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七千人大會”是指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和部隊的負責幹部七千多人。會議的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團结，加強民主和法製，切實做好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工作。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書面報告並講了話。書面報告初步總結了1958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分析了幾年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指出，造成當前經濟睏難的原因，一條是自然災害，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報告和講話強調指出，1962年是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最關緊要的一年，全黨必須踏踏實實、幹勁十足地做好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毛澤東作了講話，着重講了必須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必須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周恩來在大會的講話中，分析了目前國傢經濟生活中存在的睏難，提出了剋服睏難的主要辦法。鄧小平在講話中，着重講了黨的建設的問題，指出民主集中製是黨和國傢的根本制度，要在全黨恢復和堅持民主集中製。朱德在山東大組會上作了糾正“左”傾偏嚮，恢復和發展生産的講話。陳雲在陝西大組會上作了怎樣使認識更正確的講話。大會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群衆路綫的優良傳統，要健全黨內民主生活，加強集中統一。會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起到了團结和動員全黨齊心協力為戰勝嚴重睏難而鬥爭的巨大作用。在此之後，國民經濟調整進一步深入展開，黨內外政治關係上的調整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大會也有若幹重要缺陷。對幾年來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是在肯定“三面紅旗”的大前提下，作為執行正確路綫中的缺點錯誤進行的，1958年以來“左”的指導思想未能根本觸動；决定給幾年中被錯整的幹部平反，卻不給最大的冤案“彭德懷反黨集團”案平反；過於樂觀地估計經濟睏難時期已經渡過，顯得為時尚早；在黨內民主集中製上，衹着重解决了省、地、縣三級領導存在的問題，黨中央領導核心在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點錯誤卻沒有得到檢查改正。這些都是會議的不足之處。 |
|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1958年以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是召開七千人大會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初衷，是想盡快實現中國工業化，他最大的夢想，是“把中國變成一個偉大、強盛、繁榮、高尚的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國傢”，使古老的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讓貧苦的中國人過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1949年中國解放我是很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决，因為中國很落後，很窮，一窮二白。以後對工商業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衹有這次大躍進，我纔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總是想把各項建設事業搞得快一點，用最快的速度扭轉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的被動局面，尤其在中國經濟連續七年取得高速增長的情況下，毛澤東失去了冷靜，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面對人口這麽衆多，這麽原始、落後的一個農業大國，試圖通過發動全國人民靠日夜苦幹，花幾年、十幾年的時間，就摘掉貧窮落後的帽子，使主要工業品産量超英趕美，今天的人們已經知道，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當時毛澤東並沒有意識到這些。他認為事在人為。中國人民既然能夠推倒三座大山，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全國的經濟和文化建設有了飛躍的發展，那麽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能夠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實現中國的繁榮與富強。於是，一個由領袖發動，全國人民積極響應的“大躍進”運動，不問客觀條件，僅憑滿腔熱情，做了很多違背自然規律、經濟規律的事情，尤其為了實現“躍進”的高指標，浮誇風甚囂塵上，一時間，畝産千斤縣、萬斤田的奇跡到處都是，鋼、鐵、煤等重要工業産品的産量也是不斷翻番，令黨和國傢領導人十分興奮。據此，毛澤東和黨中央將超英趕美的時間不斷縮短，超過英國由15年縮短為10年，由10年又縮短為7年，再由7年縮短為5年，由5年又縮短為2至3年。
在開展“大躍進”的同時，還伴隨着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僅幾個月的時間，全國億萬農民就將所有的土地、牲畜、農具統統交公，甚至有的地方把農民的房子、鐵鍋及生活用品也歸了公，要嚮共産主義過渡。
嚴重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事情怎能長久，僅僅一兩年的時間，出現了全國性的大饑荒！那麽多的糧食哪裏去了呢，或者，根本就不曾有過？！毛澤東吃驚不小！
事實就是如此，由於在農村迅速實現公社化，大搞“一平二調”、大搞勞民傷財的所謂“大辦”工廠，加上亂改耕作制度和耕作技術等等，糧、棉、油不但沒有增産，反而大幅減産。工業生産，由於攤子鋪得太大，亂上項目；又以鋼為綱，破壞了綜合平衡，嚴重影響了其他産品的生産；還廢除了不少規章制度，造成企業管理混亂，致使輕、重工業都受到嚴重破壞，不少産品産量直綫下降。
被驚醒的人們開始思考：他們付出了如此艱辛的努力，收穫的卻是難以承受的睏難局面。根本原因是什麽？中國共産黨自從遵義會議以來，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不少人感到內疚、睏惑與不安。如何走出𠔌底，社會主義建設到底應該怎麽搞，這些問題睏擾、糾纏着人們，七千人大會也就呼之欲出了！ |
|
其實，毛澤東在和赫魯曉夫談話後不久，便開始察覺“大躍進”出了問題，混淆了兩個界限，颳了“共産風”。為了盡快糾正“左”的錯誤，1959年夏，毛澤東又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但這個時候的毛澤東，還沒有料到如不堅决糾正“左”的錯誤，將會帶來極其嚴重的惡果。當彭德懷等對“大躍進”提出比較直率的批評時，因為一些歷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赫魯曉夫的背景，他便很難接受了。
在1960年8月，管計劃工作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躍進”的態勢再也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糾偏方針，後被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著名的八字糾偏方針。
不久，“信陽事件”爆發。當年的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在講話中說：“我到光山（信陽地區的一個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傢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麽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 1998年鄧力群回憶說：“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書室的負責人之一）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講：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就在毛澤東獲知信陽情況的當天，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以十萬火急的方式請周恩來抓緊製定中央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親自審閱修改，重申反對“共産風”，反對“一平二調”，強調要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允許農民保留小額自留地，經營小規模家庭副業，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等。將過度集中的權限下放給個人一些，農民開始有了小的經營權和自主權。這個文件的下達，是中央大幅度調整農村政策以戰勝嚴重經濟睏難的開始。毛澤東反思的結果認為，我們之所以做了違背經濟規律的事，是因為脫離了實際。他提出1961年要搞一個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試圖開始進行全面調整。
但1961年初，决策者還想在鋼的問題上超英趕美，因而産量還是定在了1800萬噸，同1960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木材、糧食的指標也相對較高，這使全國的生産情況更加不平衡。到了5月北京會議，國傢庫存的糧食越來越少，城市糧食供應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工業生産速度也大幅下降，再保1800萬噸鋼已不可能，如果再堅持下去，就會出亂子，這樣鋼的指標纔下調到1400萬噸，其他指標也相應下調。不過，人們仍然存有幻想。
到了8、9月間，無論中央怎樣努力，受原料、燃料的限製，全國工業生産形勢仍呈下滑趨勢，1400萬噸鋼也無論如何扛不下去了。這時的中央開始真正懂得，要想調整，就必須退夠，否則不可能進行調整。在廬山會議上，鋼的指標纔第一次下調到850萬噸，其他産品的指標也相應下調。應該說，這時的中央政策，纔真正落了地，纔有了進行全面調整的基礎。
到1961年底，城市局勢依然十分嚴峻，輕工業從1960年起，重工業從1961年起急劇下降，1961年工業總産值比1960年下降40%多；人民日用百貨嚴重短缺，商店的貨架上基本全是空的。為扭轉這樣睏難的局面，在調整上述各項生産指標的同時，中央還做出了一係列大的調整動作。
在農業方面，《農業六十條》將以公社為核算單位，改為以大隊（當時稱生産隊）為核算單位；並將公社和大隊的規模調小，變成公社以鄉為單位，大隊以自然村為單位。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宣佈解散公共食堂，基本廢除供給製，解决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傾嚮。1961年9月，又將分配權由大隊下放到小隊，以生産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漸漸地，農民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
在工業方面，《工業七十條》使企業漸漸進入有章可循的運行軌道。手工業、商業、教育、科技等不少行業都進行了調整。為瞭解决糧食危機問題，中央還做出一個令人驚嘆的大動作，即大量精簡城鎮人口，1961年，共精簡城鎮人口1000萬，這在我們今天看來，多少有些“天方夜譚”的味道，但當時卻辦到了。
各項工作漸漸地開始走嚮正軌。但中央感到全黨各級幹部面對如此大起大落、令人尷尬的局面，多少有些懊惱氣餒情緒，用中央的話說就是人們的氣不夠壯！為了剋服畏難情緒，使大傢重新鼓起對未來的希望，中央决定製定一個兩年計劃加一個7年計劃。
為什麽不是5年或10年計劃呢？原來，中央設想196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20周年，如果在20周年的時候，能夠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問題，就大有希望了。第二個5年計劃在1962年結束，從1963年起到1969年是7年，所以就决定製訂一個7年計劃。用鄧小平的話說：總要有個奮鬥目標。一個任務完成了，要提出新的任務，不斷地引導前進。這一個時期，都在低指標裏面搞過來搞過去，圈到那個圈子裏面出不來的，連低指標都發生問題了。
為了燃起大傢的希望，中央書記處連續召開各部門會議，聽取他們對“7年計劃”的安排與設想，然而在落實各項生産指標時，卻遇到了問題：中央的指示不那麽靈了，地方開始強調本地區、本部門的利益，嚮中央講策略、講條件等等，如果不解决，就會影響調整工作的進行。
1961年12月11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我們的幹部要講理想、講全局，口裏講有志氣，假的，不願吃點虧，鬥爭目標是中央，好像中央是個大財主。現在有點被睏難嚇倒了。同一天，鄧小平在聽了農業部長廖魯言匯報農業工作會議的情況後，又說：現在思想狀況講原則都通，講具體就斤斤計較，缺乏一個理想，一個目標，對前途沒有信心，最近召開的幾個會議，農業會議和工業會議都一樣，都給我這種感覺。
1961年10月，蘇共中央在莫斯科舉行第二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派周恩來率代表團前往參加。此時的赫魯曉夫正是他個人權力達到顛峰、忘乎所以的時候，可以指揮社會主義國傢全面推行“和平共處”的國際路綫。所以在這次大會上，他决定“利用中國國內的局勢，動搖毛澤東的地位。因為蘇聯人從秘密渠道得到情報說：中共內部對蘇方針有分歧，毛的對內政策遭到失敗，中央政治局産生了分裂，對毛的不滿在增長。” 赫魯曉夫自己也說：“實際上，我們對他（指毛澤東。引者註）已經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讀一讀我在蘇共二十二大上作的報告，你就會發現我有許多話都是針對中國講的，衹是沒有點中國的名罷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們否定了毛澤東的立場中的主要教義。”
赫魯曉夫的舉動，激怒了中國共産黨，周恩來提前回國。
赫魯曉夫的挑釁行為，無疑也更加激怒了毛澤東。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周恩來，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比較少見的。他以率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黨的主要領導人到機場熱烈迎接周恩來的舉動，嚮赫魯曉夫表明中共領袖是團结一致的，以及中共對赫魯曉夫的决不屈服態度。為了頂住赫魯曉夫的壓力，不被赫魯曉夫利用、看扁，毛澤東和中央决心團结一致， 剋服了睏難，搞好了經濟，不但可以頂住來自國際的壓力，還可以戰勝各種挑戰。這也是毛澤東下决心要召開七千人大會的原因之一。 |
|
城市人口雖然減掉了1000萬人，國傢手中的糧食還是很難滿足城市的最低需求。加上手中的外匯不多，無力去國際上購買糧食。以當時的國際環境，即使手中握有外匯，也擔心一些國傢不會賣糧食給中國。為瞭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挖了庫存，但仍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險。1961年，城市已發生幾起請願事件，萬一因為城市斷糧，市民騷動起來，比農村的亂子還大，後果不堪設想。
自1960年河南、山東、甘肅問題爆發以來，省以下都在考慮如何使農民吃多點，農業恢復快點。過去是以少報多，現在是以多報少，因而中央在落實糧食徵購、上調指標時深感睏難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地上交中央的糧食衹完成20％多一點。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問題全面告急。有鑒於此，中央一方面精簡城鎮人口，一方面計劃1962年嚮全國徵購糧食820億斤（其中上調150億斤），比1961年多徵100億斤，結果下邊反映十分強烈，表示無論如何很難完成。怎麽辦？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區負責糧食工作的同志開會，但沒有解决問題。無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專門落實糧食徵購及上調問題。
會上，各中央局書記其實也在心裏叫苦，他們處在一個兩難境地，下面和他們也是斤斤計較，在中央把任務接了下來，回去怎麽辦？大傢的屁股都坐在農民方面，講徵購就抵觸。
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提出一個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打通思想。鄧小平覺得這也是一個辦法，可是來那麽多人，吃飯怎麽辦？他順口說了一句話，各人帶豬肉，帶青菜來。
這次會議，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雖然在接受上調任務時，表現得有些畏難情緒，但畢竟接受了150億斤的盤子。負責糧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釋重負，他高興地說：討論得很好。首先一條還是現在到明年六月怎麽過的問題，搞得不好，城市裏開不了飯。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現在知識分子和幹部病得很厲害。
11月12日晚上，鄧小平等將會議情況和陶鑄的提議，嚮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認為大傢提議打通思想，開地委書記會議有道理。中央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是應該總結一下了。幹脆把縣委書記都找來，要開就開個大會，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幹部會議。會議的開法是總結經驗，鼓足幹勁。總結經驗是講清道理，好壞經驗都要講清楚。這幾年各省衹講自己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要用這次大會講清楚，不要怕鬼。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麽錯誤，要講。中央的賬要交代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錯誤的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檢討。對地方衹要求改，可以不做檢討。會議搞十天，大會套小會。毛澤東還說，他準備在大會上講話，中央各同志也講一講，把會議當作小整風，把大傢的思想統一起來。就這樣，1962年初，中央要召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的事情，在毛澤東那裏定下來了。
在起草通知時，鄧力群覺得人們對《工業七十條》的爭議較大，尤其廠礦一級的黨委書記有抵觸情緒，認為“七十條”消減了他們的權力，這對貫徹“七十條”是個睏難問題。為此他建議全國重要廠礦的廠長、黨委書記也來參加大會。鄧小平同意了這個建議，毛澤東、周恩來、彭真也分別畫了圈，這樣原本六千多人的大會，就變成了七千多人的規模。 |
|
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月11日開幕到29日上午，主要是討論劉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書面報告》，並提出修改意見。其間，1月2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全體大會，劉少奇在會上作了口頭報告，對書面報告作瞭解釋、說明和補充，他針對黨內思想疑慮最大的幾個問題，坦誠地談了自己的看法。會議的第二階段，從1月29日下午毛澤東提議開“出氣會”到2月7日閉幕，中心就是“出氣”。在開“出氣會”的同時，還穿插了幾次大會，中央政治局幾位常委在會上講了話。
七千人大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對於動員全黨為戰勝睏難而團结奮鬥起了積極作用。但這次會議也暴露出黨內高層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認識分歧。在討論劉少奇書面報告的過程中，黨內高層的分歧已開始顯露。自1月27日劉少奇作口頭報告始，這種分歧表現得更加明顯。
分歧首先表現在對睏難形勢和錯誤程度的估計上。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中指出：“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此處，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衹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衹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傢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這裏，劉少奇雖然講的是“我們”，是以自我檢討的形式批評黨內長期形成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框框，但他的批評在客觀上卻有着強烈的指嚮性。衆所周知，拿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來比喻成績和缺點錯誤的首創者是毛澤東，而且講得最多的也是毛澤東。
據《毛澤東傳》（1949－1976）記述，最早突破“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框框的是毛澤東自己。早在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聽取匯報時就曾說過，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
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則，毛澤東是在一個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提到上述看法的，劉少奇卻是在中共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工作會議上面嚮全黨公開提出這個尖銳的看法。這勢必引起毛澤東的不快。二則，毛澤東講錯誤可能是“三個指頭”時中國經濟正處於最睏難的時刻，而劉少奇講這番話時毛澤東已經認為最睏難的時期已經過去，這時再講“三個指頭”在毛澤東看來有泄氣的嫌疑。他雖然不再像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說錯誤“無非是一個時期蔬菜太少，沒有頭髮夾子，沒有肥皂……”“無非是想多一點，想快一點”，錯誤就是那麽一點，不要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但其思想狀態與那時其實並無多大差別。早在七千人大會召開之前的1961年12月，毛澤東就講了這樣的意見：“對形勢要從積極方面去看，有睏難要想辦法去戰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但這是可以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潛力是很大的，有睏難，有辦法，有希望。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的那句插話也充分表明了他的傾嚮性。實際上，會議上有些人的看法很能代表毛澤東的意見。他們認為形勢已根本好轉，“58年的勁頭又起來了”，“生産高潮正在開始到來”，過兩年又“可以組織新的躍進”。柯慶施對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提出了一連串的不滿，質問：“十五年趕上英國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他對報告的評價是：“越看越沒勁”。
分歧還出現在對經濟睏難原因主要是“天災”還是“人禍”的認識上。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中說：“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嚮群衆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産，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産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裏也發生了很大的睏難。我問農民：你們的睏難是由於什麽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産生睏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雖然在1960年底也曾明確提到了“人禍”的問題，並且明確指出：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但是考慮到上面提及的兩個因素，毛澤東對劉少奇藉農民之口提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肯定是不滿的。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後回憶這段往事，曾對劉少奇的上述講話作如此評論：“這些話，今天看來很平常，但在當時聽起來的確有些刺激，從而也就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
“人禍”即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究竟有哪些？黨內的認識也是不一致的。劉少奇在書面報告中對群衆運動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有些同志把群衆運動當作是群衆路綫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衆運動就不是群衆路綫。這種看法，顯然是不正確的。”“其實，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决不是真正的群衆運動，更不是群衆路綫。這種所謂'群衆運動’，往往並沒有真正的群衆基礎，而是在強迫命令的情況下進行的，表面上似乎轟轟烈烈，實際上空空洞洞。這種違反群衆路綫的所謂'群衆運動’，不僅不能真正反映群衆的意見和要求，而且損害了群衆的積極性，損害了黨的威信。”“有些同志，醉心於那種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脫離群衆和違反群衆利益的所謂'群衆運動’，誰如果不同意那種'群衆運動’，就被認為是否認群衆的幹勁，潑群衆的冷水，泄群衆的氣。這種看法，顯然也是錯誤的”。
分歧還在於對於錯誤責任的分析上。彭真在1月18日的會上發言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還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麽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雖然彭真仍然小心翼翼地把毛澤東的錯誤說得很輕，但在個人崇拜氣氛日益濃厚的當時，說出這樣的話已屬不易，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氣纔行。
很快，彭真的發言在會上遭到了攻擊。1月19日會議一開始，陳伯達就搶先發言，稱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不管別人的態度如何，問題的關鍵在於毛澤東本人的態度。遺憾的是，毛澤東對自己的錯誤並沒有深刻認識。不錯，毛澤東在會上對於1958年以來所犯的錯誤，是作了自我批評。但這種自我批評，是一般的、籠統的，甚至可說是有些勉強的，在很大程度上作了一種姿態而已。他說，他的錯誤也“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這裏，毛澤東講他要對中央犯的錯誤負責，是出於一個抽象的理由，即他是中央主席，也就是說，他是因為處在主席這個位置上纔要對錯誤負責的，他是代表中央來負領導責任的，主要不是因為他本人有什麽具體的錯誤。“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你怎麽官僚主義？搞了這麽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麽一個命令，直到這次少奇同志報告搞出來我纔知道。可見我的官僚主義相當可觀了。”這裏，與其說毛澤東是在檢討自己的錯誤，倒不如說毛澤東是在為自己辯解。他把自己的錯誤歸結為官僚主義，對於下面做的事情不知情，未能及時糾正下面的失誤，以致造成今日的局面。毛澤東看似在作自我批評，其實是把主要責任推給了下面。 |
|
一、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黨在經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在會上，劉少奇同志代表黨中央提出了書面報告，並講了話．書面報告集中了大傢的意見在肯定成就的前提下，指出“大躍進”以來的主要錯誤、缺點是：工農業生産酌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綫過長，致使國民經濟各部門 的比例關係、消贊和積纍的比例關係失調；在農村人民公社實際工作中，許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混淆了集體所有創和 全民所有製的界限違反了按勞分配原則，犯了颳“共産 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也犯了急於把集體所有製改為全民所有製的錯誤；為急於建立完整的工業體氮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傾嚮擡頭，對農業增長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發展要求過急，致使城市人口徽增，城鄉人口比例同農業生産水平不相適應，城市供應與農業生産均發生睏難．書面報告認為，之所以出現這些錯誤、 缺點，固然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經驗還很不夠，但也同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衆路綫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傢生活和群衆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製原則有密切關係。指標過高、要求過急又助長了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群衆、不民主的錯誤作風．書面報告明確指出，造成這些錯誤、缺點，首先是中央要負氮其次是省委要負氮再其次纔是省以下的各級黨委要負責。
二、發揚了黨內民主，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耍恢復實事求是、群衆路綫的優良作風．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係統闡述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強調了發揚民主、堅持民主集中製對於鞏固無産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極端重要性．他批評一些黨委第一書記個人專斷、一人說了算的，還就近幾年工作中出現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提出了發揚黨內民主，剋服少數人或個人獨斷專橫現象的措施．他強調劉黨的各級額洋人必須有監督。最重要的監督來自黨委本身，或者書記必本身，或者常委本身．大會在貫徹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知帽子“三不主義”的基礎上，開展了廣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中央各部委、各大區、省委的負責問志都作了自我批評，檢查了自己幾年來的錯誤、缺點，聽取了地、縣同志的批評意見。會議前後還為“反右傾”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效同志進行甄別平反。
三、動員全黨全面貫徹“八字方針”，團實抓外因民經濟的調整工作。會議針對當時黨內外一些同忿對起根嚴屜經擦睏難信心不足，甚至感到黨的工作出了問副．自己臉上無光等消極思想，進行分標、教育，絨舞了大：永的信心。書畫報告集中大傢的意見，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加強農業戰綫、增加輕工業和手工業生産、精兵簡政、縮短基本建設戰綫等十個方面的經濟工作任務。周恩來同志在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又進一步提出精隨機構、壓縮城鎮人口、增産農業作物、增加供應市場的工業品生産等八條剋服經濟睏難的主要辦法，這些保證了全黨認識的統一，明確了努力方向，並為後來“西樓會議”和五月中央政治同黨委工作會議確定具體的調整措施，作了必要的準備，由於歷史條件的限製， 一千人大會”區有不足之處。它沒有從指導思想上認識相糾正“左”的錯誤；對當時國內經濟嚴重睏難的程度認識還不一致；不僅未給彭德懷等同志乎反，反而認為廬山會議對她們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這樣，定黨內“左”傾錯誤當然不可能給以徹底的糾正，但是，“七千人會議”畢竟是建國以來我黨召開的一次規模最大大、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决議》指出： “1962年1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件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次會議對於治理實際工作中“左”的錯誤，進一步貫徹“八字方針”，促進國民經濟好轉；對於發揚黨內民主，剋服不良作風等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92年，事隔30年後，鄧小平回憶說：“在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做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廣泛地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它的意義和作用在我們這些親歷者當中永遠不會忘記，我相信歷時愈久，影響愈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