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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保尔森简历
1946年3月28日 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Palm Beach, Fla.），在伊利诺伊 州巴灵顿的一家农场长大，信仰基督教科学派。
1968年 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获得英语学士学位。1970年 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1970-1972年 供职于五角大楼，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的助手。
1972-1973年 尼克松在位期间，任白宫总统办公室助理。
1974年 开始进入高盛公司的芝加哥分部工作。
1982年 成为高盛公司的合伙人。
1990年 出任高盛公司投资银行部的联合主管。
1994年 晋升为高盛公司总裁兼营运总监，并首次被提名为首席执行官。
1998年 成为高盛公司高级合伙人之一。
1999年 高盛上市，鲍尔森成为美国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2006年6月，被小布什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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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保尔森（henry "hank" merritt paulson, jr.，1946年3月28日—，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是现任美国财政部长。他曾担任大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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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保尔森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中西部地区伊利诺伊州巴灵顿一个农业小镇的农场长大，至今还在那里保留了一间居所。他身高6英尺，仪表整洁，言辞朴实，在中学时代学习勤奋，在1964年考入美国东部常青藤名校之一达特茅斯大学，获得英语语言学位，身高约1米86的他，还是美国常青藤名校最佳橄榄球球手之一。1968年，保尔森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后获得哈佛大学mba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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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保尔森一脚迈进五角大楼，担任国防部长幕僚助理，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出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保尔森是一只牛头犬，很像年轻时的切尼。” 保尔森的好友说起他的早期华盛顿岁月，不无赞叹，“他是推销员中的推销员，他兼具坚韧和热情，这使得他非常高效。”
1974水门事件后，他加入高盛芝加哥分部，在芝加哥分部担任银行业务助理，1982 年升为合伙人，1988年他获委任成为高盛芝加哥分部的主管合伙人，1993年升任为公司在美国中西部投资银行地区主管合伙人，1996年被任命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1999年5月，他正式出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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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尔森的领导下，高盛集团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行。高盛的员工数目虽然仅及业界老大美林证券和第3位的摩根士丹利的一半，但去年高盛盈利都名列榜首。此外，从2000年起，高盛就一直保持着全球并购业务第一的地位。
保尔森统率高盛期间，不仅连夺证券承销大单，并引领高盛进入商品市场。成为商品期货的最大炒家之一，高盛去年的营业收入中，商品期货交易的收入已经超出了投资银行业务。
保尔森也是华尔街最赚钱的银行家，他去年的薪酬收入为3830万美元，比美林证券的奥尼尔、雷曼兄弟的富尔德、贝尔斯登的凯恩及摩根士丹利的麦克这些大投行掌门人都高出一截。不仅如此，保尔森也是华尔街最慷慨的老板，根据高盛向美国证监会呈交的文件，该公司22,425位职员在2005年度共获发117亿美元薪酬，平均每人获得52.1万美元，在华尔街无出其右。在他的执掌之下，高盛成了美国最赚钱的证券公司。2005年，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盛的盈利达到了创记录的56亿美元。
保尔森属于美国证券界中的“鹰派”。蛰伏高盛30余载，他“治军”严明，手腕强硬。“（在高盛）15％到20％的人创造了公司80％的价值，所以很多人可以被裁掉，而不会影响公司的业绩，”保尔森的这句经典名言至今还让绝大多数高盛的雇员们心惊胆战，虽然此后保尔森对此番言论表示道歉，但高盛的“痛苦的裁员”却没有因此停滞，据《财富》测算其裁员比例仅次于美林公司。
在独特理念的支撑下，高盛与美林及摩根士丹利多年来稳居全球投资银行业内三雄，保尔森本人也成为华尔街最能赚钱的老板，在高盛任职32年期间，保尔森积蓄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产。光是2005年，保尔森的年薪就高达3830万美元。就在保尔森即将履新、离开高盛之际，高盛董事会又特意准备了一份1870万美元现金的“大红包”送给保尔森。
但作为高盛的掌门人，保尔森发挥的影响力远远超越高盛公司本身。除掌管高盛，保尔森还承担起公共职责，在华尔街发起公司治理运动。例如在2002年，保尔森公开严厉批评美国上市公司的渎职行为；在格拉索案爆发时，他挑头反对格拉索高达1.4亿美元的薪资结构，鼓吹对纽约证交所董事会进行改组，他还支持高盛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出任纽约证交所首席执行官。作为高盛第一把手的保尔森也跃升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金融高手之一。2004年在美国媒体评选的“华尔街权力排行榜”上，他曾高居榜首，而被冠以“华尔街权力之王”的头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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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总统延揽保尔森入阁，着实下了不少功夫。面对布什的邀请时，保尔森当初的反应是婉言谢绝，因为他不想做一个“花瓶”和“传声筒”。在布什任内的前两任财长保罗·奥尼尔和约翰·斯诺，都不是总统决策圈内的一员，而是沦为推销白宫减税政策的“推销员”。奥尼尔在离职后就曾感慨自己被排斥在白宫决策圈外，处于一个无关痛痒的职位。
到布什再次邀请保尔森出任财长时，两人在白宫长谈了一个下午，布什答应给保尔森会比斯诺及奥尼尔前两任财长有更大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他的实质权力会和国防部长及国务卿平起平坐，终于让保尔森心动。布什于2006年5月30日正式提名保尔森出任财政部长，接替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的约翰·斯诺。
斯诺的离职并不意外。几个月内，白宫官员们就在私下里传闻他即将“走人”的消息；但对鲍尔森的任命，却是出乎意料的。据说，白宫一直在试图“引诱”鲍尔森出任财长，但他拒绝了好几次，原因是布什内阁看起来已将财政部长的角色降格为一个“推销员”。
保尔森曾向友人提及，此番出任财长是因为“应该有一番作为”，所以他不惜放弃3830万美元的华尔街职位，去华盛顿上任，后者的收入只有20万美元，两者相差近200倍。如此巨大的差距也说明，保尔森同意出任财长绝非为了金钱，毕竟，仅其在高盛持有的股份就价值数亿美元。很快，印制在被称为“绿背”的美元纸币上“约翰·w·斯诺”的亲笔签名，就被“亨利·m·保尔森”的字眼所取代，这也是宣誓就任美国新一任财长的保尔森所被赋予的第一项特权。
相比以往的财长上任，保尔森的就职仪式似乎得到了布什的格外重视，总统先生甚至“罕见地”(美联社语)从白宫步行到财政部大楼出席仪式，而以往碰到类似情况，布什通常都会以车代步。布什宣布保尔森的任命时，称赞保尔森“有极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对证券市场的深刻理解，有能力看清楚经济局势”、“保尔森会成为我在本土及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我们将保持相同态度，为国民制定合适的政策，继续保持美国经济繁荣。”
“财政部－华尔街共同体的又一例证，”对于保尔森的获任，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如此表示，“这个‘共同体’的势力太强大了，制造业、运输业背景的斯诺根本摆不平。”“应该说布什是不得不找这个人来。” 对于斯诺的离开，彭博通讯社的评价是，“尽管深受赞誉，但他从未成为布什政府真正的‘圈内人’。”
保尔森在就职仪式上说：“美国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我们必须努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促进改革和国际金融市场现代化。”他同时表示，自己将尽全力使美国经济继续成为“一个富有活力、弹性以及开放度的典范”。
在发表完简短就职宣言的当天，保尔森马上召集美国财政部的全体人员开会，向他们阐述了自己对于财政部未来工作的规划。在当天余下时间里，保尔森还一一与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同僚以及其他国家的财政高官进行了电话交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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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出任财长，不仅意味着财富的大量缩小，也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问题———不断刷新纪录的政府预算赤字和对外贸易逆差。由于伊拉克战争推动军费和有关各类政府支出激增，再加上布什政府几度大规模减税，使得美国政府的年度预算赤字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外贸易赤字去年一年也增长到7420亿美元，达到美国gdp的约7%。今年5月中旬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9%的美国人对经济满意。
据华尔街人士透露，保尔森出任财长，意图效仿其高盛前辈罗伯特·鲁宾，在华盛顿大展一番手脚，推行强势美元，给美国经济注入持久的活力。
尽管面临诸如时间紧迫和任务艰巨等种种挑战，但作为布什任期内首位有着华尔街从业背景的财长，保尔森的上任还是令外界充满了期待。
“是布什在求着他，”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因此，保尔森有资本去讨价还价。”屈宏斌表示，保尔森应该更多扮演经济决策的角色，而不仅仅是像其前任那样成为白宫的政策“宣传员”和“推销员”。具体而言，保尔森尤其要在财政政策以及“双高”赤字等方面采取实质性的举措，真正通过内部结构调整来解决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屈宏斌说。“像以往那样一味地把美国的经济问题‘出口’到别的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全球经济失衡。”
不管怎么样，对保尔森的提名，标志着白宫的一个重要转变。小布什一直对来自华尔街的人持怀疑态度，更喜欢任命商界人士作为纽约的财政要人。比如，他的前两任财长一个来自美铝公司(铝业巨头)，一个来自铁路公司。尽管保尔森没有英国新教徒贵族血统，但他代表了华尔街精英的精神。
布什政府一直在寻找一位更有效的经济政策代言人，保尔森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经济学家》称，他的政策本性多半都很符合“布什学”(bushonomics)：他忠于自由贸易，是减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曾经说，21世纪面临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在不失去政治支持的情况下促进自由贸易。他认同全球化的进步作用，认为“无论我们在哪儿阻止或阻碍全球化，都会给更多的人制造麻烦”。
不过，只有在一个领域，保尔森跟他的新老板不合拍。他非常关注环境，而且还是美国自然保护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支持京都议定书，将其作为一个阻止全球变暖的有效方式。此外，他还使高盛成为华尔街“最绿”的公司。他提倡的“拥抱树木”的主张，也让一些保守派大伤脑筋。
不过，对于小布什将这么一位华尔街重量级人物引入内阁，大部分人还是感觉很欣慰。这至少意味着，在对美国经济力量盲目自信的背景下，白宫官员已认识到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了。
美国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美元一直在下跌，金融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容易“激动”。直到最近，小布什还指望万一有危机发生格林斯潘可以发发话，但如今格林斯潘已经离职，他的继任者伯南克，现在仍挣扎着试图修补他对市场的信用度。
相反，保尔森却在庄严的华尔街熠熠生辉。他掌控高盛公司8年时间，让它赚取了超高额利润；他还拥有巨大的全球人际关系库，尤其跟中国有着亲密接触。从1990年起，他访问中国的次数不下70次。无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认为，一旦市场碰上麻烦，保尔森无疑将是最合适的掌舵人。这次任命，就像一个内部人士所说的，事实上就是在“雇用信用度”。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信用度会持久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尔森本人。他在高盛的成功有可能也预示着在华盛顿的成功，但是对此谁也不敢保证。保尔森在高盛的前任斯蒂芬·弗里德曼曾在布什的内阁运作经济政策，但取得的效果不大。而且，保尔森还要一开始就成为“熟练工”。鲁宾在成为财长之前，就多花了2年半的时间，在克林顿政府照管经济。
无论他的个人能力有多大，保尔森成功与否最终还要由白宫决定。这是因为只有他在被视作经济政策制定的中心时，他才能赢得市场的尊重。小布什的第一任财长保罗·奥尼尔就是因为在美元问题上犯了一系列愚蠢错误后，浪费了他的可信度。约翰·斯诺没犯这些错误，但他是一个小心翼翼、心思很重的人，在很多方面不事张扬。
不过，自从人人都知道他被排除出政策制定圈子之后，他也就失去了华尔街的信任。他有意推进税改，但被白宫断然“喝止”。而在今年卫生保健税改突破的背景上，也基本上看不到斯诺的印记。在白宫看来，斯诺的工作，不过就是扮演一个啦啦队队长或者布什减税政策的推销员。
如果保尔森要成为一个强势财长，他必须要避免类似命运才行。当然这并不容易。鲁宾之所以博得了政府之外的尊敬，无非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政府里能说了算。对保尔森来说，现在真正的麻烦是，布什的第二届任期所剩时间不多了，他也不会有太多政治资本，来制定明智的政策。保尔森可能会成为鲁宾第二，但他前面的任务会更艰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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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2006年9月又现身北京，但与以往70多次访华不同的是，这次是他2006年7月就任美国财长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与他以前的73任美国财长最大的不同是，他最了解中国。
保尔森的中国情结
在过去10多年里，保尔森访问中国不下70次；他一手带领高盛在中国开创数个“第一”。
“我从来没梦想过工作是如此充满乐趣，我从来没梦想过会在1994年到人民大会堂宣布高盛北京代表处的开业，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涉足中国的国有企业重组和股票上市，我从来没有梦想过与中国的许多国家领导人相见。”2001年12月保尔森的这段“梦想”表白，明白清晰地传递出保尔森的中国情结。
2004年是保尔森开拓中国市场的巅峰年。当年12月，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获准组建，此举被舆论称为中国证券界的大突破，保尔森成功地“曲线”进入中国证券业。
“倾听”中国
在出席新加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时，保尔森就明确表态，此行将认真“倾听”中国的观点，不会寻求人民币汇率进行“快速调整”，也不希望美国各界对他中国之行的收获期望过高。
在访华前夕的一次讲话中，他赞扬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并将中美关系提高到战略高度。他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不应被那些有害的政治语言或那些散布煽动言论的人所左右”。美中两国有必要“以世世代代的眼光”来看待双方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国将取代美国，而是中国不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就不能够保持它的增长率。” “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能够而且愿意发挥全球经济领袖作用的中国，与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 他对中国说：“我们希望你们成功。”这次讲话第二天占据了国际媒体的重要版面。
这番话给温家宝总理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会见保尔森时说，他那次讲话是对中美关系的“画龙点睛”。
保尔森还表示，中国的改革之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继续改革是中国保持贸易开放的关键，自己作为美国财长，将以中国未来两年内的改革成效作为判断依据。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保尔森想把自己定位为北京与美国国会的中间人角色。保尔森很清楚，如果他希望在中国得到些什么，首先不能采取强迫的态度。马克·法贝尔投资公司总裁马克·法贝尔表示，保尔森是一个很智慧的人，他知道如果想从中国之行取得成果，就不能盛气凌人。
巧合的是，当保尔森 19日抵达中国的当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至7.9450：1，是去年7月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最高水平。有市场人士猜测，想必是中国金融界送给老朋友的“见面礼”。
保尔森就任财长后第一次中国行的一大成果是启动双边高层对话机制：每年两次进行中美战略性经济对话，磋商经济全球化和中美双边经济关系。美国前任副国务卿鲍勃·佐利克建立了与中国同行的“高级对话”机制并一直持续至今，但那是副部长级的一对一接触。而新的对话机制将涉及整个经济与外交政策制定领域的内阁级官员，协调为一个单一过程，美方由保尔森领导，中方则由副总理吴仪牵头，规格上可谓更上一层楼。此外，新对话机制的密集程度将比过去任何行动都要大得多，双方每6个月将举行峰会，并保持持续的官方接触。
分析人士认为，这标志着保尔森主导的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实施。保尔森访华的身份并不只是财政部长，而且是“美国总统特别代表”。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关于建立美中高层对话的设想是保尔森7月上任之后向布什总统提出的。保尔森提出，在处理美中双边问题的时候只有现在的双边商贸联席会议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更高一层的对话机制，以保证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为此，保尔森说服了布什和其他内阁成员。布什总统在8月21日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后敲定了建立双边高层对话的机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保尔森正在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者之一。
美国媒体认为，保尔森更注重长期问题，一方面接受了斯诺强调中国的汇率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配套进行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放弃斯诺高调敦促北京调整汇率的做法，降低了对中国政府的表面压力。保尔森这种“水到渠成”的对华策略是明智且符合实际的。
多面手的中国通
保尔森能坐到财政部长的位子，据说也和他的“中国通”背景有关。保尔森对中国有着异乎寻常的熟悉，1992年起，他曾经到访中国不下七十次，在美国高级官员中当属罕见。“9·11”时，保尔森正在北京访问。2002年北京非典期间，在一些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时，他如约飞往北京访问，《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头条称赞他“患难之中见英雄”。
保尔森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巨大潜力印象深刻，8年前出任高盛掌门时，他把中国市场列为高盛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区。在他领导下，高盛取得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龙头地位。高盛协助多家中国大企业海外上市，包括中国石油、中国平安保险和中国银行。联想并购ibm公司pc业务的财务顾问，也是高盛集团。高盛也是第一家获得上海证交所b股交易许可权的外资投资银行，以及首批获得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2004年12月2日，高盛高华证券公司成立，使高盛成为第一家通过“买门票”方式直接在中国开办证券公司的外国投行。在高盛内部，这个方案的代号是“汉克计划”，汉克即是大家对保尔森的昵称。
《华盛顿观察》指出，布什政府的第一任财长奥尼尔虽然是个成功的商人，但并不知道和中国打交道的细节问题；之后的斯诺在当上财长之前是做铁路生意的，对中国也知之不多。而保尔森此前所在的高盛公司在中国市场十分活跃，和中国决策层有频繁的接触；保尔森本人也知道中国的金融官员们是怎么想的。
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彼得拉斯认为：保尔森对中国所知的确多于两位前任，但更重要的是，他所来自的社会领域决定了他的对华经济政策。“保尔森来自华尔街，而他的前任斯诺和奥尼尔都是来自美国的制造业。华尔街一向有经济自由主义、崇尚自由市场的传统。”
在中国人眼中，保尔森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部长或高盛前掌门。鲍尔森在最近十几年中频繁往来于中美，频繁接触中国政界、金融界和学术界的高层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首任主席，他还支持好朋友约翰·桑顿辞掉高盛首席运营官，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执掌教鞭。据说，他与朱閒基曾一起在北京观看了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电视转播。
2001年，江泽民主席和鲍尔森围绕全球金融以及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作为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主席，保尔森还曾应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之邀，与云南省合作开展了大河流域项目(又称滇西北保护与发展项目)，其目标为在滇西北地区建立一个集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于一身的自然保护体系。在保尔森推动下，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昆明、丽江、中甸和德钦都开设了办事处。为求获得第一手材料，他和妻子、女儿一起徒步十几公里，进入不通公路的山村，住过每晚20块钱的乡村客栈。
这些高层交往为他的企业赢得了机会。高盛成为获准在中国设立合资投资银行的第一家华尔街公司，而且，它在过去十几年中，还赢得数个中国大型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承销业务。
它曾于2000年帮助承销了中石油的ipo，还是中国银行ipo的联席承销商。1998年，美国自然保护协会还获邀参与云南省的自然保护项目，这也是鲍尔森最上心的项目。
这些经历将有助于保尔森更好地成为双边问题的协调人。有分析认为，保尔森成为新任财长后，必将关注中国汇率体制问题以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问题。但也有专家认为，与中国有密切往来的保尔森加入布什内阁，并不意味着白宫对中国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大国在战略上发生什么变化。
不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傅强恩说，保尔森就任新财长对中国金融体系改革非常有益。他说，保尔森了解中国的金融领域，也了解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我相信他有能力处理好相关问题”。
2005年10月斯诺访华期间，在有关中国汇率改革的话题之外，还主动与中国领导人就金融领域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傅强恩说，保尔森应该会在这方面继续下去，而且鉴于他的背景，他还将探讨得更深入。
2005年保尔森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表示，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首先，我们应对于那么多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过去20年里脱离贫困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欢迎它们带给全世界的增长引擎。如果中印不能实现增长，我们大家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
对于中国未来是否会“成为世界经济领导者”的疑问，保尔森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以低成本制造商品取胜，但它同样面临很多挑战，例如人民币币值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2005年，他所在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曾预测，中国会在2040年时赶上美国。对此，保尔森未下结论，只是委婉地指出，“中国现阶段正处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半路上”，国有企业改革任重而道远，农业改革也仍然是个问题，资本市场仍然很稚嫩，等等。
在美国努力为微妙的中美关系确定方向的时候，熟谙中国的保尔森，将变得非常关键。
温家宝总理会见保尔森时说：“到访过中国70多次的人是不多的，而且你还深入到云南偏僻的地方，住了20块钱的旅馆，你可称得上是中国的老朋友”。
说服中国还是说服国会？
如果认为保尔森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手下留情，也许言之过早。“屁股决定脑袋”并不只限中国，在其位，谋其政，保尔森作为美国财长，必以美国的利益为第一出发点。但以他的中国背景，会对布什总统及美国国会多做一些解释性工作，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是意料之中的事。
“我认为对保尔森来说，最大的工作不是说服中国人民币升值，而是让美国政府认识到他们试图通过逼中国人民币升值而减少逆差的立场是错的。”美国拉特利奇公司董事长约翰·拉特利奇说。他认为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强硬立场90%是出于国内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可能只有10%。
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到来，保尔森备受国会三方面的压力。美国国会希望他的中国行取得具体成果。一些政客已经对保尔森的灵活性提出批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9月底将推动一项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27.5%的报复性关税的议案交由国会表决。议案称，人民币汇率是造成美国对中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保尔森本周将与舒默和格雷厄姆会面，舒默说他很想听听保尔森的北京之行。“我可能会让舒默和格雷厄姆感到失望，他们一直希望我此次访问中国会带回来一些重大成果，但我认为，许多事情都需要从长计议，”保尔森说，“我本人或者政府绝不会支持任何保护主义立法，因此，我会竭力劝说他们不要再推动相关立法程序。” 保尔森称，说服中国政府与说服美国国会均非易事，但他不会顾此失彼。
保尔森一直反对孤立地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应当将其放到整个中国市场化改革大环境之中去对待。“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能够而且愿意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中国，与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中国超过美国，而是中国停止推进维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改革。” “如果中国不迅速采取行动，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就会面临来自其他国际经济利益相关者的反弹。这种反弹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在参议员们龇牙咧嘴扮白脸的时候，红脸也登场了。经过4天首次访华后，美国财长保尔森心满意足地回国了，并且一改之前的含糊态度，明确表示同国会的人沟通是他的工作，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向参议员格拉厄姆和舒默做工作，劝说他们收回因人民币汇率政策而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议案。
我们并不担心这个对中国商品加征27.5%惩罚性关税的愚蠢议案真正能实施，因为即使议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总统布什也有权力阻止议案成为法律。我们关注的是，在这次游戏中，狡猾的美国人又得到了什么。
在磕磕绊绊的中美关系中，美国政府和参议员已无数次使用过这种一个扮白脸、一个扮红脸的游戏了。光是这个惩罚性关税议案，之前就已表演过3次，每次都是参议员们将议案推到表决边缘，最后又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应布什政府的呼吁取消表决。虽然，每次他们都不能通过这种游戏获取全部想要的，但每次总会有所获。这次估计也不例外。
在保尔森访华期间，人民币汇率连续4天创新高，为保尔森访华创造了很好的合作氛围。保尔森能够如此高高兴兴地回家，显然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远非人民币在4天里连创新高升值200多个基点那么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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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之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但国际政治仍是典型的国家间的政治，具有全球视野和经验的保尔森主持其事，或能带来一些全球性的政治新视角。有研究外国驻华记者的人士说，20世纪80年代的来华记者说：带我去看大熊猫；90年代的来华记者说：带我去见不同政见者；21世纪的来华记者则说：带我去商务部。保尔森的出现，也是这种视角变化的范例之一。
保尔森就任财长后第一次访华的100小时
19日
抵达中国浙江省杭州市。
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会见，地点为1972年中美谈判所在地西湖国宾馆。
出席了由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共同举办的晚宴，包括宗庆后、南存辉等企业家在内的13位中国企业家被邀请到会。
20日
由杭州市前往北京。
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双方决定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在美国大使馆举行新闻发布会。
21日
与财政部长金人庆、商务部长薄熙来、卫生部长高强等中国政府官员进行了会晤。
参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设施建设。
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22日
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见。
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会见。
结束访华之行
在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面后，保尔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与中国领导人的成功会谈高于其原先预期。他强调，会谈是实质性的、自然的。保尔森并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推动中美关系上的高度热忱表示赞赏。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启动，是保尔森中国之行的重要内容。在20日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美两国表示将在对话机制下谋求双边经济关系的高效发展，为两国人民谋福利。据悉，这样的对话机制是中美之间首个高规格的官方对话机制。
保尔森显然很重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启动的意义，在20日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保尔森表示，建立这个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就是为了“长期地、战略地解决中美经济关系，找到双方合作的优先领域，通过解决短期问题建立信心”。他强调，建立这个机制，就是为了两国能“平等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两国在原则问题上几乎没有分歧”，9月22日下午，在留给媒体最后一个新闻点后，保尔森离开北京，结束了他作为美国财政部长的首次访华行程，“留下温和的背影”。
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部副主任王红梅认为，虽然中美目前存在很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面对不断加大的中美贸易逆差，对抗绝非理智的解决之道，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国的国内政策都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保持双方的沟通和联动，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更频繁、多层次的对话协调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无论是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单靠中国一方是不能解决的。从这方面看，双方还需要更多的对话。”王红梅说。
是一时善意还是政策调整？
保尔森作为财长身份的首次访华，受到了中国国内舆论的空前关注。据了解，从保尔森宣布访华至今的10天里，网上有关他的中文新闻增加了4000条。特别是保尔森访华表示出来的善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价，较之他的前任斯诺，保尔森显然在中国有着一个好得多的公众形象。由于斯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表现出的强硬，使得人民币汇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死结。
对于保尔森此次访华中表现出的善意，黄卫平认为，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汇率从来就不是本质性的问题，这一点，美国政府应该是充分认识到的。之所以两任财长的表现不同，并不是由于两人的性格差异，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国政府态度的变化。
黄卫平表示，美国政府之前之所以拿汇率来做文章，更多的是迫于美国国会和美国企业的压力，使之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张牌。但从现在的形势看，这张牌的作用正在减小，美国国内的关注点正在转向其他，所以保尔森表现出善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保尔森访华期间，多次强调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重要性。黄卫平认为，美国更关注中国的金融业开放，今后将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在开放的同时，中国还需要关注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日子中，美国政府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上。
中国领导人会见保尔森时的表态
胡锦涛：
中美双方已共同宣布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双方应充分利用这一机制的职能，平等对话，坦诚交流，深入探讨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及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为两国高层决策建言献策；应充分发挥这一机制和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经济联委会等机制的特点，使有关机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为深化中美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服务。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不断拓展双方共同利益，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全面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的和谐世界。
温家宝：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两国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中美经贸联系愈加紧密，并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中美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好，有利于消除误解，增进合作。对话要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循序渐进、合作共赢的原则，站在全局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着重讨论双边和全球的重大经济问题。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势头很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应该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要照顾彼此关切。2003年我向布什总统提出处理双边经贸关系的五项原则，就是着眼战略的，也是兼顾双方长远利益的。只要双方按照这些原则去做，就一定能够克服在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
吴 仪：
你最近发表讲话谈到，中美两国已在全球经济中密不可分，息息相关。我对此表示赞同。中美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迅速，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增长中出现一些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双方应按照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处理，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作为财长首次访华倾听多
美国财长保尔森于19日起开始其上任后的首次访华行程。20日，中国国家副总理吴仪在北京与他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开展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经常摆出“倾听”姿态
在他与中方已经进行的活动中，一身深色西装的保尔森神态轻松，虽然讲话并不多，但在会谈时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经常摆出一幅“倾听”的姿态。
据外交部相关官员介绍，保尔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将就双边关系，特别是如何加强两国贸易、财经、金融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就如何推动中美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交换意见。
保尔森此次访华行程的另一场重要活动是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见面。21日、22日他还将分别与商务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卫生部等相关负责人见面，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在他行程最后一天与他见面。
和吴仪愉快交谈
吴仪在与保尔森的会谈中表示，保尔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来华，对中国各方面情况都有切身体会，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在各国政府高官中像保尔森这样了解中国的恐怕屈指可数。
吴仪说：“我还记得7月14日曾打电话向您就任财政部长表示祝贺，我们对您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保尔森笑称：“我对那次电话记忆犹新，那是我上任后与国外同行最先通的电话之一，这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保尔森表示，他70次访问中国的经验告诉他中美之间有多少共同利益。“我也了解，中美之间有一些紧张，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保尔森表示，中美有义务以负责的、建设性的、创造性的方式来讨论和对待经济上面临的挑战。
看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今天启动的经济战略对话机制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建立的战略性对话。”吴仪20日在与保尔森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说。
保尔森说：“这个对话机制由布什总统提倡，胡锦涛主席同意的。对话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审视21世纪全球的经济，并重新定义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
“这个对话的内容关系到两国的共同利益，主要涉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的经济议题。”吴仪强调。
保尔森认为：“这个机制的启动不仅向美中两国，而且也向全世界各国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美中正在为了建立一个互利的关系而努力，这个关系包括减少经济风险和减少政治和安全的风险。”
据介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
中美经济战略关系连升三级
用保尔森的语言是：“北京面临的任务是如此艰巨，以至于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中国将超过美国，而是中国不能继续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维持其经济增长。”这是美国首次肯定中美经济是“双子星座”
9月19日，杭州夜宴令人意外——美国新任财长宴请中国浙江民营企业家的领袖们。
保尔森想了解的是，中国的老板们到底怎么看待人民币的升值，或者说，中国企业能够承受多大幅度的升值，能够采取怎样的措施减少升值损失。他在倾听中国最活跃的民营经济的“心跳”。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中国老板与美国高官间的交流。就像从来没有一个美国高官曾经说，应该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全球经济主要领导者姿态”出现的国家。
6天前，保尔森发表了就任美国财长之后的第二次讲话，他强调，美国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战略眼光看待美中关系。中美经济相互高度依存，中国的成功对美国十分重要。
在过去六年执政中，布什政府对于中美战略关系的定位一再跃升。克林顿时代的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曾在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冷降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系”；当选之后修订为“建设性合作关系”；进而到佐利克时期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到如今的与美国经济高度依存的“全球经济领袖”。
这反映了美方不断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大势，及时把握调整中美关系的能力。其背后是中美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不断增加，价值冲突不断减少。
“9·11”恐怖袭击，使得美国终于明白：恐怖主义才是美国现实政治中的最大对手。如今，美国人更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没有边界的最漫长的战争。在经济上，欧元的诞生对美国经济形成了最直接的挑战，尤其是2003~2004年度,欧元对美元连续大幅升值,已经严重地冲击了美元的霸主地位。换言之，美国在全球出现了新的真实的最大对手——在政治军事上是恐怖主义，在经济金融上是欧元。
对于美元的危机，美国的政治家们一度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来自军火寡头集团的判断可能认为，只要速胜，能够牢牢控制下一个新的硬通货——石油，欧元的挑战不足为惧。但问题在于，他们没预估到由此产生的成本之巨——深陷伊拉克泥潭，防范恐怖主义导致财政赤字只升难降；石油价格暴涨使得贸易赤字不断攀升。与此同时，石油价格越高，则美国在中东的反抗者的财力越强。
美国一度使用连续加息的方法来反击欧元，使美元在最近一年多一度反弹。但在欧元美元争霸之下，美元只能加息而不能贬值，加息变成饮鸩止渴，财政赤字必然雪上加霜，而昔日的货币君王黄金也卷土重来，试图渔翁得利。今年5月14日，金价达到了每盎司730美元的26年新高，美国的金融泡沫破灭一度急如燃眉；连续17次加息至5.25%，严重打击了美国的房地产，其泡沫幻灭也是一触即发。
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们看到了这一点，保尔森就是其中之一。提名美财政部长候选人时，他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关于美元、房屋市场与油价，目前我最担心的是美元的大幅下挫。我不认为房屋市场有泡沫。某些地区可能有些异常，但我不认为房地产泡沫弥漫全美。我真正担心的是原油价格。”他的思维很清楚——伊朗核危机引发石油危机，再引发美元危机，接踵而至的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
寻找分担压力不碍发展的中线
5月30日，布什提名保尔森为美国财长后，笔者曾指出：随着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强硬姿态在国际货币大会上表达对通账的忧虑，其上任后第三次加息，亦即其摆脱格林斯潘阴影后自主的第一次加息势在必然，同时，美国在对伊朗剑拔弩张之际突然转向温和。美国由石油危机诱发的金融危机的可能降级。
6月15日，当黄金价格在过去一个月中大跌180美元的时候，我们开始猜想这一切与保尔森之间的关系。只有保尔森会有如此的影响力让黄金狂跌，而相信只有当保尔森确认布什政府接受了最有利于华尔街，也最有利于美国的策略，华尔街才敢如此豪赌。
保尔森的所有策略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动用美国所有力量去保卫美国经济的基石——美元，反击黄金、欧元和石油。
给美国伊朗核问题降温是熄灭导火索；通过货币手段稳定房地产价格，先稳定内部经济，这都是应急之策；对外，美国的交易所收购伦敦证券交易所，图谋并购泛欧交易所是为了削弱欧洲金融市场吸纳资本的能力。由于降低财政赤字的内部改革难以短期见效。因此，他将先寻求贸易赤字的改善。
人们可能误认为，保尔森此行是逼人民币升值。是的，保尔森会希望人民币加快升值，但不是以一场金融动荡为代价，原因他自己已说，中国的成功已经对美国十分重要。
相信这不是一句客套话。随着中国“制造业中心”地位确定，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实质形成了一种这样的关系：中国提供廉价商品，美国提供消费；中国换回美元再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在这种关系中，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甚至要大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如果中国大幅减持美国国债，则美元危机加速到来；如果中国廉价的商品突然消失，则美国将遭受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对于保尔森来说，一个最有利于美国的中国是，人民币能够不断小幅升值，以降低美国贸易逆差，但不至于使中国经济陷入另一场危机，用保尔森的语言是：“北京面临的任务是如此艰巨，以至于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中国将超过美国，而是中国不能继续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维持其经济增长。”这是美国首次肯定中美经济是“双子星座”，而非以前某些美国政治家一相情愿——中国成为美国的“超级胎盘”而已。
由此，我们相信保尔森帮助中国开出的“药方”是真诚的：中国经济要避免失控，就迫切需要采用一些广为接受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手段。他表示：“一套更加灵活的、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以及一个更加敏捷的、不受外界干预的货币政策对于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无通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选择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作为保尔森在中国会见的第一批主人，其逻辑由此变得十分清晰：一个什么样的升值幅度？它既让中国最大程度为美国分担压力，又不至于危及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对此，这群人有最后发言权。这会使他接下来在北京与中国决策者会谈时更加清楚双方的中线，使得他这第71次的中国旅行仍然是个受欢迎的客人，而且今后会得到更多的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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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经济二季度以来的强劲表现，让美国更加注重与欧盟的“机会争夺”，所以保尔森迫不及待地用笑脸进一步打开中国这个最具潜力的市场
鉴于无数英雄豪杰麻痹大意、刚愎自用的惨淡结局，宋代张商英曾有言：“与覆车同轨者倾”。
而眼见保尔森在访华前后对中国恭维有加，或许真有些国人会以为，这位美国新财长是自己的一路(轨)人。
亲华言辞友邦惊诧
70余次走马入华的非常经历，给保尔森赢得了“中国通”的美誉；在非典时段“只身上京”的英雄壮举，在高盛期间“进军中国”的旗帜高举，更是为他积累了甚多的人望。
更重要的是，在两个多月里，无论是在大学报告厅，还是在国会演讲台，甚至是在imf会议桌上，保尔森都通过阐述自身政策取向和评价中国经济现状的多元化方式，直言不讳地表白了自己的“中国情结”。
这种“情结”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经济改革“态度温和”。
保尔森强调“对于我们来讲，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国将取代美国，而是中国不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不能够保持它的增长率”。
这种设身处地为中国着想的姿态，使得保尔森看上去更像是个“压力承载器”，而不是斯诺式的“压力转载器”。
当中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之时，保尔森并没有将以“鹰派”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为代表的国内保守势力的政策压力，转嫁到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上，而是在2006年9月16日向中国货币当局提出了一个循序渐进、有张有弛“三步走”的长期战略。
二是对中国经济地位“褒奖有加”。
在过去许多年里一切能提及中国经济的场合中，保尔森总是喜欢坦言自己对东方增长神话的钦佩。而在9 月13日的慷慨陈词中，他更是令人吃惊地将中国称为“世界经济的领袖之一”。
如此堂而皇之地“戴高帽”，不仅让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者”瞠目结舌，也多少让某些中国人有些不知所措。
中国情结美国利益
正当市场主体还在“保尔森挑逗”之中意乱情迷之时，打铁乘热的美国财长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官袍加身后的首次中国之旅。
9 月19日，保尔森直抵“人间天堂”杭州，在随后几天里他与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促膝而谈，并于20日至22日转上北京，与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等中国领导人，以及国家发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信息产业部、卫生部等相关负责人进行高端对话。
保尔森一波接一波的亲华言行，让市场对中美经贸关系更趋和谐充满了希望，甚至有飘飘欲仙者真心认为，鲍尔森个人性格和政策表象中的“中国情结”，意味着美国财政当局对“中国利益”的政策偏好转移。
这实际上只是不明就里的痴人妄想，无论如何保尔森都是美国财长，而不是中国财长。而美国财长公开表现出的任何“感情偏好”，都只是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现实需要。
这当然也包括他(们)的“中国情结”。
遇硬则软
一方面，保尔森的“中国情结”是美国减轻外部失衡的博弈均衡。
众所周知，布什之所以对保尔森青睐有加，是因为保尔森本身就是“布什学”(bushonomics )的信奉者。自由贸易、强势美元、减税政策共同构成了保尔森的政策核心；而美国“双赤字”风险结构下外部失衡的问题核心，则在于美中贸易逆差。
在多次博弈之后，现阶段以政策核心缓解问题核心，让“中国情结”成为一种暂时均衡。
首先，在斯诺回合，美方在软硬兼施之中已经充分领略了中方博弈对手在汇率改革上的稳健有序，因此在明知威逼无效的情况下选择温和态度，实际上增强了自己在双边贸易谈判中的主动性。
其次，在保尔森近来不断重申“强势美元”之际，市场对美元币值的走高预期不断增强，如果此时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过快，反而可能在“市场化”过程中减小与美元的“同步变化”倾向，这反而会给美中贸易带来更大的失衡压力。
因此，在态度温和之中继续保有美元在中国人民币货币篮子中的较高比例，是强势美元政策成本降低的现期选择。
最后，保尔森在称赞中国经济之余，总是强调“货币价值应由开放的竞争性市场决定，并反映经济的基本面”，这实际上给人民币长期相对美元走强带来了一种潜在压力。
更可怕的是，这种压力来自于市场口径的“糖衣炮弹”，这显然比强加干预更为令人防不胜防。
扬华抑欧？
另一方面，保尔森的“中国情结”是特殊时点的有的放矢。不易察觉的是，他访华的时机选择其实暗藏玄机。
在这之前，亚欧会议刚刚结束，多哈回合崩溃后世界经济多边谈判的复苏，正从亚欧联姻悄然开始，这显然给美国的全球战略带来了潜在危机。
在经济方面，欧盟二季度以来相对于美国的强劲表现，让美国更加注重与欧盟的“机会争夺”，所以保尔森迫不及待地用笑脸进一步打开中国这个最具潜力的市场。
与此同时，通过对中国“领袖地位”的强调，美国试图在多极制衡中限制欧盟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而在保尔森访华之后，中国迎来12月11日金融全面开放的时点。
近期热议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修订稿规定，外资银行获得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的所有权限，必须得放弃“外资银行”的有利身份。
而对国内法人资格的要求、对三年营业二年盈利的需要、对100 万元单笔存款业务的规定，不仅意味着更大的资本投入、更强的监管约束，还意味着从零开始的“机会成本”增加。
通过对中国“领袖地位”的称赞，美国人无疑是在向中国推销“蝙蝠侠”精神：“更强的力量应该对应着更大的责任”，强大的中国理应在经济改革中表现得更像个强者，不打折扣地彻底履行世贸金融承诺。
保尔森不愧是“中国通”，其政策选择的“中国情结”表象背后，果然处处渗透着“以迂为直”、“以退为进”、“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中国智慧。
所谓“辞卑而益备者，进也”，如果中国人盲目陶醉于甜言蜜语而不深究其因，只能错失“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战略时机。也惟有读懂保尔森的“笑脸”，方可胸有成竹地坦然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变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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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中部农场长大的保尔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环保人士。今年春天，他向一个致力环境保护及教育的基金捐出总值1亿美元的高盛股份。作出这项捐赠后，保尔森的个人财富仍超过5亿美元，并私下表示有意捐出所有财产。
在环保问题上，保尔森与布什总统不大合拍，因为他是《京都议定书》的支持者。为支持环保事业，他不惜开罪部分股东，把高盛在智利拥有的68万英亩土地捐献给环保组织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保尔森自幼喜欢动物，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当一名护林员，在伊利诺伊州巴灵顿家乡他的农场里，除了有普通动物，还养着蛇、鳄鱼、毒蜘蛛，并允许四只浣熊自由走动。
在华尔街时，偷得浮生半日闲，作为美国保护野生捕食鸟基金会名誉主席的他，常常拥着当教师的妻子，到纽约中央公园去观鸟。在全球各地旅行时，他也不忘看动物观鸟，一次访问途中遇见一条蛇，他兴奋地飞身跳下车去观看。
保尔森说过，自己的任期或与美国总统布什一样是2年半，目前还没有卸任后的打算，最有可能的是去从事资源节约的保护工作及到大学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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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28日 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palm beach，fla.)，在伊利诺伊州巴灵顿的一家农场长大，信仰基督教科学派。
1968年 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获得英语学士学位。
1970年 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1970-1972年 供职于五角大楼，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的助手。
1972-1973年 尼克松在位期间，任白宫总统办公室助理。
1974年 开始进入高盛公司的芝加哥分部工作。
1982年 成为高盛公司的合伙人。
1990年 出任高盛公司投资银行部的联合主管。
1994年 晋升为高盛公司总裁兼营运总监，并首次被提名为首席执行官。
1998年 成为高盛公司高级合伙人之一。
1999年 高盛上市，鲍尔森成为美国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2006年7月 就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