开南京,这样威尔逊就成为唯一的一位每小时都要做一例截肢手术的外科医生。“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他在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是这座被战争破坏的大城市中唯一的外科医生。”
  
  威康明娜·沃特林(大多数人叫她明妮·沃特林)在日军占领之前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及院长,南京大屠杀开始后的几周里,留在城中的西方妇女屈指可数,沃特林便是其中之一。许多年后人们都会记得她,不仅因为她为保护数千名妇女儿童免遭日军欺辱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而且因为她所保留下来的日记尤为珍贵。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日记最终会像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样为世人承认,其重要性在于它阐释了在战争大劫难期间一名见证者的精神。
  南京的暴行使沃特林身体非常疲乏,但她每天都要经受的精神折磨远比其休力上的消耗更为糟糕。“唉,上帝,请扼制今晚南京城日本兵的残酷兽行……”她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日本妇女知道了这些可怕故事的真相,她们将会多么地羞耻和惭愧。”
  在如此之大的压力下,沃特林仍然打起精神去安慰别人,并争取重新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这是多么的不寻常啊。当一个老太太到金陵学院的红十字会食堂要一碗米粥时,得知粥已经没有,沃特林立刻把自己正在喝的粥给了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会失败的。中国将不会灭亡。”另一次,当她看见一个男孩戴着一个标有日本象征的图案——正在升起的太阳的袖章以保证安全时,沃特林指责他说:“你不需要戴这个有太阳图案的袖章。你是一个中国人,而且你的国家还没亡。你应该记住戴这个袖章的日子,你永远也不应该忘记。”沃特林一而再地鼓励校园内的中国难民千万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中国还没有灭亡,”她告诉他们,“中国将永远不会灭亡。而日本注定最终将失败。”
  
  ——安全区最终安置了20万到30万名难民——几乎占了留在城里的人口的一半。
  根据后来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可看出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统计数字。有一半的原南京居民在屠杀前离开了南京。而大约一半留下的人(南京陷落时,60万到70万中国难民、当地居民和士兵中的35万人)被杀。
  “如果说在大屠杀最猖狂时有一半南京人口逃入了安全区,那么另一半人——几乎是每一个未能进入安全区的人——大概都惨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第六章 世界知道些什么
  据观察家估计,日本人损坏的公共财产按1939年的美元计算,总共约8.36亿美元,而私人财产损失至少1·36亿美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日本军队拿走的无可替代的文物的价值。
  
  第七章 日军占领下的南京
  几年之内南京便从废墟中站了起来。1938年春天,人们开始冒险回到这个城市。有些人回来查看损失情况,有些人回来找工作,因为他们的钱已经花完,还有一些人看看情况是否足够安全,能把他们全家迂回。南京重建开始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很快地便把更多的人吸引回来,不久之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就参加到向南京迁移的人流中。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人口翻了一番,从1938年3月的25万一30万人增至1939年12月的57.6万人以上。虽然尚未达到这个城市在1936年的100万人口的水平。到了1942年人口达到了最高点约70万,并在战争持续期间稳定在这一水平上。
  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生活远谈不上愉快。但很多人逐渐相信征服者将留下来,一种屈服的情绪在这座城市蔓延开来。偶尔有一些地下的反抗--间或有人跑进坐满日本军官的戏院,扔一颗炸弹。但一般来说,这类造反是零星的和罕有的,大多数反抗日本人的敌意的表示是非暴力的,例如反对日本人的招贴、传单和在墙上的涂画。
  
  第八章 审判日来临
  更添混乱的是学者之间关于征服世界的日本的帝国阴谋是否曾经存在的争论。人们相信,在1927年远东会议期间,首相田中义一曾向天皇呈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称为“田中备忘录”
  (即《田中奏折》。--译注),据说概括了当时日本的野心。报告断言:“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业也。”
  如今,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份报告是伪造的,可能是从俄国人那里传出来的。但是,1929年9月这份备忘录第一次在北京出现的时候,它使很多人相信,日本侵略中国是其征服全球的、计划周全的阴谋的一部分。田中备忘录的英文本后来在上海的报纸上以英文刊出,而且甚至激发了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影片《太阳血》。在影片中,詹姆斯·卡格尼为了拯救世界企图偷取日本的总计划。如今,田中备忘录仍大大地左右着世界的想象力: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田中备忘录是可信的,而中国的百科全书、辞典,以及英文报纸和电讯社文章继续把备忘录作史实引用。
  当前,没有一个有声望的日本历史学家相信日本有一个征服世界的预谋。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国家行政机构的混乱状况进行的调查表明,这样一个密谋是不可能的:日本的陆军憎恨海军;在东京的最高司令部不知道在满洲的关东军在干什么,等到知道已为时太晚;外交部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是冷淡到守口如瓶。
  然而,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裕仁一定知道南京暴行的事。(赫伯特·比克斯个人认为,"裕仁可能不知道"是"难以置信”的。)首先,它是世界报社的头版新闻。其次,他自己的弟弟该会告诉他骇人听闻的细节。1943年,裕仁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曾在日本皇军侵华远征军的南京司令部当过一年参谋,他在那里听一个年轻军官说过用中国俘虏作刺刀练习的活靶以训练新兵。这名军官告诉亲王,"这样能帮他们提高胆量"。惊骇万分的三笠宫把这种练习描述为“真是一个恐怖的场面,只能叫作大屠杀”。“出于要结束战争的强烈愿望”,亲王发给年轻的参谋们一份调查表,征询他们对战争的意见;准备一次演讲,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并写了一份报告:《一个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反省》。这篇文章被认是有争议的和危险的,但因为三笠宫有皇族血统,他没有因为写了它而受到惩罚。后来,日本军方没收并销毁了多数的文本,但有一份幸存下来,最后在国家议会档案馆收藏的缩微胶片中发现。
  
  第九章 幸存者的命运
  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中,不只一人认为,在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之后,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当许多曾经蹂躏南京人民的日本人从日本政府领取全部养老金和其他津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受难者却默默地忍受贫穷、耻辱,或是漫长的身心痛苦。
  这种正义的颠倒是伴随着冷战开始的。美国起初打算在日本推行民主,清除日本卷入战争的领导人的统治。但是战后的苏联违背了其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占领了波兰和德国的部分领土。当东欧共产主义的“铁幕”降临之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击败了蒋介石,并迫使其政府撤退到台湾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有100万朝鲜人、25万中国人和3.4万名美国人死去。由于中国、苏联和北朝鲜成为美国新的战后敌人,美国突然把日本当作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基于此,华盛顿决定保持一个稳定的日本政府,以挑战亚洲的共产主义力量。美国几乎完全保留了日本战前的官僚体系,并允许许多战犯逍遥法外。就这样,当纳粹制度被推翻,大量的纳粹战犯被捕获并带上法庭的时候,许多日本战时高级官员却重新大权在握,如日中天。在1957年,日本的一位曾被囚禁的甲级战犯竟然被选作首相(指1957年被任为首相的岸信介。--编注)。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却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在冷战期间,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南京处于一种与国际社会相隔离的状态。在几十年里,中国政府不仅断绝了同西方的来往,还驱逐了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曾作为南京安全区负责人员拯救了很多中国人生命的外国人。
  国际人权律师卡伦·帕克认为,虽然中国多次发表对日本人宽宏友善的声明,但从未与日本签订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行索取国家赔偿的协定。另外,帕克还指出,即使签订一个这样的协定,但根据不容否定法的原则,该协定也不能侵犯作为个人的中国人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但是,我在南京遇见的幸存者大多不知道国际法的这些错综复杂之处,而是认为已经剥夺了他们索赔的权利。一个男人在南京暴行中几乎被活活烧死,他告诉我,当他听到中国原谅日本罪行的谣言时,禁不住痛哭失声。
  同样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曾经组织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的命运。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帮助南京的中国人,但他们从未从生活和后人那里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还没有一本描写这些被遗忘的二战英雄的著名图书,当然也没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强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的影片。他们的精神主要藏在从柏林到美国森尼韦尔的档案和阁楼中--由于他们曾像活菩萨一样拯救过南京,他们的精神也为中国的幸存者们铭记在心。
  在多数南京的幸存者知道安全区的领导人做过的事,但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后来的遭际。一些这样的外国人后来备受羞辱,被逐出中国,回到祖国后又遭到审讯和隔离,身心都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有人甚至绝望自杀。当我在中国谈话的幸存者听到这些时,他们十分痛苦。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莱因哈特担心向世界公开这些日记的影响。她认为这些日记会成为破坏中日关系的炸弹,在我的催促下,也是在为联合国工作的曾担任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主席的邵子平先生的催促下,莱因哈特决定将日记公开。她用了15个小时将日记影印出来。邵子平担心日本右翼分子会闯进莱因哈特家,毁掉日记或是用重金买走原件,固就很快把莱因哈特及其丈夫用飞机送到纽约。在纽约,日记的副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捐给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该日记首先在《纽约时报》披露。之后,在1996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59周年,彼得·詹宁斯又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有线新闻广播公司及其他世界媒介组织做了报道。
  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日记价值的看法完全一致。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该日记是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过的更具结论性的证据,同时,这是一份从纳粹分子的角度写出的东西,更令人感到意味深长。拉贝的记述增加了美国关于这场大屠杀的报道的真实性,不仅是因为一位纳粹缺乏编造南京暴行的动机,更是因为在拉贝记录中,将美国人日记从英文译出的内容与原文一字不差。在中国,学者们在《人民日报》上声明,拉贝的日记印证了中国很多现存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史教授威廉·柯比告诉《纽约时报》:“这是一份扣人心弦、令人压抑的纪实资料,细致地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冲突。它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使人们将重新审视南京的暴行,通过它,人们能够了解每一天的事情,为早已广为人知的南京暴行再增加100到200个故事。”
  日本的历史学家们也声明了拉贝日记的重要性。宇都宫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在《朝日新闻》上声明:"这份报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出自一个日本盟友的德国人之手,还在于拉贝曾将这份报告呈交希特勒,以使其了解南京发生的暴行。拉贝曾是纳粹党在南京的副主席,他恳求日本盟友的最高领导希特勒干涉这次大规模的屠杀。干叶大学的日本现代史教授秦郁彦补充说:“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一个自己的祖国同日本是盟国的德国人客观地描述了南京的暴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文件,它的价值超过了美国传教士的证词。当时,德国正对站在日本还是中国一边举棋不定。但是,里宾特洛甫(纳粹战犯,1938年起任德国外交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注)就任外交部长促进了德国与日本结盟。在这样紧要时刻,拉贝还试图让希特勒了解南京的暴行,拉贝的勇气实在令人敬佩。”
  
  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今天,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或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有哪一个孩子没有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一个孩子没有读过年轻的安妮·弗兰克在集中营里悲惨遭遇的故事片断呢?的确,至少在美国,大部分学生都受到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毁灭性后果的教育。但是,如果去问多数美国人--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包括受到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他们是否知道南京的暴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对60年前南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一位著名的政府的历史学家告诉我,在她读研究生期间,这个题目从未被提起过。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律师很羞愧地告诉我,她甚至不知道中国与日本之间曾发生过战争,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的了解仅限于珍珠港和广岛。这种无知甚至也存在于亚裔美国人之中。一位妇女曾问我:“南京?是什么,是一个朝代?"从中可以看她也少得可怜的地理和历史知识。
  60年前曾是美国报纸头版消息的事件,现在看起来已经消失了。好莱坞从未制作过一部关于这场屠杀的主流影片--即使这一事件包含着与《辛德勒的名单》相似的戏剧成份。另外,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也没有准备写这件事。
  在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后,我感到一阵恐惧:30万中国人被杀害的历史可能会消失,就像他们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消失一样;有一天,世界会真的相信日本政客的话,南京的暴行是一个骗局,是捏造出来的--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为写作本书,我强迫自己不仅深入研究历史,同时也研究历史的编写--去检验历史的力量,检验历史的制作过程。究竟是什么使某些事件留在历史之中,而让其他的归于乌有呢?具体地说,像南京的暴行这样的事件,是怎样从日本(以至世界)集体的记忆中消失的?
  
  结语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想象日本士兵和军官在何种心理下犯下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历史学家、目击者、幸哿者以及当年的作恶者自己都总结了是什么驱使日本皇军犯下这些赤裸裸的罪行。
  一些日本学者相信,中日战争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残暴行为是由一种叫“压迫的传导”现象造成的。据《隐藏的恐怖:在二战中的日本战争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说,日本现代军队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隐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军官兵中存在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会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侵占南京之前,日军对自己的士兵也长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为长官洗内衣,或是温顺地站着任由长官掴耳光,直至鲜血横流。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日本士兵时常受到的这些抽打,是来自长官的“爱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用“铁拳”加强的残暴纪律,则被叫做“爱之鞭”。
  人们常说,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对社会等级中更低微人们的生杀大权,常常会变成最残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来到海外后,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压抑的残暴突然得到了发泄。在外国领土或殖民地上,作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是最低级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过最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由此不难看出,长期被压抑的愤怒、仇恨和对权力的恐惧就是如此在南京爆发成无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长官施加的一切,那么中国人也必须接受他们选择的一切暴行。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消极的态度面对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人拒绝为他们在南京的罪行道歉,甚至拒绝承认发生过大屠杀,更有甚者,日本的极端分子还试图在世界历史中涂抹掉这一事件。要了解这种不公正的程度,人们只须比较一下日本和德国政府在战后的赔偿就一清二楚了。虽然仅金钱本身不能使死难者复生,也不能磨去幸存者痛苦的记忆,但至少可以说明罪孽的元凶究竟是谁。
  作为赔偿,德国政府已至少支付了880亿德国马克,还要在2005年赔偿200亿德国马克。如果把所有的赔款加在一起,包括个人受难者赔偿、财产损失赔偿、抚恤性赔偿、国家法定赔偿、特别问题最后赔偿,以及根据国际协定对以色列和16个其他国家战争损失的赔款,这些共计1240亿德国马克,折合600亿美元。日本人则几乎没有为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付出任何赔偿。有一个时期,就连瑞士都拿出数十亿美元补偿战争中受到损失的犹太人的帐户,而许多日本重要官员却继续相信(或是假装相信)他们的国家从未做过任何应当赔偿或是道歉的事。他们还诡辩说,他们的政府被指责所犯下的许多暴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些确凿的证据不过是中国人和其他辱没日本的人捏造出来的。
  今天,日本政府认为所有的战争赔偿事宜都已被1952年旧金山和平协定所解决了。但读一下这个协定就会发现,问题是要搁置到日本经济条件好转之后再进行解决。协定第五章14款规定:“日本应向各盟国进行赔偿已是共识。但是日本目前资源匮乏的情况也有目共睹,所以,须等其经济复苏,再向各国的所有损失和痛苦进行彻底的赔偿,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
  冷战时期最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日本不仅躲避了赔偿的责任,还从美国得到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使其从美国的敌对国成为经济强国和竞争者。现在,亚洲人民十分关注日本人中军国主义抬头的迹象。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帮助日本加强军事力量--这引起了许多曾多年遭受日本战争侵略的民族的警惕。菲律宾外交部长、普里策奖获得者、二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卡洛斯·罗慕洛说:"忽视历史的人更容易成为历史的受害者"。他对日本文化所激发的竞争性的民族精神有很深的理解:"日本人是一个执著的民族,也很有头脑。在二战末期,没人能想到日本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他们做到了。如果你给他们成为军事强国的机会--他们将真的会成为军事强国。"
  但冷战已经结束了,中国正从封闭走向开放,并迅速发展起来,其他曾在战争期间受到日本欺凌的亚洲国家也在世界经济竞技场中崛起,能够同日本相匹敌。在今后的几年里,人们会看到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积极的大跨步行动。美国社会正在更民主地融入亚洲人。与他们密集于科技领域听父辈们不同,年轻的华裔美国人和华裔加拿大人正迅速地扩大在法律、政治和新闻业中的影响--在北美历史上,亚洲人很少在这些领域涉足。
  从我开始写作本书到脱稿期间,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大大地增加了。在90年代,出现了大量关于南京暴行以及关于慰安妇、日本用战争受难者进行医学试验和其他有关暴行的小说、历史著作和报刊文章。旧金山的学校正计划将南京的暴行纳入课程表,华人地产商也已规划了建立中国屠杀纪念馆的蓝图。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美国政府已开始对社会活动家的要求作出反应,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面对战争的暴行。1996年12月3日,美国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战犯的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1997年4月,前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对新闻界说,日本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希望日本为其战争罪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的暴行成为一项提案,不久将会进入美国众议院。1997年春,议员们同人权活动家一道起草了一项提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虐待美国和其他国豪战俘,要求日本向战争受难者正式道歉和赔偿。
  当今一代的日本人正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们可以继续自欺欺人,把日本侵略战争当做“圣战”,而日本的战败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或者同本民族过去的残暴行径决裂,认清这样的事实:正是因为日本战败,它才无法将其可怕的“爱”施加到更多的人身上,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如果当代日本人不采取行动去坚持真相,历史就会给他们带来如同其先辈一样声名狼藉的危险。
  对于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不仅在法律上有责任,更在道义上有义务去承认。至少,日本政府应当向受难者发表声明正式道歉,并赔偿浩劫中的受难者。更重要的是,要将大屠杀的真相教育给将来的每一代日本公民。如果旱本还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合上自己历史上污迹斑斑的黑暗篇章的话,这些早就应该做到的工作对日本十分重要。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is a bestselling 1997 non-fiction book written by Iris Chang about the 1937–1938 Nanking Massacre, the massacre and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fter it captured Nanjing, then capital of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t documents the events, based on the author's research, leading up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the atrocities that were committed. The book also presents the view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not done enough to redress the atrocities. It is one of the first major English-language books to introduce the Nanking Massacre to Western and Eastern readers alike,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languages.
  The book was a source of fame for Chang but was also controversial; it has been praised as a work which "shows more clearly than any previous account just what [the Japanese] did", 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criticised as "seriously flawed" and "full of misinformation and harebrained explanations". It was received with both acclaim and criticism by the public and by academics. Chang's research on the book was credited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and Minnie Vautrin, both of whom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a designated area in Nanjing which protected Chinese civilians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The book prompted AOL executive Ted Leonsis to fund and produce Nanking, a 2007 documentary film about the Nanking Massacre, after he read it.
  
  Inspiration
  
  When Iris Chang was a child, she was told by her immigrant parents, who had escaped from China via Taiwan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World War II, that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the Japanese "sliced babies not just in half but in thirds and fourth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ape of Nanking, she wrote that throughout her childhood, the Nanking Massacre "remained buried in the back of [her] mind as a metaphor for unspeakable evil". When she searched the local public libraries in her school and found nothing, she wondered why nobody had written a book about it.
  The subject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entered Chang's life again almost two decades later when she learned of producers who had completed documentary films about it. One of the producers was Shao Tzuping, who helped produce Magee's Testament, a film which contains footage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itself, shot by the missionary John Magee. The other producer was Nancy Tong, who, together with Christine Choy, produced and co-directed 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a film containing a series of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citizens. Chang began talking to Shao and Tong, and soon she was connected to a network of activists who felt the need to document and publicize the Nanking Massacre. In December 1994, she attended a conference on the Nanking Massacre, held in Cupertino, California, and it was what she saw and heard at the conference that motivated her to write The Rape of Nanking. As she wrote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ook, while she was at the conference, she was "suddenly in a panic that this terrifying disrespect for death and dying, this reversion in human social evolution, would be reduced to a footnote of history, treated like a harmless glitch in a computer program that might or might not again cause a problem, unless someone forced the world to remember it".
  [edit]Research
  
  Chang spent two years on research for the book. She found that raw source materials were available in the US, contained in the diaries, films, and photographs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journalists, and military officers who were in Nanjing at the time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Additionally, she traveled to Nanjing to interview survivor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to read Chinese accounts and confessions by Japanese army veterans. Chang did not, however, conduct research in Japan, and this left her vulnerable to criticisms on how she portrayed modern Japan in the context of how it deals with its World War II past.
  Chang's research led her to make what on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rticle called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on the subject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in the forms of the diaries of two Westerners that were in Nanjing leading efforts to save lives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The first diary was that of John Rabe, a German Nazi Party member 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a demilitarized zone in Nanjing that Rabe and other Westerners set up to protect Chinese civilians. The other diary belonged to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Minnie Vautrin, who saved the lives of about 10,000 women and children when she provided them with shelter in Ginling College. The diaries documented the event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ir writers, and provided detailed accounts of atrocities that they saw, as well as information surround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Chang dubbed Rabe the "Oskar Schindler of Nanking" and Vautrin the "Anne Frank of Nanking". Rabe's diary is over 800 pages, and contains one of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t was published in 1998 by Random House as a book on its own, called 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Vautrin's diary recounts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on the Nanking Massacre; in it, an entry reads, "There probably is no crime that has not been committed in this city today." It was used as source material for a biographical book about Vautrin and her role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called 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 written by Hua-ling Hu.
  [edit]The book
  
  The Rape of Nanking is structured into three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uses a technique that Chang called "the Rashomon perspective" to narrate the event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at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the Chinese victims, and the Westerners who tried to help Chinese civilians. The second part was written on the postwar reaction to the massacre, especially the reaction of the American and European governments. The third part of the book is dedicated to examining the circumstances that, Chang believed, have kept knowledge of the massacre out of public consciousness decades after the war.
  [edit]Atrocities
  The book depicted in detail the killing, torture, and rape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Chang listed and described the kinds of torture that were visited upon the residents, including live burials, mutilation, "death by fire", "death by ice", and "death by dogs". Based on the testimony of a survivor of the massacre, Chang also described a killing contest amongst a group of Japanese soldiers to determine who could kill the fastest. On the rape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massacre, Chang wrote that "certainly it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mass rapes in world history." She estimated that the number of women raped ranged from twenty thousand to as many as eighty thousand, and stated that women from all classes were raped, including Buddhist nuns. Furthermore, rape occurred in all locations and at all hours, and women both very young and very old were raped. Not even pregnant women were spared, Chang wrote, and that after gang rape, Japanese soldiers "sometimes slashed open the bellies of pregnant women and ripped out the fetuses for amusement". Not all rape victims were women, according to the book, Chinese men were sodomized and forced to perform repulsive sexual acts. Some were forced to commit incest—fathers to rape their own daughters, brothers their sisters, sons their mothers.
  [edit]Death toll
  Chang wrote of the death toll estimates given by different sources; Chinese military specialist Liu Fang-chu proposed a figure of 430,000, officials at the Nanjing Massacre Memorial Hall and the procurator of the District Court of Nanjing in 1946 stated at least 300,000 were kill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MTFE) judges concluded that more than 260,000 people were killed, Japanese historian Fujiwara Akira approximated 200,000, John Rabe, who "never conducted a systematic count and left Nanking in February", estimated only 50,000 to 60,000, and Japanese author Ikuhiko Hata argued the number killed was between 38,000 and 42,000.
  The book discussed the research of historian Sun Zhaiwei of the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a 1990 paper entitled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the Nanking Population, Sun estimated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killed at 377,400. Using Chinese burial records, he calculated that the number dead exceeded the figure of 227,400. He then added estimates totaling 150,000 given by Japanese imperial army major Ohta Hisao in a confessional report about the Japanese army's disposal efforts of dead bodies, arriving at the sum of 377,400 dead.
  Chang wrote that there is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at the time, believed that the death toll may have been as high as 300,000. She cited a message that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Hirota Koki relayed to his contacts in Washington, DC in the first month of the massacre on January 17, 1938. The message acknowledged that "not less than three hundred thousand Chinese civilians [were] slaughtered, many cases in cold blood."
  [edit]Acclaim
  
  
  
  Second edition (1998) of the book.
  The Rape of Nanking sold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copies when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S, and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received general critical acclaim. Iris Chang became an instant celebrity in the US; she was awarded honorary degrees, invited to give lectures and to discuss the Nanking Massacre on shows such as Good Morning America, Nightline, and The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 and was profil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as well as featured on the cover of Reader's Digest. The book was on the 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 list for 10 weeks and sold more than 125,000 copies in four months. Hillary Clinton invited her to the White House, US historian Stephen Ambrose described her as "maybe the best young historian we’ve go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named her National Woman of the Year. The book's popularity prompted a lengthy book tour, with Chang visiting 65 cities in over a year and a half.
  The book received praise from news med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rote that it wa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is Chinese imperial city", and that Chang "skillfully excavated from oblivion the terrible events that took place". The Atlantic Monthly wrote that it was "a crushing indictment of the Japanese army's behavior". The Chicago Tribune wrote that it was "a powerful new work of history and moral inquiry" and that "Chang takes great care to establish an accurate accounting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violence."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wrote that it was a "compelling account of a horrendous episode that, until recently, has been largely forgotten", and that "animals do not behave the way the Japanese troops of the Imperial Army behaved."
  According to William C. Kirby,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Harvard University, Chang "shows more clearly than any previous account just what [the Japanese] did", and that she "draws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laughter in Europe and in Asia of millions of innocents during World War II". Ross Terrill, an associate in research at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wrote that the book is "scholarly, an exciting investigation and a work of passion". Beatrice S. Bartlett, Emeritus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Yale University, wrote, "Iris Chang's research on the Nanking holocaust yields a new and expanded telling of this World War II atrocity and reflects thorough research."
  [edit]Chang's death
  The book was the main source of fame for Iris Chang, who was well-respected in China for raising awarenes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in the Western world. At the same time, Chang received hate mail (primarily from Japanese ultranationalists), threatening notes on her car and believed her phone was tapped. She would respond overwhelmingly to any question of the validity of her work. Her own mother said the book "made Iris sad". Chang suffered from depression and was diagnosed with "brief reactive psychosis" in August 2004. She began taking medications to stabilize her mood. She wrote:
  I can never shake my belief that I was being recruited, and later persecuted, by forces more powerful than I could have imagined. Whether it was the CIA or some other organization I will never know. As long as I am alive, these forces will never stop hounding me.
  Succumbing to her battle with depression, Chang took her own life in November 2004. After her suicide, a memorial service was held in China by Nanking Massacre survivors at the same time as her funeral in Los Altos, California, and the Memorial Hall of the Victims in the Nanjing Massacre, a memorial site in Nanjing built to commemorate the victim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added a wing dedicated to her in 2005.
  In the US, a Chinese garden in Norfolk, Virginia, which contains a memorial to Minnie Vautrin, added a memorial dedicated to Chang, including her as the latest victim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drawing parallels between Chang and Vautrin, who also took her own life. Vautrin exhausted herself trying to protect women and children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subsequentl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Nanjing, finally suffering a nervous breakdown in 1940. She returned to the US for medical treatment, committing suicide a year later.
  [edit]Criticism
  
  Joshua A. Fogel, Canada Research Chair at York University, argued that the book is "seriously flawed" and "full of misinformation and harebrained explanations." He suggested that the book "starts to fall apart" when Chang tried to explain why the massacre took place, as she repeatedly commented on "the Japanese psyche" which she sees as "the historical product of centuries of conditioning that all boil down to mass murder" even though in the introduction, she wrote that she will offer no "commentary on the Japanese character or the genetic makeup of a people who could commit such acts". Fogel criticized that part of the problem is Chang's "lack of training as a historian" and another part is "the book's dual aim as passionate polemic and dispassionate history". David M. Kennedy, a Pulitzer Prize winning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lso pointed out that while Chang noted that "this book is not intended as a commentary on the Japanese character," she then wrote about the "'Japanese identity'—a bloody business, in her estimation, replete with martial competitions, samurai ethics, and the fearsome warriors' code of bushido", making the inference that "'the path to Nanking' runs through the very marrow of Japanese culture." Kennedy also suggested that "accusation and outrage, rather than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are this book's dominant motifs, and although outrage is a morally necessary response to Nanjing, it is an intellectually insufficient one." Roger B. Jeans,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refers to Chang's book as "half-baked history", and criticizes her lack of experience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In writing about this horrific event, Chang strives to portray it as an unexamined Asian holocaust. Unfortunately, she undermines her argument—she is not a trained historian—by neglecting the wealth of sources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on this event. This leads her into errors such as greatly inflating the population of Nanjing (Nanking) at that time and uncritically accepting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bunal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gures for the numbers of Chinese civilians and soldiers killed. What particularly struck me about her argument was her attempt to charge all Japanese with refusing to accept the fact of the 'Rape of Nanking' and her condemnation of the 'persistent Japanese refusal to come to terms with its past.'
  Jeans continued what he calls "giving the lie to Iris Chang's generalizations about 'the Japanese'" by discussing the clashing interest groups within Japanese society over such things as museums, textbooks, and war memory.
  Robert Entenmann,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St. Olaf College, criticized the work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Japanese historical background Chang presents is clichéd, simplistic, stereotyped, and often inaccurate." On Chang's treatment of modern Japanese reaction to the massacre, he writes that Chang seemed "unabl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some members of the ultranationalist fringe and other Japanese", and that "her own ethnic prejudice implicitly pervades her book." Stating that Chang's description of the massacre is "open to criticism", Entenmann further commented that Chang "does not adequately explain why the massacre occurred".
  Journalist Timothy M. Kelly described Chang's work as exhibiting "simple carelessness, sheer sloppiness, historical inaccuracies, and shameless plagiarism." Kelly further criticized Chang for her "lack of attention to detail".[note 1] Finally, Kelly charged that Chang also had plagiarized passages and an illustration from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by David Bergamini.
  Kennedy criticized Chang's accusation of "Western indifference" and "Japanese denial" of the massacre as being "exaggerated", commenting that "the Western world in fact neither then nor later ignored the Rape of Nanking" and that "nor is Chang entirely correct that Japan has obstinately refused to acknowledge its wartime crimes, let alone express regret for them." Chang argues that Japan "remains to this day a renegade nation," having "managed to avoid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ivilized world that the Germans were made to accept for their actions in this nightmare time." However, according to Kennedy, this accusation has already become a cliché of Western criticism of Japan, most notably exemplified by Ian Buruma's The Wages of Guilt (1994), whose general thesis might be summarized as "Germany remembers too much, Japan too little." Kennedy pointed out that a vocal Japanese left has long kept the memory of Nanking alive, noting the 1995 resolution of Japan's House of Councillors that expressed "deep remorse" (fukai hansei) for the suffering that Japan inflicted on other people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clear apologies (owabi) for Imperial Japan's offenses against other nations from two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Sonni Efron of Los Angeles Times warned that the bitter row over Iris Chang's book may leave Westerners with the "misimpression" that little has been written in Japan about the Nanjing Massacre, when in fact the National Diet Library holds at least 42 books about the Nanjing massacre and Japan's wartime misdeeds, 21 of which were written by liberals investigating Japan's wartime atrocities. In addition, Efron noted that geriatric Japanese soldiers have published their memoirs and have been giving speeches and interviews in increasing numbers, recounting the atrocities they committed or witnessed. After years of government-enforced denial, Japanese middle school textbooks now carry account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as accepted truth. Fogel also writes: "Dozens of Japanese scholars are now active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every aspect of the war.... Indeed, we know many detail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Japanes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omfort women,' and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arfare used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trailblazing research" of Japanese scholars.
  [edit]Responding to criticism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a photograph used by Chang—the accuracy of the caption in the book is dispute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taff Writer Charles Burress wrote that Chang's quote of a secret telegram sent by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in 1938 was incorrectly cited as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Japanese troops killed at least 300,000 Chinese civilians in Nanjing. According to Burress, the figure of 300,000 Chinese civilians killed actually came from a message sent by a British reporter, concerning deaths not only in Nanjing but in other places as well. Additionally, Burress questioned her motivation for writing the book on whether she wrote it as an activist or as a historian, citing that the book "draws its emotional impetus" from her conviction to not let the Nanking Massacre be forgotten to the world. Burress also cited Ikuhiko Hata, a Japanese history professor at Nihon University, who argued that 11 photos in the book were misrepresented or fake. One particular photo shows women and children walking across a bridge with Japanese soldiers, and captioned as "The Japanese rounded up thousands of women. Most were gang-raped or forced into military prostitution." Hata stated that the photo originally appeared in 1937 in a Japanese newspaper as part of a series of photos that showed peaceful scenes of Chinese villager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hang attempted to respond to Burress' criticism in a letter written to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ut the letter was not published by the newspaper. In the letter, she offered criticism of her own concerning Burress' article. Chang found that it was a "disturbing tendency" that Burress quoted right-wing Japanese critics "without demanding evidence to back up their allegations". Furthermore, she argued that Ikuhiko Hata, a source cited by Burress, was not "regarded as a serious scholar" either in Japan or in the US, because he was a regular contributor to "ultra right-wing" Japanese publications. One such publication had published an article from a Holocaust denier which argued that no gas chambers were used in Germany to kill Jews. This has caused the parent publisher to shut down the publication. On Burress' criticism of her inaccurate photo captioning, Chang disputed the contention that the caption was wrong. She wrote that her book dealt with the "horror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and that the caption reading "The Japanese rounded up thousands of women. Most were gang-raped or forced into military prostitution" contained two statements of indisputable facts.
  Chang also issued a rejoinder against Burress' argument that she incorrectly cited a telegram sent by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She wrote that while the original figure of 300,000 Chinese civilian deaths in Nanjing was reported by a British reporter, this figure was cited in a message that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sent to his contacts in Washington, DC. Being a figure used by a high-ranking Jap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Chang argued that this was evidence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cognized 300,000 as the number of Chinese civilian deaths. Finally, she criticized Burress for his "nitpick" of small details in order to draw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scope and magnitude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writing that such was a "common tactic" of Holocaust deniers.
  [edit]Reaction in Japan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published in December 2007
  The Rape of Nanking has caused controversy in Japan. Los Angeles Times staff writer Sonni Efron reported that in addition to receiving criticism by Japanese "ultranationalists" who believe that the massacre in Nanjing never took place, Chang was also criticized by Japanese liberals, who "insist the massacre happened but allege that Chang's flawed scholarship damages their cause". Associate Professor David Askew of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stated that Chang's work dealt a "severe blow" to the "Great Massacre School" of thought, which advocates for the validity of the findings at the Tokyo Trials, the tribunal that was convened to try the leaders of the Empire of Japan for crimes committed during World War II. Askew further argued that "the Great Massacre School has thus been forced into the (unusual) position of criticising a work that argues for a larger death toll."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ape of Nanking, Japanese critic Masaaki Tanaka decided to have his 1987 book on Nanking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Entitled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Nanking: the Refutation of a Common Myth, Tanaka states in his introduction "I am convinced that [American researchers] will arrive at the realization that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magnitude alleged by Iris Chang in The Rape of Nanking (more than 300,000 murders and 80,000 rapes) never took place."
  Chang's book was not published in a translated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until December 2007. Problems with translation efforts surfaced immediately after a contract was signed for the Japanese publishing of the book. A Japanese literary agency informed Chang that several Japanese historians declined to review the translation, and that one professor backed out due to pressure placed on his family from "an unknown organization". According to Japan scholar Ivan P. Hall, revisionist historians in Japan organized a committee of right-wing scholars to condemn the book with repeated appearances at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in Tokyo and throughout Japan. They prevailed on Kashiwa Shobo, the contracted Japanese publisher of the book, to insist that Chang edit the book for "corrections" they wanted made, to delete photographs and alter maps, and to publish a rebuttal to Chang's book. Chang disagreed with the changes and, as a result, withdrew the Japanese publishing of the book. The rebuttal piece was nonetheless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a 288-page book, titled A study of The Rape of Nanking, written by Nobukatsu Fujioka and Shudo Higashinakano.
  Shudo Higashinakano, a professor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t Asia University of Japan, argued in an opinion column that appeared in Sankei Shimbun that the book was "pure baloney", that there was "no witness of illegal executions or murders", and that "there existed no 'Rape of Nanking' as alleged by the Tokyo Trial." He pointed out 90 historical factual errors in the first 64 pages of The Rape of Nanking, some of which were corrected in the 1998 Penguin Books edition of the book.
No. 3
  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对城内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军民进行大规模屠杀。在一个多月中,中国军民被杀害三十多万人,全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焚毁。这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重大暴行。
不容忘却的史实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 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 ,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 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 ,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 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 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 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据1938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 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 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稣实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 被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 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 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 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 死伤无算。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 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 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 0具。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 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後 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 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 带旅行视察。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生 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 怕啊!”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 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 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第十三师团 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 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 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第九师团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 门。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 花台、而中华门。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 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第六师团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 最左翼直奔下关。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 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 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 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 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证言幸存者证言
  在我们家住的附近有个崇善堂,是个慈善团体,满清时就有这个堂,日本兵进城以后,崇善堂找人收尸埋尸,我去的时候大约三四月光景。头一天是到水西门外二道埂子金华酱油厂,在这个厂酱油缸打捞尸首,都是日本兵把中国人扔进去的,还有别处收来的尸首。埋尸时,每人发一个背心,前后都有字,白底黑字,写的崇善堂,不然日本兵会乱抓乱杀的。埋尸就在附近挖坑埋,或拉到原来的壕沟扔下去,填些土;埋的尸首没有多少是整体的,工具就是铁钩子。埋尸的时候崇善堂有人跟着专门计数。 崔金贵
  我1937年往在上海路革新巷1号,那年12月6号上午11时左右,被日本兵抓住。我们两人一组被绑起来,带往长江边上的下关,那里已抓了1000以上的男人,我们的面前,四、五十码远的地方,对着我们架起了10几挺机枪。 4点左右,一个日本军官来了,下令日本兵对我们进行机枪扫射。我在压得晕了过去。不久,我从堆积如山的尸体中爬了出来,这才能够逃回去。 尚德义
  日军进城前,我全家搬至难民区上海路新华巷4号住。日本鬼子进城后,家里老人就把大哥、二哥藏在后屋。有一天,6个日本兵扛着枪、拿着刀、提着绳子来抓人。我听到有喊声,连忙躲到厕所里。在厕所里,我看见7个小伙子反绑着被鬼子用绳子连在一起押出去,其中有我的大哥、二哥。约半小时后,听到阴阳营处有机关枪响声。过后,父亲带领我到山上去找大哥、二哥,只见满山都是尸体,你有几百具,血肉模糊,辨认不出自己的亲人。大哥、二哥就惨死在鬼子枪下,真是惨不忍睹。 马鸿有
  南京大屠杀时, 我们一家有父亲、母亲、两个姐姐、三个弟弟和我共8口人。当时,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小弟弟哭着要吃奶。有十来个日军从堤上经过,顺着哭声找来 , 发现了我母亲 , 欲拉出去强奸 . 母亲抱着弟弟 反抗 , 日本人从母亲怀中夺过小弟弟 , 用力摔在地上 . 母亲哭着扑倒在地 , 日本人向母亲背后开了2枪 , 打死了母亲。第三天 , 日军将我父亲抓走 , 从此一去杳无音信。又过了2天 , 日军看到我11岁的二姐 , 竟要强奸她 , 由于二姐极力反抗 , 一个日军抽出军刀 , 将二姐从头劈为两半!就这样 , 在几天之内 , 日军枪杀了我母亲 , 摔死了我弟弟 , 刀劈了我姐姐 , 又抓走了我父亲 , 使我家破人亡,成为孤儿。 姜根福
  日军进南京前,我是白天剃头,晚上拉人力车。 日军进城的第2天,他们闯进我家,把我抓走,到第3 天下午2点多钟,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和300多个人一起,押到下关煤炭港。大约快到下午4时,到了煤炭港,他们把人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我眼冒金花,突然昏过去了。后来,死尸把我压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时,我才醒悟过来。抬头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有的被绳子捆着,有的没有捆。我们互相解开绳子以后,就各奔东西。我顺着铁路,走到火车渡江的地方,到江边把身上的血洗掉,到附近人家要了一件衣服穿起来。第2天晚上才逃回姑妈家 潘开明
  加害者证言
  泽田小次郎
  1915年9月出生
  南京战时 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
  第1大队某中队指挥班
  2000年7月采访
  昭和12年(1937年)7月,支那事变爆发,我们接到动员令,就在9月5日或是6日又一次去了那边。当时我是个上等兵。沿长江到南京,一路上抗日情绪高涨,特别是在常熟和无锡一带。
  我所在的中队发出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的命令。这也就是屠杀了。在残暴的进攻战中,那种残暴性一进入南京城马上就表现出来了。
  下关逃命的中国人的情形很壮观,有好几万人,都跳到了江里,雪崩似地随着江水漂流。
  也不知道是几师团,就等在江对岸,一有中国人漂到对岸,就马上把他杀掉。这就是作战。不过,江很宽,到达对岸的人很少。但是漂到下游的人多,这些人我们就动用军舰来处理。军舰有两三艘,我曾经亲眼见到他们开枪。
  追赶的时候,士兵拿步枪射击,杀人杀红了眼。当时的中国兵手里已经没枪了,他们也没有反击,总之是只想尽量保命的样子,场面混乱至极,总之就是在撤退。
  中国兵撤退的时候,好像是把马跟其他所有东西都拴在车上渡过江去的。上头说我们一直保卫着南京,需要保存体力,而敌方不逃就会抵抗,所以就给他们开好了一个逃跑的出口。从那里套掉的家伙,根据我们的战略部署,由实现守在那里的师团把他们统统杀光。
  沿江漂流的家伙,无论什么,哪怕是拐杖也好,抓起来就跳进去漂走了。这些人群是从下游上来的军舰杀的。所以,中国士兵基本上都是在对岸被杀的。
  我们从最靠近长江的城门进城,然后对残留的士兵进行了扫荡。城里早已经戒备森严,沙袋堵住了城门,所以刚快餐我们进不了城。
  对方抵抗到了最后。记得是13日的早上,胁坂部队从光华门进了城,33联队则越过挹紫金山江门进去了。
  扫荡战一直在进行。扫荡战也殃及到了普通百姓,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那时候有俘虏收容所,我们抓了人就往收容所里送。地点在长江岸边,外面有士兵监视着。那是在长江岸边。对岸有重机枪守着,一有东京,马上就能“嗒嗒嗒”,也就是马上就能射击。这是各大队都做过的事。
  出水荣二
  1914年3月生
  南京战时 第3师团步兵第68联队第2机枪中队
  2001年5月采访
  我是昭和10年(1935年)的兵。8月20日从名古屋乘海军的巡洋舰出港,23日抵达扬子江支流黄埔江,从那儿登陆。1937年12月进入南京。
  (俘虏也)同样是人,很可怜。毫无疑问,对方的士兵也珍惜生命。对方也是服从命令。杀俘虏时,也有人说“赶快杀吧”。
  [问了有关海牙条约的问题]那样的教育,日本的军队没有,只说“当俘虏就是死”。抓了俘虏,是杀还是怎样都没有办法。我没干过,但看到过砍中国俘虏的头。中国人有的在砍头的人面前伸出脖子的,有的怕死央求的,还有被活埋的。日军进去的地方,哪儿都有砍头、刺死的事。
  [出示了遭屠杀的尸体群的照片]平民、女人都有,各种各样,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不杀的话就被杀,当然是什么都干。即使攻陷了南京,南京的周围还有敌人。必须把他们都杀了。要不我们就将被杀。
  所谓征发就是去偷。自己没有吃的,就去偷中国人的东西。那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谁反抗就杀。想要的东西都去偷。强奸女人的家伙也有。对方的女人脸上涂了锅底的炭。即使是满脸漆黑,但年轻的马上就能看出,强奸的人也有。我们部队是不管男的女的,抓来了就让他们拿行李。人数不确定,都老实地跟着。
  青春时代被战争剥夺了,因为是天皇的命令,毫无办法。那场战争不是圣战。进入了中国的领土,那是侵略战争。没有想转告给年轻人的东西。不想说这场战争的事。我认为是侵略战争不能有第二次,杀人的事不愿跟儿孙们说。那个时代,天皇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天皇是装饰品,不是什么伟人。
  德田一太郎
  1914年6月生
  南京战时 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
  1999年8月采访
  我于昭和9年(1934年)接受召集合格,在入伍的同时马上出发去满洲,接受了现役训练。最初到的是泰安镇,在那儿待了半年左右。不方便的地方是没有电和暖气。还要时常去讨伐土匪。
  初夏时节我们乘公务船回来,以后暂时在久居的联队,12月以上等兵退役。
  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支那事变”后的8月25、26日前后,天气非常热,我接受了第二次大动员的召集。那时我26岁,还没有结婚,征兵的红纸就到了。
  我亲眼看到过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在太平门看到屠杀,我自己也直接参与了。在到南京之前我就看到过一个军官让3个支那人面朝江坐下,从后面用军刀将他们的脖子砍了,然后将头“嗵”地扔进前面的江中。支那人不懂日本语,但那时大概也明白“不行了”吧。
  忘了是在往南京途中的哪个地方的战斗,有个村庄好象有共产党的兵在,上面来命令说:“不管是否负伤,将共产党的兵全都杀了。”所以就把那村庄点火烧了,从身后冒起了浓烟,里面传来婴儿“哇哇”的哭声。
  回国以后的一段时间了,当年的事情常常在梦中浮现,回想起南京的事就怎么也睡不着。妻子听到了我的呻吟就问我:“他爸,你怎么了?”梦的内容是大群的中国人向我袭来的场面。我明白,因为自己杀了中国人,所以他们在梦中袭来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是干了非常残酷的事。想去看看现在的南京,但很害怕,实在去不了。
  到现在,东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还在说没有过南京大屠杀。我认为,石原慎太郎是在“胡说八道”。南京大屠杀是根据日军和政治家的命令发生的,我们直接参加了,所以不是谎言。我不相信政治家,他们害怕把南京的事实公开出来,说给学校、历史研究者和老师们听。我到了这样的年纪,如果说这样的话,也许有什么人听到,所以害怕,说不出口。我有儿子、孙子,更加不能说。
  回顾一下自己参加的战争,战争是不应该有的。但当时是没有办法,在天皇的命令下,为了国家去干,以为是当然的事。现在想来,现在孙子生活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当然,日本把满洲、韩国当做殖民地的事都可以说成是侵略战争。德国把这些事都如实地告诉了年轻人,而日本却什么都不说。
  鬼头久二
  1916年8月生
  南京战时 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大队
  1999年10月、2000年9月采访
  昭和11年(1936年)1月10日,我进入了久居的33联队,开始了现役生活。昭和12年(1937年)战争开始了。我们作为现役军人在9月份直接去了中国。到句容后,经过汤水镇来到了南京。
  扫荡的时候是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如发现女孩子,当场就给强奸了。女孩子们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帘后边。被发现的时候,不知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没有反抗。因为没有受到宪兵队的组织,所以可以随便干,没有限制。女人们脸上都涂着墨水之类。想不起来自己强奸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俩时,母亲说女儿还小,所以求我们只对自己来,我说了句“笨蛋”,把母亲推开了。干的时候是两三个人一起干。干的时候当然觉得不好,也想过,如果日本被占领,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女人被强奸该怎么办。但是,当时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所以趁还活着的时候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跟天皇的命令什么的没有关系。这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在南京当然有过强奸的经历,并且是不分场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里的床上干。平时也拿着米去向母亲要女儿。还有,有的女人是自己从难民区走出来,用自己的身子换大米。米是我们自己吃的大米,一回给装满一只袜子的量(相当于五合[日本的计量单位,一合约0.18升。])。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宪兵队抓住的话比较麻烦,所以就杀死了女人。我是只在扫荡时进城的,也杀过人。从这些事情来看,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有过的,我认为是干了坏事。
  小竹严一
  1915年12月生
  南京战时 第16师团辎重兵第16联队第1大队
  2000年11月采访
  我在昭和12年(1937年)初接受召集,加入了京都的辎重16师团。半个月后在信田山成立了小队,接着成立中队,然后编成大队乘上了船。我们最初去哪儿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们。那条船乘了有好几天。支那事变开始时在上海附近登陆,是个热天,大概是8月。下船时敌人的炮弹像下雨一样落下来伙伴中有人中弹了。因为是战争,只有往前进。那是一场激战。我的运气特别好,没中一颗子弹。在占地要是听班长、分队长、中队长等上司的话就没命了。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士兵想我们的,自己的命自己来保。在国内我是号手,所以与中队长一起行动。在那儿把敌人消灭,占领以后退到后面,休养一个月。如果没有发现敌人,那就一个月两个月连续战斗,在占领以前得没白天没黑夜地战斗。休养的时候有露宿的,也有在老百姓家睡觉的,老百姓家里有人的话也害怕得逃跑了。中国人很老实。
  去过南京、徐州、杭州。以中队为单位前进,但分队各自行动。战斗时以分队为单位。
  征发的时候看到女人被士兵追着到处乱跑。士兵中有一班人都干过。干的时候不分例外,不管是路上还是哪儿。在南京是先往普通人家里“砰砰”地打枪,往里窥视。中国人有的在家中畏缩地躲着,有的躲在草堆中,有的躲在墙后。只要看到动的东西就“砰”地一枪。中国人一逃就开枪。叫声“喂”,“砰”地一枪,对方就扑通倒下了。路上尸体重叠着躺在一起,不踩着尸体就无法前进。看到过处置俘虏,他们成群结队地在一起。扬子江上到处是尸体。从上海到南京粮食很紧张,家里人寄来很多东西,但送不到第一线,找吃的东西很辛苦。所谓战争就是争夺国家,争夺生命。糊里糊涂就没有了命。因为是在敌区,今天有命不能保证明天也有,所以当然就乱来了。从上海到南京时进攻速度很快,有时就光嚼萝卜,没吃没喝。饿得要死。这些都不想跟年轻人说了。谁负“南京大屠杀”的责任?34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 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首先,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我们前已提到随军 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 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 “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 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 刺中国兵。” 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 南京20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 山时,已分别杀至105和106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150人为止。这两位 “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田中、向井、野 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 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 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冢越说 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106个中国人。 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 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请见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 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 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 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见,“南京大 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奸淫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 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 其次,残暴为日本军事训练之核心。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 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 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 天皇本人。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 ”的自负感。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 普遍轻视。30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在“南京 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正如宫崎县的一位 士兵记录所说∶“杀一个支那人,在我们就如杀一只猫或狗一样”;梅奇牧师所说 ∶“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射杀中国平民”;郭岐营长所说∶“敌人视我同胞 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 复次,掠夺与征收也与“南京大屠杀”有关。日本对华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抢掠 。在战时国家有计划的侵略掠夺与个人犯罪的抢劫就混而为一了。日军20万自上 海和杭州湾向南京进攻,交通破坏,部队分散,粮食无法补给,乃实行“就地征收 ”。如日军一排长曾根一夫所述,他们的部队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仓开始即“就 地征收”维持生命。征收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经常进行,迅即演变成为抢劫、 强奸、焚烧及屠杀。曾根并说∶那时已有一部分部队采取“三光作战”,“即对敌 人不分军民全部的杀光,将财物资源全部抢光,将人民居住的市街、村庄全部烧光 。” 最后,“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问题,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 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贝德士 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 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 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 、强奸的犯人”,则20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 京大屠杀”负责。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1932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 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1948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于1938年4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 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 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 “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 ,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我立 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 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 了。” 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 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可谓当时 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 “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 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 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参 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 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 大问题绝不能作主。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裕仁的叔父,于1937年12 月2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而于12月5日赶至前线就职,他势必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 。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连同泽田正久之回忆,均载 于亩本正己所著《证言∶南京战史》(5)1984年8月份《偕行》杂志)∶ “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 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师团长中岛今朝吾 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曾对参谋长及其他参谋建议过几次,但未能获得其同 意,所以我也有责任。” 第三十八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在证言中说,屠杀俘虏的命令是师团长所下的。 中岛师团长在其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增刊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 社,1984年12月)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屠 杀)之,……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 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 不断来降。” 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12月14日 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14000余名。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 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军部请示,第三次复电为“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 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该批俘虏 延至19日上午始动员予以全部杀掉。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第六师团 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1936年“二二六 ”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1879——1945年)。他在杭州湾登 陆的演说中曾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该军“军参谋长的注意”有“对支那老 百姓的注意”一项∶ “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 孩,很多干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加害于日军的单独兵等等, 有这样的实例,故不能粗心胆大,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如果发现这 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见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杀》,东京 岩波书店,1988年)。 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官兵 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强奸的暗默谅解。” 柳川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为中国军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 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他本人就是罪魁。如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谷也亲自用军 刀杀人,他本人强奸中国妇女十余人。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 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 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 ,立即屠城。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 “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松井于1937年12月 7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 别“扫荡”。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 (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南京沦陷第三日(12 月15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 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所谓“扫荡败残 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问题》,载 于1990年5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 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 昭然若接。事实上,松井入城后(17日)山田支队在幕府山所获之14000余 名俘虏于19日上午才动员杀掉。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即进驻南京,一直留到 翌年1月。同时,12月21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 放火、强奸、抢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 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 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该部东亚局长 石射猪太郎在其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着∶ “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就 是皇军?”“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 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 石射自那时起便称之谓“南京大屠杀”,并提出于三省(陆、海省及外务省) 事务局长会议,警告陆相和外相予以制止。“南京大屠杀”当然不可避免地在19 37年11月20日设立的“大本营”会议上讨论。大本营的联席会议,首相、陆 相、法相、外相、参谋总长等及各部门次长和局长都出席的,会议内容由首相亲奏 天皇,同时陆相及参谋总长经常不通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 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 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翌年2月26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 ,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毋庸置疑 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结语裕仁天皇是富有现代知识的人,在未继位前,曾漫游欧洲,特别向往英国社会 及皇族,应该了解近代英国标榜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存在;也无须重温日本为 签字国之一的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和1929年的日内瓦陆战公约。裕仁天皇 和普通日本人都会明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是应该予以保护,绝对不可 杀戮的。否则,日本政府及军部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民隐瞒“南京大屠杀”呢?
  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没有相应的实力的时候他们是采取一种迷惑的手段来学习和改进自己,一旦觉得自己的实力足以挑战任何一个他们野心的对象就会揭下他们的伪装,暴露出真实的兽性,所以对我们来说,时刻保持对日本的警惕和战备,时刻将他们设置为我们的假想敌。时刻牢记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时刻牢记这些人处心积虑要推翻历史的兽行。
  中国要想不被别人欺负,首先就要牢记历史,牢记用武力来保卫自己,不要去搞那些噱头了!
  《南京大屠杀》电影
  导演:Anne Pick, Bill Spahic,张纯如
  主演:郑启蕙
  类型:记录 剧情
   年份:2007
  地区:加拿大
  语言:英语
  片长:90分钟
  ●电影介绍
  一部由加拿大独立电影公司真相纪录制片(Real to Reel Productions Inc.)制作,由Anne Pick及Bill Spahic共同导演纪录片《张纯如》正在紧张制作中,计划于年底全球上映,该片阐述这位年轻女作家,如何深入探索一段黑暗的人类历史,并将它还原成文字,著成一本震撼人心的畅销书。 影片还将活现张纯如还原历史真相的心路历程,让世人在认识这段史实同时,可以从这位坚毅勇敢的女性身上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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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jing Datusha
  南京大屠杀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重大暴行之一。又称“南京惨案”。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对中国军民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大规模屠杀,杀害了无辜市民和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共三十万人以上:据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的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共二十八案,被害人数达十九万多人;日军还普遍地分散进行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十五万余具。日军采取的手段极其残忍,除枪击外,还有砍头、剖腹、活埋、火烧、水溺、支解四肢,等等。 (见彩图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40多天屠杀中国人民30余万)
  日军除疯狂进行大屠杀外,还灭绝人性地□淫妇女。从幼女到老妇,甚至孕妇都难以幸免,很多妇女在被蹂躏后又惨遭枪杀、刀戳和毁尸。在日军占领南京的一个月中,市内就发生了约两万余起强□妇女的暴行。此外,日军所到之处,均遭大规模的抢劫,使十室九空。抢劫之后,纵火焚烧,巨火浓烟,笼罩全城,全市被烧毁的房屋达三分之一以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血腥暴行得到了清算,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为了纪念这场震惊世界的惨案,1985年,南京人民在当年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的现场遗址之一的江东门建立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在展厅陈列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图表、照片和实物,揭示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杀、烧、淫、掠的种种暴行。此外,还在其他屠杀现场如燕子矶、草鞋峡、中山码头、汉中门等遗址及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中华门外等处,建立了十五块纪念碑。
  (段月萍)
英文解释
  1. :  The Rape of Nanking
近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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