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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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与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
　　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奴隶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老子》（《道德经》）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先秦诸子比较

　　在民主理念上，孔子不如孟子
　　孔子与孟子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学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开私学，创立儒家学派。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学者（生卒年不详，一说前385～前304年，一说前372～前289年），他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对儒家学派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孔子生于今日山东曲阜，孟子生在距曲阜仅数十里的邹城，他们都曾沐浴着以泰山为中心的齐鲁文化。
　　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问题在于，当君王不尽君王的责任时，或君王胡作非为时，人们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君王的错误或更换君王。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找到或不敢（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比之下，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他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其实，孟子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一书的许多主张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远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墨子主张民众有权参与国家政事，墨子的信徒还建立了严密的团体组织，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身体力行。对比之下，孟子则属于理论家，而不属于政治家，他希望从理论上说服君王采纳一种类似“君主立宪”的管理方式。但是，对于封建专制帝王来说，最有价值的学说，乃是孔子的主张，因为孔子的主张有助于维护既成的格局，这是期望着永远坐稳天下的皇帝最欢迎的（打天下的人都不用孔子的学说）。因此，孔子及其学说备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礼遇，而墨子的学说则受到了冷遇，孟子的学说则受到了“招安”。遗憾的是，个中奥妙，一般文人学者，并不明晓；至于普通百姓，更是被蒙在了鼓里，其标志即相信“孔孟一家”。
　　在科学精神上，庄子不如惠子
　　庄子与惠子
　　智者的论辩，与科学精神在中国的流失
　　在公元前三、四世纪，中国的战国时期，有两位著名的学术论坛高手，一个是当过漆园小吏的庄周，一个是在梁惠王时任相的惠施。庄子与惠子在知识、学问和智慧问题上长期进行过高水平的辩论；庄子的思维既敏捷又飘逸，惠子的思想既深邃又超凡。可惜天有不公，庄子的著作存世有洋洋洒洒的《庄子》一书，而惠子写在竹简上足足装满五车的著作却荡然无存。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惠子的学术观点，几乎都是从庄子的记述中获得的，它们被收入《庄子》一书中，特别是第33章的《天下•惠施篇》。
　　在《天下•惠施篇》中，庄周首先承认惠施学问渊博，著作有五车之多；接着又给了一个基本否定的结论，即惠施的的观点杂乱无章、词不达意。然后举出惠施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
　　1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即最大的物质是它的外面没有其他的物质，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宇宙；最小的物质是它的内部没有其他的物质，相当于古希腊人说的原子，或今天所说的基本粒子。
　　2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一般解释“无厚”为几何学上的平面概念。不过，笔者怀疑“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乃“可积也，其厚千里”之误，意思是没有厚度的东西可以累积成千里之厚，显然这属于微积分的概念。
　　3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即物体之间不存在绝对高度，只存在相对高度。〕
　　4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即太阳到达中天的时候，也是它开始倾斜的时候；物体形成（生）的时刻，也就是它开始解体（死）的时刻。
　　5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个命题涉及到如何确定物体之间的同与异问题。
　　6 、“南方无穷而有穷”。这个命题涉及到方位如何确定的问题，即“南”的方位到达一定的位置（南极点）之后，继续向前就不再是南方了。
　　7 、“今日适越而昔来”。这个命题涉及到日期如何确定的问题，有点类似地球上的日期变更线。
　　8 、“连环可解也”。这个命题涉及到多维空间问题，对于三维空间的连环体，在多维空间里则存在着缺环。
　　9 、“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所谓燕北越南，即地球的北极和南极，它们所指的方向就是天的中央（地球自转所形成的中央方位）。
　　10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人类应当不分贵贱地善待自然万物，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一种相通的物质。
　　尽管在庄子看来，惠子的这些命题和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惠施的观点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于是庄子又接着写道：“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意思是说惠施自以为是，并把他的观点传遍天下爱好辩论的人，这些辩者也拿出各自的观点与惠施争论，还乐在其中（百家争鸣就是乐）。
　　那么，天下的辩者都有哪些学术观点呢？庄子举例如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蛤蟆）有尾。火不热。山出（有）口。轮不碾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柄。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上述命题，除了诡辩内容之外，还涉及到符号与符号所指称的物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哲学问题、生物遗传变异问题（例如“马有卵”，应当指马也有类似鸟卵的遗传结构）等等。对此，庄子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给予了如下的评论或嘲讽：“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总之，辩论双方乐此不疲，辩者那些蒙人的奇谈怪论，都辩不倒惠施（事实上，深邃命题意见惠子的观点，完全可与古希腊哲学家比美）。
　　令庄子有些嫉妒的是，惠施自以为是天下口才第一：“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意思是有我惠施在，天下辩者不敢称雄。有一次，南方的大学者黄缭向惠施提问：“天为什么不坠？地为什么不陷？风雨雷霆是怎样产生的？”对这些高深的问题，惠施竟然“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连谦虚一下都没有，就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
　　遗憾的是，庄子没有记录惠施对黄缭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解答的，而是一股脑地批评惠施：“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意思是惠施不厌其烦地说着他那一套理论，越说越不可思议，为了追求名声，结果与大多数人的距离更远了。
　　最后，庄子总结道：“弱于德，强于物，其涂澳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大意是，惠施舍本逐末，走入歧途。从天地的大道来看，惠施的知识与蚊虻一样微不足道。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算是一家之言尚说得过去，如果尊崇惠施的学说，那么大道就会衰微。惠施自己也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安宁，他疲于解释万物，却只落了个善辩的名声。可惜啊！惠施这样有才华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却迷途不知返，自己追逐自己的声音，自己追逐自己的影子，不可能有结果呀。想起我的老朋友的一生，真让我悲痛啊！
　　庄子可以在惠子之后评论惠子，我们也可以在庄子之后再评论庄子对惠子的评论。笔者以为，庄子与惠子代表了中国古代的两种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庄子倾向从整体的角度观察自然，其理论即“道”，这个“道”是不能或无须经由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大脑思维对自然规律的感悟。对比之下，惠施倾向于对自然事物进行比较严密的逻辑思考和推理，他提出一个个新的概念和命题，试图对自然规律给予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或描述，因此他的学说属于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范畴。从这个角度来说，惠施著作的失传，乃是中国古代科学的重大损失；甚至可以说，自然科学及其科学理念之所以在中国没有能够发展和发达起来，与惠施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哲学家的著作失传密不可分（科学理论就是根据自然的形态去认识自然的性质，科学技术就是利用自然的性质去改变自然的形态）。
　　遥想当年，庄子与惠子漫步在濠河的拦河坝上（今日安徽凤阳县北），庄子看着濠河里的苍条鱼感慨道：“鱼儿多快乐啊。”惠子立刻指出：“你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鱼乐与不乐呢？”庄子反问道：“按照你的逻辑，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乐不乐呢！”惠子反驳道：“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当然也就不知道鱼的感受了，还有什么可辩说的吗？”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争论到这里，庄子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把信息如何在人与鱼之间传递的问题，转变成了人在什么地方得到鱼的信息的问题。惜乎，悲夫！一个符号信息传输学的重大科学命题，就这样化解掉了。
　　在社会实践上，老子不如墨子
　　老子与墨子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为此，笔者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老子隐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还在《探寻圣人的足迹》（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书里探讨了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历程，在《千载治国梦》一书中描述了孟子的思想。此外，笔者先期已经写过短文《孔子与孟子》，认为在民主理念上，孔子不如孟子；又写过短文《庄子与惠子》，认为在科学精神上，庄子不如惠子。
　　当然，在先秦诸子里，还可以进行许多对比研究，本文感兴趣的是在社会实践方面，老子不如墨子。众所周知，如果说孔子是影子政府的创始人，那么墨子则是中国历史上的政党创始人，而老子就是中国独立思想家的鼻祖。
　　根据笔者的研究，老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92年，长期任职周王室图书档案馆。在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516年的周王室内乱中，老子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长期过着隐居的生活（公元前516年秋冬之交，占据王城的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随携带周室典籍、礼器投奔楚国，从此这批无价之宝周室典籍就神秘地永远地失踪了。笔者在《老子隐迹》一书里，特意描述了老子劝王子朝把周室典籍藏于深山的故事情节）。
　　正是由于老子经历了周王室的内乱，他的思想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他参与了周室典籍的秘藏，因而才不得不隐居起来。事实上，老子有条件阅读到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几乎所有文献（周室典籍包括从夏代、商代传下来的文献），也有条件阅读到各地方国送交周王室的报表文章，因此他的思想非常活跃。但是，他的职务和遭遇，又迫使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能够进行社会实践，这就是我们无法从《道德经》找出老子身份的原因所在。
　　老子的自然哲学主张是“无中生有”，其渊源可能来自老子家族的天文学背景，因此老子能够对宇宙万物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老子的社会哲学主张是“人法自然”，由于自然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存在过程，因此人法自然的具体化就只能是“无为”、“无欲”。老子主张的理想社会结构是“小国寡民”，这种社会结构乃是对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理论重构。老子在这里非常深刻地思考了如何保持这种社会结构稳定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人口的增加、民众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欲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传输的广泛，乃是破坏这种理想社会的四大因素。或许，老子在内心深处知道人的本性是不能够做到无为无欲的，因此他没有去实践自己的主张（实践就已经不是无为了），而是点到为止留下了五千言的著作，自己则孓身独处、飘然世外。
　　对比之下，墨子（名翟，鲁国人，出身贫贱，约生活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则是一位活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墨子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估计他出身于工匠之家，因为他制作的木鸟，与鲁班的不相上下，都能在天上连续飞三天三夜不落。但是，他又有条件读到许多书，因为相传他出远门的时候，车上总是放满了一捆捆的简牍（《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关中，指车上的横栏）。也许正是由于墨子有条件读到许多书，才使他从普通的工匠生涯中脱颖而出，成为工匠（包括广大社会下层群体）利益的政治代表。
　　墨子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大禹（工程师鼻祖，能吃苦耐劳），他的主要思想或政治主张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本文不可能详细讨论墨子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墨子强烈主张对社会管理结构进行改革，并明确指出上至天子、下至各级官吏，都应当由人民选择推荐产生，当国家遇到饥荒时则首先减少官吏的俸禄。例如，《尚贤上》称“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又称“岁馑，则士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人君亦要相应地降低生活标准）。
　　墨子与其它先秦思想家不同的一点是，墨子组织了一个有能力干预社会的学术团体，成员多达数百人，而且组织纪律性非常强；这些弟子既能游说诸侯君臣，又能文能武担当各种官职。更可贵的是，他们的信念非常坚定，为了拯救天下民生，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由于墨子掌握着这样一支队伍，因此他多次阻止了诸侯间的战争，实践了自己“非攻”的主张。
　　令人深思的是，墨子作为社会下层群众的代表，他的政治主张在当时风靡社会之后，很快就被视为异端，不久便销声匿迹。两千多年来，只有极少的学者研读《墨子》，历代农民起义军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墨子的主张，而直到今天《墨子》仍然少有人问津。对比之下，老子的《道德经》则历久不衰。中国的政党政治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或许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民众没有能够选择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