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在采矿工程中，一个矿田可分为属各个井(坑)开采的若干部分，每个部分称为一个"井田 "。 相传古代的一种土地制度。以方九百亩为一里，划为九区，形如“井”字，故名。其中为公田，外八区为私田，八家均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治私事。从 春秋 时起，井田 制日趋崩溃，逐渐被封建生产关系所取代。《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 。井田 者，九百亩，公田居一。” 范宁 注：“出除公田八十亩，餘八百二十亩，故井田 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餘二十亩，家各二亩半，为庐舍。” 三国 魏 曹操 《度关山》诗：“封建五爵，井田 刑狱。” 严復 《论中国教化之退》：“ 秦 併天下，更古制，更井田 而为阡陌。”参阅《周礼·考工记·匠人》、《孟子·滕文公上》。 泛指田地。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归心》：“岂令罄井田 而起塔庙，穷编户以为僧尼也？” 井田 ――划分给一个矿井或露天矿开采的那一部分煤田叫做井田 。
井田 范围――井田 的长与宽。
井田 合理走向长度： 大型>7000m
井田 内划分为阶段和水平
井田 分成几条，条的走向平行于煤层的走向，每一条那就是一个阶段。
井田 ，很少用；
井田 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西周时盛行。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 ”。井田 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奴隶主使用。奴隶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 ，还要交一定的贡赋。奴隶主强迫奴隶集体耕种井田 ，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
井田 ”一词 ，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 。”夏代曾实行过井田 制。商、周两代的井田 制因夏而来。井田 制在长期实行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发展和变化。井田 制大致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个系统。记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者，如《孟子·滕文公上》 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记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如《周礼·地官·小司徒 》载 ：“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当时的赋役制度为贡、助 、彻 。助即服劳役于公田 ，贡为缴纳地产实物。周行彻法，当为兼行贡、助两法。结合三代赋役之制来分析古时井田 之制的两个系统，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需行助法者自当实行于夏、商时期。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当始实行于周代。周朝行助法地区仍沿用八家为井之制，惟改私田 、公田之数为百亩；而行贡法地区则将原为公田的一份另分配于人 ，故有九夫为井之制出现 。古时实行易田制（ 即轮耕制），一般是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以上所说井田 之制，当为在不易之地所实行者，是比较典型的。至于在一易之地、再易之地等如何以井为耕作单位进行区划，已无法推知，井田 之间立五沟五涂之界以便划分土地和进行生产。井田 制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其基本特点是实际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 ，而只有使用权。土地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定期平均分配。由于对夏、商 、周3代的社会性质认识各异 ，各家对井田 制所属性质的认识也不相同，或以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制 ，或以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农村公社制，或以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领主制，或以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公社制或农村公社制。但在承认井田 组织内部具有公有向私有过渡的特征，其存在是以土地一定程度上的公有作为前提这一点上则认识基本一致。夏朝、商朝时期实行的八家为井、同养公田之制，公有成分更多一些。周代以后出现的九夫为井之制个人私有的成分已增多，可以看作私田已被耕作者占有。西周中期，贵族之间已有土地交易，土地的个人私有制至少在贵族之间已经出现。由此，自上而下，进一步发展为实际耕作者的土地个人私有制。
井田 制彻底瓦解。秦、汉以后，实行井田 制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但其均分共耕之法对后世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历代鼓吹井田 思想者不乏其人。汉时董仲舒、师丹等提出的限田制，王莽时实行的王田制，西晋时实行的占田制，北魏和隋、唐时实行的均田制等，也都渊源于井田 思想。宋、元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确立。虽然还有人继续鼓吹井田 思想，但与其相类的方案已不可能在大范围内推行，而只能在小范围内短时间存在。
井田 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 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耕种井田 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
井田 ”，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亩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 规划各地区不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有些地方则以九块方田叫一“井”。因为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 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井的面积是方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纳九百个劳动力；一万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纳九万个劳动力。
井田 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
井田 分为三类。他们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于河流附近、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成千块、上万块地留给自己，叫“公田”。因为公田的面积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驱使奴隶集体饼种。把距城市较近的郊区土地，以田为单位分给和统治者同族的普通劳动者耕种。这部分人因为住在“国”(即城市)里，叫“国人”。国人不负担租税只负担军赋和兵役。他们平时每年向国家交纳一小罐米和一捆牧草，作为军费。战时当兵，自己准备武器、粮食和军需。国人有当兵和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也叫“武夫”或“士”。他们受教育主要是军事训练和学习礼仪。这部分人是奴隶社会里的普通平民。他们表面上不受剥削，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奴隶社会的掠夺战争是十分频繁的。他们经常披征凋去打仗，自己家里的田园都荒芜了，因而破产负债。打了胜仗，掠夺来的土地和财富统归统治者所有，如果打了败仗，还有被俘沦为奴隶的危险。因此，国人的地位是动荡的。
井田 和服其他杂役的义务。他们每年要先在奴隶主的大田上劳动，然后才准许去耕种自己作为维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块土地。因此西周时期的“国”“野”对立，既是城乡对立，也是阶级对立。
井田 制的瓦解
井田 制逐渐瓦解了。促成这一变革的物质因素，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井田 制的“千耦其耕”、“十千维耦”的集体劳动形式过时了，而分散的、一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经济形式兴起了。
井田 以外的空地。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地，不可能是方方正正的，也不可能有一定的亩积，是瞒着公室，不纳税的私有物，叫私田。周恭王时的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马换倗生三十亩田，就是明证，因为公田是不允许用来交换的。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相当显著。争夺田邑、交换土地的记载也多起来了。周厉王时的散氏盘铭文记述：矢人侵犯散国城邑，被打败了，便用两块田地向散国赔偿。周厉王时还有两铜器，一个是鬲攸从鼎，另一个是鬲从盨。前者叙述鬲攸从分田地给攸卫牧，而攸卫牧没给报酬，遂成讼事；后者叙述章氏用八邑去向鬲换田，又有良氏用五邑换，结果都顺利成交。贵族们土地私有的欲望不断增长，倒周幽王时，连公田都企图据为己有。周王再象原先那样从贵族手里收公田，就引起贵族们强烈的不满。《诗经·大雅·瞻卯》记录了当时贵族们牢骚：“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到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私田急剧增加。诸侯、大夫们富起来。周王便不能任意侵夺他们的田地了。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取郑国田地，就得王畿内苏仇忿生之田作为交换条件。贵族之间为田地争斗、诉讼，也层出不穷了。公元前580年，晋大夫却至与周争鄇田，公元574年晋却锜夺夷阳五田，却犨与长鱼矫争田；公元前533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公元前528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等等。这些事件，都表明土地制度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井田 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井田 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征税。公元前548年，楚令尹子木整顿田制，视土地高下肥瘠，“量入修赋”，其后各国也纷纷效法。本来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旧秩序，但它们既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已成的事实，从而事与愿违。在井田 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缺口接二连三地被打开，井田 制的瓦解崩塌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井田 制》
井田 制之有无，古今争辩众矣，然其所论多不从大处着想，博而寡。余今否认井田 之说的最大理由，即周天子无土地授民是也。
井田 制，宁有是理乎?
井田 之制，周能通令，行诸天下，又宁有是理乎?施行井田 制，大前提必须是天子有充分土地，以及中央权力健全集中，而周于此两点未之能行，则井田 制之实施，不知从何说起。
井田 组织。第一，大规模之耕作。《诗经》有“千耦其耘”(《周颂·载芟》)、“终三十里”(《噫嘻》)之耕作。井田 之制，只有方里为井，八家之口八，八八六十四人，焉与三十里，焉有千耦乎?第二，大量之农作物。农奴为大地主耕作，收获丰硕，《诗经》有“千斯仓”、“万斯箱”(仙、雅·甫田》)，“万亿及秭”(《周颂·丰年》)之咏。即农奴本身，亦有“获之桎桎，积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周颂·良耜》)之收获。试问井田 制，八口之家，能有百室乎?一夫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注2］，又能有如此收获乎?
井田 制也难以成立实施。明代张燧言井田 不可行云：“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再其次食七人，则民务农之勤怠，又所当周知也。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其家众男为余夫，年十六则别授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亩，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则其民或长或少，或为士，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后世盖有争田之讼，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均平乎。”(《千百年眼》卷一)可知授田须知地性人数。然在周代，此两点亦非易事，故井田 制之实施亦非易事。
井田 制也难以成立实施。所谓井田 之制，即“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注3］，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非塞溪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不可为也。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划)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 ，尽为沟洫。”(《文献通考·田赋一》卷一)由此可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井田 之制，实不易行，且难以实施。
井田 制度，其成立的史料根据，最早见于《诗经》，次为《孟子》，再次为《周礼》。爰就于此三者论之。
井田 制者，即谓系井田 中八家共耕之公田。其实不然。周为封建社会，天子有籍田，卿大夫有圭田，此即所谓“公田”，非井田 中之公田。公田借民力耕种，所谓力役之征是也。且解公田为公侯等之公田，或公子公孙之公田，亦极有理。汉代犹称天子所有之田为公田，则公爵公子公孙之田，更宜物从主名。籍田、圭田，不过是天子诸侯所有田亩中之小部分，而大部分分赐农奴耕种，所谓“遂及我私”是也。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云云，不足为井田 成立之根据。
井田 ，更是托古改制，不足为证。考《孟子·万章下》云：“北宫苟问曰：‘周室班爵禄，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而闻也……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则孟子于周制，既未目睹，又未详闻，故于藤文公篇言井田 制，一则曰“其实皆什一也”，又则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模糊含混，妄加推断，以致其实不实。周绝非助，完全错误。观其当时所言，不过对于藤文公问为国，陈说土地改革之意见。藤文公确是有为之主，好行仁政，时贤皆欲就见之，贡献意见。故除孟子劝其行井田 制外，许行、陈仲子等，亦自楚之藤，劝其与民并耕。并耕之说，固是托古改制，井田 之制，何独不然。所以孟子之言，亦不足以为周行井田 制之据。
井田 ，更是自相矛盾，不足为据。井田 范围，匠人遂人，有九夫十夫之异。［注4］受出单位，匠人遂人大司徒小司徒，有丁口家庭之别。同以家为单位，大司徒小司徒又有土肥瘠丁多寡之分［注5］，同为一书，其记载混乱不堪，矛盾百出，可知《周礼》为伪书也。所言井田 实不可信，亦可知世之以伪传伪，其可已乎?
井田 ，孟子何以有“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之记载乎?世又何以谓商鞅废井田 乎?然废井田 ，非始于商鞅。《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引魏了翁之言曰：“井田 一变于宣王之料民，再变于齐桓之内政，大坏于渠梁、商鞅之决裂阡陌。周人以厉、宣、幽、平并称，其有以夫!”且周实无井田 ，何从言废?故宣王料民，与齐桓内政，与井田 何涉乎?商鞅决裂阡陌，又与井田 何涉乎?改谓一变再变大坏，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记载商鞅之事，较可信史料莫过《史记》，然《史记·商君传》记其“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蔡泽传》谓其“决裂阡陌”，从无一处提及废井田 之事。而且商鞅施政时，秦国尚未统一全国，纵有井田 制，商鞅究有何权以废之，此不通之论也。战国之世，人口增加，且以诸侯混战，豪强兼并，土地集中于少数大地主，贫者地无立锥，社会问题至为严重。学者蒿目时艰，亟谋良策。儒家以孟子之流，主张行井田 制；农家如许行之流，主张君民并耕；法家乃商鞅之流，主张尽地力，各种流派，呈方献计，不一而足。井田 制，欲以口舌以舆论劝导大地主交出多余土地，分赐贫民，无异于与虎谋皮，空费心计，对牛弹琴。并耕论，欲求养尊处优之君主，与民共同劳作，使社会无剥削、无阶级之分，事实上，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亦难实行。法家认为：此类主张皆不合实际，反不如主张提高生产效率，尽地力以救民生之苦，方能解决人多土少之国情问题。商鞅决裂阡陌，即尽地力之教，实属仁心兼仁政，惠政而非暴力，于废井田 何与焉。
井田 制言之夏贡固什一，商助则九一，周彻又十一税一，［注6］，完全不同。又何况五十、七十、百亩之田制，皆与贡助彻无关乎?三代无井田 ，赋税当然不能准井田 以纳，所以贡非什一，彻亦非助(见前孟子谓“虽周亦助也”)，助又非仅为力役之征。按贡可作贡献解，即下贡于上。初贡无定期，物无定品，品无定数，称有无而为贡。后始有定期、定品、定数。今之土司，尚行斯法。“助”为力役之征，音与“租”同。亦可作纳谷米之租税解。［注7］彻有数义，就周代租赋制而言，系指农人献无定期定额之物于上。换言之，即通量田地之所得，而取之于民也。它与贡和助的不同之处表现在，贡系指农人献无定期定额之物于上，助系农人献有定期定额之力和物于上，助与贡虽有轻重及确定与不确定之不同，但二者的征收方式，皆由下而上。而彻在通度田地，征取赋税，征敛之发动方面，全操于上，由上而下，与贡助异。
井田 制度，大前提上观之已不能成立，而援引《诗经》，亦不足为证。再则《孟子》、《周礼》所言，尤为矛盾，五十、七十、百亩，又与贡助彻无关，世之好言井田 ，乐于信古，愿于此三致意焉。（摘自黄现璠撰《周代无井田 制》，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八期,1941年3月19日；又载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325-3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Jingtian井田 中国古时田制。“井田 ”一词，最早见于《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其云：“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 。”《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其“井地”，即为“井田 ”。郑玄注《周礼》，于《地官》小司徒条“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句下云：“此谓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 异于乡遂。重立国,小司徒为经之,立其五沟五涂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并引孟子所言“井地”和《考工记》匠人条所载沟洫法与之相比附。此为第一次将《周礼》所载田制解为“井田 ”。其说后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并从多方面加以发挥。清金鹗作《井田 考》,辨析郑玄以下诸儒解说井田 之误,然不否认古有井田 之制20世纪20年代,胡适作《井田 辨》，提出井田 的均产制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未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 制。对此说，今世学者多认为其疑古太过。实际上，“井田 ”一词虽出现较晚，但就现存古文献资料分析，中国古时曾存在“似井之字”的田制是不能否认的。 井田 制的产生和发展 安阳小屯商代甲骨卜辞中已出现“井”、“田”两字。井字作、、等，田字作、、等。西周铜器铭文中田字已规范为,井字则有、两种写法。《说文解字》云：“,八家为一井,象构韩形，象也。”依此，井之原意为井水,后引申演化为对同饮一井之水的居民聚落（包括其所耕田地）之称。直至郑玄注《周礼》，方有以古时田制“似井之字”，故称“井田 ”之说。田字已具古时田制之形，并不需要以井字再加修饰。后世又有以井字为模拟古时田制之形而造者,更属望文生义。今解井田 ,当取其古时原有之义, 即同井者所耕之田 古时“耕”字有作“”者，当是反映了古时人们以同井之人为一个耕作单位的史实。 中国古代农业起源甚早，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开始实行定居耕作。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汤阴白营、洛阳矬李、山西襄汾陶寺等龙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江苏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嘉兴雀幕桥等良渚文化时期聚落遗址中，均已发现有井，与“黄帝穿井”的传说相印证。可见中国古代凿井技术发明之早。此一时期凿井,主要为饮水之用,随之形成了人们聚井而居的居住方式和以同井之人为一个耕作单位的劳动和管理方式汉武梁祠石室黄帝画像左题云:“黄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 ,垂衣裳,立宫宅。”杜佑《通典》卷三云：“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夫始分之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其说虽晚出，当有所本。据此可推测井田 制的起源之早。《论语·泰伯》云：禹“尽力乎沟洫”。《左传·哀公元年》载,夏少康失国,逃奔有虞,“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其“一成”,为方十里，百井之田。据此可知，夏代确曾实行过井田 制。商、周两代的井田 制当因夏而来。井田 制在长期实行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所发展和变化。 井田 制大致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个系统。记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者，如《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载：“井田 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韩诗外传》卷四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记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如《周礼·地官》小司徒条载：“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考工记》匠人条载：“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司马法》载：“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当时的赋役制度为贡、助、彻。助即服劳役于公田。而“贡”则当为缴纳地产实物周行彻法,当为兼行“贡”、“助”两法。结合三代赋役之制来分析古时井田 之制的两个系统，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需行助法者自当实行于夏、商时期。相当于中国清代中叶的朝鲜学者韩百谦所作《箕田说》中记平壤城郊外所存 “箕田遗制” 云：“其制皆为田字形，田有四区，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此盖殷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七十亩，本殷人分田之制也。箕子殷人,其画野分田,宜仿宗国，其与周制不同，盖无疑矣。”此亦可为商代确曾实行过八家为井之制提供一佐证。而《孟子》等所言私田、公田百亩之数，则当为周时所改。商时当为私田七十亩，公田亦七十亩，八家所耕之田共为六百三十亩。夏时当为私田五十亩，公田亦五十亩，八家所耕之田共为四百五十亩。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当始实行于周代。郑玄注考工记匠人条云：“以《载师》及《司马法》论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以《诗》、《春秋》、《论语》、《孟子》论之，周制，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毛奇龄《四书言》云：“周制彻法但通贡、助。大抵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总是什一。”周代行助法地区当仍沿用八家为井之制，惟改私田、公田之数为百亩；而行贡法地区则将原为公田的一份另分配于人，故有九夫为井之制出现。 据《周礼·地官》大司徒条载：“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遂人》载:“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 田百亩, 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以上所说井田 之制, 当为在“不易之地”所实行者,是比较典型的至于在“一易之地”、“再易之地”、有“莱田”之地等如何以井为耕作单位进行区划,已无法推知。《大戴礼记·主言》云:“百步为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其“千步而井”, 为“方里而井”者之三倍余，或可为“再易之地”行井田 之法。 井田 之间立五沟五涂之界。《遂人》载：“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考工记》载：“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千川，各载其名。”其两者所载遂、沟、洫、浍、川五沟之名相同；而不同之处,前者为“十夫有沟”,后者为“九夫为井”。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卷三云：“十夫有沟与九夫为井亦通为一法。九夫为井,以方言之;十夫有沟，以长言之耳。”此说似有些牵强。其“十夫有沟”者，或有可能为“九夫为井”者的派生之制。 井田 制的性质及消亡 井田 制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既保留着较多的公有制成分，也包含一定的私有制因素。其基本特点是实际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土地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定期平均分配。由于对夏、商、周三代的社会性质认识各异，各家对井田 制所属性质的认识也不相同，或以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制，如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等;或以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农村公社制,如金景芳的《论井田 制度》等；或以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领主制，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或以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公社制或农村公社制，如徐中舒的《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看法。虽众说纷纭，但在承认井田 组织内部具有公有向私有过渡的特征，其存在是以土地一定程度上的公有作为前提这一点上则认识基本一致。夏、商时期实行的八家为井、同养公田之制，公有成分更多一些，故可以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存在。周代以后出现的九夫为井之制个人私有的成分已增多，可以看作私田已被耕作者占有，而在长期占有的情况下是很容易转化为个人私有的。西周中期，贵族之间已有土地交易，土地的个人私有制至少在贵族之间已经出现。由此，自上而下，进一步发展为实际耕作者的土地个人私有制。春秋时期，晋国的“作爰田（见爰田），鲁国的“初税亩”等，也都是在事实上承认土地个人私有制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则是在完全的意义上推行土地个人私有制。至此，井田 制彻底瓦解。 井田 制的影响 秦、汉以后，实行井田 制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但其均分共耕之法对后世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历代鼓吹井田 思想者不乏其人。汉时董仲舒、师丹等提出的限田制，王莽时实行的王田制，西晋时实行的占田制，北魏和隋、唐时实行的均田制等，也都渊源于井田 思想。宋、元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确立。虽然还有人继续鼓吹井田 思想，但与其相类的方案已不可能在大范围内推行，而只能在小范围内短时间存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三载，明代凤阳府“焦山一带，地约率二十家，家四庐于其田上。一家五口，授田五十亩，五家二百五十亩，而中公五十亩,以代官耕,则五家通力合作也。而亲导之以开垦，上为园,下为田,中掘一井”。《清朝文献通考》卷五载,清“雍正二年,于直隶之新城、固安二县制井田 ，选八旗人户往耕。……拨新城县一百六十顷,固安县一百二十五顷八十九亩,制为井田 ,令八旗挑选无产业之满洲五十户蒙古十户、汉军四十户前往耕种自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各授田百亩,周围八分为私田,中百亩为公田”。乾隆元年(1736)，“改井田 为屯庄”。论者称之为“井田 制度的最后一梦”。 参考书目金景芳：《论井田 制度》，齐鲁书社，济南，1982。徐喜辰：《井田 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1982。吴慧：《井田 制考索》，农业出版社，北京，1985。 曲英杰 Jingtian
井田
井田 ”一词，最早见于《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其云：“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 。”《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其“井地”，即为“井田 ”。郑玄注《周礼》，于《地官》小司徒条“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句下云：“此谓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 异于乡遂。重立国,小司徒为经之,立其五沟五涂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并引孟子所言“井地”和《考工记》匠人条所载沟洫法与之相比附。此为第一次将《周礼》所载田制解为“井田 ”。其说后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并从多方面加以发挥。清金鹗作《井田 考》,辨析郑玄以下诸儒解说井田 之误,然不否认古有井田 之制。20世纪20年代,胡适作《井田 辨》，提出井田 的均产制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未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 制。对此说，今世学者多认为其疑古太过。实际上，“井田 ”一词虽出现较晚，但就现存古文献资料分析，中国古时曾存在“似井之字”的田制是不能否认的。
井田 制的产生和发展 安阳小屯商代甲骨卜辞中已出现“井”、“田”两字。井字作□、□、等，田字作□、□、□等。西周铜器铭文中田字已规范为□,井字则有□、□两种写法。《说文解字》云：“□,八家为一井,象构韩形，□象也。”依此，井之原意为井水,后引申演化为对同饮一井之水的居民聚落（包括其所耕田地）之称。直至郑玄注《周礼》，方有以古时田制“似井之字”，故称“井田 ”之说。田字已具古时田制之形，并不需要以井字再加修饰。后世又有以井字为模拟古时田制之形而造者,更属望文生义。今解井田 ,当取其古时原有之义, 即同井者所耕之田。 古时“耕”字有作“□”者，当是反映了古时人们以同井之人为一个耕作单位的史实。
井田 ,垂衣裳,立宫宅。”杜佑《通典》卷三云：“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夫始分之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其说虽晚出，当有所本。据此可推测井田 制的起源之早。《论语·泰伯》云：禹“尽力乎沟洫”。《左传·哀公元年》载,夏少康失国,逃奔有虞,“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其“一成”,为方十里，百井之田。据此可知，夏代确曾实行过井田 制。商、周两代的井田 制当因夏而来。井田 制在长期实行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所发展和变化。
井田 制大致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个系统。记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者，如《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载：“井田 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韩诗外传》卷四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记其九 n.: area v.: the system of land division in the Chou Dyansty under which a 900-mou plot was, separately cultimated and owned by eight families, which jointly cultivated the, central portion for the state 井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