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尚希1987年参加工作，在中南财经大学任教，1990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出访过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阿根廷、土耳其、澳大利亚、南非等二十多个国家，对国外同领域的问题有较广泛的了解。调查研究的足迹遍及全国所有的省市，并在二十几个省市政府部门及大学做过专题性学术演讲。多次主持或参与国内重大课题研究和国际合作课题研究。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共理论与政策，包括公共风险、公共财政、财政风险、公共分配、公共政策等。
作为财政部科研所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早在1989年就入选了当时惟一的《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2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收入分配循环论》一书，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仅仅着眼于收入流量的常规，从流量与存量循环的角度构建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在1995年第二次全国财政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中获得一等奖。
1991年承担中国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于光远主持）“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中的“财政篇”，对建国以来的财政理论演变和发展作了深入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1993年撰写的《非国有经济：中国未来经济的主体》和主持《统一财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课题的研究等，其成果《没有统一的财政，就没有统一的政权》发表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为优秀改革理论成果，被收入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改革成果通报》。
1995年参与组织《墨西哥金融危机比较研究》和《 95 及 2010 年财政发展战略研究》两大课题的研究，作为总报告执笔人，其研究成果受到当时王丙乾副委员长和刘仲藜部长的充分肯定。
主持“国企高负债对财政影响的预警性分析”课题研究。该项成果在《管理世界》（1996 年 5 期）发表以后，引起了广泛关注。新华社《了望》周刊记者曾就此做了采访和报道。
1997年初发表的研究报告《财政风险：我们的看法与建议》引起了全国人大财经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做了重要批示。之后一直追踪研究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财政风险分析框架。
主持 1998 年全国财政系统协作课题“财政支出管理”的研究。该课题在大量调查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对当时财政支出管理中的问题和矛盾做了深入的实证性分析，并在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前，就明确提出了设立该机构的设想。
在研究财政风险的过程中，发现公共风险是个更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因而转向研究这个问题。研究成果《论公共风险》（ 1999 年发表于《财政研究》）对政府、制度、组织以及财政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做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解释，并运用于公共财政问题的现实分析。
还有对减税问题的研究、对个人所得税的研究、对部门预算的研究、对农业综合开发的研究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 |
|
其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收入分配循环理论的研究。
首次从存量与流量的关系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其成果的核心思想是收入流量的分配是受存量制约的，政府政策对其影响不大，除非有新的制度安排。这为我国现实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所证实。
二是公共风险理论的研究。
在我国，公共风险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独创性地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公共风险的理论，并一直以此为观察现实问题的一种方法，用来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 2002 年从公共风险出发，提出了界定公共支出范围的两种方法：风险归宿法和反向假设法。这项成果发表在我国经济学界的权威杂志《经济研究》，为解决政府财政长期存在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三是财政风险理论的研究。
作为我国最早系统地研究财政风险的学者，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即运用“不确定性分析”来重新解读财政运行、财政制度、财政改革与财政发展。自 1997 年发表《财政风险：我们的看法与建议》之后，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财政风险问题的研究成果。
四是公共财政应急反应机制的研究 。
这项研究是从 2003 年上半年我国发生“非典”危机引发出来的。面对经济社会中的突发性事件，财政该如何做出反应？如何实施危机管理？这是一个现实性、理论性、系统性都很强的问题，为此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并阐述了“构建公共财政应急反应机制”的新问题。 |
|
近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
《收入分配循环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中国公共政策的热点与难点》（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公共收入》（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部门预算：理论与实践》（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地方政府或有负债：隐匿的财政风险》（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版；
《财政风险理论及其防范对策》（主笔），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财政风险：我们的看法与建议》，载于财政部科研所《研究报告》 1997 年 4 月；
《论公共风险》，载于《财政研究》 1999 年第 9 期；
《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分析》，《管理世界》 2002 年第 5 期；
《怎样看待税收的增长和减税的主张》，《管理世界》 2002 第 7 期；
《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回顾与展望》，载于刘国光等主编的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2年春季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公共支出范围：分析与界定》，《经济研究》 2002 年第 6 期；
《中国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研究》，《经济研究参考》 2002 年 56 期（F-6）；
《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构建公共财政应急反应机制》，《财政研究》 2003 年第 6 期。
《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及其定位》，《税务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构建公共财政的应急反应机制》，《财政研究》 2003 年第 8 期；
《中国：经济运行变化引致的财政风险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36（B-7）；
《面临挑战的国家财政安全》，《财政与税务》 2003 年 12 期；
《个人所得税：如何发挥调节功能》，《税务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银行改革的四种结局》，《改革内参》 2004 年第 23 期；
《中国财政风险的制度特征：“风险大锅饭”》，《管理世界》 2004 年第 4 期。 |
|
探索中国模式的“灵魂”——将学习和创新内化为国家精神
编者按：60年艰辛探索，新中国创造了“中国奇迹”，成功开辟了前途坦荡的“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一条社会主义中国大踏步追赶时代发展潮流的奋进之路，是一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进一步探讨新中国6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启示，从9月29日起，人民网理论频道特别推出“中国道路·理论探索”系列专访，系统论述新中国6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启示。
近几年一直在热议的中国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是否受到了挑战？为何全球对中国模式如此热衷？中国模式过去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成功只代表过去，未来并不在历史和现实的延长线上。如何进一步探讨中国模式，才能对未来的中国道路有所启示？中国模式的永恒价值在哪里？或者说，中国模式的灵魂是什么？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博导刘尚希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金融危机更凸显了“中国模式”的魅力。然而，成功的经验只代表过去，只有把握了“中国模式”的灵魂，才可能不会被其“形”所束缚而陷入僵化的境地，避免将代表过去成功的模式教条化。敢于学习、善于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才是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正是将这种学习与创新精神转化为国家的精神，才有中国模式的成功。
精彩观点：
●全球金融危机更凸显了“中国模式”的魅力
●中国模式的“灵魂”：中共将学习创新精神转化为国家精神
●“举国体制”凸显中国模式在经济危机中的优势
1、全球金融危机更凸显了“中国模式”的魅力
记者：从全球视野看，中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近几年一直在热议的中国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是否受到了挑战？为何全球对中国模式如此热衷？
刘尚希：从全球的视野来看，中国近30年的发展无疑是成功的样板。其突出表现首先是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中国年均经济增长达到近10%，远远超出这个时期的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规模实现了“超英”，这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喊出的口号如今真的落实了。为纪念那个时代而取名为“超英”的许多人们，到今天总算是“名至实归”。不仅如此，正朝着“赶美”的目标稳步前进。去年，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预测中国GDP规模大约在2035年左右赶上美国。按照当前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GDP总量赶上美国是指日可待的。对于中国的经济成就，发达国家赞赏，发展中国家更是羡慕。令世人称赞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贫困人口，从改革初1981年的65%大幅减少到2001年的18%左右，其下降幅度是世界少见的。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经过30年的发展，成功地使绝大多数人脱离了贫困状态。相比于印度、越南以及非洲国家，中国的这种脱贫速度简直是“奇迹”。
正是上述的成就，凸显出“中国模式”的价值，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尤其是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模式”不但经受住了考验，而且逆势上扬，经济增长逐季加快，第三季度达到8.9%，前三季度达到7.7%，预计2009年经济增长可超过8%。对于那些还在谷底徘徊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这种增长状态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在证明“中国模式”的魅力。这由此引发了“中国模式”热，成为全球关注、讨论的焦点。
2、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
记者：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可谓是五花八门，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评价的？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有什么样的看法？中国模式具有哪些内涵？是否具有核心内涵？或者大家较为公认的含义？
刘尚希：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尽管是五花八门，甚至是观点相左，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表面现象或功能上来看中国模式，并以西方学理来解释、归纳和演绎，得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不同看法。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在探讨中国模式的内涵和价值，不少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例如，中国的改革采取了先经济、后政治的路径，而且是通过试点，逐步推进，避免了激进改革带来的不良后果；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使发展和改革得以持续；既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制定了求真务实的方针政策，等等。应当说，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
3、探寻中国模式的“灵魂”和永恒价值
记者：中国模式过去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成功只代表过去，未来并不在历史和现实的延长线上。如何进一步探讨中国模式，才能对未来的中国道路有所启示？
刘尚希：从一个模式来看，成功只是代表过去。未来并不在历史和现实的延长线上，未来的成功难以靠现有模式的延续来保证。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新的探索。因此，解读过去30年的成功模式，如果只是着眼于在具体“怎么做”方面去挖掘、总结，即使是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也难以指导未来的实践。成功的经验不仅在空间上不可移植，例如不能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而且在时间上也不可以复制，例如我国过去30年的成功做法也难以复制到今后30年的发展过程之中。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由30年成功发展历程塑造而成的“中国模式”已经定格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一幅精彩画面，无论它对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都是过去时和现在时，而不是将来时。
因此，探讨“中国模式”，必须找出它的永恒价值所在，这就要超脱于那些“形而下”的东西，发现“形而上”的意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着眼于未来来探讨“中国模式”，必须弄清楚其中的“道”在哪里？或者说其“灵魂”是什么？只有把握了“中国模式”的灵魂，才可能不会被其“形”所束缚而陷入僵化的境地，避免将代表过去成功的模式教条化。
4、中国模式的“灵魂”：将学习创新转化为国家精神
记者：那么，中国模式的永恒价值在哪里？或者说，中国模式的灵魂是什么？
刘尚希：那么，“中国模式”的灵魂是什么呢？我认为，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学习，二是创新。通过学习，不断解放思想，及时打破不合时宜的老框框，树立与时俱进的新观念。通过创新，探寻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和改革方式，不模仿，不照搬，也就是实事求是。
这两点，其实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一个革命党成功地转变为执政党，靠的就是不断学习，敢于创新。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大潮中，中国革命的道路是独特的，依靠农民，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的理论也是独特的，不是照搬马列的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是形成了农村农民革命的理论，抓住土地这个核心问题，开展广泛的农民战争，通过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来积累革命力量，最后以弱胜强。
中国共产党正是凭着不断学习和敢于创新的精神，才从失败走向胜利。这种精神已经内化为我党的一种传统、一种思维和一种品质，所以成为执政党之后，也能从挫折中崛起，闯出了一条不同于任何国家的独特的中国发展之路--“中国模式”。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并指导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的实践。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目标、任务与1949年之前中国革命面临的目标、任务是根本不同的，但有一个方面是相同的：不断学习，与时俱进，独立自主，敢于创新，最后取得胜利和成功。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中国发展的实践，都用雄辩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并被国际社会命名为“中国模式”，从深层次看，其原因很简单，就是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并不是封闭，更不是故意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带着自信的一种创新。创新是离不开学习的。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向外学习的过程，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也向发展中国家学习；学它们的理论、机制、技术、管理各个方面，吸取其长，补己之短。中国搞市场经济，运用市场机制来提高经济效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一项最大成果。要学习，就得放下架子，解放思想，自我突破，甘当小学生。在共产党的骨子里头，从来不缺乏这种学习的精神。执政党的这种学习精神转化为国家的精神，这才有中国30年发展的成功。
5、要敢于学习，更要善于学习
记者：学习，是需要勇气和胸怀的，然而，学习是更需要方法的。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和创新上，都是如何做好，以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之路的？
刘尚希：向他人学习，是需要勇气和胸怀的。中国19世纪的衰落就是拒绝向他人学习的结果。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考证，1895年之前，也就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前，中国的GDP规模一直是居于世界第一位，占当时全球GDP的比重与当今美国的情况差不多，可谓是世界经济大国。但当时的清政府夜郎自大，从康熙到慈禧太后，都不肯放下架子向所谓的蛮夷之国学习，缺乏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更是缺乏强有力的军事工业，以至于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GDP规模远远不及中国的英国所打败，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时期。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在清政府和当时知识界不肯向他人学习的大氛围下，最终随着军事失利而灰飞烟灭。
不仅要敢于学习，更要善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批判当时那种不注重对现实状况的研究，主观臆断瞎指挥；只知道机械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言必称希腊，却不懂的中国的昨天、今天和前天。这对改变当时的学习风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洋为中用，敢于创造新鲜事物后来一直成为党的决策思维。这份政治遗产一直到现在都被党的高层决策者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6、“举国体制”彰显中国模式的优势
记者：中国模式的成功，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成功。请您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例，阐述一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模式的成功？
刘尚希：世界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但因此而成功的不多。除了那些市场经济自然成长起来的国家，凡是后来学着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几乎都未成功。如印度、俄罗斯以及一些拉美国家，都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模仿，而不是通过创新走自己的路。不仅模仿经济运行，而且模仿政治架构，试图通过制度机制的仿造来实现快速发展，结果适得其反。
如果说中国学着搞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得益于没有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理论和做法。尽管知识界主流几乎被西学“洗脑”，但显得“保守”的决策者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在被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应大力推行私有化的呼声中，决策者始终坚持了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被认为市场经济需要西式民主的政治架构来配套时，决策者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方式。改革开放的30年中，其中不泛模仿和照搬的地方，但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始终都是保持了“中国特色”，即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搞市场经济。
因此，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地方都超越了西方教科书的解释力。例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西方理论中一直都是对立的关系，而在我国的实现中，却是分工合作多于对立。用西方理论眼光来看，中国的政府过多地妨碍了市场运行，但现实是，中国的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市场无法替代的作用。市场竞争和政府之间竞争，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双重动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能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原因所在。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能率先复苏，原因也在于此。再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西方理论视野中，分清各自的事权是必要的，但中国的现实却是“事权共担”，作任何事情，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决策下，各级政府共同努力去完成，形成了所谓的“举国体制”。这种体制不但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优势，而且在实现跨越式发展时，也表现出显著的宏观效率。中国基础设施状况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显著的改善，就得益于这一点。中国工业化用6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也与这种中国特色的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借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把市场当成一个工具或手段来看待的。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就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这种市场工具论思维，避免了对市场的崇拜和无条件照搬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计划和市场都是工具、公有制和私有制也都是手段，最终的目标是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也就是国强民富。
如果说，依靠学习和创新的精神，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同样也是依靠学习和创新，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完成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依然离不开学习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就是用学习、创新这个内在灵魂塑造而成的指引方向的新旗帜。
学习、创新，依然是中国未来发展取得成功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