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anjia Xuepai
乾嘉学派
清代的一个主要学术流派。亦称汉学、朴学或考据学派。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古音学是乾嘉学派研究的主要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此风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遂臻于极盛。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失、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长于考据，这是清代汉学家朴实为学的传统。但清初汉学兴起之时，绝非以文字、考据、辞章训诂为主要内容。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理学的空疏衰败及反理学思潮的形成，赋予它以鲜明的时代特征。于是在清初之学中遂有浓厚的反理学内容及反民族压迫的思想，而考据只是借以通经致用的手段。顾炎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空谈“性与天道”的理学，进而主张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他之治古音学，亦是为了“治国平天下”。顾氏之后，此风渐趋蜕变。稍后的阎若璩，虽亦反对空疏的王学，但已不具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精神，无非是当时权贵的食客。继起的惠栋，有考据的著作，亦有反理学的思想，而同顾炎武相比，已经没有那种爱国主义的热情，失去了积极的政治思想。皖派大师戴震，是有名的考据学者，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发展了清初反理学的传统，然而同样丢掉了“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更是远离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清初以来的汉学，逐渐失去其主要精神，形成一个偏枯的学派。乾嘉时期，思想禁锢，万马齐喑，脱离社会现实的考据之学风靡一时。因此，乾嘉学派是清初之学的倒退，这一倒退的原因，深植于清廷的封建文化专制之中。清初，为确立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在文化上也推行了极为酷烈的专制政策（见文字狱）。顺治十四年(1657)的科场案，已经见其端倪;康熙朝的明史案、南山集案,株杀无辜，殃及枯骨，则亘古未闻。至雍正、乾隆间，禁网大布，更加冤滥。在文网罗织之下，封建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清初具有反理学、反民族压迫思想的学者无不禁若寒蝉。惟有埋头考据，才有立锥之地。加之清廷的崇奖，考据之学遂成为统治者与文化专制相辅为用的工具。然而就其为学的特色及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言，乾嘉学派又是清初之学的发展。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乾嘉学派诸学者，无论在经学、史学、音韵、文字、训诂，还是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成就。其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精湛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道光以后,腐朽的清王朝摇摇欲坠。加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封建士大夫再不能不问社会的现实问题而徒事考据之学。于是，学术风气久经酝酿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沉沦千余年的今文经学（见清今文经学）得以复兴。学风的转变乃大势所趋，即使是受过段玉裁家学濡染的龚自珍，也在明“西京之学”，而去攻治“公羊春秋”。一时学者遂多舍弃文字训诂,而从事于“经邦济世”之学。同治、光绪之世，汉学于穷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孙诒让诸人坚守壁垒，在古籍整理上同样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就。孙诒让尤为突出，对《墨经》及《周礼》的校注整理，对古文字学的研究,成绩均在乾嘉诸名家上。而章炳麟,重倡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学，以申张其政治主张，是汉学的一个光辉结束。
（陈祖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