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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某政治團體或派別中的人員任官職及限製其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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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禁止某些政治上的朋黨參政的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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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作“ 黨固 ”。 東漢 桓帝 時宦官專權,士大夫 李膺 、 陳蕃 等聯合太學生 郭泰 、 賈彪 等,猛烈抨擊宦官集團。宦官誣告他們結為朋黨,誹謗朝廷, 李膺 等二百餘人遭捕,後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 靈帝 時, 膺 等復起用,與大將軍 竇武 謀誅宦官。事敗 膺 等百餘人被殺,並陸續處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事見《後漢書·黨錮傳》。後泛指禁止黨人擔任官職並限製其活動。《隋書·盧愷傳》:“自 周氏 之降,選無清濁,及 愷 攝吏部,與 薛道衡 、 陸彥師 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 元 獨樂園主 《詠史》:“ 西園 粥爵誠可恥,黨錮忠士災何延。” 清 方文 《宛陵哭梅郎三兼示令弟季升》詩之四:“昔曾憂黨錮,今果見誅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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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五侯掌權以後,跟梁冀一樣鬍作非為。他們把持朝政,賣官賣爵,從朝廷到全國郡縣,都有他們的親信,搞得社會黑暗不堪。當時有一批士族地主出身的官員,不滿宦官掌權,主張改革朝政,罷斥宦官;還有一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學生,因為社會腐敗,找不到出路,也要求改革。他們批評朝政,對掌權的宦官和附和宦官的人,深惡痛絶。公元165年,陳蕃做了太尉,名士李膺做了司隸校尉,這兩個人都是不滿宦官的。太學生都擁護他們,把他們看作是模範人物。李膺當了司隸校尉後,有人告發宦官張讓的兄弟、野王(今河南泌陽縣)縣令張朔貪污勒索。李膺要查辦張朔。張朔逃到洛陽,躲進他哥哥傢裏。李膺親自帶領公差到張讓傢搜查,在張傢的夾墻裏搜出張朔,把他逮走。張讓趕快托人去求情,李膺已經把案子審理清楚,把張朔殺了。張讓氣得什麽似的,馬上嚮漢桓帝哭訴。桓帝知道張朔確實有罪,也沒有難為李膺。這一來,李膺的名氣就更大了。一些讀書人都希望能見見李膺,要是受到李膺的接見,就被看作很光彩的事,稱做“登竜門”。第二年,有一個和宦官來往密切的方士(搞迷信活動的人)張成,從宦官侯覽那裏得知朝廷馬上要頒布大赦令,就縱容他的兒子殺人。李膺馬上把殺人兇手逮捕起來,準備法辦。第二天,大赦令下來,張成得意地對衆人說:“詔書下來了,不怕司隸校尉不把我兒子放出來。”這話傳到李膺耳朵裏,李膺更加冒火。他說:“張成預先知道大赦,故意教兒子殺人,大赦就不該輪到他兒子身上。”說完,就下令把張成的兒子砍了頭。張成哪兒肯罷休,他要宦官侯覽、張讓替他報仇。他們商量了一個鬼主意,叫張成的弟子牢修嚮桓帝告了一狀,誣告李膺和太學生、名士結成一黨,誹謗朝廷,敗壞風俗。漢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就下命令逮捕黨人。除了李膺之外,還有杜密、陳寔和範滂等二百多人,都被他們寫進黨人的黑名單。朝廷出了賞格,通令各地,非要把這些人抓到不可。杜密像李膺一樣,也是敢於跟掌權的宦官作對的官員。兩個人的名望差不多,人們把他們聯在一起,稱為“李、杜”。李膺下了監獄,杜密當然也逃不了。陳寔本來是個太學生,因為有名望,也被劃到黨人名單裏去。有人勸他逃走。陳寔並不害怕,說:“我逃了,別人怎麽辦?我進了獄,也可以壯壯別人的膽。”他說着,就上京城,自己投案,進了監獄。範滂也跟陳寔一樣,挺着腰板進了監獄。捉拿黨人的詔書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員都把跟黨人有牽連的人報上去,多的有幾百個。衹有青州平原相(相,相當於郡的太守)史弼沒報。朝廷的詔書接連下來催逼他,青州還派了一個官員親自到平原去查問。那個官員把史弼找去,責問他為什麽不報黨人的名單。史弼說:“我們這裏沒有黨人,叫我報什麽?”那官員把臉一沉說:“青州下面有六個郡,五個郡都有黨人,怎麽平原偏偏會沒有?”史弼回答說:“各地的水土風俗不一樣。別的地方有黨人,為什麽平原就一定也有黨人呢?”那官員被他反駁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史弼又說:“你一定要冤枉好人,那麽,平原傢傢戶戶都有黨人。我情願死,要我報黨人,我可一個也說不上來。”那官員拿他沒有辦法,就胡亂把平原的官員收在監獄裏,回報朝廷。被捕的黨人在監獄裏,宦官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折磨。他們的頭頸、手、腳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後被蒙住頭一個挨一個地拷打,就這樣關了一年多。第二年,有一個潁川人賈彪,自告奮勇到洛陽替黨人申冤。漢桓帝的皇后竇氏的父親竇武也上書要求釋放黨人。李膺在獄中采取以攻為守的辦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說他們也是黨人。宦官這纔害怕了,對漢桓帝說:“現在天時不正常,應當大赦天下了。”漢桓帝對宦官是唯命是聽的,就宣佈大赦,把兩百多名黨人全部釋放。這批黨人雖然釋放,但是宦官不許他們留在京城,打發他們一律回老傢,並且把他們的名字通報各地,罰他們一輩子不得做官。歷史上叫做“黨錮”(“錮”就是禁錮的意思)事件。不久,漢桓帝死了。竇皇后和父親竇武商量,從皇族中找了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劉宏繼承皇位,就是後來腐敗出了名的漢靈帝。
到了後來,因黃巾起義的爆發,北地太守皇甫嵩面對勢如怒潮的黃巾義軍,統治階級內部必須精誠團结,一致對外。從而提出了相當中肯的建議——解除黨錮之禁,藉以緩和內部矛盾對付黃巾,這也是個十分大膽的建議。事實上,不久之前的熹平五年(西元176),永昌太守曹鸞就因為企圖為“黨人”翻案而慘遭殺害。而在此危急時刻,漢靈帝卻不得不考慮這一建議的可行性,在與自己身邊最具政治見識的宦官呂強商議後,靈帝接受了建議,赦免“黨人”,而所謂的“黨人”事實上自然不是謀反者,相反,他們是更具熱情與纔具的漢王朝忠實擁護者,赦令一下,絶大多數人自然感念皇恩浩蕩,紛紛奔赴沙場或運籌帷幄,為朝廷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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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gu
黨錮
東漢桓、靈二帝統治時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對宦官專權而遭禁錮的政治事件。所謂“錮”就是終身不得做官。黨錮的政爭自延熹九年(166),一直延續到中平元年(184)。
東漢自和帝以後,外戚、宦官交替專權。延熹二年,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人合謀消滅了外戚梁氏,單超等五人同日封侯。從此,宦官獨攬朝政,外戚與宦官的爭鬥也越演越烈,封建統治日趨黑暗。
除外戚、宦官之外,官僚士大夫也是當時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官僚士大夫中不少出身於世傢豪族。有的大族世居高位,門生、故吏遍天下,儼然成為頗具權勢的領袖人物。安、順二帝時為籠絡儒生,相繼擴充太學,順帝時,太學生員多達三萬餘人。這些為數衆多的太學生是官僚士大夫政治集團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官僚士大夫懾於日益頻繁的農民起義,為東漢王朝的分崩離析感到擔憂。他們對外戚、宦官把持政權感到不滿,但是,在這兩種勢力的爭鬥中,他們更傾嚮於外戚一邊。這不僅因為官僚士大夫在經濟上與外戚集團有着更多的聯繫,而且在他們眼中,宦官不過是地位卑賤的“刑餘之人”,特別是宦官把持朝政後賄賂公行,原先作為察舉、徵闢依據的封建倫理受到冷落,堵塞了士大夫的仕進之路,直接觸犯了官僚士大夫的切身利益。於是,官僚士大夫很自然地把抨擊的主要矛頭對準了宦官。
本來,東漢後期在官僚士大夫中就盛行一種褒貶人物、左右輿論的風氣,稱為“清議”。這種風氣傳到太學,諸生以郭林宗、賈偉節為首,與太尉陳蕃、司隸校尉李膺以及王暢等人也互相推崇,當時太學中流傳:“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其中李膺名望最高,士人得到他的賞識,被譽之為登竜門,從此身價十倍。太學諸生與這些官僚由臧否人物進而抨擊時政,他們把“國命委於閹寺”看成是封建統治日益腐敗的主要根源。這種清議與外戚反對宦官的政治鬥爭結合起來,對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團形成嚴重的威脅。例如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懲辦不法宦官,宦官們衹好小心謹慎,連休假日也不敢走出宮門。於是,宦官集團伺機進行反擊,黨錮事件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李膺像
延熹九年,司隸李膺捕殺交通宦官、教子殺人的方士張成。宦官唆使張成弟子牢□誣告李膺等人蓄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謗朝廷。桓帝於是通令郡國逮捕“黨人”。李膺和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範滂等二百餘人均被收執,太尉陳蕃也以用人不當被策免。次年,桓帝又下詔將“黨人”赦歸田裏,禁錮終身,不得做官。這一事件發生後,引起了士大夫階層的公憤。他們互相標榜,稱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李膺、杜密等八人為八俊,郭泰、範滂等八人為八顧,張儉、翟超等八人為八及,度尚、張邈等八人為八廚;由此,與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團之間的鬥爭更趨激烈。
永康元年(167)桓帝死,靈帝幼年繼統,竇太後臨朝,外戚竇武為大將軍,執掌朝政。他與太傅陳蕃起用黨人,打算消滅宦官勢力。後因事機泄漏而失敗,陳蕃被殺,竇武自殺,李膺及為陳蕃、竇武所薦舉者及門生、故吏等皆免官禁錮。建寧二年(169),宦官侯覽又使人誣陷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同年十月,曹節也乘機奏捕考殺虞放、李膺、杜密等百餘人,妻子皆徙邊。此外,藉機報私冤和地方官濫捕牽連,以至死、徙、廢、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隸校尉段□逐捕黨人和太學諸生千餘人。熹平五年,進一步下詔州郡,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內的親屬,都免官禁錮。這次黨錮前後延續了十幾年。中平元年黃巾起義爆發後,靈帝下詔赦免黨人,黨錮至此纔告結束。
(田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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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autocratic rule, one-party dictat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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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