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陰謀案是一次失敗的政變和企圖刺殺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動。於1944年7月20日由一班德國國防軍軍官和另外一些人展開行動。政變的主謀是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上校。其他參加政變的人包括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元帥、路德維希·貝剋上將、埃裏西·赫普納上將、卡爾·格德勒(萊比錫市長)、梅爾茨・馮・基爾海姆上校、阿爾弗雷德·臺爾普神父等等。埃爾溫·隆美爾元帥和京特·馮·剋魯格元帥都被指牽涉其中，最後兩人被迫自殺。
原本計劃
原計劃由施陶芬貝格往東普魯士拉森堡的狼穴在希特勒附近放置計時炸彈，然後立即前往柏林命令部隊起義。並成立一個新的影子政府，由貝剋上將擔任國傢元首，格德勒擔任總理，大部份參與者都希望最終能恢復德國帝製。瓦爾基裏行動是一個軍事計劃，假裝柏林出現工人暴動，派出軍隊鎮壓。利用事件掩護更進一步的軍事部署。
失誤，巧合和炸彈
因為狼穴的高溫和有建築工程進行中，希特勒把會議由地下碉堡轉到地面一棟木建築物內。施陶芬貝格雖然帶了兩枚炸彈，但他衹能夠裝設其中一枚，然後放在一個公事包中。施陶芬貝格在戰爭中失去了一隻手和一隻眼睛令到他能夠以聽覺受損為由靠近希特勒。
施陶芬貝格在下午12時37分把載有炸彈的公事包放在希特勒右方橡木大桌桌腿側，然後在會議中途靜靜地離開了會議室。當時希特勒伏在桌上看著東綫地圖，並聆聽他的軍官敘述戰爭形勢。下午12時42分，炸彈爆炸，橡木大桌被炸成碎片，整棟建築物倒下。施陶芬貝格目睹爆炸認為沒可能有人生還。他與他的副官赫夫特中尉穿過一道又一道的保安封鎖綫離開狼穴，然後飛到柏林會合其他在戰爭指揮部等候的同謀。
爆炸前一刻，一位上校為了看清楚地圖而靠近桌子，卻被施陶芬貝格的公事包絆了一下，於是他把公事包推到桌腿外側。厚實的桌腿為希特勒擋住了爆炸的衝擊，木建築物亦減弱了爆炸的威力。有四人當場死亡，大部份在場人士都受了傷，希特勒也保住了性命，衹受了輕傷。
狼穴方面下達了擊落施陶芬貝格坐機的命令，但中途被空軍的政變參與者截住了。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元帥在到達柏林陸軍總司令部打算指揮政變部隊時被捕。由於消息混亂，令弗利德利希·歐布利特將軍遲遲未有展開瓦爾基裏行動，延誤了四小時直到施陶芬貝格到達柏林。
謀反者並未能占領電臺令到希特勒生還的消息得以傳開。起初，柏林的後備軍的確有執行施陶芬貝格的命令，但後來他們的長官阻止了行動，政變失敗。
近五千人被處死
政變主謀，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上校，弗利德利希·歐布利特將軍，梅爾茨・馮・基爾海姆上校，威納‧馮·赫夫特中尉在當晚被捕，在戰爭指揮部的庭園被槍斃。很多人(包括希特勒)都相信這次就地處决政變主謀是為了不讓他們供出其他參與者。希特勒用行動去回應這次政變，處决了五千名反對他的政權的人，有些被酷刑煎熬至死。
在今天的德國，參與是次政變的人都比稱為抵抗戰士。更有以部份參與者名字命名的街道。
1967年後期，7月20日陰謀案被拍成電影the night of the generals 。
初夏，我在柏林，和同志們輪流在總理府值班。即使希特勒不在總理府，我每周至少也要在那裏度過兩個晚上。衹要一有機會，我便馬上回傢。格爾達已經停止了所有與職業有關的活動，一心一意照顧我們年幼的女兒布裏吉塔，她是4月11日出生的。這些年來，我太太一直在經濟部工作，後來又給一位大學教授做秘書。格爾達和我一樣，能夠自由支配的時間不多。
我們一般不談論國傢大事，既不討論軍事形勢，也不議論我在希特勒身邊的日常工作。即便是今天，這種態度也不會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在我們的親朋好友當中，也沒有人觸及這些話題。沒有理由討論這些，同樣，我們也不談論是不是害怕紅軍。即使是我們經常碰到的那個鄰居，他也沒想過要瞭解更多，儘管他的書架上放着一本《我的奮鬥》。
相反，在嶽父傢，我們倒是經常探討諸如戰爭何時結束這類問題，話題更加廣泛，和格爾達的父親在一起時尤其是這樣。從1943年起，我們便討論這一話題。我想，正是從這一刻開始，在我們看來，德國顯然不會成為這場衝突的勝利者。斯大林格勒戰役後，德國似乎不可能像希特勒所期望的那樣，打贏這場戰爭。
實際上，在最親密的同志之間，那個時候也在談論同樣的話題。有時，我們在列舉這類失敗和一個接一個的重挫時，甚至會提到俾斯麥號裝甲艦的沉沒。如果是和突擊隊其他人在一起，我們常常談論背叛、破壞行為這類問題。我還清楚地記得盟軍登陸後不久總理府流傳的那張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名國防軍指揮官，有人說他是保衛瑟堡或該地區的負責人，他邊喝着酒邊笑，身邊有兩名英軍士兵。據一位同志說，這名少校沒有嚮搶灘登陸的盟軍開一炮。他還說，底片是瑞典大使館提供的。
7月20日拂曉，在“狼穴”司令部度過幾天後，我終於回到了柏林。我先是去奧托·梅斯納辦公室，嚮他轉交一份郵件後，回到傢，躺在沙發上休息。中午剛過不久，格爾達突然把我叫醒，告訴我，總理府打來電話。“情況緊急。”她補充說。我拿起話筒，一個聲音對我說：立即返回總理府。我問發生了什麽事，“什麽也沒有，”對方在電話中說，“你必須立即回來！你明白！”我迅速穿上衣服，跳上前來接我的汽車。
直到下午，我們纔到達總理府。我在大門前下了車，大街上有一隊隊士兵。進入總理府後，我面對的是一片混亂。工作人員、衛兵、警察，所有人都在四處亂竄，樓上樓下、花園裏，人們到處在跑，希特勒的房間由我們的護衛突擊隊守着。奧托·恩斯特·雷曼少校的部隊——柏林衛兵營也在那裏。我最終弄明白了，他們準備迅速占據戈培爾的住處，它正好在總理府的後面，勃蘭登堡門附近。他們部隊的一名成員過來對我說，電話總機室需要人手。同志們已經在工作。我在他們旁邊坐了下來，發現所有的綫路運轉良好。他們簡要地嚮我講述了他們掌握的有關爆炸的情況。希特勒還活着，他們剛剛在戈培爾辦公室和“狼穴”之間建立起電話通信。半小時後，雷曼帶着最後的人馬離開總理府。晚上8時許，我帶着郵件登上了一列郵政專列，它每天都與希特勒的司令部聯繫。
當我到達“狼穴”時，已是早晨7點。一進入安全區域，那裏的寧靜氣氛就讓我感到驚訝。人們或許會認為，這衹是普通的一天。同志們嚮我概述了頭天發生的事情：放在手提箱裏的炸彈、爆炸聲、傷員、死亡以及墨索裏尼的來訪。儘管發生了爆炸，但墨索裏尼仍按原計劃來訪，於下午到達。爆炸發生幾小時後，一切似乎就恢復了正常。電話通信正常，中午的會議照常舉行。總之，司令部的日常生活恢復了以往的節奏。至於現場調查工作、審查和安全措施，則由德意志保衛部負責，與我們無關。
當天晚些時候，我又聽到夥伴亞瑟·亞當的版本，他是希特勒司令部的國防軍報務員，負責看管木屋會議室的總機。他告訴我，施陶芬貝格上校是怎麽馬上成了被懷疑對象的。施陶芬貝格將爆炸裝置放在房間裏的木桌下，不久就離開了會議室。他問亞當，他叫的汽車在哪裏？當時汽車還沒有來。於是，施陶芬貝格打開門，離開現場。亞當說，正在這時，希特勒的國防軍副官魯道夫·施蒙特感到施陶芬貝格的提包礙手礙腳的，便將它挪開。幾分鐘後，窗戶和門被炸彈撕開了。於是，亞當立即喊道：“是施陶芬貝格幹的，是他幹的！看，他的軍帽還挂在衣架上呢！”
爆炸案發生後，我們突擊隊沒有收到特別的命令，我也沒有發現保護希特勒的安全措施有進一步的加強，除了搜身以外沒有別的措施，這一工作仍由德意志保衛部負責。總之，衹是晚些時候，也僅是在柏林的總理府花園內圈定了安全範圍，禁止他人進入。
希特勒在爆炸中似乎衹受了點皮肉傷，肯定會留下後遺癥，但他什麽也沒流露出來。不久，他對司令部的巡視更加起勁。戈培爾來此與希特勒會談，有相當一部分納粹黨的區長和黨的領導人被調換。
我們的工作日在延長。由於前綫戰場的局勢愈來愈令人擔憂，總理府的氣氛異常緊張，空襲警報越發頻繁。每次警報拉響時，我們都會到春天才能完工的地堡裏藏身。希特勒地堡成了一個堅固的地下工事，墻壁有幾米厚。電話中心也進行了加固。
我曾耳聞目睹了一些爭執。大概是爆炸案發生幾周後的一天，我重新回到木屋前站崗，希特勒和威廉·凱特爾元帥在屋子裏交談。屋子的窗戶是開着的，我可以聽到他們的所有談話內容。當談到北方戰綫問題時（似乎是指芬蘭），兩人發生了激烈爭吵，德軍剛剛在那裏遭受慘重損失。面對蘇聯紅軍，德軍展開的火力攻勢已遠遠不足。據我的理解，大約300門大炮已經運到日瓦爾港（塔林），但卻沒人想到去卸下來，可能是由於消息渠道不暢。凱特爾替自己辯護，試圖庇護他的部隊，也為他們辯解。希特勒馬上來氣了，大發雷霆。他大聲喊道：“為什麽沒有得到消息？這種事情怎麽可能？有消息卻沒有得到！如果不能及時得到消息，又怎麽能下達正確命令！剛剛發生的事情是一次失敗，而我是這一失敗的負責人！損失呢？寡婦和孤兒，所有的人都會對我發怒！”
我不瞭解希特勒與凱特爾兩人的關係如何，也不清楚他和國防軍其他負責人關係的性質。也許副官和侍從可以對此提供證明，但我不能，我和他沒有親近到可以瞭解這一切的程度。相反，希特勒的一件軼事嚮我表明，他非常器重費迪南德·捨爾納將軍，這是一名專橫而嚴厲的軍人，以驍勇善戰著稱。
一天，阿爾貝特·鮑曼拿着文件夾來到我面前，文件夾裏放着一些需要希特勒簽字的文件。我剛從奧托·狄特裏希的新聞辦公室回來，手裏還拿着最新的新聞快訊。這時，希特勒進了房間，鮑曼朝他轉過身去，嚮他問候並用開玩笑的口吻開始了交談。他告訴希特勒，我非常希望能有幾天時間回一趟我在西裏西亞的故鄉。希特勒回答他說，我可以走，並明確指出：“可萬一捨爾納知道了此事，我的允許就沒什麽作用了！”戰後幾年，我在蘇聯被關押期間，一名蘇聯軍官對我說，希特勒或許需要十幾個捨爾納纔有可能改變一點本性。
9月份，希特勒病倒了，急性黃疸使他臥床不起。他有好幾天沒有離開地堡的小房間，也不能參加軍事會議了。但一能站立，他便重新出現在參謀部的日常例會上。可是，他的身體還需大約兩周的時間才能完全恢復。疲勞、精力不濟已經寫在了他的臉上。對希特勒來說，這是一個艱難而關鍵的時期，來自前綫的消息總是愈加惡劣。
在這氣氛緊張的日子裏，希特勒决定打發走兩名陪伴他多年的醫生，他們是卡爾·布蘭特和漢斯-卡爾·馮·哈塞爾巴赫。路德維希·斯達姆普菲格中校將取代他們，此人是希姆萊從前的私人醫生之一。莫雷爾醫生則一直沒有變動。
11月底，希特勒踏上了專列，離開“狼穴”回柏林，此後再也沒有回來。幾天前，蘇聯紅軍已進入東普魯士，戰鬥異常激烈。
旅途中沒有遇到任何麻煩。柏林給人的印象是，自7月20日以來（即我匆忙離開的那天），這座城市在狂轟濫炸中已面目全非。希特勒返回總理府後不久，立即决定將司令部搬到西綫戰場。一個重大反攻正緊鑼密鼓地準備着：一次坦剋行動正在秘密組織中，將在阿登地區展開，我們及時獲悉了這一消息。
希特勒及其隨從人員重新登上專列，這次是前往齊根堡，它是一座位於巴特諾海姆的小城，在法蘭剋福以北。當時是12月中旬，我一直是在旅行中。司令部位於一個林區，在山𠔌中。我們睡覺的地堡在地下，那一時期流行這種做法。新總部起名為“鷹穴”，這肯定是希特勒的個人選擇。
我的記憶又模糊不清了。日復一日，會議不斷增加。我站在那裏，發現黨衛軍和國防軍的將軍們一個接一個地跟着希特勒。局勢的發展不可收拾，反攻行動受挫，東綫傳來了最令人擔憂的徵兆。時間已屈指可數，必須立即返回。希特勒重新登上火車，返回柏林，這裏是他最後的司令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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